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的兴衰

大国竞争曾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的现象，但现在却卷土重来。” 川普总统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如是说，一行字概括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过去十年来一直在自己和全世界讲述的故事（下图 Foreign Affairs/Ivo Daadler/Newsweek）。后冷战时代，美国通常尽可能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并将它们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但在201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共识：合作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战略必须把重点放在华盛顿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竞争上。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就是要确保领先于中俄。

川普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华盛顿的竞争对手“正在争夺我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其对自身有利”。因此，他于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指出，国家间战略竞争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2021年，民主党的拜登就任总统，美国外交政策也随后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巨大变化。但大国竞争仍然是主旋律。2022年，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警告称：“我们愿景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挑战来自那些将威权治理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相结合的大国。” 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政策的唯一目标就是“战胜”中国并遏制咄咄逼人的俄罗斯。

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的入侵及不断加大力度，中国大陆明确表明其对台湾的意图，以及这两个威权大国加深关系并与其他美国竞争对手加强合作，人们预测华盛顿只会强化其大国竞争的指导方针。拜登在其四年任期期间延续了大部分川普1.0政府的大国竞争政策，尤其是与中国大陆竞争的政策，让人们普遍预测川普2.0政府将延续川普1.0和拜登政府时期的大部分政策，从而将是一个“川普-拜登-川普”的外交政策。

但是，美国特使威特科夫8月6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非常有益且富有建设性”会谈，以及川普总统反复表达他对大陆领袖的尊重和访问北京的愿望，与大国间的激烈竞争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川普2.0任期的头两个月，就让从专家学者到盟国友国大跌眼镜 - 川普果然并非凡人，以惊人的速度粉碎了他亲手缔造的共识，给国际政治局面带来了底儿朝天的变化。川普不再与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竞争，而是希望与它们合作，寻求达成一些在他1.0任期内看似与美国利益相悖的交易。川普明确表示，他支持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即使这意味着公开羞辱乌克兰人，同时拥抱俄罗斯，在允许其占领乌克兰大片领土的条件下明天（星期五，8月15日）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下图 facebook/Instagram/BBC）。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持续紧张，尤其是在川普关税政策生效以及中国大陆报复威胁迫在眉睫之际。但川普已暗示，他寻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一项广泛的和解，并且对北京的关税征收再推延90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川普顾问告诉《纽约时报》，川普希望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敲定贸易、投资和核武器方面的条款。与此同时，川普不断加大对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和加拿大（他希望迫使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经济压力，并威胁要夺取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几乎一夜之间，美国就从与其咄咄逼人的对手竞争，变成了欺凌其温顺盟友的恶霸。

或许川普的这种“逆天”行为，出于他不循规蹈矩的大国竞争策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得更近是大国政治的巅峰之作 - 甚至是“反向基辛格”，旨在分裂中俄伙伴关系。又或者，川普只是在追求一种更具民族主义风格的大国竞争，这不就是政治强人习近平和普京、以及印度的莫迪和匈牙利的欧尔班的竞争模式吗。但现在画面正变得更加清晰 - 川普的世界观并非大国竞争，而是大国勾结：一种类似于19世纪塑造欧洲的“协调”体系。川普想要的是一个由强人领导的世界，他们共同努力 - 并非总是和谐，但总是有目的性 - 将共同的秩序愿景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完全停止与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竞争：大国竞争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特征，无容质疑将持续存在。但过往的实践证明，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柱既目光短浅也不可持续。如果历史能为川普的‘新政’提供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事情可能会以糟糕的结局收场。

近日，卫斯理/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政治学教授戈达德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的文章，分析川普2.0政府实施的对外政策，以及可能的结局。以下为该文主要内容。

大国竞争的内涵 

川普1.0和拜登任期的外交政策核心是与主要大国对手竞争，但“大国竞争”从未描述过一个连贯的战略。制定战略意味着领导人已经定义了具体的目标或成功指标。例如，在冷战期间，华盛顿试图增强其实力，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和影响力。相比之下，尽管现在华盛顿明确了其竞争对手，但它很少具体说明竞争发生的时间、方式和原因。因此，这个概念的灵活性极高。“大国竞争”可以解释川普威胁要放弃北约，除非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因为这样做可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免遭搭便车（下图 CNN）。但这个词也适用于拜登对北约的再投资，该投资旨在重振一个民主国家联盟，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影响。

