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道与中国撕拼

二战后及冷战期间美国的“遏制”政策在经济投资、外交关系和军事部署方面全面围堵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集团，最终导致苏联战败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美国在冷战结束时采取的战略不仅乏善可陈，甚至可能都跟成功沾不上边 - 美国试着利用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一个由华盛顿掌控并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该战略曾被克林顿总统首任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冠以“扩张”、以及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威廉·克里斯托和罗伯特·卡根笔下的“仁慈霸权”。彼时华盛顿的愿景就是要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一个由美国主导、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愿意挑战美国霸权的和平。在这个华盛顿治下的和平中，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国家边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繁荣（下图 Musical Hegemony/FPIF）。

一时间华盛顿的战略似乎奏效了 - 美国GDP和股价稳步上升，科技和贸易使世界联系更加紧密，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骨感的现实是，美国的战略在过去三十年非但没有创造出一个共同繁荣、稳定和平的乌托邦，反而催生了一种全球对美国极不友好的经济秩序：其他国家滥用华盛顿的慷慨；中国大陆这个威权主义对手趁机崛起；全球范围内频频出现一触即发的冲突；以及世界各国对美国远超其实际能力的过高期望。结果呢，美国经济和社会令人痛心的衰败。

任何宏大战略，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特定政治经济理论的押注 - 投资重建市场民主堡垒，其繁荣终将压倒苏联共产主义。随后华盛顿又不明智地押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残酷的现实告诉美国人，是时候放弃那些想入非非了。建立持续贸易和安全集团的互惠战略，才是正道：志同道合的各国结成联盟，在同等条件下互惠交往，同时共同排除那些不愿履行相同义务的国家。

以邻为壑的政策造成了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不可持续的失衡。国家互惠政策将减少华盛顿对竞争对手关键商品的依赖，并限制逐渐侵蚀美国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搭便车行为。互惠意味着一个所有参与者平等、拥有相同期望的秩序。坚持互惠代表美国自身认知的健康发展，从美利坚帝国走向美利坚共和国。

的确，美国实力已相对衰落，但这反而增强了华盛顿在新全球秩序谈判方面的话语权。现存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持续保有霸权基础之上，而没有考虑到美国丧失霸权的可能性。但由于盟友力量的衰弱和中国大陆的崛起，美国已无力再维持其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应退出全球经济和军事参与，而非疲于奔命地四处扑火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帝国晚期窘境。这意味着，华盛顿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以美国自身利益为中心来决定取舍，并以可信的后果作为支撑。同时，华盛顿可以充满信心地指望其诉求会得到盟友和朋友的认真对待。

川普总统2.0政府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并在制定互惠战略方面取得了进展。德国总理默茨承认，欧洲国家一直在“搭便车”，利用美国。在最近的北约峰会上，成员国史无前​​例地承诺将国防开支从占GDP的2.0%提高到至少3.5%。在美国关税的威胁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开始减少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日本、韩国、越南和欧盟也都在努力与美国达成协议，以减少对华盛顿的贸易失衡。

川普总统对美国利益的界定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与其前任不同，他的贸易议程显得杂乱无章，对抗所有国家的政策不必要地激怒了盟友，并加剧了不确定性。在对华问题上，川普政府在彻底脱钩与寻求大妥协间摇摆不定，难以预测。他对印度征收高额关税等举措背后的逻辑也的确有点雷人。要在重塑联盟关系，华盛顿需要与盟友和朋友沟通，包括建立新关系的原因、新战略的形态等。互惠原则可作为建立新联盟关系的前提，并且一视同仁地适用美国及其盟友。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崛起，是一个从最初的嗤之以鼻，到不相信，到拒绝接受，到接受并迎接挑战的过程。川普1.0时，美国迫使大陆政府签下了城下之约，并接受华盛顿对大陆中兴公司的罚款和其他耻辱条件。但川普2.0政府在开出对华145%的高额关税后却TACO了，接受与大陆共进退同时消减关税。当大陆释出稀土这一‘核武器’后，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希望帮助中国，而非伤害它！” 川普总统还告诉媒体，他的优先要务就是与中国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10月4日发表题为《稳定中美竞争》（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研究报告，建议美中妥协，接受中共的合法性，甚至谈及为“北京采取渐进方式实行统一”台湾创造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保守著称的智库“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奥伦·卡斯 (OREN CASS)近日撰文讨论建立与大陆竞争的互惠联盟。卡斯认为美国需要放弃继续当世界霸主的幻想，转而谦恭地与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国共同孤立大陆，最后赢得这场竞争。以下为卡斯《A grand strategy of reciprocity》一文的主要内容。该文发表在10月17日的《外交事务》杂志。

