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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北大演讲全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化教育

作者：sujie_alex 于 2011-4-8 03:06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忧天|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3评论

主持人：张旭东教授
时间：12月17日（周五）晚六点半
地点：北京大学二教205室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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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首先欢迎大家这么冷的天来听讲座，照理说今天甘阳来北大演讲，又是这样的题目，一点都不担忧没有同学来听，但下午在元培座谈的时候听他们介绍说最近同学们都忙着应考，办了几个很好的讲座也是很有意思的题目，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来，三个演讲人等了一会儿只好各自回家。听着很恐怖，所以刚才来之前我们就猜想到底会来多少人，结果一看不但位置坐满了，还有很多同学站着后面或坐在地上。我想这一方面是说明了甘阳的影响力，我今天就不介绍甘阳的履历了，凡是关心中国的文化、教育、思想在过去25年到30年的发展变化的人，没有人不知道甘阳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甘阳的影响，没有人不知道他提出的问题及引起的争议，这是整个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部分。近些年来，其实时间也不短了，甘阳的注意力明显转向大学理念、大学教育、大学改革，核心的问题就是通识教育。我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和北京大学教务部一起请来了甘阳到北大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背景，我们今年夏天就和甘阳主持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和中国文化论坛，在北大举办了全国第四届通识教育暑期班。非常成功，也是有这么多人，搞了一个星期，好几位北大的教授包括人大的刘小枫教授，我们一起组织了好几次通识教育经典阅读的研讨班和教学示范，非常成功，这对北大通识教育理念的探索、教学改革实验都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甘阳今天来一方面是给我们带来这次演讲，另一方面也和北大的各个部门的很多同事进行了交流，希望他今后能经常来，希望北京大学在本科教育大学理念的讨论和探索方面能和甘阳主持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有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我最后再讲几句关于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可能今天来的同学很多并不知道这个机构，这是今年年初正式批准成立的新的机构，是一个比较高端的研究平台。我们主要做的几件事是，推动与国内的兄弟院校和国外的大学的研究机构在人文学领域的交流合作，一方面立足北大，探索和实验批评性的、分析性的、创造性的思维和讨论，第三方面是暑期班成功举办以后的发展，协助北大的有关部门探索发展本科教育实验，最核心的是通识教育和经典阅读。这几个观念是和中国大学的理念套在一起，我觉得过去几年里甘阳是推动最用力、用力最勤、想得最深的一位，这绝不是客套话，像我们做的这几件事很多都是来自甘阳的推动和启发。今年暑期班做的事实际上都是按照甘阳的思路做下来的，所以北大的各级领导看了以后都非常高兴，因为北大在校级层面一直想推动这样的改革，学术界的各位学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上下合力不谋而合做同一件事，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局面。其他的话不再多说，今天请甘阳演讲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然后进行互动问答的过程，最晚到九点，如果可以早一点的话早点结束，因为甘阳还没来得及吃晚饭，我们也要给他一个休息的机会。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请甘阳演讲。（掌声）

甘阳：

谢谢张旭东教授，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在座的有些朋友大概知道我最近几年几乎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我自己觉得大概这个事情比其他什么事情都重要。但是我这几年关于通识教育只讲操作不讲理念，今天回北大我想稍微不同一下，我会讲一些理念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和在其他大学演讲的题目也稍稍不同。我在其他大学基本就是简单地讲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但我今天的题目叫“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我觉得这个理念的问题，唯一的理念问题，我下面会讲大多时候我们讨论的通识教育的时候，我对理念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我想今天讲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前面一部分即“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这个首先是中国大学总体面临的问题，通识教育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面临问题的一部分。今天所谓理念问题——我想对这个讲一讲——就是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对像我们北大这样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全球化时代当然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但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小国和大国是很不一样的，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没文化传统的国家很不一样，所以中国的情况非常非常特别。首先一点，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从中央领导到大学领导到教授，都希望把中国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北大清华当然是首选，我想这没有异议。我们都希望北大清华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问题是怎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根据什么标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们就会发现，标准非常地含糊而且非常地多变。我现在先举一个例子，2006年英国泰晤士报第一次发布世界大学排名榜，当年北大全球排名第16位，香港大学——我那时候还在香港大学，也一直在香港大学——应该是在50名以外，具体记不清楚了，好像是69。然后第二年2007年，泰晤士报发布排名榜，北大第15位又进了一位，香港大学进了10位，好像是69到59（或者59到49）。我印象很清楚，港大校长给我们全体师生发通知，我竟然嘲笑说，我说你们港大不如北大吧，差那么多！