大国竞争并非定义某种具体的战略，而是代表着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政治叙事，它为了解美国决策者如何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以及他们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在这一叙事中，美国是主角。有时，这个国家被塑造成强大而令人敬畏的英雄，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实力。但华盛顿也可能被描绘成受害者，就像川普2017年的战略文件一样，该文件将美国描绘成一个面临“危险的世界”，竞争对手“正在积极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有时，该叙事也存在配角：例如，在拜登看来，民主国家共同体是确保全球经济繁荣和保护人权的必要合作伙伴，又曰‘配角’。

反过来，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则成为主要的对手。尽管伊朗、朝鲜以及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其中，但北京和莫斯科作为削弱美国阴谋的主要实施者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可说是名副其实。对川普来说，这一叙事的根基在于国家利益：这些修正主义大国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但在拜登政府时期，该叙事聚焦于理想，利益并非首要因素，拜登更关注秩序，安全排在之后。华盛顿必须与主要的专制大国竞争，以确保民主的安全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韧性

尽管优先不同，从川普1.0，到拜登政府，再到川普2.0，美国政府的总体叙事脉络始终如一：咄咄逼人的对手试图损害美国的利益，华盛顿不得不做出回应。这种世界观一旦确立，便赋予了事件特殊的意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是对乌克兰的攻击，也是对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攻击。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军事集结并非为了捍卫北京的核心利益，而是为了损害华盛顿的利益，扩大北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国竞争意味着科技不可能保持中立，美国需要将中国大陆排除在欧洲的5G网络之外，并限制北京获取半导体的渠道。非洲国家的对外援助和基础设施项目不仅仅是发展的工具，更是争夺主导地位的武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甚至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都成为了争夺霸权的舞台。如今，一切似乎都成了大国之间的竞争。

大国协调治理 

川普在其1.0任期内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的对手很强硬，他们顽强不屈，并且致力于长远发展 - 但我们也一样，…… 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整合我们国家实力的各个方面，我们必须动用我们国家实力的所有工具进行竞争。”但川普连任后改变了策略。他的做法依然粗暴且具对抗性。为了迫使其他国家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他毫不犹豫地威胁要施加惩罚 - 通常是经济惩罚。然而，川普现在不再试图打败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而是想说服它们与他合作，共同管理国际秩序（下图 NIKKEIASSIA/ABCNEWS）。他现在讲述的是一个共谋而非竞争的叙事；一个协同行动的故事。在1月中旬与习近平通话后，川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写道：“我们将共同解决许多问题，而且立即开始。我们讨论了平衡贸易、芬太尼、TikTok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习近平主席和我将尽一切努力，让世界更加和平安全！” 同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商界领袖会议上，川普若有所思地说道：“中国可以帮助我们停止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他们对局势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将与他们合作。”

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撰文回忆二月份与普京的通话，“我们都回顾了我们两国伟大的历史，以及我们在二战中并肩作战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都谈到了各自国家的优势，以及未来合作将带来的巨大利益。”三月份，当川普政府成员与俄罗斯同行就乌克兰的命运进行谈判时，莫斯科明确表达了对未来的潜在看法。俄罗斯外交部和安全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成员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模式，让俄罗斯和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共存，互不干涉对方的利益范围。”沃伊托洛夫斯基补充道，俄方明白川普“以商人的身份”把握着这一前景。大约在同一时间，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接受评论员卡尔森（Tucker Carlson）采访时，探讨了美俄合作的可能性。维特科夫是一位房地产巨头，一直深度参与与俄罗斯的谈判。“共享海上航线，或许可以共同向欧洲输送（液化天然气），或许还可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维特科夫说道。“谁不想看到这样的世界呢？”

在寻求与对手达成妥协的过程中，川普或许打破了近期的惯例，但他正在利用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敌对大国应该携手共进，共同管理混乱的国际体系，这一理念在历史上许多时期都曾为各国领导人所接受，尤其是在灾难性战争之后，这些战争迫使各国寻求建立一个更可控、更可靠、更具韧性的秩序。1814年至1815年，在法国大革命和席卷欧洲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主要列强齐聚维也纳，旨在建立一个比19世纪均势体系（当时几乎每十年就会爆发一次大国战争）更为稳定和平的秩序。其结果是“欧洲协调”，最初包括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和英国（下图 ATzirkotis）。1818年，法国受邀加入。

