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成绝响？

“后西方世界”通常用来预示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如中国，还有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等等。伴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西方”本身作为一个连贯且有意义的地缘政治实体正在消亡。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的西方，在陷入困境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因川普2.0的任期而遭受致命的一击（下图 facebook/cryptorank）。

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由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组成的紧密团结的俱乐部，为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石。该集团的团结不仅因为成员国对威胁的共同认知，也植根于对建立在自由社会和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开放世界的共同承诺，以及捍卫这一秩序的集体意愿。该集团，也即所谓的“西方”，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在战后融入了美国的同盟体系，并采纳了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西方在冷战期间的两极冲突中不但完好无损，甚至还在苏联垮台后通过北约和欧盟的扩张，揽括了一些前苏联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共和国。

在过去的80年中，西方国家为推进其共同目标，创建了包括北约，G-7，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许多机。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国家还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和G-20的多边框架内具有协调政策立场。

诚然，诸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对北约一体化指挥结构的挑战、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导弹危机，以及2003年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引发的跨大西洋联盟的激烈争论等分化事件和紧张局势，削弱了西方的团结。但这些事件对西方凝聚力的考验，远不及川普重返白宫一事严峻。自今年1月就职以来，川普总统在外交、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上大力推行“美国优先”。川普心中的美国，是极端民族主义、主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交易主义。他蔑视联盟、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他几乎不关心民主、人权和发展，并且基本摧毁了美国在海外推广这些内容的能力。川普总统否认美国在促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包括开放贸易、金融稳定、减缓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和核不扩散。他提倡一种更为模糊的西方文明概念，并对西方在地缘政治中的持久重要性表示怀疑。

川普总统的转变令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们震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在今年4月悲叹道：“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已不复存在”。可就在6月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继续奉承、取悦和哄骗川普，以掩盖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冯德莱恩的观察在继续发酵，因为它与许多国家领袖私下讨论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一次西方可是真的前途多舛。但西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的消亡，将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它将使开放的、受规则约束的国际秩序失去其历史基石和进步的主要动力。西方影响力减弱乃至消亡的趋势将危及自由主义原则，加速非自由多边主义的兴起。国际秩序将由威权大国塑造甚至主导，并且会极其粗糙、简陋且混乱。因此，威权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是一个比西方主导打造的那个世界更少和平、更少合作的世界。以上为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会全球秩序和机构计划的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发表在9月18日一期的《外交事务》网上、题为“What happened to the West?”一文简介，该书主要内容如下。

受信任的帝国

冷战期间，西方崛起为一个连贯而统一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主要成员为民主国家。西方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即所谓的“东方”。这种两极格局并非美国在二战期间设想的国际体系。美国战后规划者们的世界蓝图，是一个基于普遍成员制、多边原则以及大国礼让与合作的开放国际秩序，具体体现在新成立的联合国身上。美苏间的对抗挫败了这些精心策划的计划，并导致美国采取了遏制政策。面对苏联东欧（华沙条约）集团的咄咄逼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政治、经济以及最终的军事上团结“非苏联世界”。

因此，遏制共产主义的理论催生了一个更具地缘政治性的西方，由北约、一体化的欧洲和经合组织等构成（下图 HISTORY）。西方成为秩序中的秩序，一个市场民主国家俱乐部，嵌套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体系中。这个全球体系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大型会员组织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内部秩序逐渐囊括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更加多元化的市场民主国家。西方因此不仅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国家，西方更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的非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如属于东方（中国）文化的日本。

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信仰支撑着西方的团结。1949年《华盛顿条约》（北约成立时）的序言承诺，北约成员国将“维护其人民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原则的自由、共同遗产和文明”。这些承诺切实影响了盟国的行为，塑造了西方国家如何理解其国家利益、如何相互沟通以及如何解决偶发争端。由此，内部秩序成员之间爆发战争的想法变得不可想象。除了共同的理想之外，华盛顿的共识性领导风格还弱化了美国主导地位的现实。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在其首次就职演说中就认可了这一定位，其措辞在今天看来乃昨日黄花：“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命运赋予我国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因此，我们理应再次向我们的朋友们保证，在履行这一责任的过程中，我们美国人深知并观察到世界领导地位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坚定与强硬之间的区别；深思熟虑的目标与对紧急刺激的突发反应之间的区别。” 就美国在西方享有的统治权而言，历史学家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称（美国）为“受邀而来的帝国”。

即使在苏联及其东欧国家解体之后，“西方”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地缘政治概念和实体。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并没有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和对手，也没有试图削弱美国的单极地位。事实上，当时人们普遍天真地期望，随着其他国家接受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以及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规范架构，世界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也即西方，将势不可挡地扩张至世界更多地区。

然而，西方非但没有普世化，反倒是形形色色的主要大国和地区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崛起（下图 LSE/Youtube）。这些崛起中的国家不仅致力于在国际机构中提升自身话语权，有时甚至挑战这些机构的组织原则。西方开始更加渐进、更加微妙地呈现出一种更加文明的维度，而“9·11”袭击事件、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以及2010年代大规模移民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本土主义愤怒加速了这一进程。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西方国家的团结依然坚定，即使在川普动荡的第一个任期之后也是如此。在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发达市场民主国家群体复苏，他们不仅对美国的安全保障充满信心，也对华盛顿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更广泛承诺以及建立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愿景充满信心。总体而言，西方各国政府继续追随华盛顿的脚步，因为他们将美国视为稳定的投资，并相信如果情况变得艰难，美国会支持他们并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安排，其基础是对共同价值观、共同规则和相互义务的承诺。

