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导师的故事

我的导师卡尔文来自热带小国圭亚那。十多年前，当我拖着跨国长途旅行的一身疲惫，走进他的实验室时，我便成了他的第一位学生。

我面前的卡尔文身材高大，体型健壮。后来得知，他是那种热衷于各种运动的体育健将。在学术上，卡尔文思维敏锐，聪明过人，是个人人公认的辩论高手。生活中的卡尔文性格外向，古道热肠，和谁几乎都是见面就熟。他为人乐观，又特别能侃，经常是他本人还没到，他的声音和笑声就先他而到了。

当年，在他的实验室，前前后后一共有四位攻读学位的学生。其中，有三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美国学生。那时候，我们几位大陆同胞都是第一次出国留学，刚离开家乡来到异国，思乡心切，大家常常在周末聚会，聊天叙旧扯家常。有时候，在工作之余，我们还会在实验室唱起国内的流行小曲。“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单身的小王总是会唱得如醉如痴。卡尔文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不仅能拉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他哼唱的悠扬的口哨曲常常会让我们大家驻足细听。

我所就读的大学是个美国公立学校。那里的教授们除了搞科研，还会有相当份量的教学任务。系里教书育人这样的重任，卡尔文当然也会承担一部分。

卡尔文每年都担任着大一新生的基础课教学任务。在我看来，美国的大学生和咱中国的孩子差不多，他们刚从高中升入大学时，在生活和学业上也会有一段不适应的时期。由于卡尔文为人随和，又是个天生的热心肠，加之他讲的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这一切，使卡尔文赢得了这些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美国大学生的认同和喜爱。卡尔文也因此连续两年被学生们评上了名额十分有限的“优秀教授” (university professor) 。在我们的实验室，经常会有一些卡尔文在课堂上认识的学生来见习，旁观我们搞科研。有一些大学生在毕业后，就是在卡尔文热情洋溢的推荐下，成功地走进了医学院的大门。

卡尔文有过成绩显赫的时刻，也遭遇过很背运的光景。那是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卡尔文也到了评终身教授的年头。记得系里宣布决定的那天，卡尔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实验室。不用说，我们都明白了：卡尔文落选了。唉，美国真残酷，谁敢说这里没有歧视行为。我们系里有好几个科研水平远不如卡尔文的白人都能轻松地评上了终身教授，卡尔文怎么就不行呢？不仅他不服气，就连我们大家也都想不通。因为卡尔文是少数族裔，大家不禁怀疑，这是不是种族歧视行为？

在那段时间，卡尔文基本没精力管我们这些即将面临毕业的学生，他在系里和学校到处游说，据理力争，争取得到有关人士的理解和同情。在美国高校，高层领导人就怕有人和学校打官司告状。大概是卡尔文毫不退缩的劲头儿，对系里和学校造成了一种无言的威胁。终于，学校推翻了原来的决定，卡尔文赢来了自己应得的权益。

我的导师终于获得了终生教授的职位。一年后，他的几位学生，当然也包括我，也如愿以偿顺利地得到了美国的最高学位。我做为他的第一个学生，在答辩后，我受到了卡尔文所能给予的最高待遇，当时真把我感动的够呛。

自从毕业离开母校后，我一直没有和卡尔文再见过面。但每年的第一天，我们都会通话互报平安，分享各自在过去一年中的喜与忧。

我最后一次和卡尔文通话时，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他一丝无奈的心声。他后悔博士毕业后选择了在学校发展。他说，还是去公司谋职比较好。看来，虽然卡尔文做上了终身教授，他时而面临的忧心杂事，比如申请科研经费和发表科研文章所带来的压力，也会让他偶尔遗憾自己当初的选择。

是啊，如果旁观一下美国高校中的一些中国教授，卡尔文的这种无奈对少数族裔的教授可能会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久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在美国名校任职多年的中国教授，遭遇了和卡尔文一样的经历。不过，他没有选择卡尔文走过的据理力争之路，而是关闭了自己辛苦操劳多年的实验室，而屈尊就职于外州的一个小学校。与这位中国教授相比，卡尔文努力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除了令人佩服和赞叹之外，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卡尔文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位恩师，也是和我一直保持联系的知心朋友。在漫长的攻读学位过程中，卡尔文向我传授的不仅是学识，他更教会了我在美国要如何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他那永不言败的性格，也将时时提醒我，不管未来遇到多么大的挫折，千万不要轻言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