当头棒喝

在苏联垮台后的最初一段时期，美国人曾辩论其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回归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东西两大洋保护的共和国早期那种谦逊、不干涉的传统。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胜出让官员和政客们欣喜若狂，狂妄自大，而学者和权威人士所描绘的帝国愿景又如此诱惑，以致华盛顿的官员和政客们深信，美国能够而且应该无限期地主宰全球事务。于是，就有了1992年老布什政府制定的《国防规划指南》，呼吁美国“促进对国际法的更多尊重，限制国际暴力，鼓励民主政府形式和开放经济体系的传播”，并“承担起首要责任，有选择地处理那些不仅威胁我国利益，也威胁我们盟友或朋友利益，或可能严重扰乱国际关系的错误行为”。次年，接任的克林顿总统在联合国演讲中批准了这一两党共识。他说：“我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必须而且将会成为变革的支点和和平的枢纽。”四年后，克林顿在其2.0政府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称，美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 （下图 reddit）。

在那次演讲后长的12个月时期里，众多美国知名思想家齐声为这一新信条欢呼喝彩。克里斯托尔和卡根赋予美国人民“自由国际秩序、自由和民主治理的传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根本利益”，以及“引领世界的责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没有哪个两个都拥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发生过战争。”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断言：“无论其他国家如何行事，追求自由贸易都符合一个国家的自身利益。”

总统和思想家们的宣言蕴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假设：首先，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将有能力和意愿在其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主导全球事件。其次，所有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都将不可阻挡地走向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治理，从而拥有与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兼容的利益和制度。最后，自由市场将自动带来繁荣，最重要的是市场的扩张和一体化将巩固美国的地位。

只要这些假设成立，美国为维持现状所付出的成本就可能带来远超其值的收益。主导全球事务使华盛顿得以推动其他国家走向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可以主导并致力于自身优先事项的市场。国防开支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容忍其他国家滥用市场，包括货币操纵、产业补贴、监管壁垒和工资压制等，这些代价微不足道，美国完全可以承受。其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核心假设似乎站得住脚。20世纪90年代始于美国领导的联军在海湾战争中取得胜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过渡到民主国家，北约成功干预了巴尔干战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欧盟也采用了统一货币。90年代末，美国经济繁荣达到顶峰，联邦预算盈余，在全球领导地位无可匹敌。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就是历史的终结。

英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If something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probably is not true.( 如果某件事看起来好得难以置信，那它的确可能不真实。)”事实证明，历史并未停止，世界形势继续演进。2000年，选举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并自此一直领导着俄罗斯。同年10月，美国与中国大陆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期望这一关系能够“增加中国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从而促进整个亚洲的稳定”（克林顿当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一些人所说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自由跨越国界的胜利。（乔治·W·布什总统语）”两个月后，纽约城的双子塔倒塌，美军进驻阿富汗（下图 Daily Mail/CFR）。随后，与市场民主毫无相似之处的制度逐渐兴起。这些威权制度的国家在变得更加强大的同时，也损坏为服务自由国家而建立的国际机构，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并嘲弄全球贸易体系。华盛顿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除了使美国陷入“永久战争”、耗费数千名美国人生命和数万亿美元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俄罗斯、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则进一步滑向威权主义。