作为相互承认的大国，协调成员国被赋予特殊的权利和责任，以缓和欧洲体系中破坏稳定的冲突。如果发生领土争端，欧洲领导人不会试图利用争端来扩张自身权力，而是会聚在一起，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觊觎扩张至奥斯曼帝国，而1821年希腊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似乎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作为回应，奥地利和英国呼吁俄罗斯保持克制，认为俄罗斯的干预将严重破坏欧洲秩序。俄罗斯最终做出了让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承诺：“我必须表明自己坚信我创立联盟的原则。” 在别的时候，当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威胁到秩序时，大国会齐聚一堂，确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即使这意味着放弃重大利益。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协调机制将大国间的竞争引导至合作。然而，到了19世纪末，该体系却崩溃了。事实证明，它无力阻止其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在三次战争中，普鲁士无一例外地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国，巩固了其作为统一德意志的领袖地位，打破了稳定的力量平衡。与此同时，这些帝国在非洲和亚洲日益加剧的竞争也让协调机制难以应对。

但大国能够而且应该共同承担引导国际政治责任的理念却逐渐扎根，并时不时地重新出现。这种协同理念引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构想，他将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视为“四大警察”，在二战后维护世界安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设想了一个后冷战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苏联将继续被视为一个大国，并与其昔日的敌人合作，共同维护欧洲的安全环境。随着华盛顿的相对实力在本世纪初有所减弱，一些观察家敦促美国与巴西、中国大陆、印度和俄罗斯合作，为新兴的后霸权世界提供类似的稳定。

瓜分世界 

川普对大国协调的兴趣并非源于对这段历史的深刻理解。他的喜爱源于一时冲动。川普看待外交关系的方式与他看待房地产和娱乐业的方式很相似，只是规模更大。正如在这些行业中一样，一群精英权力掮客之间也存在着持续的竞争 - 他们并非不共戴天的死敌，而是相互尊重的平等伙伴。每个人都掌管着一个帝国，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中国大陆、俄罗斯和美国或许会以各种方式相互竞争以获取优势，但他们都明白，他们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体系中，并且掌控着这个体系。因此，大国之间即使在竞争的同时，也必须相互勾结。川普认为习近平和普京是“聪明、强硬”的领导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下图 THE KYIV INDEPENDENT/Global News）。他强调，尽管华盛顿仍然比北京强大，也远强于俄罗斯，但他会与他们相处融洽，平等相待。正如欧洲协调一样，平等的观念至关重要：1815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物质上无法与俄罗斯和英国匹敌，但尽管如此，他们仍被视为平等的国家。

在川普的美妙叙事中，美国既不是国际体系的英雄，也不是受害者，它有义务向世界其他国家捍卫其自由主义原则。川普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承诺，美国将再次引领世界，并非凭借其理想，而是凭借其雄心壮志。他承诺，追求伟大的动力将带来物质力量，以及“为这个充满愤怒、暴力和完全不可预测的世界带来新的团结精神”的能力。自他发表此次演说以来的几周里，显而易见的是，川普寻求的团结对象主要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在大国竞争的叙事中，这些国家被定位为不可调和的敌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主导的秩序。而在协调的叙事中，北京和莫斯科不再是纯粹的对手，而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与华盛顿合作维护其共同利益。这并不是说协调伙伴会成为亲密的朋友；远非如此。协调秩序将继续存在竞争，因为这些强国都在争夺优势。但每个国家都认识到，必须缓和彼此之间的冲突，以便能够对抗真正的敌人：混乱的力量。

在川普的新协调愿景中，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必须被视为志同道合者，共同平息猖獗的动乱和令人担忧的社会变革。美国将继续与其同行竞争，尤其是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大陆竞争，但不会以帮助川普及副总统万斯口中的“内部敌人”为代价：非法移民、伊斯兰恐怖分子、“觉醒”的进步人士、欧式社会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下图 npr/Youtube）。强国协调要发挥作用，成员国必须能够追求自身野心，而不践踏其他成员国的权利（相反，践踏非成员国的权利既可接受，也对维持秩序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划定强国有权在哪些区域进行不受约束的扩张和统治。在欧洲协调中，强国允许其他成员国在公认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干预，例如奥地利在1821年镇压了那不勒斯的革命，以及俄罗斯残酷镇压波兰民族主义 - 它在整个19世纪屡屡这样做。