人家说你北大出来的人有母校情结，但我实际上真的认为北大当然比港大好，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当然我说的北大是我在的那个时候的北大、80年代的北大（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从来毫无疑问地认为北大比港大、台大好，这有什么可比的呢？什么新加坡大学……但是这两年你们注意到没有，同样的发布机构，香港大学亚洲第一，新加坡大学第二，东京大学都排在后面，你们想北大是多少位？我都不知道，反正很后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不是非常简单地说明评价标准极大的随意性吗？一个大学要建成和发展是需要很多年头的，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四五年间，一个在15位一个在——我们说前面一点——45位，过了短短四五年，一个跑到前十位，一个排到——北大今年排到多少？你们北大学生应该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前面都找不到。我们现在先不说北大，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我们中国人就认为自己太不行了，好像北大的学生也认为北大很差。我们就说东京大学，很简单地说，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怎么可能比东京大学好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从学术积累、各方面研究、我们周围学者的印象，不要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哪怕是世俗标准都算上，我觉得都不可能。我的一个猜想就是评价标准变了，之所以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大学排在亚洲第一第二排，在东京大学前面，唯一的理由是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大学是讲英语的大学，而东京大学是讲日语的大学。也就是说这两年的评价标准是国际化的程度，这个国际化的程度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它隐含着一个英语的问题。国际化首先的一点，比如我们国内的大学包括北大都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国内大学做学生交换很麻烦，因为有语言交流问题。学生交换通常是两个学校签订协议，理论上应该你这里学生出去他那边学生过来，可中国的情况都是有去无来，来的人少而去的人多。这个情况时间长了以后双方学校就会把名额往下砍，比如——因为我家现在还在香港，他们说港大和港中大与大陆的交换名额都在往下砍，因为香港的大学的学生不愿意到大陆来。也就说交换很难，台湾大学交换也很难，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官方承认中国大学的学分。但首先来说国际化的程度是英语，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英语假定成为评价一流大学的标准，那么北大就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北大也应该和港大一样变成一个全英语大学？是不是可取、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行？都是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香港这个小地方，有八家大学，我老实说除了港大学生英语水平还不错以外——它是原先唯一的一家真正的全英语教学大学，连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英语水平比港大都差很多。全英语教学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学生老师都听不懂，香港理工、香港城市、岭南大学等其他大学的学生英语水平实际都是很差。但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的大学都强制地往英语转，会发生什么问题呢？老师用英语讲，学生就求老师，“广东话啦广东话啦，听不懂嘛听不懂嘛！”（笑）老教授面临一个问题，就算我用广东话讲，考试怎么办？考试的试卷必须用英语，怎么办？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一个非英语的大学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包括我刚才讲的学生交流的问题，其实国际交流问题也是欧洲一些非英语国家面临的很头痛的问题。

我只是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实际问题是：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谁定的标准？中国人有没有权力自己定标准？中国人怎么想问题？中国人怎么在全球化时代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下面一定会发生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考虑自己的处境而是一味迎合外在的标准的话，我们的大学可能会越办越糟糕。老老实实说我在港大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不认为港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更不要说一流大学了。不是说他们对我很好，我不应该在这里说他们的坏话，我只是很客观地说。为什么我说北大毫无疑问地比港大好？因为我在港大感觉不到任何一点思维学术氛围。香港的学生来听课完全没有任何好奇心，假定我今天在香港大学讲着个题目，没有任何人会来，来的也全是老师，没有学生。我每年在港大办讲座，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来过（笑），我们请的老师都是很有水平，包括大家知道的研究日本的第一流的人，比如我们请A（20:35），够有名的吧，哈佛大学有名的教授，而且是政府请的而不是大学请的，非常高的规格，但稀稀拉拉前前后后到了十一个人，而且是不同时间进来的（笑）。讲座怎么办很吃力，都没有人来听，好像对客人不尊重，让他误以为自己这么差，所以没人来。他不知道所有人来都这样，只有一类人来是受欢迎的，有绯闻的演员——注意一定要有绯闻，没绯闻的演员没多大兴趣（笑）。我觉得这是我对香港的大学总体认识，它们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整个校园没有一种知性的curiosity，很简单，所有求知欲都取决于人的好奇心，中国学生最好的一点是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我觉得这是中国大学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大概因为我在香港大学工作的原因，感受比较强，对港大成为亚洲第一大学我是非常笑话它的，当然港大校长不高兴，我觉得非常名不副实的。这些话我当然只在北大校园里说说，我也不希望说出去，好像我对他们有什么偏见一样，不是偏见，我觉得很客观的从我一个读书人的角度介入来讲，那个地方没有读书的氛围也不是读书的地方，虽然有一些学者都不错。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即评价标准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全球化时代给定的英语占主导地位标准，可能对中国大学努力争取办成世界一流大学造成非常大的障碍和困难。这个问题是胡适先生一百多年前就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了，胡适到美国留学没有多久就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我曾经一再引用，叫《非留学篇》，非就是否定的意思。胡适发现一个问题，他那一代中国人当然是立足希望中国能在思想学术文化都能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准，但他发现：按照现在的情况，同样一流的人才，中国人做不过他们，为什么？