死于中共劳改农场的毛、邓引路人

在中共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奇人，曾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引路人，在中共也曾身居高位，但后来因为追随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解放后，他先被打成右派，后又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最后竟死于劳改农场。

此人便是汪泽楷。

1.汪泽楷其人

汪泽楷（1894年—1959年12月），笔名杜竹君。曾用名汪士楷、杜叔林。湖南醴陵人。

上一个帖子，本人说过，湘赣出才俊，尤其是湖南的湘潭，以及浏阳、醴陵，江西的萍乡（萍浏醴）尤其集中，还介绍了江西萍乡的蔡绍南、张国焘。没想到，这位又是醴陵的。

从浏阳走出去，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的佼佼人物中，历史杰出人物有谭嗣同等；政治军事的有罗章龙、胡耀邦、王震、杨勇、王首道、宋任穷等；文化艺术的亦有欧阳予倩、娄师白等，学者鸿儒黎介寿、黎鳌等。

醴陵也是名人辈出，共产党方面有李立三、汪泽楷、左权、蔡申熙、宋时轮、晏福生等；国民党方面有程潜、陈明仁、何健等。

萍乡的名人包括张国焘、蔡绍南、凯丰、孔原、吴运铎、甘祖昌、王六生、王林等。

汪泽楷幼年入塾读书，后入醴陵县渌江中学和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毕业， 在此期间结识了毛泽东、萧三等人。同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曾在蒙达尼橡胶厂等处做工。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周恩来等四人同被选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回国后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参与组织安源地区的工运。1925年6月，汪泽楷任中共豫区区委书记，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政治部任组织处长。1926年，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次年四月，参加中共五大。南昌起义时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因追随陈独秀，1929年11月15日，汪泽楷被中共开除党籍。1931年后，历任北平民国大学经济系主任、国民党第二预备师顾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参加陈明仁部队起义。

中共建国后后，汪泽楷历任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和综合资料室主任、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1951年，加入民革。1957年，因整风反右扩大化，加上托派历史问题，被划为右派。 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1959年，判处5年徒刑，同年12月，病逝于湖北沙洋劳改农场。1979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汪泽楷案复查后撤消原判，后恢复了政治名誉。

汪泽楷翻译马克思著《哲学之贫困》（1929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论文集》（1930年）、波克洛夫斯基著《俄国大革命史》（1929年）、保罗·路易著《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编译《印度政治经济状况》（1930年）等书籍。

2.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

１９２２年６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执委会给骨干分子布置发展团员的任务，汪泽楷得到了这样的通知。

哈金森橡胶厂有４０多个中国学生。工厂因住房紧缺，在离厂一里地树林里，搭了一座木棚，作为中国学生的栖身之地。汪泽楷也住在这间木棚里。很快地，他注意到了一位小个子青年，他就是邓小平。

时年１８岁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是１９２１年４月从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蒙达尼的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工休日或上班闲余，邓小平很少出去，总是从别人那里借来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静处阅读。在居住的木棚里，常常发生一些各种思想的谈论和争吵，邓小平每每在旁静听，偶尔也发表意见。汪泽楷印象很深，觉得这是一个思想活跃、追求进步的青年。

按照组织章程，加入“少共”须要两个介绍人。汪士楷找到萧朴生，讲了邓小平的情况，萧欣然应允。

１９２２年６月下旬，邓小平在蒙达尼郊外，与蔡畅等人一道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是这样回忆的：“我在法国的５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４年左右，其余１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在１９２２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和汪泽楷两人。”(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3.南昌起义时的作用

南昌起义，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意义极其重大，汪泽楷作为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形势作出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挽救中国革命。新任省委书记汪泽楷根据当时形势向李立三建言：“城市暴动使共产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南昌暴动仅仅依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张发奎的力量太单薄，张发奎与汪精卫的关系非同一般，也靠不住。”李立三部分地吸收了汪泽楷的意见。

