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故旧,李达、章士钊文革中为何境遇不同?

李达、章士钊，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又同为主席故旧，但二人在文革中的境遇明显不同，一个惨遭迫害致死，一个受到保护，安然活到文革后期，为何？

1.李达其人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中共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

1920年，李达从日本留学归国，随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共上海小组，筹备和组织中共一大，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2年至1923年，应毛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离中共。

 1927年至1941年，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地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 ，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 。 

1966年8月24日，化名“李三”，入住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普通病房的李达逝世，次日被火化。

2.章士钊其人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曾任民国北洋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民国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新中国成立作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3.李达、章士钊在文革中的境遇

19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

批判李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举行各种群众大会，李达被叫到会场上接受批判，被按下头认罪。二是在报刊上发表各种声讨文章。但一开始报刊电台并没有点李达的名字。其中原因，王任重深知毛和李的关系，他曾经三次请示过毛。第一次是在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不表态；第二次是在上海会议期间，毛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因此有一段时间湖北报纸、电台对李达的名字都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

６月３０日，李达被湖北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

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毛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在武大教育工作队掌控下的李达并没有享受到“吃饭、睡觉、拉巴巴”的“优待”。当时，校卫生科停止了对李达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8月上旬，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没有得到批准。8月13日晨，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19日晨，又高烧39.4℃，从床上摔下；但直到22日早上，奄奄一息的李达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并不准夫人石曼华前去护理。身为6级高干的李达化名“李三”被安排入住普通病房。24日，李达病逝。

4.章士钊在文革中的境遇

文革一来，红卫兵不知这些底细，一查章士钊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章士钊吓坏了，马上向毛求救。信中请毛“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据他女儿章含之记载，8曰30日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跟着就派兵站岗。毛9曰1日亲笔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5.李达与毛的关系

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一大。中共现在认定这次会议是其创始大会，参加者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

1948 年初，毛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给李达带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信的言语十分的巧妙，随后毛又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 年 5 月 14 日，李达辗转来到北平。毛亲赴车站迎接，5 月 18 日，李达受毛的邀请，赴毛的住处叙谈，二人谈至深夜，毛见李达已有倦意，就留李达睡在自己的床上，并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

6.章士钊与毛的关系

1917年，章士钊到北大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章去北大和他的老同乡杨昌济有关，那时杨在北大当教授，毛在北京时就住杨家。章毛在那时就认识了。众所周知，杨昌济对毛极为欣赏，杨的女儿就是毛的结发妻杨开慧。据说有关毛杨婚事，章士钊大表赞成。20年，毛为筹措经费，持杨昌济手书往见章士钊。章士钊还真给毛筹了2万大洋，这在那时可是笔巨款，可以说毛的第一桶金就得自章。所以建国后，才有毛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人民币，说是还款，这是后话。

7.李达、章士钊文革中境遇不同的可能原因

李达作为饱学之士，一定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

还有一事，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

章士钊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其他民主人士绝然不同。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建政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的“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章伯钧、张东逊、罗隆基就是代表。而章士钊却一直清醒。写了本《逻辑指要》送给蒋介石，再写《柳文指要》请毛批阅，却从不谈什么民主自由。章士钊能圣宠不衰，原因之一是他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其二，就是他从来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才能为中所用。

56年，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章看出苗头，主动要求去香港，借助他在国民党中的人脉，为中共传消息。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就和现在的一国两制差不多。信中还有“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种话，想以乡情打动蒋。

章士钊给了毛第一桶金，而且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又不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可为国共两党传递消息，对毛有恩更有用。所以在文革遇难时，毛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