假定两个人的智商完全一样，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两个人都是一流人才，搞到最后中国人一定搞不过美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要花一半的时间去搞英语。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在同等很好的智商的条件下，每一分钟、每一点精力都非常重要，你花时间精力在其他的事情上，大家得分都是在同一个课题上，这个时候的比拼完全是时间精力的比拼。胡适说，你看我们从小学开始学英文，要搞多少时间？这样注定是中国一流的人才到了美国成了二流人才，他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你们算算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学英语，从小学学起，现在在北大还要花很多时间。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出去留学，现在学的英语还都没用，还要再上英文写作课，学英文的时间有得你花。我觉得胡适作为他那一代学术领袖，敏锐感到了中国的学生发展、大学发展问题，胡适在《非留学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把它变为日常语言就是，中国大学要变成世界一流大学最终是要终止留学，也就是中国人不需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去花在英语上，中国大学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再提一个问题，什么是一流大学？假定今天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是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样的话北京大学是一流的还是二流的？注定是二流的！就像香港大学所有的教授员工当然都是拿英语的博士，所以注定它是二流的大学，因为你自己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假定北京大学以后所有的faculty都只能是英美大学的博士学位，那北京大学注定只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大学，因为你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你培养不出你需要的人才。真正一流大学是你北大培养出来的博士，不但北大自己抢着要，牛津剑桥哈佛都抢着要，这才叫一流大学。我不是反对引进外部人才，目前这个阶段很需要，我认为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要重新思考胡适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胡适那一代所有人来说，都不用讨论的，当然是要终止留学，他们一代人都想的是中国大学要有一流的学术的问题，而胡适提出的观点是毫无争议的，所有人都同意。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的时候有一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谈中国各个领域的学科状况，也是谈这个问题。一直到1947年胡适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中国大学发展十年规划，想的都是这个问题。但我2003年重提胡适的论点，大家却认为我在发神经。本来这个问题那时候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北大的学生老师当然要这样想问题，要不然还怎么叫北大？北大就老老实实教出一个二等公民来，要求留留学，然后年复一年的，那北大不就真是留英美预备学校了？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在心态上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能需要一些年头，但目标一定要清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中国作为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悠久、自身文化积累这么深厚的国家是有可能的，港大、新加坡大学没有必要提这样的目标，它们最经济的办法是把人都送出去。我跟香港的大学提建议，香港的八家大学都没必要办，把学生送出去就完了，办大学非常costly很花钱，培养的目标就是送出去，还办什么大学？不如把钱都发给居民，让每一个小孩都有钱出去留学不就完了么？（笑）这不是很简单嘛，而且一劳永逸，没有必要办大学。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这一定是最经济的办法。要解决就业的话，办职业高中、职业教育就可以了。还有澳门，办什么大学？没有必要办。这是我想提出的问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目标不是这样明确的话，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我再强调一点，我现在提胡适的终止留学观点，不是说要禁止留学，留学永远随意，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胡适说终止留学并不是说北大培养不出自己的人，中国大学培养不出自己的人，他说主要的完全可以自己培养，其他各方面，比如学法国需要到法国去，学艺术需要到意大利去，这当然完全是应该留学的，但是一定要摆脱教育、学术、大学体制的殖民地心态，否则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我不认为香港大学是一流大学，它不能做原创性的问题，第一流的人才是打破现在流行的说法提出新的说法，而不是在给定的潮流和变体下做文章，这才叫一流人才，二流人才都是跟着人家做。北大确实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北大应该有这个条件，但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气我不知道。我2003年到2005年提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我发神经，不知道到底谁发神经（笑）。这个我认为是涉及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理念真正要想的问题，中国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很多交换的问题常常是都为了交换的学生好，把国外回来的最好的年轻的老师派去给外国的学生教课，我认为这种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是资源的浪费，他那边来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很多事是硕士学位的。我觉得交换长远来说是大家都在一起上课，而不是把最好的老师因为他能讲英文就拿出来让他给这些人教课，这必然消耗他的时间精力，就不能好好地给北大学生上课。北大最好的老师应该是给北大自己人上课，外来交换的人应该跟进来听，就是用英文讲也应该先讲给北大自己的学生听，否则资源配置都是不合理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的非常实际的问题，包括如何配置自己的资源，国际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是需要做的，但怎么做一定要优先考虑北大的学生，但中国大学任何东西都是为他们设计的，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应该拿出很多资源精力去应付那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大学都有这个问题，实际解决的办法是很简单的，中国学生上英文课是没有问题的，像北大、清华、中大的学生上英文课根本没问题，大家就一起上，没有必要单独开课，而且一旦单独开课，他又认为这是人为地把他们与中国人民隔离开，缺乏学生之间的接触。

