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良心债（ZT)

翟明磊

公民张大中是个有钱人。用俗气一点的话说叫发达了。他的资金规模有多大呢，三十年，大中电器连锁店创造了三万个就业岗位，十亿元税收。

真的是有钱人。但和许多中国有钱人不敢说第一桶金来历不同，他敢说。

他的原始资金是一千元，这一千元是国家发给他的母亲的抚恤金。1980年用这一千元，张大中在厨房创业，用饼铛做底托，用纺纱厂梭子做灯杆做成落地灯在农贸市场卖，然后生产扩音板，到电器店，就这么发了。

国家为什么给张大中发一千元怃恤金呢。

因为政府枪毙了他母亲王佩英。

严格的说不是枪毙，在宣判死刑后赴刑场的路上，怕张母王佩英喊口号，行刑人员不仅摘下了王佩英的下巴，而且用一根细绳子勒住喉咙，让后面的人拽着。因为勒得太紧，还没到刑场，母亲王佩英就被勒死了。

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个女人说话呢？原来当时她就是所谓的刷反动标语的人。1964年到了1968年，她书写反革命标语1900条。

在1968年的国庆，牛棚食堂以吃炸油条庆祝，大家吃得欢。突然一个女人放下碗站起来：“同志们，请你们注意，我说两句话：”食堂中鸦雀无声。她平静地突然喊：“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

她这样呼喊反动口号，前后喊了三次。

再请欣赏一下她写的标语

说是反动标语，其实这个普通妇女只不过是用笔写在小纸条上，一开始把小纸条放在食堂，路边人们能看到的地方。最后她把标语散到了天安门，西单商场公共场合。

她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

她不是知识分子，甚至不是干部，她是铁道部设计专院幼儿园的阿姨，后来成了一个宿舍清洁工。她和高层政治八杆子都打不着。

这样一个普通妇女，何苦？何必。

让普通人更不理解的，当时她的丈夫已去世，她一个人单独养着七个孩子。为了孩子，她也不应该这么做啊。

当时人们第一个反应是她疯了，最初单位书记在听到她开始说：“毛泽东在指挥国家上有重大失误时。”书记觉得很麻烦，那时刘少奇虽然失势，还在位。把她抓起来，万一刘少奇又上台了呢？不把她抓起来，自己不成了包庇犯，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关进疯人院。

没想到给她吃药，吃那些吃了就发呆，淌口水的药，没用。安定精神病医院不要王佩英，鉴定书写着：“除高血压外，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

她没疯啊，人们更难理解她了。

要知道一个母亲只身抚养七个儿女，最小的女儿张可心才 １１ 岁。离开母亲后，小可心常常夏天还拖着大棉鞋，让邻居大妈看了都抱着哭啊。这么狠心的女人。

母亲被枪毙后成了全家七儿女的心病，在家庭聚会上，他们很少谈母亲。以前因为羞耻，如今因为伤痛。

他们被母亲抛弃了，母亲为了那些口号牺牲了。

大中有钱了不是？他决心拍一部纪录片，弄清楚他的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妈妈生前从来不和他们说政治上的事。这个片子是张大中自己当导演，请了纪录片工作者胡杰（助手胡敏）拍摄，记者郭宇宽文字统筹，王佩英小女儿张可心当总统筹与采访员。

他们沉甸甸地出发，去寻找那个狠心的妈妈。

有点象现代版小蝌蚪找妈妈？

难友们告诉他们，王佩英在狱中经常说的是：“我最想我的小女儿可心，她太小，没有人照顾她，我一想我都难过……”

张可心一听哭成泪人，妈妈，妈妈，小时候太小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可心的名字很好听，原来王佩英在生了六个”秃小子”后，一直想要个女儿，女儿出生了，她可高兴了，连喊：“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起名张可心。

采访中,郭宇宽发现王佩英其实对孩子非常用心，也不是心肠硬的人，她因材施教，关照了子女。在出事前，妈妈曾把小女儿张可心单独叫到博物馆边：“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抱着妈妈哭了“妈妈，不会的。”

对于大大咧咧的调皮鬼张大江，人称顽主的。妈妈和他说的是一把箭的故事，就是国王临死前叫几个王子叫到面前让他们捌一根箭与一把箭，讲述团结的道理。妈妈出事后，他成街坊年青一代的小首领，没人管动他。

