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会老照片

大年初一，到老同学家里聚会。

酒至酣处，老同学拿出了一个黄信封，我打开一看，是毕业前我托付给他的一些照片。照片记录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一些场景。

看着看着，我突然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我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态，还当着孩子们的面。也许是想起来这么些年来的苦辣辛酸，也许是想起了当年心怀壮志想改变社会，而如今只能改变自己，远走异国他乡。头一次真正领会了百感交集这个词，难以言表。

八九年，我正在做毕业论文。参与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老师提出题目，由学生自选。当然了，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学生挑老师挑题目，老师也同时选择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是没人跟我抢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毕业论文当然也非他莫属了。

我的老师叫徐万东，是南方东北人。他上大学赶上文革，挖了九年煤，然后又回校上研究生，师从物理学家余瑞璜。他是中国第一批土博士。

徐老师属于那种典型的江南才子，特聪明，干什么像什么。研究物理，他的博士论文曾经获奖；全民下海时，又要在鞍山西道开公司；等我和他再次相会在北京时，他已经是著名股评家了。他还有好多发明专利，退休后又研究数学，号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材料系一个教授手里有一个项目，徐老师分过来一部分（徐老师不是书呆子，交际能力也非常强），拿出一点让我做论文。

开学之后，我跑了将近两个月，资料基本上准备差不多了。就着手准备实验，用以验证理论。

实验需要拍摄。那个材料系的教授，我们的大老板就让我借出一台相机。他们实验室有一台理光单反，还是很新的。考虑到实际情况，我还借了一个中焦镜头，脚架是我单买的，快门线是相机自带的。大老板还问我要不要高速摄影机，当时我想着只要用瞬间画面就行了，摄影机费胶片不方便，就没有要。在论文快写完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论文的一个最大的漏洞，后悔当时应该没有选择摄影机配合使用，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但是当时人心惶惶，已经没有人再想这些事了，我就没提，到最后也没人问，算是蒙混过关了。

这期间就赶上了全国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这台相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用它记录了京津两地我看到的方方面面。我那点课题经费除了京津两地来回跑的火车票，剩下的绝大多数变成胶卷相纸和显影粉。

那时没有摄影包，我就用一个军挎装着相机，用一件毛衣包起来做保护。由于携带不便，我一般只带一个中焦。广场上人多，拍全景不易，所以多是特写。只有在天津，随带了两个镜头互换，可以用标头拍全景。

宣布戒严那天，广场上来了两架直升飞机耀武扬威。我的中焦镜头不给力，没有拍出好东西。

晚上，我赶最后一班火车回学校，没有吃饭，进暗室，连夜冲洗胶卷，洗印照片。其中几张我觉得有震撼力的放大洗印多张。等到完成，已经到了上午。出楼一看，游行的队伍正在出发，去市政府请愿。

我赶紧把照片分发给游行的师生，又带着几个胶卷跟着队伍走了。

原来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已经变成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全民运动了，各个省各个部门大企业纷纷表态或者支持这场运动。那时我也感到一些不安因素：明显有一些党内势力参与进来，学生运动成了他们的角力场；有些人提出过激的要求，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惩办某些人，这明显是败笔。

老师们都积极支持，但对运动的结果却看法不一。我和徐老师都认为，民心所向，势不可挡。共产党无论如何也要做一些让步，顺应民心。而另一个导师任隆良却不乐观，引用毛泽东的话：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还有一些老师也是谨慎乐观。

五月最后一个星期，趁着暂时的平静，我和徐老师把实验做了，照片拍了。我然后就把这几十张照片摆开，逐张分析，挑选出支持自己论点的照片。

正在我忙得焦头烂额时，那一小撮独夫竟然悍然动用军队屠杀人民。杀人暴行的照片立刻传真过来，长安街栏杆的弹痕，血泊中的群众，满地的尸体，让我们义愤填膺。

开枪那天，我爸在兵荒马乱中赶来学校看我，怕我出事。我那时不知道父恩似海，竟然不愿意跟父亲多说一句话，父子相对无言。吃完午饭，我送父亲去车站，一路无语。站在海河边，我突然说了一句：中国没希望了！这句话我父亲现在还记得。

虽然中国没希望了，我却从来没有动过心思离开这个国家，直到孩子出生。

那天，我的这个同学也赶到学校来，因此也还记得我父亲来学校的事情。

杀人之后必然是清算，我对红色恐怖没有经历过，但也有足够的认识。在两次大游行中，我都参加了拍摄。当时有照相机的学生不多，基本上是傻瓜。像我这样的手持高级单反的学生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是校报记者之类的，而且我还分发过照片。每次游行，特务们都肆无忌惮地拍摄，因此我怕被特务盯上。

另外，我怕清算时背靠背揭发，我一定会被揭发检举的。而我拍摄的这些图片虽然不宝贵，却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许有一天，不，一定会有一天，这些照片应该展示在阳光下。

于是我就把照片交给了我的这个同学。首先是因为我相信他的人品，其次是因为他已经工作，和学校牵扯少，最后是因为他是本市人，想必他们不会搜查每一户市民。

原想的清算没有到来，学校也没有秋后算帐。除了上面点名的几个头头，大多数人都没事了。

但是学校要求毕业生必须写论文，没有论文不准毕业。这对我来说不难，心中有数，连草稿都不打，直接在论文纸上用了一天一夜，两包烟就完成了。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知道有很多六月之前一丁点都没动的大有人在。不过答辩时没有老师难为学生的，大家都安全过关。

岁月流逝，我们失去了联系。而借助网络，我们终于又见面了，直把异乡当故乡。二十多年后，又相会老照片，令我想起那激情飞扬的青春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