尽管美国在欧洲的40多个军事基地并驻有约8万名美军士兵，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先后于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 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和2022年入侵乌克兰。美军在欧洲大规模部署的唯一明显效果，是为华盛顿的欧洲盟友节省了他们的国防开支。与此同时，拥有世界最大现役作战部队和最大海军舰队的中国大陆正一步一步地削弱美国霸权的基础 - 军事优势。据估计，中国大陆的国防开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美国相当。拥有全球第一工业实力的中国大陆也具有了影响外国冲突的能力，例如，增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战争机器，并使大陆在与西方的长期消耗战中占据优势。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美国的造船能力比中国大陆小1000倍。

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优势实际上是全球化普遍失败的一个象征。过去三十年，不受约束的商品和资本流动重创了美国工业，推高了联邦赤字，为资产价值的急剧下跌火上浇油，并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从英特尔到波音再到通用电气这些曾经的制造业“皇冠明珠”都落后了，但超越它们的不是富于创新的美国企业家，而是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制造业萎缩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产率数据显示，如今美国工厂需要雇佣比十年前更多的工人才能生产同等数量的产品。

服务业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制造业的停滞就没有道理了。以苹果公司“加州设计，中国制造”战略为代表，美国企业将工厂生产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了海外。但始料未及的是，美国企业的创新也很快跟随生产给转移出去了。200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确定的64项“前沿技术”中，美国在60项上领先于中国大陆。可到2023年时形势发生逆转，中国大陆反领先美国57项（下图 SSTi）。进入21世纪，美国的军事领导力和经济宽让既未能实现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也未能提升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它只是消耗了美国辛苦积累的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事实证明，无论是全球超级大国还是具体家庭，第一代人创造财富，第二代人享用财富，第三代人则毁灭财富或眼睁睁看着财富被挥霍殆尽。

不能继续搭便车

美国霸权时期战略的标志就是无条件为别国让利的愿景，即使这些国家想法设法地利用美国的这一慷慨善举。当北约盟国拒绝履行国防开支承诺时，美国或许会劝说或敦促这些国家履约，同时坚定不移地继续其保卫每个北约国家免受任何可能攻击的承诺。如果北京操纵货币、补贴其国家龙头企业、窃取知识产权并拒绝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华盛顿或许会抱怨，但美国市场会继续对中国大陆公司开放。当谈到其盟友和伙伴时，美国会说“这样做”和“停止那样做”，但它很少威胁说“否则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的专家阶层逐渐形成了一种信念：开放市场和联盟本身就是目的，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即便其他国家表现不佳。这种信念即使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时，都经不起推敲；更别说在后霸权世界，这种信念更是完全脱离了现实。美国需要一条新的道路。

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之一便是收缩：华盛顿可利用地理赋予的战略纵深，打造一个仅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亲密伙伴的“美国堡垒” （下图 THE DAILY ECONOMY）。这会是一场巨变，但却完全可行，而且比现状要好得多：美国继续承担维护霸权的成本，却无法享受任何维护霸权所带来的好处。但放弃霸权并非理想方案：在涉及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关键利益时，华盛顿已无影响全球事件的能力。收缩还会缩小美国企业可在其中创新和发展的开放市场的规模。与此同时，尽管为追求仁慈霸权而付出代价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也不应追求成为一个明目张胆的胁迫性帝国，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剥削所谓的盟友。要真那样的话，精英的利益会被置于普通民众之上，从而腐蚀美式民主，并破坏美国自由治理和自决的精神。这还会引发怨恨，使美国联盟内讧，联盟内部更易发生冲突。

美国不应走极端，而应求互惠互利，专注与盟友之间相互做出并履行承诺，以确保联盟有效运作。展望未来，华盛顿应该向任何盟友或潜在伙伴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每个成员国都像你一样行事，联盟会成为一个惠及所有成员国的强大联盟吗，还是最终分崩离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应该对任何可能加入美国主导的贸易和安全集团的国家提出三项核心要求。首先，华盛顿应该坚持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国准备承担自身安全的主要责任。一个甚至都不愿自卫的国家带给联盟的只能是安全赤字，并成为集体防御的负担，迫使其他国家替它承担义务。