这是我讲的整体上中国大学面临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问题实际很多，但由于时间问题我先不讲其他问题，就只先讲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全球化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各国都处在一个全球平面的竞争上，每一方往往是好像无法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一味迎合外在的普遍性的标准，而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在通识教育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中国所有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我们借鉴参考模式毫无疑问是美国大学，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没有问题的。全世界只有一个通识教育成功的地方，就是美国，香港、台湾都不成功，我下面会讲操作层面的问题，从操作上我们就能马上看到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不成功。但问题是你参考美国大学，参考的是哪个时代的标准？哈佛大学2009年公布了新的通识教育方案，是不是这就是北大应该参考的方案？绝对不能，老实说这个方案一无可取，毫无价值，包括把80年代的方案都抄来用，其实都没有什么高明的。我们中国大学确实要想的是，到底什么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精华所在？我们要学美国大学真正好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皮毛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方法是看它一百年的历史，看美国的通识教育从192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完整历史。哈佛大学校长经常对其他访问哈佛大学的校长们说，你们绝对不能摹仿哈佛，因为哈佛每一个新的方案都是在纠正哈佛原先的错误，你如果不了解哈佛上一个方案是怎么做的而单纯摹仿抄袭它现在的方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针对的问题何在，它每一个方案都是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主要参考标准应该是什么？我觉得一定要把美国的通识教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比如说哈佛2009年的方案是毫无可取的，而且在哈佛内部被批评得一塌糊涂，虽然他们讨论得很认真，从2002、2003年左右开始，讨论了5年左右到2007年拿出了一个基本方案，基本方案拿出以后就被教授批得一塌糊涂，所以2007年不敢执行，一直到2009年做了一些调整才开始实行。我觉得美国的通识教育和中国的通识教育很有关系，美国的通识教育基本上有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到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一个最大的辩论是1930到40年代Hutchins当政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全美性的辩论，然后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哈佛大学发表所谓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这个标志着美国大学在现代的条件下重新建立通识教育最完整的努力，应该首先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是1987年以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那场改革成为全美当时最大的政治风暴——为标志，又有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比较简单来讲，1920年代到1945年哈佛大学红皮书——这个红皮书北大出版社马上要出版，这两天一直催我写序，这本书出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要真正了解美国的通识教育，要看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或者芝加哥大学校长Hutchins在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再加上哈佛大学1945年的报告，这对中国大学最有参考意义。从早期来说，可以看出为什么通识教育会重新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过程非常明显。原来是非学术体制的、完全college性质的——哈佛大学19世纪严格来说不是大学，就相当于我们的团校，就是培养波士顿地区的local leaders，这是他的目标，定位非常明确，当然它的教育方案是非常的古典剑桥牛津教育，学希腊文拉丁文这些东西。因此美国大学到19世纪后期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转为研究型大学以后强调的是专业研究，但是发现到1920年代出了很大问题，所以重新回过去做通识教育，这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特别是要看哈佛大学1945年红皮书，可以看出他们想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红皮书叫《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自由社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自由社会特别需要通识教育？这是必须要去想的。我想很简单地去讲，现代社会无论是叫它自由社会也好民主社会也好，一个特点就是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离心力越来越强、共同性越来越少、权威都在崩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共同教育，每个人都是完全自由、随心所欲地发展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会成为问题。所以哈佛1945年红皮书开篇引了两段话，都是古希腊的，第一段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非常有名的伯利克里演讲的一段话，大致意思是说我们雅典不需要荷马，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开创历史，这是自由人非常豪放的形态，因为荷马是全希腊人的教师，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荷马的教育，教导希腊成为希腊的identity，是希腊人的共同文化遗产。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雅典不需要荷马的教导也不需要荷马的存在，有一种非常彻底的自由主义，而彻底的自由主义导致教育本身是不可能的。谁有权力教育他？你有什么资本教育我呢？我是自由人，为什么接受你的教育呢？彻底的自由主义导致教育在哲学上非常困难。第二段引的是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话，大概意思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小的时候让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听任何东西，好坏不分，真假不分，这样怎么能培养共和国的公民？也就是说教育要把好的东西、善的东西、真的东西教给小孩，而不是假的东西、丑的东西、恶的东西。这两段话是针锋相对的，第一段讲的是自由社会的分裂，自由社会每个人不但希望而且有充分的可能按自己兴趣自由发展，这个含义如果不加规范就是不需要教育；第二段话讲的是在自由情况下，需要共同的教育，需要共同的理念，需要共同的信仰。哈佛红皮书在这段引用之后讲的是这样的问题，即多元社会下的教育的共同性。通识教育严格来说是common education，什么东西是大学里面不管哪一个学科的人都需要了解的？