对于老六大圃，是个非常积极的红小兵，班长，热心抓反革命。王佩英很放心，因此什么都没对他说。

张大中是老三，经常去看望精神病院的妈妈，但妈妈从来没有给他说过政治上的事。只有一次最后告别时，妈妈看着他：“儿子，实在对不起，我的事将会牵连你们，使你们未来呢，将有很大麻烦。”

孩子们把这些信息凑到一起,现在才理解为什么妈妈总是让老三大中去看她，而不是其它大儿子。不是他们理解的妈妈偏心，而是老大，老二那时工作了，去看一个反动妈妈，王佩英怕儿子受牵连，没了工作。而老三张大中，当时还没有工作单位，正适合探望。

现在孩子们才明白，妈妈一点点都不和他们提政治的事，正是为了保全他们。他们能有今天是妈妈心细的结果啊。

王佩英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鲁莽的人，她完全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做了尽可能妥当的安排。

王佩英和林昭一样是一个外表端庄美丽，柔静白皙的女子。当打手们在批斗会让她下跪，她坚决不跪，用脚踹她腿，腰，她仍是昂然挺立，甩甩长发，尽力保持着端庄的姿势，她是勇敢的，也同时是一个爱美的女人。

造反派问她说你是如何恶毒进行反动活动的，她同样昂然的说：“我举起右手打倒蒋介石，举起左手打倒毛泽东。”因此这句话，她被一下子定案了。逮捕后，她被戴上牲口用的口嚼子，不让她说话，还被带上特制的林昭也用过的口罩。

机关的同事和难友回忆。

她很少哭，但是，有一次例外。那是她生命最后的时刻了。审讯人员说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了，否则再也看不到她的儿女了，她哭了，哭得很厉害，泪水尽情流淌。她已经预感了生命的尽头，她深深地留恋这世间美好的一切。在眼泪中，她注视着他们，轻轻地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为什么，儿女们还是不明白，这不是个狠心的妈妈，这个妈妈1960年还给家里买了一尊毛泽东像，告诉儿女，“这是我们的大救星，大恩人。”

探索的旅行继续着，胡杰，郭宇宽和张可心，张大中在路上。答案在王佩英的家乡开封找到了。六二年开始妈妈的思想有了变化，认为毛泽东在指挥国家上有重大失误，要求毛主席下台。

当时她在北京工作，但来自开封的乡亲们给她带来了大饥荒的真相，开封前地委书记张申（1959年任）接受了胡杰的采访告诉他们当时开封的农民只能用芦草根磨粉充饥，仅开封下面一个县就饿死了十二万人。永城县一百十万人，十分之一的人死掉了。这些饥民向北京亲戚要粮食使王佩英知道了真相。而当时刘少奇对毛说出“人相食，要写进史书”的话，毛视其为造反。

知道真相可以不说啊。

王佩英为什么要说呢。

郭宇宽和张可心们继续上路。

原来王佩英和丈夫张以成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工作者，在任中华通讯社开封社外电口译员时，张以成就将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中共，后开张以成成为郑州地下党负责人，曾给共产党送去郑州城防图，领导发动学生运动，工人罢工，瓦解国军士气，保护美孚大楼铁路电信局等重要物资与大楼，使共产党顺利解放开封。当时中共地下党没有活动经费，张以成卖掉了一半的房产来救济中共的活动。而另一半则在解放后捐给了党组织，因为王佩英坚决认为共产党员不应有私产。

捐了全部私产后，原先的富家女一文不值，困难到向邻居讨粮食养活七个儿女。

张以成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他与王佩英结婚后去北京工作，但一直没有合适和成功的工作，一度以卖老家的“吹喉开关散”为生，最后不得不回到王佩英的家乡开封。这时，张以成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王佩英用自己的私财救济了他。

两口子当时一心过着自己小日子，但张以成突然被日本宪兵抓走，说他杀了日本人。严刑拷打后被关于北京的监狱。张以成确实没那么英勇，他确实没有杀日本人，起因是他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张以成那儿，张以成离京时又把枪存在舅父处，被宪兵查出，舅父慌乱中说成是张以成的。

一场无妄之灾改变了不关心政治的张以成，用现代的话说，他成为一个“愤怒青年”。感到了当二等公民的悲哀，常叹报国无门，大丈夫马革裹尸还。被共产党注意到了，发展他成为地下党员。当时共产党名义上是被国民党收编的抗日队伍。只要是抗日爱国，张以成是分不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可能是谁先联系他，就会加入谁。