相对应的是，一个能够承担起威慑和击败其所在地区共同敌人的责任，同时又能为其合作伙伴贡献情报和技术的国家，其价值是无价的，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对伊朗的空袭，让华盛顿可以选择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打击已经被以色列军队削弱的（伊朗）目标。而德黑兰除了象征性的报复之外，知道其他行动是不明智的。与此同时，互惠战略要求美国终止对以色列的直接援助，因为援助不会给美国带来明显的好处。但华盛顿应该乐意继续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甚至为这些销售提供资金。即使在没有参与实际冲突的情况下，以色列通常也会将其GDP的5%以上用于国防开支，并且强制大多数公民服兵役。以色列这样做不是为了获得华盛顿的支持，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象一下，如果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像以色列那样决心遏制其地区对手，美国将节省多少开支啊。世界将因免受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侵略而更加安全。

互惠：联盟市场进出标准

华盛顿追求互惠的第二个要求：平衡贸易（下图 NDTV）。经济学家早已明白，如果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以牺牲合作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将生产能力转移给自己，自由贸易的好处就会受到损害。为了实现仁慈的霸权，美国容忍了邻国的“乞讨”。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推行了激进的产业政策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导致生产能力从美国转移，并造成了持续的贸易失衡。美国容忍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盟友和伙伴的忠诚，部分原因在于其错误信念：制造业已不再重要，将其外包将为美国消费者带来更便宜的商品，而美国可以专注于创造更好的高价值服务业就业机会。结果呢，疲软的制造业摧毁了美国数百万优质的蓝领工作岗位，破坏了社会结构，动摇了全美地方经济基础，减少了投资和创新，危及了供应链，并消除了强大工业基础所提供的战略纵深。

因此，美国应当大力倡导将庞大而开放的市场作为联盟的核心特征，并坚持所有参与者都应促进良好运作的贸易体系所带来的互利共赢。实际上，这要求每个国家都致力于维持自身贸易的平衡，从联盟其他国家购买的商品数量与向其出售的商品数量相等。在当今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国充当着最后的消费者，吸收所有国家的贸易盈余。除中国大肆利用全球贸易体系外，德国、日本和韩国也都是口导向型国家，他们全期望以损人利己的方式从美国那儿赚取巨额出口盈余。虽然双边贸易失衡并不一定会带来问题，但联盟不能容忍成员国追求巨额总体盈余，因为这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出现巨额赤字。

互惠原则要求使用关税、配额或其他监管壁垒来约束任何造成结构性失衡的国家。持续顺差的国家也可以承诺自愿限制本国出口，并鼓励本国企业在盟国市场建设产能，就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反对日本汽车制造商向美国市场大量投放廉价汽车后所做的那样。拒绝遵守规则、追求平衡的国家将被挤出共同市场，并面临来自所有成员国的高额统一关税。如果美国将市场准入条件设定为平衡互利的贸易关系，各国会发现，做出相应调整符合自身利益。川普政府关税引发的冲击波正在让经济学家和美国盟友认识到这一点。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韩国、英国和欧盟都调整了各自的贸易政策 - 以各种组合的方式降低美国出口商的壁垒，同时提高中国出口商的壁垒 - 一些国家还承诺将投入巨资扩大美国产能。

维持现状或脱钩

互惠战略的第三个要求：“排除中国”。中国大陆必须出局因为它没有按照剧本走：奉行仁慈霸权战略的美国继续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所有国家都将走向市场民主，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将促进共同繁荣。但中国并没有遵循这一剧本。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在冷战期间，就连最正统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也不主张美国与苏联进行贸易，或以其他方式将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如果美国生产商得在日本市场与享受政府补贴的大陆竞争对手竞争，或自马来西亚进口产品，而这些产品使用低于成本价的中国材料和零部件制成，那中国大陆就不能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因此，进入美国市场的条件是必须排除中国（下图 Facebook）。中美关税战的本身就是平衡贸易，并推动各国不与中国大陆贸易。