进一步分析，就是大学本身的专业化就是多元化非常强烈的一种表现，我们中国人说隔行如隔山，一旦没有共同语言完全无法沟通。它讲的实际上是多元社会在离心力极强、没有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如何重新建立大学的共同教育。而我们仔细去看，从哥伦比亚大学到芝加哥大学到哈佛大学，20年代到60年代学生运动以前，共同教育构筑的形式是什么？西方文明，所以美国通识教育虽然有很多的课程，中心是西方文明课，这是全部通识教育的核心所在。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我觉得真正需要参考的美国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哈佛大学而是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到现在基本上还是1920年代的传统，它的通识教育我个人认为是最理想也是北大最应该有条件发展的。哥伦比亚的通识教育所有的学生第一年两个学期都需要学习，叫literature of humanities，因为它还有一个art of humanities，也就是人文经典的学习，从古希腊的荷马一直读到20世纪的文艺学——这个文艺学并不仅仅是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艺术，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的等各方面都可以成为文艺学。当然北大一年2000多学生，哥伦比亚大学可能一年1000左右，它可能80个教授同时开这门课，所有人讲的课是一样的，文学院的教授三年里必须教一次，所有的中心文本是不能变的，比如有15个文本，其中有两个你可以做一下调换但不能够改变全体。芝加哥大学大体也一样，每门课可能有四个文本，这四个文本不管谁教都不能变，能变的是每个教授可以添加自己认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叫common education，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传统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包含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大学生接受教育的共同的资源，他们根本问题的背后有一个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考虑：这样一个新的、现代的、离散性的共和国如何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language、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承？实际上这是美国通识教育的中心。

美国大学自然学科的通识教育实际上做得并不好，比如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以来只有两门课，一门是人文科学，一门是社会科学，这是必须要求的。社会科学叫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s，但当代文明同样是从古希腊讲起，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强调古希腊罗马文明仍然是当代文明的一部分，当代美国文明仍然植根于西方文明传统之中。这两门仍然是哥伦比亚最主要的两门课，当时没有第三门全校必修课，自然科学的课很难开，他们对一般本科生的数学要求远远比我们低，中国教育部对中国大学生的数学要求其实非常之高，他们的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基本都是导论性的课。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讲到通识教育传统到60年代学生运动被冲击了一次，是因为这些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60年代学生造反的一个重要口号是取消必修课，我愿意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完全自由放羊，很多学校后来是取消了，但导致的结果是大幅度教学质量下降。后来为什么有1978年哈佛的报告？整个社会尤其是家长极端不满，认为大学教育质量越来越差，所以要重新恢复通选课。这是1978年哈佛报告有影响的地方，坦白说那个方案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但象征着美国从60年代学生造反以后重新回归必修课的要求。1987年斯坦福的改革为什么变成了全美政治风暴，no1的问题，所有的政治家都要表态？1987年斯坦福的改革多多少少开启了美国最近几年通识教育的方向，这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关系，所谓反对西方中心论，所以要加强对非西方文明的了解。斯坦福的课实际上就是在原先的西方文明经典阅读课的基础上——每一门课的阅读材料比如有四本材料，后面加一个非西方文本，前面还都是一样，比如有的后面加一个《老子》或《庄子》或是日本的或是印度的。光是加了这么一点点，为什么会产生政治风暴？因为这被认为是在改变西方和美国的identity，美国保守派全部跳出来了，美国的identity是西方文明不是你东方乱七八糟的东西，当时辩论得非常激烈。我们要去看的话，斯坦福的改革是最radical的，我们看的好像太不radical，只不过加了两本东方的作品，一个学期四五本书里面加了一本中国的或印度的或日本的或南美的，如此而已。但这个方向是开启出来了，所以美国最近这些年的大学改革包括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问题被批评，比如哈佛2009年提出要“淡化经典”——我觉得这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仔细分辨，它所谓的经典是从1920年代以来经典阅读极为强化、高度制度化的情况下来放松一点经典，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根据，说你看哈佛都淡化经典了，我们就也不要搞经典阅读了，这是大错特错。全球化时代让大家完全忽视了原本的差异，一个原先是非常强固建立起来的传统教育体制规定的，而中国大学是没有奠基过、没有这个传统，如果我们也按照美国现在这一套弄，我们就完全没有一个奠基的过程。我觉得中国大学特别需要参考的是美国1920年到1960年代这一段，这样才能使通识教育真正能够扎下根来，美国所有基本的制度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现在的这些改革都不是最重要的，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调整，而且每个学校根据它的学科重点、师资配备等特殊情况会有些差别，这些区分都不是十分重要。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从比较好的角度讲就是，比如美国现在像哥伦比亚等都特别热衷于和我们合作——我最近几年在国内做通识教育，国外来找我合作的人特别多，美国现在感兴趣的是所谓globe core course，是全球核心课程，因为原来是以西方经典为中心，现在希望多一些中国等非西方的。这方面比较好的是他们确实有这个愿望，要改变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倾向，但实际的结果可能反而加强了西方中心论。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包括美国整个学术的体制建构、理论性比较强，他进入非西方文明的时候是他在重新结构重新组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现在面临海外汉学界的极大挑战，他们的理论架构能力比较强，能根据自己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他有他的强势。但是我们也要问，特别是今天新的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传统、中国古典包括汉语真正掌握多少？我是怀疑现在的汉学家的，不是没有精通的人，但相当多的人是很可疑的。