而当时共产党发展情报员有一个原则，即不许与国民党在日占区的谍报员接触，而是与亲日分子接触。张以成在日据区的通讯社工作，正好被利用。

王佩英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解放的，她为此付出了自己财产，献出了丈夫（张以成积劳成疾，以肝病60年去世），因此当她发现党变质了。“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她不认为问题仅在毛的身上，比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更清醒的是：1965年她竟然要求退党。

一封退党申请信，语言急切， “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

更为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是，她不再信任党，不再信任被独裁者绑架的“组织”，因为那违背她自己的信念。

“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不信仰共产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

“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孩子们继续追述父母的故事，发现了父母的浪漫故事。

当时王佩英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十二岁父母双亡，她继承了四十三间房，四十三亩地与不少家财。拥有开封北道门街最气派的房子。

她和监护人住在深宅大院，有亲戚想霸占这个弱女子的房产，王佩英出手不凡，找了一个年青律师打官司最后保住了家产，这个律师就是张以成。当时监护人坚决不同意她与这个穷光蛋大学生谈恋爱。王佩英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她让张以成光妆成年青女子，扮做王佩英同学来陪小姐做功课，就这么恋爱上了。

妈妈原来是这么 一个浪漫的女人啊。

家庭寻访团继续追寻这样一个浪漫女子为何有这么清醒的认识。

原来和她的教育有关，王佩英毕业于开封静宜女子中学，并且是第一届学生，这个中学是天主教的学校，校长夏盖修女是著名的对中国人民有强烈热爱的传奇人物，她后来迁校去台湾，就是今天的静宜女子大学。当年的静宜女中，多是有钱与有思想人家的子女就读。

静宜女中的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刚健笃实，见义勇为”

可能这是王佩英的思想源头。

破除盲从穿越了她的一生，而基督教的罪感使她勇于奉献，做出庸人无法的家园牺牲。

读到郭宇宽的《王佩英评传》至此，让我这个以公民教育为已任的人感叹不已。

王佩英与张以成的一生就是共产党兴亡的缩影。新儒学宗师唐君毅说过抗日时，确实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投到了共产党那边。

共产党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组成往往是这样的，王佩英型的，出身富家子弟，出生时即有财富，受过最好的教育。因为对财富没有亲历艰难创业的过程，认为财富来之容易，而这些优裕弟子目睹社会贫富差别，出自良心格外敏感，遂有均财而大同的想法。象王佩英散财救地下党就是一类。这样的富家子弟纯粹出于理想，而认为私产之可恶，成为共产党中最先进的一部分。

还有一批可称张以成型的，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但找不到工作，失业流离，偏激怨恨，将社会问题归为政府与国民党。就象现在的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这种怨恨之心被煽动后成为颠覆政权的原动力。

而在抗战期间一直消极避战的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时期开放的舆论空间大做文章称当时牺牲一百多将军二百万士兵的国民党为不抵抗政府，自称抗日。用爱国的名义吸收了大量如王佩英，张以成的优秀青年入党，成为共产党中最具理想的成员。但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恐惧与思想统一来夺取政权的独裁党，以民主劳苦大众来做组织动员。一旦解放后，本相暴露无疑，而那些纯以理想来追求的共产党员如王佩英往往是最早看透共产党本质而觉悟的。李慎之如此，李普，李锐如此，袁庚也是如此，当他们觉醒时就会毅然决然地为年青时梦想而斗争。所不同的是自由派元老是在文革后期才终于醒来，成为“两头清”人物，而王佩英比他们早了十多年。

当他们觉醒后，所谓爱国的迷思终于被公民教育的种子长成的清醒所刺透，当他们知道在抗日时共产党不仅没有抗日，反而拼命保全自己抢占地盘，在解放战争中围长春，驱民前阵，饿死了三十万人，在大饥荒年代饿死了三千万老百姓时，他们开始反醒自己为何与谎言同谋了。

他们看穿了毛泽东和他旗下一批党棍的真相，他们是想利用人们的理想来重建封建王朝，而且是一个集法西斯大全的王朝。

王佩英的反叛与李锐，李慎之一样是绝然痛苦的，因为他们人生的经历已经和共产党融合在一起，要剥离的话是从心与血开始，连皮带肉的撕离啊，常人无法忍受，这也是众多老干部至今还在糊弄自己，众多人还在崇拜毛泽东的深层原因。