按照当代协调的逻辑，美国允许俄罗斯永久占领乌克兰领土，以防止莫斯科认为的地区安全威胁，这合情合理。正如学者拜尔斯（Andrew Byers）在2024年川普任命他为主管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前不久所提出的，美国“从菲律宾撤军或武器系统，以换取中国海警减少巡逻”也是合情合理的。协调思维甚至会留下这样的想法：如果中国大陆决定控制台湾，美国将袖手旁观。作为回报，川普会期望北京和莫斯科在他威胁加拿大、格陵兰和巴拿马时保持袖手旁观。

正如“协奏曲叙事”赋予大国随心所欲地安排体系的权利一样，它也限制了其他国家发出声音的能力。19世纪的欧洲列强几乎不关心小国的利益，即使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1818年，在南美洲经历了十年革命之后，西班牙面临着其在西半球帝国的最终崩溃。列强在亚琛开会，决定帝国的命运，并讨论是否应该介入恢复君主制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并未被邀请到谈判桌上。同样，川普似乎也不太愿意让乌克兰参与其命运的谈判，更不想让欧洲盟友参与其中：川普曾表示，他和普京及其各种代理人将通过“瓜分某些资产”来解决问题。基辅只能接受结果。

所有领域的总和 

在某些情况下，华盛顿应该将北京甚至莫斯科视为合作伙伴。例如，重振军备控制就值得欢迎，这需要的美、中、俄之间的合作比大国竞争的叙事所能允许的更多。因此，这时“协调一致”的叙事会颇具吸引力。通过将全球秩序移交给强国强权，世界或许可以享有相对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冲突与混乱。但这种叙事扭曲了强权政治的现实，掩盖了协调一致行动的挑战。

首先，势力范围远非川普认定的那样很容易划定和管理（下图 Newsweek/Atlantic Council）。即使在协调机制的鼎盛时期，列强也难以界定其势力范围的边界。19世纪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不断争夺德意志邦联的控制权。法国和英国争夺低地国家的主导地位。事实证明，近期建立势力范围的尝试同样困难重重。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设想和平地共同管理二战后的世界。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在各自势力范围的边界上争斗，先是在新秩序的核心德国，后来又在朝鲜、越南和阿富汗等边缘地区。如今，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存，列强更难以划定世界版图。复杂的供应链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将无法划定明确的界限。而诸如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问题几乎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封闭的范围内，单个大国无法控制它们。

川普似乎认为，更具交易性的方式可以规避意识形态差异，否则这些差异可能会阻碍美国与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合作。然而，尽管大国表面上团结一致，但协调机制往往掩盖而非缓解意识形态摩擦。欧洲协调机制内部很快就出现了这种裂痕。在早期，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等保守势力组建了各自专属的“神圣同盟”，以保护其王朝体系。他们将美洲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视为生存威胁，其后果将波及整个欧洲，因此需要立即作出反应以恢复秩序。但在更为自由的英国，领导人认为这些起义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尽管他们担心起义可能造成权力真空，但英国人并不倾向于干预。最终，英国与新兴自由国家美国合作，封锁西半球，阻止欧洲干涉，并以英国海军力量默许门罗主义。

不难想象，在一场新的具交易性的协调中，类似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会上演。川普或许并不在意习近平如何管理其势力范围，但中国大陆动用武力镇压台湾民主的形象，很可能激起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反对，就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激怒了民主国家的民众一样。迄今为止，川普能够基本扭转美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政策，而无需付出任何政治代价。但《经济学人》和YouGov在3月中旬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7%的美国人不满意川普对战争的处理方式，49%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整体外交政策。

当大国试图压制现行秩序的挑战时，往往会引发反弹，催生出试图打破其权力控制的行动。民族运动和跨国运动可以逐渐削弱“协调”的力量。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大国试图遏制的民族主义革命力量不仅在整个世纪中不断壮大，而且还彼此建立了联系。到1848年，这些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在欧洲各地发动协调一致的革命。虽然这些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它们所释放的力量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的德意志统一战争中对“协调”造成了致命打击。协调一致的叙事表明，大国可以联合行动，无限期地遏制不稳定力量。但常识和历史都表明并非如此。俄罗斯和美国或许能够成功地在乌克兰建立秩序，通过谈判划定新的领土边界，冻结冲突。这样做或许能带来暂时的平静，但可能无法带来持久的和平，因为乌克兰不太可能忘记失去的领土，而普京也不太可能长期满足于现状（下图 USNI News/npr）。中东是另一个大国勾结难以促进稳定与和平的地区。即使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三国和谐合作，也很难想象它们能够促成加沙战争的结束、阻止与伊朗的核对抗，并稳定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的局势。