这样一来的话，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这些合作上的话，可能无法发展特别是国内大学特别需要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我们把美国的问题拿过来，中国现在实际上不单是在经济发展上非常激进，与中国30年改革非常相像，美国整个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是1830年到1970年，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一个中断，1900年前后是美国最疯狂的时候，非常像我们的90年代。你看所有的小说、所有的讨论都是针对这些问题，整个社会完全无序、没有规范，很有名的一部小说名字就叫democracy，全部都是汇录，所以整个新秩序的整顿基本上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后的罗斯福新政。大学也是在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改革，所以我认为Hutchins校长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如果改成High Education in China，几乎不用动，完全适合今天中国大学今天的现状。那本书有一个中文译本，非常糟糕，但还是可以看，可以看出非常像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考虑通识教育，重新整顿大学教育秩序、重新整顿人心，讨论到底什么是共同的价值观念，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大概会面临一个问题，在一个离心力非常强的现代社会他们找到的共同的东西是西方文明传统，我认为中国现代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中国现在社会是非常现代的，老实说中国现在非常自由，什么都有，中国大学要有一个common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考虑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核心？一般情况下我不大愿意多谈这个问题，因为这立即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但我想至少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common humanities、common culture？中国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中国还是什么？如果偌大的中国，这么漫长的文明，都没有一个共同文化，将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大体上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有两个基本的观念，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置应该考虑两个点。一个是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问题，需要通过通识教育的课程使中国文明的制度的、思想的、文化的东西重新成为中国大学生思考的问题，你可以批判它，我们现在经常是谩骂，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想我个人会反对把中国的东西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我不同意，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理念非常重要的、需要了解的东西，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要有讨论辩论。另外一个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问题，所以我去年正式加入中大，给中大设计的通识教育分类和现在所有其他大学的分类都不一样，中大采纳了。第一类就是中国文明课，所有学生必须修四个学分的中国文明课。中国文明比如包括中国环境史、中国宗教史、中国艺术史、中国制度史等，学生在这里面选，但要选四个学分。第二类是全球视角，是全球化的课程，还有一类是经典阅读，最后一类我叫做科技经济社会。我不认为单独自然科学学多少、社会科学学多少，这本来并不符合通识教育，我觉得今天的科学不应该是按从前的观念好像就是数理化，对今天学生更重要的是考虑21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科学发展。我觉得一个是环境科学院的课程，另外一个是生命科学，还有一个是地理科学——地理科学涉及空间观念的很多问题，包括城市规划问题等等。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纳入科学方面的，就是强调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学习科学方面的东西，而且我希望这里面能彼此打通一些问题，而不是单纯说自然科学学多少、社会科学学多少，我不太主张这些。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分类，中大正在执行，我讲的大概有两个中心点。一个是对中国文明的经典包括中国制度史，是中国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理论上应该认为这些共同的文化财富是中国人需要共同学习的东西，包括批判本身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把它作为神圣的东西供奉起来，这本身我也不同意。这是我和国内一些儒家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并不把它视作神圣性的，当然是有神圣性，首先要把它当作重要的经典的文本去下功夫，第二是完全可以讨论辩论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教条大家都要如何遵守。另外一点我觉得重心还是要放在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上，这一点上香港台湾肯定不同意我，我认为学术界近些年所谓反西方中心主义和杂多文化主义情况下，重要不是说中国好像很全球化，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印尼的要学很多，我认为这些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是不可以的。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中西问题，而不是说其他所有的中国以外的所有的文化都是和西方一样的，我觉得这不合实际。实际上那些国家比如马来西亚史研究、印度史研究都是西方人做的，第一部印度史是英国人写的，他们这些所有的东西本身就是西方化的，你研究马来西亚可能研究的是西方学术眼光中的马来西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比较强调仍然以中西经典和传统作为最重要的，当然有条件的大学可以有梵文的课、印度的课、日本的课，都很好，但以中国大学现在的情况，中西两头仍然是比较可行的，师资相对好一点。很多大学根本找不到日本人，我是很主张研究日本的，但很难找，比较好的研究越南的、印度的、新加坡的人都很少，盲目地去提这些东西没有多大必要。