2017年，在迎接建军90周年之际，南昌起义纪念馆重新进行布展，在“民众支援”板块中作了这样的表述：南昌起义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的大力支持，1927年7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在盐义仓女子师范学校主持召开省市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动员各界民众积极配合起义军，做好交通、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

4.毛泽东“引兵井岗”的指路人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的过程中，从放弃攻浏阳打长沙的原定战略，决定退兵湘南，到后来改变目标，在莲花确定转兵井冈山，是一件决策非常复杂，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

秋收起义部队从浏阳退出后，原计划取道湘赣边境前去湘南汝城，并无落脚井冈山的打算，只是行军至莲花接到江西省委来信之后，毛泽东根据局势变化的情形，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了率队上井冈的抉择。以后的结局证明，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危困时期最具长远战略目光和决定性意义的最佳选择。在此，作为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除为秋收暴动呕心沥血，积极配合、推进外，还对帮助毛泽东下定决心率部队上井冈山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年８月中旬，湖南浏阳工农义勇队（即其后的工农革命军第３团）到达江西高安后，县委书记潘心源派浏阳工农义勇队第4团队团部书记宋任穷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到底是追赶叶贺大队还是留在湘赣边界参加秋收暴动。宋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曾多次回忆到这一情况。他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委，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汪听了宋的汇报后，对宋讲道：“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收暴动的队伍正向莲花退却，你去告诉毛泽东，要他们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接着，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要宋携去追赶毛泽东的部队。

细心的汪泽楷担心路上关卡重重，对宋任穷叮嘱道：“此信十分重要，路上钱少了不行，一定要多带上钱保证尽快将信亲手交给毛泽东！”随即，他让工作人员把100块银圆作为路费交给宋任穷。宋任穷回忆：“让我带100个‘袁大头’作路费，把我吓着了，太重，太危险。那人说，无论如何你要带60块银圆，没有就会行动不方便。”出于安全考虑，汪泽楷还让省委交通员一同前往。

尽管宋任穷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但深知此信的分量。为了确保安全，他到街上买了一些纸，将省委的密信夹在其中。随后，宋任穷怀揣密信和60块银圆跟交通员出发了。宋任穷回忆：“当时把密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走不了一会儿就下意识地摸摸自己内衣里用草纸夹藏的密信。”

宋任穷见到了毛泽东。宋任穷回忆：“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把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交给毛泽东，并作了汇报，把剩下的银圆，包括途中吃饭时的零找钱统统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完汇报、看完密信后，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任穷讲：“你一路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团部休息去吧。”

汪泽楷的老家湖南醴陵离井冈山不远，他对井冈山一带非常了解，而且曾做过调查：罗霄山脉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易受反动势力骚扰；中段地势较好，可攻可守，离大都会较远，没有地方民团，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南段虽好，但党的群众基础较弱。他在密信中对部队退到什么地方、落脚点在哪里等问题，都提出了重要意见。

毛泽东在这之前对井冈山这一地方，有两次了解的机会。一次是１９２７年３月下旬，在衡阳区委听李少山讲到“金刚山”；另一次是秋暴前夕的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听到第２团团长王兴亚讲起井冈山，讲起袁文才。但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还没有到那里去的意识。汪泽楷密信的提示，恰合时机的点拨，使毛泽东的思考更全面和成熟，于是决定转兵宁冈。作为省委书记，汪泽楷对于赣西宁冈、永新几县的大致情形，包括中共掌握之下的袁文才队伍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他认为秋收暴动的余部应该避开敌人实力雄厚的城市区域，退到一个既偏僻又有革命基础的地方去休养生息，这个理想之地自然是以宁冈为中心地段的井冈山了，所以在信中明示毛泽东“应退赣西宁冈”。毫无疑问，汪的这一密信对于毛泽东做出转兵井冈山的决策，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不少历史学者这样认为：若无汪泽楷的密信，秋收起义部队是不会落脚宁冈的，这就没有其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