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与我

星期天我休息，上午去唐人街理发，看到中山公园里比平时多了一些景象：在那里练功的人比平时穿衣更正规，动作姿势更艺术化，最重要的是有两个人正在挂横幅条幅。我一看才知今日不仅是母亲节，而且还是李教主的生日暨弘扬大法15周年纪念。15年了，尘封已久的一些往事涌现在心头，我总想要说些什么。大约二十年前，我老姑一家搬到长春——老姑父的老家，老姑父在区属一家中型企业当副厂长，老姑进了一家药厂当老师。大约两三年后，知道了老姑父得病了，肝硬化——肝癌的前期。肝病是他们家的传统，老姑父的父亲是老肝炎，最终也死于肝病；老姑父是，他的女儿，我的表妹，也是从小肝病。

大约就是十五年前，老姑父来到我们家，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病好了，差点进了鬼门关，能不神采飞扬吗？原来肝硬化已经治好了。原来是学了长春土产的一种功，治好了他的病。他还极力推荐给我父亲学，父亲也饶有兴趣地听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功不再要求球在丹田，而是该成轮子。

给我的印象也就这么多吧！因为这功最多也就是当时无数种气功之一而已。要比功效，该功远远不如其他。早年有数位气功大师能够用意念读字、拨表针、断勺子之类类似魔术表演，然后就是拨云见月，最终由几位大师把气功带到了实用的层次，有的大师能只摸一下就让一个粉碎性骨折的患者可以立即在门框上作引体向上。还有的大师嫌一个个治效率太低，达不到大量治病救人，快速发家致富的目的，就发明了带功报告，能够快速批发自己的功力。当然也有的小师捎带卖卖茶叶，据说也挣了几百万。当然，最高明的气功首先应该用到国家利益上，严新大师最终成为国师，发射重要卫星之前，一般都要找大师看看发射路线有没有障碍。以前这帮人不听，结果被大师说中了，没有成功。当然大师最著名的被人所知的就是把气功应用到灾害领域。当年如果不是严大师，一场大火即便不烧到新疆，也会平了半个东三省。只可惜不知为啥大师在大水时节，为啥不秉承乃师慈悲之心怀，施法就人，大约是嫌世人没有诚心对海灯法师吧。

毕业后到一国营单位，无所事事，看见一位老党员专心地钻研一本书，不仅好奇，上前一问：《转法轮》，老师傅热心教我，并辅之一动作。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当年治好老姑父的病的气功就是它呀。同时我还了解到当前气功界的现状：早年的一些大师或归隐，或入狱，或远遁他乡，现今硕果仅存的唯有李大师与香功张大师。张大师局于天坛一隅，而李大师已经桃李天下。其中原因我实在不甚了了，恐怕不只和李大师功力有关，也体现出李大师攻心有术。

两年后，我已经在另外一家单位上班，崇文门三角地旁。有一天，我和某事业部林总去廊坊考察公司定点印刷业务企业，路过北京站，发现基本上戒严了，无数辆大客车，不停地吞吐着各式各样的人。从穿着来看，不像民工、盲流，何况还不到两会期间。晚上回家一看新闻：政府，不对，是党用大棒打击。

接下来就是铺天盖地的宣传，每天充斥耳边眼前的就是一些人间惨剧：有自残的，有残杀骨肉的。总而言之就是传达这样的信息：练了，就变成了神经病。这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不是错误，使惯用的伎俩。试想，中国十几亿人口，有多少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全是分子干的，有没有其他教派的人，有没有其他党派的人？难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说明某派就是邪教？我想起了金喇叭的故事。

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分子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着实让我佩服。我哥哥单位的分子们一心要上北京上访，单位被迫从各厂、车间抽出人，在各要道设卡，严防分子进京。把这些人截回来后，一不打，二不骂，送回家，工资照发，还要联合家属，抽调专人全天陪同。唐山一贯属于比较左的地区，对分子尚且如此宽容，所以我对报纸上宣传的迫害事件表示怀疑。有一个农村老太太，知道进京道路有卡子，就在三河下车，改为步行进京，参加示威。被弄来后，反复洗脑，就是没用。问她：还去北京吗？答曰：还去。坏吗？不坏，好，治好了我的病，是好功。



当然也有高级的反抗方式。一天我和财务总监出去办事，赫然发现车窗上夹着一张纸和一个塑料袋——就是那种Ziplog袋子，在国内比较少见，塑料袋里放着一盘磁带。财务总监是四十大几的人，经历过运动，看了一眼纸，脸色就变得苍白，我一看原来是的宣传材料。我看总监惊慌失措的样子就说，给我吧。她把材料给我，好像才能放松。一路上我们基本上不说话。过了一两天，总监和我谈完工作，还特意叮嘱这事跟谁也不要说。我把纸扔掉，磁带拿回家，可是一直也没有时间——实际是个借口——听这盘带子，至今我都不知是什么内容。