挑战也将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正在崛起的“中等”强国。19世纪，像日本这样的新兴强国要求加入大国俱乐部，并在贸易等问题上享有平等地位。如今，国际等级制度将更加难以维持。小国几乎不承认大国拥有任何决定世界秩序的特殊权利。中等强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机构 - 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安全组织 - 以促进集体防御。欧洲一直在努力建立独立的防御体系，但可能会加倍努力保障自身安全并援助乌克兰。过去几年，日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网络，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更有能力在该地区采取独立外交行动的大国。印度不太可能接受被排除在大国秩序之外，尤其是如果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在其边境的实力增长的话。

要应对大国勾结带来的所有问题，借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策略至关重要。俾斯麦善于操纵欧洲协调机制，使其为己所用。俾斯麦的外交手腕甚至可以瓦解意识形态一致的盟友。1864年，普鲁士准备与丹麦开战，争夺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的控制权。俾斯麦援引欧洲协调规则和现有条约，将英国边缘化，因为英国领导人曾誓言要维护丹麦王国的完整。他利用非洲的殖民竞争，将自己定位为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诚实中间人”。俾斯麦反对19世纪中期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势力，因此他是一位反动保守派，但并非被动应对。他仔细思考何时镇压革命运动，何时加以利用，就像他在追求德国统一的过程中所做的那样。他雄心勃勃，却不受扩张主义冲动的束缚，常常选择克制。例如，他认为没有必要在非洲大陆建立帝国，因为这只会让德国与法国和英国发生冲突。

可当今的大多数领导人，无论他们如何高看自己，都不无法媲美俾斯麦。许多人更像拿破仑三世。这位法国统治者在1848年革命接近尾声时上台，并认为自己拥有非凡的能力，能够利用协调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试图挑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以扩大自己在德意志邦联的影响力，并试图组织一次盛大的会议，根据民族运动重新划定欧洲边界。但他彻底失败了。他虚荣、情绪化、易受奉承和羞耻感的驱使，要么被大国同僚抛弃，要么被操纵着听命于他人。结果，俾斯麦在拿破仑三世身上找到了推动德国统一所需的傀儡。那么川普作为领导者，他的表现将如何呢？就他的过往记录来看，他或许会成为俾斯麦式的人物，用威吓和虚张声势来迫使其他大国做出对他/美国有利的让步。但他同样可能被人/它国利用，最终像拿破仑三世一样，被更狡猾的对手击败（下图 history/THE NEW YORKER）。

合作还是共谋？ 

世纪大国间的“协调”建立后，欧洲列强维持了近40年的和平。对于一个几个世纪以来饱受大国冲突蹂躏的大陆来说，这无疑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或许可以为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减少共谋、增加合作的叙事，一个大国齐心协力、不仅推进自身利益，也推进更广泛利益的叙事。最初的“协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领导人在大陆治理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并致力于避免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协调”也制定了管理大国竞争的规则。这些规则并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则，后者试图用法律程序取代强权政治。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共同制定的“经验法则”，指导大国在冲突谈判中发挥作用。它们制定了关于何时介入冲突、如何分配领土以及由谁负责维护和平的公共物品的规范。最后，“协调”最初的愿景将正式审议和道德劝说作为合作外交政策的关键机制。“协调”依赖于将大国聚集到一起讨论其共同利益的论坛。

很难想象川普会精心策划这样的“协调”安排。川普似乎认为，他能够构建一种协调，并非通过真正的合作，而是通过交易手段，依靠威胁和贿赂迫使其合作伙伴走向共谋。而且，作为一个惯于违反规则和规范的人，善变的川普似乎不太可能坚持任何可能缓解大国之间必然会爆发的冲突的准则。同样，也很难想象普京和习近平会是开明的合作伙伴，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自我克制、化解分歧。  

值得铭记的是“欧洲协调”是如何终结的：首先是欧洲大陆爆发了一系列有限战争，随后帝国主义冲突在海外爆发，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竞争加剧时，该体系无力阻止冲突。当精心的合作沦为纯粹的勾结时，“协调”的叙事便沦为童话。该体系在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狂潮中崩溃，世界陷入战火之中。

* 本文作者戈达德（Goddard） 现任职卫斯理/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担任该著名私立大学副教务长和Betty Freyhof Johnson ’44 政治学教授。

参考资料 

Goddard .S. E.（2025p）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ise-and-fall-great-power-com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