最重要的是这批老理想主义者看清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共产党一系列革命性的偏狭，明白用谎言，偏激，消灭人性的斗争只能是建立一个邪恶帝国，革命革反革命，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命命，最后剩下的只是人命。一种理性与温和的力量终于在中国获得了自己地平线。

当年康梁掩盖自己“围园杀后”的阴谋，说了多少谎言，他们的偏见与独断使中国走上了加速革命的不归路，连大学者章太炎也不例外，为了排满，考据学的技巧都没有了，（最著名的例子是梁启超撒谎说慈禧太后用三千万海军费用建颐和园）当他们在晚年清醒时，他们养育的志士们却已一去不返了，最终这一浪潮养育一代比一代在道德上沦落，手段上比狠的枭雄，孙中山污损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违反程序起义，孙中山为排满不惜编造甲午战败后汉人父老为日本人打败满人欢呼雀跃的谎言，到毛泽东自编中共党史，对着刘少奇说出“你刘少奇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样流氓老大火拼的话。

一代代用一个比一个狠的理想来吸引年轻的知识分子。更可怕的是这种偏激和极端都是自觉，清醒，理性化的。

梁启超说过： “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所谓革命和继续革命,而共产主义则是这种骇人的理想的最高进化物。

最可怕的是梁启超培育的知识儿如毛泽东等，在梁醒悟偏颇而停步时，他们却加速走向人血革命。 为了自达目的的宣传使大部分中国人养成了只信宣传不看事实的恶习，这是革命的根基。最终毛泽东的百花亡时我独开的秋气，战胜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春温。

而有初步公民理念的人为何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是毛以国家富强做饵，以图存兴中华为目标诱人入专制牢笼。最后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而幸存的儿女终觉昨是而今非，这是李慎之最后说出如果有下一辈子，我愿意做一生的公民教员的原因。此话沉痛，痛何如哉。

公民教育，无非是重事实，讲道理，通人性，惜人命，卫人权，温雅和合，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张大中有了钱后，不仅不象一般富家人，耀武扬威，衣锦还乡，而是去还良心债。

张大中们不仅还了良心债，还找到了良心债的源头。

财富与良心债是一个如此沉重的话题。

富家子弟王佩英轻易抛去家族的财产为赢得中国的未来，最后人财俱亡，只给儿子留下了一千元用生命换来的抚恤金，张大中用这一千元起步最后赢得了几十亿的资产，一步步明白了私有财权的重要，这一经历太惨重了。

这也是茅于轼说的救助穷人，保护合法富人的历史教训来源。

至此我们欠王佩英的良心债是否还清？远远没有。

在郭宇宽的书，胡杰的纪录片中，有一处细节击中了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朋友们你们知道王佩英的判决是如何做出来的吗？

原来当时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惯例。每一个重要政治犯的罪行是印成材料，发到各个单位，让单位的群众讨论，让群众们定罪的。问群众们，你们看，判什么刑，这叫群众专政嘛，用现代的时尚话叫“参与式民主”，所以是大家来判刑。经过十几分钟的讨论，几千名（也可能是铁道部上万名职工）王佩英单位的群众一致表示：死刑，并正式上报给法院。最后才判处王佩英死刑的。

我痛苦的闭上眼睛。这是黑社会的罪恶入股方式啊。

秋瑾死了，人们去沾人血馒头吃，是自发的迷信。可是王佩英死了，每个判他死刑的群众，是一种有组织的吃人血馒头的行为啊。

试问那几千名（也可能近一万名）的群众啊，你们吃了王佩英的人血馒头，又如何还这个良心债呢。

胡杰与郭宇宽找到了几个当时参与迫害王佩英案的干部。无一例外，他们在问及关键问题时表示“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

还有多少人还吃了人血馒头呢，更惊人的数字，十万人。宣判政治犯死刑当时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每次有十万人参加。一位参与的人回忆，当时每宣判一个人，有五个大汉控制一个政治犯，猛地抓起政治犯的头发，让他（她）向十万人露一下脸，然后迅速按下去了。当宣判完死刑，那些刑事犯往往被惊天地动十万人的口号声吓瘫了，而那些政治犯往往是拼命挣扎，可是嘴上有嘴套口嚼子，身上五花大绑，五个大汉扭着一个人，所谓的反抗就是尽力扭动，眼睛怒火迥迥。就是这样可怜的反抗场面已是惊人了。在政治犯的那边，因为政治犯的扭动，看守人员按倒，拖拽，往往会场出现二三丈扬起的灰幕。