后来又有了自焚事件，为了教育全国人民，电视上天天放的是那惨不忍睹的景象，最后弄得我不敢开电视，开了电视只能看电影频道。他们推断，因为教人自焚，所以是邪教。又犯了逻辑的错误。亚洲人一贯对人的生命极为轻视，视死如归。在为了达到宣传自己的理念时，往往会采取极端措施。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例子，为了达到进谏的目的，不惜上吊、倒悬城门。近现代也有韩国大学生自焚，缅甸和尚自焚的事例，难道儒教、佛教都是邪教？

后来政府为了对付，连李大师的病历本都找出来了。证明李大师曾经在出世前动过阑尾手术，并叫嚣，如果李大师真的像他宣称的那样从来没进过医院，就应该到医院照个X光，证明阑尾还在；或者干脆撩开衣服，让人看看他的肚皮，证明连刀口都没有。后者就免谈了，李大师已经成了精了，可不是弥勒佛，有碍观瞻；前者倒是可以考虑，只不过医学上无法证实阑尾天生缺失的可能。

其实政府太较真了。我估计李大师刚开始也就是图个温饱，只不过一不小心，队伍发展壮大过猛，李大师又奔小康而去了。既然为了生存，那就不惜手段，其实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哪朝哪代，哪帮哪党不是如此，何独对李大师这么苛刻呢？

我们单位就有两个，偏偏都姓林。一个就是林总，另一个是一个销售部的林经理。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完下楼准备回家，看见林经理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就进去，看见林经理正对着电脑发呆。我一问，原来是所有的网站都被掐掉了，林经理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深感悲痛。我和他并无深交，我们不属于同一类人，可这时却激发了我的同情心。我找了两个代理服务器，当屏幕上慢慢地打开组织上的网站，我看到他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从此以后，林经理对我热情异常。过了两年，我们俩都先后离开了，他时不时打电话约我去八大处、爬香山。不过说实在的，我们还真不是一路人，终究没有成行。林经理后来到了他弟弟的公司，主管数码照片冲印机的工作，事业小有成就。当产品本身有了突破后，市场突破就成了关键，林经理反复地邀请我到他们公司，但是因为我忙于应付被非典拖延太久的雅斯考试，终未成行。

临出国前，我特意到他们公司，一则出了点馊主意，二则考察谈判，准备到加拿大就用中国的机器正加拿大人的钱了。可是到了加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数码冲印价格大幅下降，Walmart, jean-coutu, cosco的价格都很低，直比我的成本略高不到20%，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养不活自己了。不像原来想的用大公司的一半价格冲击市场，而自己仍然留有丰厚的利润。这个市场失败后，我就又另起炉灶了，从此就和林经理断了联系。

来到加国后，实在是因为文化的贫乏，如果去中国超市一般都顺手拿一份《大纪元》，办的报纸。说实在的，这份报纸除了个别版面不可读，总体水平还可以。最起码时事、新闻、港台大陆姚文、科技、健康都是摘抄或翻译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主要版面都支持报纸的主旨。不像大多数中文报纸，基本上属于3-7天前的网络拷贝。有时同一段内容在同一期报纸不同版面就能发出来；有的因为字数太多被砍掉了，但是就是直接腰斩；更多的是文不对题，不知所云；更可恨的是毫无立场，只为凑版面。前几周看一份号称加拿大最大的周刊，某版云台湾悍然拒绝奥运圣火入台，某版又云，我使馆来我市为侨胞换发护照；然后再往后看，某版云，我驻加代表处某主任夫妇参加某活动，又云，我国如何如何，这里的我国可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中华民国。一份报纸办成如此样子，竟然还敢自吹。

自从举办了退党活动和写了《九评》之后，我对的印象大为改观。

原来我就对的定位感到不清晰。在国内，的营销工作做得不错，在短短十来年种，人员组织，财力物力迅速发展壮大。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手段，但是李大师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可圈可点的。然后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李大师似乎有点水土不服，整个组织集气功健身、宗教信仰、反共组织、捣乱分子于一身，然而主题多了其实就是没主题，就是没有核心，没有定位。

这个退党活动，开始我看得很可笑，整个一场闹剧。现在一晃两年多了，他们还在搞，我不由得佩服他们的毅力来，这么无聊的活动也能搞得这么津津有味，难得。

还有《九评》，当初发了好几个版面，然后又出单行本，又继续在《大纪元》连载，可想而知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重磅炸弹。只可惜，我当初看了看，竟然无法读完。整个文章，有论点，然而论点不统一；没有论证，没有论据，或者是论据不能支持论点。整个文章别说不如那个《九评》，就是文革中的党八股也不如。我在高中时写的文章也比这强。

没人矣！

我理完发，又上中山公园转了一圈，看到有多了几个条幅：“好”、“世人都知好”、“真善忍”、“世界需要真善忍”，能把条幅这么简单的工作写成这样，我就知道这个组织正在往下出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