上面讲的是我认为涉及到的理念问题，我下面会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理念问题根本不成为问题，大家讨论得很热闹的我认为不是问题。比如一谈通识教育就说要文理贯通，文理贯通没有人会反对，但这是一句空话。不要提这样的标准，什么叫文理贯通？一定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文理贯通了，都识字吧，这是文吧，自己的账会算吧，难道不叫理吗？所以谈文理贯通关键是达到什么程度才叫文理贯通，如果你不提出一个标准而整天在喊通识教育要文理贯通，我认为只能是空话。数学要求多少？物理要求多少？化学要求多少？反过来，人文的要求多少？文学要求多少？历史要求多少？哲学要求多少？如果整天停留在一个很空洞的层面上谈文理贯通，老老实实说自然科学家最爱谈这个事情了，因为他不大知道有什么人文标准，他认为背两首唐诗宋词就很有文化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一句空话，没办法贯彻，没有办法定出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很时髦的话是全人教育，whole man education。我前几天参加香港浸会大学新校长就职典礼，浸会大学的目标就是全人教育——当然理想都是很好的、理论上都是好的，很有想法，问题是怎么叫“全”？要“全”多少才是“全”？我非常诚实地说一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支离破碎，提倡的就是支离破碎，怎么个“全人”法？如果全人教育意味着要对后现代理论、后现代思潮全盘批判，这不是叫自欺欺人吗？你所有的生活方式、大学提倡的一切东西都是后现代的支离破碎的东西，就是反对全人，全人意味着一个灵魂的全人，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谈？这是很不现实的。这些口号都很好，但对我们考虑通识教育没有多大意义，无法变成操作的问题，所以我下面要讲操作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更时髦的说法是通识教育要公民教育。没有错，什么叫公民教育？如何能够公民教育？美国学者一来就讲这个东西，社团活动啊，中国大学社团活动现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在中山大学建立博雅学院有一个严格规定，学生可以参加学生社团，但不得超过两项，两个就够多了。因为现在中国大学生什么都想干就是不想读书，什么社团都要参加，社团多多中山大学叫“百团大战”，11月份的时候新生刚进来几百个社团争学生，那一个月是根本上不了课的，新生被搅得不知所措，哪个社团好啊哪个社团不好啊，社团活动严重干扰了教学。我要讲清楚，我不是反对社团，我是鼓励学生参加社团的，但不要超过两个。有人说这是公民教育，我认为不是，公民教育第一是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大家都同意吧，但什么叫独立思考能力？怎么才能有独立思考能力？我认为没有阅读是不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没有深度阅读、大量阅读，所谓独立思考不过是跟着抱屁股上，是口水，不是独立思考。所以这两年我基本不讲理念问题，对这些理念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不能够操作。下面我讲一下什么是我认为的操作，操作到底是什么意思。

通识教育在操作上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讨论，小班讨论。如果我们假定说——这一点是美国最好的前五十名大学，不是美国所有大学，美国好多大学老实说是不行的，前五十名大学是比我们的大学好，好在哪里？四年之内它能把一个很平庸的人培养成一个精英。我刚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觉得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怎么能和我比嘛，太差了嘛，像白痴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笑），一看就傻乎乎的（笑）。我当时就认为芝大怎么能够北大比？它的学生是不行的，但我忘了我是知青这么多年，和人家不是太一样，但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年上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阅读量，中国学生的阅读量比美国学生差太多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阅读量学生水平是根本上不去。还有一个是小班讨论，我到香港、台湾座谈，关于通识教育我只问两个问题，读什么？每周阅读进度多少？读的都是什么书？第二量是多少？没有这个单子，光拿一个很漂亮的通识教育手册没用。现在的通识教育全世界的大学都有了，你到台湾大学或八所香港的大学，每一个大学都拿出印制特别漂亮的通识教育手册，琳琅满目，特别好看，但我从来不看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只问两件事情，给我举一门你认为最好的课，我看你每一周的reading阅读材料是什么，每周进度多少，20页？30页？40页？80页？100页？到底多少，说不出来就没有。小班讨论有没有？没有。这就没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提标准，我们中国985大学都完成通识教育标准了，哪个大学没有公选课嘛？都有。大家至少形式上要求要选，北大要求本科生要选多少学分？12还是16？中山大学要求16个学分，教育部规定最高16个学分最低12个学分，有些叫通选课有些叫公选课。如果不提标准的，中国大学已经完成通识教育了，没有必要再谈通识教育了。问题是现在是什么样的通识教育？关键的课程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课程质量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了。而且如果不提课程质量，课程的操作方式也是一句空话，永远都做不好。所以我讲两点就是一定要有阅读量，一个是要有小班讨论，但仅仅这两点，我觉得中国所有大学包括北大都做不好做不到，因为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中国大学课太多了！我每到一个学校都要讲一个很基本、很简单的问题，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想。为什么美国最一流的大学上课上那么少？哈佛大学本科四年和我们一摸一样的体制，四年八个学期32门课毕业，每学期四门课；耶鲁多一点，36门课；芝加哥、斯坦福一年三个学期，一个学期三门半。因为课这么少，每门课才可能要求阅读量多少而且必须完成。小班讨论是干什么？是检查你读了还是没有读。每个人都要发言，这个发言不是口水，而是在你的阅读基础上讨论，如果不是在阅读的基础上讨论就是口水。每学期三四门课，每门课都可以提出相当多的阅读，所以每门课的强度是相当大的，但课程比我们少多了。我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到清华讲课，清华、北大、人大三个学校的学生上我的课，我最吃惊的是发现清华、北大、人大到复旦一直到中大几乎所有的大学，特别是本科一二年级都是11门到12门课，甚至15门课，这肯定是上不好的。如果一学期12门课，至少是5门到6门是不需要花你精力、不需要上的，是可以混下来的。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一门课是你可能混下来的，选5门课是偶尔为之，根本不可能选6门课，即使选了也学不下来，你的阅读量完不成，你的作业交不了，你的小班讨论参加不了。我们中国学生本事这么大？11、12门课都是这么大的阅读量，我当时很惊讶，以为中国学生很厉害，后来一想不是（笑）。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的第一个问题是质量的问题，如果不提质量那不如不做，公选课总是有的，大家混下去就算了。通识教育现在真正的危机就是在于——因为北大毕竟认识的朋友这么多，无论是当年的同学还是现在新认识的人，我发觉北大也是这样的情况，比较容易发生的情况是越好的老师越不越愿意上通选课，为什么？同样的课没法提要求，比如一个历史系的老师给本系的学生上专业课可以提出他的要求，要求完成多少阅读量，学生有可能完成，而且他也知道这些学生是谁，通识课的各个院系的学生都有，老师根本搞不清楚你是谁。今天还在跟北大的老师座谈，觉得还是这个问题，一门公选课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课，两百多人选课，但选课的是不来的，来的都是旁听的（笑）。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的学生愿意听课是好的地方——比香港大学好得多，他们听都不听，他们没有curiosity——是愿意听，什么课都愿意听，但不愿意读，所以不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我经常很不耐烦谈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少给我说独立思考能力，没有阅读怎么可能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你对现有的几种说法是了解的，而且你能够分辨，经过头脑的分析分辨才有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阅读当然就是报纸上说的话，根本就是报纸水平，少跟我讲独立思考能力，都是口水。