就在这样的场面里，王佩英被宣判死刑。有目击者看到她想用全身力气把头抬起来又被按下去，这是在公判会上，她特别的是没有戴嚼子，没有塞布，而是用了一根更后来致命的细绳子勒住脖子。

极权社会非常明白人的行动会改变他的心理，让十万人参与宣判，口号声让每一个人事中，事后，甚至二十年后都不会在良心上是干净的。而这种不干净会让这十万人或多或少寻找理由来为自己当年的行动辩护，或者故意遗忘，每次宣判的十万人往往不是一批的。这样一批批宣判，几乎所有北京市民都被参与到当年的杀人行动中了。中国人为什么选择遗忘文革，不仅是中共不提倡反醒，重要的是每个当年参与宣判大会的人都象反右小组组长邓小平一样良心上都参与了黑社会的股东大会，而不愿彻底忘我反私，并不是每一个人能象王佩英一样无我而牺牲的。

但张大中制作的王佩英纪录片时刻用王佩英的精神提醒我们，在与历史同谋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在采访中，老三张大圃对郭宇宽含泪叙说，因为母亲出事，他班长被免了，当时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要召开十万人的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站出来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后来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中。”

我们在罪中，在过去的罪中，也在现在的罪中。

我同样想起了我的一个有钱的朋友，刘文忠。他的哥哥叫刘文辉，当年他在毛泽东下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的当天。刘文辉写下了反文革十六条的扬扬万言，让弟弟刘文忠去杭州投递到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高校。最后哥俩被抓，刘文辉揽下所有责任，立即被判处死刑。弟弟刘文忠坐了十三年牢。出来后自己创业，一度是上海保健品销售市场的老大。生意，发财，他渐渐忘掉一些往事了。享受成功与财富。

可是有一天，在法兰克福机场，他读到了一本书《古拉格群岛》，泪水迷糊了他的双眼。“我再也不能过这样的日子。我也要将哥哥的故事写出来。”在他事业的顶峰，他毅然关掉了三个公司，将剩下的公司完全交给年轻的儿子。他自己写书，不会用键盘，是用鼠标点出软件上的笔画来打出每一个字，经常是凌晨四五点就起来写作，写完了《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同时他每年自费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现在已花去了八十万人民币，考察了52个国家，他花了四万去了战火不熄的以色列，还只身深入古巴。当中国不少公务员以政治考察为名行游玩之实时，这个公民以旅游为名行政治考察之实，完成了四十万字的《新海国图志》。新海图志的书名，意为象魏源一样唤起沉睡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也需要重新开眼看世界。

刘文忠，这样一个有钱人，也在用财富还他的良心债。

我还想记起艾未未，能摆万蟹宴，艾未未是个有钱人，但他时刻记着父亲艾青的理想，他用财富支助死亡学生名单调查，支助杨佳调查来还良心债，他用万蟹宴的财富消除了大家的恐惧。而访民们与网友用行动一起完成行为艺术。他是我敬重的有钱人。

他是真正的侠之大者。

我还想起了一对有钱人，那就是胡佳的父母。胡佳从事维权，没有收入，当年因言获罪的老右派母亲，支持胡佳，用老两口开装修公司挣的钱给胡佳维权。

胡佳妈妈说：“当年我因言坐牢，去劳改了22年，如今我的儿子竟以同样的罪名坐牢，这个社会怎么啦 。”

中国有财富的正义的人们，如同当年的王佩英，象胡佳这样的现代良心犯不是我们现在欠下的良心债吗？

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中小企业主起了重要的物质支持作用。因为中小企业最倾向民主，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发大财的往往是与政界勾结的大资本。因此，当年党外人士的筹款会上，台湾的中小企业家们一边害怕着，一边将钱卷成一团远远扔进筹款箱。（怕特务看见）。在大型的筹款会上，企业家们一个个把钱从后面在头顶上手手传递递到民主人士手中。

我赞同张大中的行为，但我希望更多中国有钱人，既要记得象王佩英，林昭，张志新这样为开创了改革开放环境的先驱们的以前的良心债。还要记得现在的良心债。

对待罪恶只有一个标准，在没有还清良心债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我们都在罪中。

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

201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