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 施政报告展望新机遇

作者:dispelworries  于 2021-10-9 15:5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香港|通用分类:热点杂谈

关键词:香港, 施政报告, 林郑月娥, 一国两制

2021年特区政府《施政报告》发布,几多“惊艳”,有亮点、有魄力,同时以更长的“附篇”对过去四年“施政”总体情况进行检讨和评估,向香港社会解释清楚这几年香港变乱和变制的来龙去脉,对“一国两制”新方向予以说明。这是特首林郑月娥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具有政治总结和框架规划的双重意义。

林郑月娥自称担任特首是“人生最大挑战”,并引述社会意见认为“一国两制”转入了下半场,需要有新的认知和作为。这份“施政报告”相对淡化了“民主发展”议题,凸显了国安法制的体系化、民生议题的中心化与融合发展的战略化。无论是以“爱国者治港”重构香港民主,还是聚焦民生回应社会长期痛点,还是尝试战略性思考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特首及其团队一定都感受到了来自“一国”范畴的政治精神、政治理论和政治方法的强大影响力。

香港“一国两制”正在经历“下半场”关键性的内在结构转型,“一国”凸显,“民生”凸显,“融合”凸显。这些转变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点,正是香港社会对真正的“国家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在《施政报告》中提及进一步加强宪法与基本法教育,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厚植“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文化土壤。特首甚至提及今年9月对新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观课经验,计划亲自给“有兴趣”的香港教师讲解一堂有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中行政长官宪制地位和角色的示范课程。

“特首讲课”,这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属于首次,折射了特首在思考和承担《基本法》实施责任方面的新思考。认真检讨回归以来特首在基本法上的“全面责任”,尤其与以特首为核心的特区政治体制的规范预期相比较,既往作为过于自我节制以及受困于“四座大山”——立法会拉布、公务员抵制、司法复核压制和社会运动夹击的制度性围困,难有主动、自觉和突破性的政治承担。如今,制度性梗阻已然消除,社会民心转型在即,转型发展责任压实,特首积极发挥关键能动治理领域的角色,正当其时。《施政报告》多次提及在国安、民生、融合发展中的特首责任及特首督导角色,更加凸显真正的“行政主导”自觉及其作为。这不只是个人的见解和责任,应当理解为“一国两制”下半场的新制度条件下,特区政府形成的新的“施政伦理”。

推动“一国两制”结构性转型发展,并始终承担对香港的最终保护和促进责任的,正是特首在《施政报告》中多次提及的“中央”,即“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因其属于新事物,经历了复杂转型的探索过程,逐步从“井水不犯河水”式的放任治理变为“全面管治权”下的积极治理,以及在制度体系上寻求中央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两权”正向有机结合并突出中央管治权的主导性和监督性,而不是“国防、外交”之外中央完全无权,放任香港以接近“完全自治”的方式自我治理,这是2012年以来中央治港方略的关键转变。这一结构性调整的法理准备,出现2014年的治港白皮书,融合政策展现于2019年初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而制度体系的应急式立法和中央管治权的决定性进场则肇始于2019年年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框架构想并迅速转化为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和2021年的《新选举法》,中央治港的体系化和组合拳思维正式形成。新制度的引入,不再是基本法“释法”形式的小修小补,也不是简单寄希望于香港高度自治的放任治理,而是由中央新时代国家体制改革、战略调整与香港角色再定位而展开的自上而下的自主性垂直立法,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结构性扩展。这一扩展是新时代整体国家精神与民族复兴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会超出了香港社会的既有理解和习惯认知,超出了有关工作部门的固化政策思维和工作习惯,造成一种重新理解和适应的强大压力。事实上,这正是“一国两制”下半场或2.0版的本质所在,是国家崛起、香港融入以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有机统一的合理化进程。

无论是香港本地,还是有关工作部门,留恋“过去”并在熟悉和习惯的政策思路和工作方法中“周旋”是一种极其舒适的行为模式,甚至是政治经济利益思考的惯常依赖,但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必须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安全、选举安全、融合发展以及国家角色的主导性,并只有在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制度保障的条件下,香港才能获得国家持续性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以及在应对内外挑战,尤其是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破坏时有足够的制度力量自我保护。走出既往的“舒适区”,香港再出发不是原地打转,而是脱胎换骨,力争在21世纪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掉队、有角色、有前途。

《施政报告》提出的“北部都会区”是大手笔,深港融合的政策导向是大战略,深港联合打造中国“技术主权”体系和先进生产力、先进制度文明的结构取向是大智慧,特首对此已有敏感领悟。但香港社会的精神转型,包括产业思维转型与青年价值观转型,仍有待时日。《施政报告》展现了特首历经“人生最大挑战”之后的完整思考和表达,有团队智慧,有中央政策启发,也有个性化的发挥。政治人格与风格从来都是制度与个体复杂互动的产物,既需要作为制度人格的规范与专业化,也需要作为个体人格的血肉感和同情心。

特首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中起着沟通连接香港民众和国家的关键枢纽作用。这不是林郑角色的孤立,而是真正立足“一国两制”完整架构和发展需求的香港公务员尤其是一把手官员的共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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