信任不再  

然而，在川普2.0任期八个月后，这份信任如今已然破碎。在六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美国的盟友们顽强地试图掩盖日益加剧的摩擦，包括川普征收高额关税、威逼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单方面打击伊朗核设施等问题（下图 Youtube/npr）。在与会领导人纷纷点头称是，赞扬总统果敢的后面，是他无情的霸凌行径背离了长期以来美国将西方国家关系与其它国家外交区别开来的协商式外交风格。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再也不能将华盛顿的安全保障视为理所当然。川普的夸夸其谈和反复无常已导致许多欧洲国家增加了国防开支，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并且与西方统一的地缘政治理念并无本质上的冲突。但川普也疏远了盟友，让欧盟重启了战略自主努力。战略自主将使欧盟不仅能够在军事上发挥其影响力，还能走上一条独立的地缘政治道路。在亚太地区，盟友们也担心美国会突然取消对他们的安全保护。随着川普以大规模关税冲击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的盟友们也在采取行动，使其商业选择多样化，并与更可靠的伙伴合作，从而重塑全球贸易体系。这种避险行为与公众情绪相符。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美国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对跨大西洋联盟的信心也在减弱。2025年春季，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比较可靠的盟友”，低于一年前的75%以上。

川普脱离西方后，七国集团（G-7）成了一个制度上的牺牲品。自20世纪70年代成立以来，七国集团一直是西方团结的象征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它将最重要的发达市场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以及欧盟。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认为七国集团即将消亡，当时它面临着被二十国集团（G-20）超越的风险，但2014年，当时八国集团的西方成员国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和吞并克里米亚而将其驱逐出境，七国集团却强势回归。然而，川普一再批评俄罗斯被驱逐，并毫不掩饰他对七国集团的蔑视，甚至愤然退出了2018年的峰会。如今，许多观察家将该组织称为“六国集团加一”。美国疏远七国集团可能会使其成员国失去更为多元化的二十国集团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世界领先的市场民主国家可以协调政策立场，以符合它们对基于共同自由原则的开放、有规则的世界的承诺。

夹在川普的单边主义和对中国的疑虑之间，西方中等强国开始探索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中等强国建立新的、灵活的伙伴关系，这体现了“多边结盟”这一国际体系的大趋势。在这种体系中，各国追求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的最大化灵活性，而不是一成不变地与特定的大国或集团结盟。事实上，欧盟及其各成员国正试图与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建立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和更紧密的外交关系。

衰落

在其第一任期内，受制于体制内建制派的束缚，川普偶尔会提及“西方”的概念。2017年7月，总统在华沙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 鉴于他在任期间的实际行为，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独裁者交好，显然，川普理解的西方并非冷战时期建立在共同威胁评估和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承诺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实体，而是其更古老、更具民族主义色彩且更为模糊的内涵，即一种并非基于自由主义政治原则、而是建立在共同地理和历史根源之上的共同文明。

西方如今正走向分裂，其含义正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团结转向更具文明性的概念。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对跨大西洋联盟和其他联盟的信心也正在减弱。随着西方内部分歧的凸显，人们有理由质疑西方这个概念本身的连贯性和实用性。这颇具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批评人士一直对“全球南方” （下图 Foreign Analysis）这一包罗万象的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标签，无法适用于100多个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

当今的问题是，地缘政治中的西方是否值得像“全球南方”那样受到质疑。美国与其他主要市场民主国家之间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团结，如今已然破裂。西方的解体并非川普一人之力。这也不是简单的分裂 - 美国走向一方，而其昔日的伙伴则走向另一方。在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选民日益两极分化，导致对政治中间派的支持度下降，温和派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被剥夺。世界主义的进步主义者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互相争斗，也包括对西方的真正含义的质疑。

这些紧张局势在今年二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而引人注目地达到了顶峰。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将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言论自由的“觉醒”限制描述为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西方自由和安全的更大威胁，此举激怒了他的主要欧洲听众（下图 facebook）。他批判的核心是民族主义的血与土的西方观，这种观点就像万斯对美国民族本身的理解一样，并非根植于对启蒙运动共同政治原则的信奉，而是根植于文明认同和有机的地域感。

几十年来，世界发达市场民主国家在危机中并肩作战，捍卫人权和其他自由价值观，并普遍寻求在小多边俱乐部和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内协调和配合其政策。西方作为可靠地缘政治单位的衰落将使美国及其昔日的伙伴们日益各行其是，在大是大非辩论中站在对立面。这并非仅仅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可以想象，西方内部将逐步重新协商领导权和责任分担问题，例如，增加盟国在集体防御方面的责任。华盛顿对国际主义的抛弃以及对自由主义规范和议程设置的关注，正在导致西方国家价值观和威胁认知的分歧，这将从根本上破坏西方地缘政治的团结。

这种断裂意义深远，因为它发生在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已存在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它也为世界中等强国 - 不仅是西方国家，也包括那些无意以中国霸权取代美国的新兴经济体 - 带来了选择。新兴大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自己被排除在全球高层之外。当前的动荡局面为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家提供了一个与发达市场民主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或许正在后西方世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然而，为取代（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下已然消逝的确定性而可能做出的防止纷乱计划，终将无法复制旧秩序下的最大成果 - 和平，公平。西方，代表在冷战的严峻考验中诞生的内部秩序，曾是一个和平之区。其成员国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如果没有了和平区，西方留下的世界将更容易充满猜疑、敌意和冲突。

* 本文作者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会全球秩序和机构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和董事。他著有《主权战争：将美国与世界和解》（The Sovereignty Wars: Reconciling America With the World）一书。

参考资料

Patrick, S. (2025). What happened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at-happened-w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