当然，中国带来的挑战远不止贸易失衡。随着中国大陆切断全球稀土磁铁供应，中共操纵和垄断重要战略市场正让世界付出代价。中共在海外投资，窃取关键技术，并对向大陆投资的企业或个人施加政治影响力。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眼中全是接受中共条件后带来的好处，却看不见或选择无视这些交易的累积效应终将削弱这些政府和企业。如果华盛顿奉行互惠战略，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以及它们共享的开放市场的自由，将意味着所有美国联盟成员国放弃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

投资流动同样需要脱钩。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应禁止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包括会让中资公司到其境内运营的外国直接投资），并禁止其本国公民和企业在大陆境内持有资产或进行投资。在美国带头限制大陆获取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情况下，尤其要分流技术生态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要么跟中国大陆人做生意，要么跟美国联盟成员国做生意，但不能脚踏两只船黑白通吃 – 既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又大赚美国联盟成员的钱。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放任美中经济形成你中有我相互纠缠的日趋紧密关系。期间美国企业放弃专业技术，忽视对国内制造业的投资，并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供应链。脱钩的过程肯定会有痛苦：短期内，一些消费品将变得更加昂贵，消费将有所减少，一些企业将因失去供应商或客户而遭受损失，将需要大量的新投资去实现再工业化。但这些是全球化失败的代价，虽然代价高昂，对我们重新爬出那个深渊却十分必要。现在支付这些成本，相当于对再工业化的投资，将在未来几十年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回报。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拒绝承认现实，继续坚持维持现状，我们付出的代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

救赎

 美国仍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以重新定义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并据此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联盟体系（下图 ChinaAffairs）。如果华盛顿能够明确表示，要么建立新的联盟，要么不结盟，其他市场民主国家就会理性地接受这一提议。这会是一项公平协议，美国与其他国家将遵守相同规则。而且，美国仍将在其自身防务和共同防务上投入巨资，而非白嫖，让其他国家照单全收。在寻求平衡贸易的过程中，美国会与联盟成员相互妥协，而不是转而让美国生产商主导全球市场。

美国这些新的要求会打破现状，意味着盟友和伙伴的短期成本增加，但却会最终受益。亚洲国家肯定希望依靠自己力量就能保卫台湾，而不必担心美国是否会在危急关头TACO。欧洲国家肯定也希望自己的警告就能有效阻止普京入侵乌克兰。诸如德国和日本这类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并陷入停滞。如果这两国转向刺激国内消费战略的话，日子应该会过得不错的。的确，廉价的大陆商品和资本屡屡证明难以抗拒，但所有国家都意识到了其潜在的长期风险。任何市场民主国家都应该乐于接受联盟互惠伙伴关系，而不是选择落入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重要的是，美国完全有能力坚持这些联盟互惠条件。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7月指出：“冷战期间，美苏领导的集团构成了势力范围。苏联解体后，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否定了这些势力范围，称其为历史的可悲产物，转而呼吁建立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世界秩序。”但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仅仅是一厢情愿。因为有些国家会愿意加入自由世界秩序却不肯遵守相应规则。如果接受这些国家，那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世界秩序将会是一个远非自由的世界秩序；如果排除这些国家，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将部分国家排除在外（而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秩序。世界已经尝试过前者，但失败了。后者呢？坚持互惠原则，并承认在一个充满竞争和不相容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世界中，势力划分不可避免，这就为美国实现了其目标和推进其价值观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互惠政策有望改善经济前景，减少对外承诺，并回归以本国公民利益为先的共和政治。但要实行这样的战略，美国人就必须接受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有限的角色。美国自身能力和利益的现实，促使美国放弃追求国家无力实现的目标。如果频繁受挫的赌徒在赌场不断加大下注，那是“失控”。尽管现实反复证明超级大国地位并未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太多的政客仍在侈谈他们对各种想象中的帝国的迷恋。如果华盛顿采取一种更谦逊、更现实的互惠策略，美国才更有获胜的机率。

* 本文作者奥伦·卡斯 (OREN CASS) 现为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的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新保守派：恢复美国对家庭、社区和工业的承诺》（The New Conservatives: Restoring America’s Commitment to Family, Community, and Industry）一书的编辑。

参考资料

Cass, O. (2025). A grand strategy of reciprocit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rand-strategy-recipro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