我觉得这就是差异所在，美国比较好的大学——当然也没有必要去美化美国大学，美国大学近些年各方面的情况衰落得很厉害，最好的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跟原先的学生好像都有差距，没有从前学得好。以前的芝加哥大学的饭堂里学生谈论的全是学术问题，任何一个角落的学生都是在谈学术，这种学风确实是相当惊人的。这是他们比较好的，阅读量能有那么大，每学期三四门课，但每门课的阅读量非常大，而且本科生的课基本上都是一周上两次，虽然课少，但是量很重，一周上一次课礼拜五讨论，每周如此。一门课上学下来就是上了一个台阶，不像我们修了很多的学分上了很多的课却没什么收获。假设你拿北大哲学系学生的课表和芝加哥大学的课表相比，会发现我们的课比他们多多了，我们对哲学的掌握太全面了，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人家只不过上了零零落落几门课，一门笛卡尔一门斯宾诺莎，十六、十七世纪哲学，康德，没有多少课，我们多少？无穷无尽的课。这是需要点出来的，为什么人家这么少的课效果却是好的，学生学出东西来了？这其实回到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所谓的大学是培养能力的而不是给你脑子里灌输一大堆既定的知识。他们课虽然少，但是因为有深度、阅读面大，所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出来了，真正要学知识的话学生以后可以自己去学，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塞到你脑子里去的。我们的情况是如果老师不在课上把所有的东西塞给你，你是不会读的。真正好的学者、学生一定是自学能力强的人，老实说这也是77、78级学生最大的特点，他们基本上是自学的学生，不是上课上出来的，那时候我们最好的学生都是逃课的学生，我们不上课，都是自学的。真正到了好的大学，它的课不多，但是通过重要的几门甚至一两门课就给你一个训练，一门历史课就让你知道历史学的思考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历史文献怎么去查的，然后你自己回去读，历史学怎么都不可能把二十五史从头到尾给你教完吧？不可能。所以中心的问题是要有选择，比较短的、比较小的课分量要像一门课，这才是是一门课，我觉得这是关键，可是我们现在做不到。如果我们现在的课程体制改不了——这是我2006年在清华教课的时候，当时就和北大的老师交换意见，发现就是这个问题，学生非常好，比如我第一堂课讲莎士比亚，都是最好的理工科学生，他们说没有人像我这样上通识课，我有要求有课程材料有小班讨论，他说这个他受不了因为他还有12门课要应付，他说我这一门课至少要拿出一半的时间来应付，那怎么应付其他课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应付的障碍，另外一点是小班讨论问题。小班讨论意味着要所有的博士生做助教，因为要他们带动教学，这是美国的基本观念，很简单，拿了奖学金就要做助教。我们中国是大家拿了奖学金从来不觉得这是奖学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应该是如此。香港大学虽然没有我们北大好，但是制度建设是完备的，小班讨论是有的，所有的博士生要做助教是完全没有异议的。我在港大最后几年教课，所有的助教都是大陆的博士生，都是大陆来的，在国内没做过，到了香港都会做，并不难学。香港大学三年博士——比我们少一年，北大博士是四年，其他大学都是三年——前两年四个学期要做助教，第三年不需要了，写论文，这是规定，拿了奖学金就要做，否则奖学金没有，美国也是，拿了奖学金都要做助教。

这是我认为操作上最关键的两点，如果不贯彻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无法有一个通识教育的标准，没有标准就通识教育没有方向，而且结果一定会出现今天的问题：越好的老师越不愿意教。最后大多学校出现的问题是，通识教育的课都是由比较差的老师教的，这不是攻击他，因为他不愿意教，而且每个系都有本位主义，当然最好的老师都是教本系的课。北大的情况可能好一点，很多很好的老师都在教通识课，而很多学校好老师不愿教，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学生也不好好听，只当是混学分的课，这是相当普遍的情况。最近几年为什么通识教育会重新讨论，实际上就是鉴于我们2005年了解的，当年各个大学的教授在香山开会，几十所大学将近两百个教授。那时我是会议执行主席，讨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就发现所有大学都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通选课、公选课有点做不下去，有的教授提的说法是“烂课化”，根本没有好的老师教，当时元培学院的老师代表北大做的总结，各个教授总结了中国20多个学校的问题。我觉得中心的问题仍然比较困难，就是本科课程体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的话，通识教育会非常非常难，但是仍然可以做。我觉得现在中国比较实际的做法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双层体制，（我讲的时间太长了）一方面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整个大学要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标准比较完美、质量比较高的通识教育即使在北大也不太可能。所以大概有两层，一个是面对全校学生的范围内有步骤地推动，另一个也是各个地方在做、不是全部体制的而是部分体制的学院，比如北大的元培、南大的匡亚明、浙大的竺可桢包括中大的博雅学院。这些小的学院试点实验应该为全国大学提供一个课程体制设置的示范和探索，因为很小、人少，即使做得不是很好，影响面也不会很大。我去年加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课程是比较少但分量很重，这一点比较像美国的做法，我的课程一般来说非常少，每学期主要课程四门左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全校比较有步骤地一部分课程先提出一个要求，特别是中青年的教授有投入的积极性，不可能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普遍化的要求，实际上做不到，完全理想化做不到，要比较实际地去做。这个是我在想的问题，回到一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要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的历史，原先没有做过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归到一点要从苏联大学体制转到一个比较现代的、比较符合目前条件的体制。我们目前的大学体制基本是苏联式的，苏联的体制就是本科开始高度专业化，它有它的优点，特别是在以前五六十年代没有研究生的情况下，十年之内能造就一个合格的理工科的工程师、技术员，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所以不是说没有长处，有非常大的长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第一，硕士生的数量在北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本科生，真正专业化了必然要去读硕士甚至博士，所以没有必要把所有专业课程都压在本科生身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各个大学都在做，背后也是有这个原因。要转变机制，我认为非常非常困难，尤其在操作层面，所以我一般只讲操作层面的问题，因为如果操作谈不上的话，什么文理贯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都是空话，只有把它落实在可以操作的课程体制上，怎么设置核心课程、哪些课可以归入核心课程、大概每门课的阅读量有多少、一个学期讨论几次。这些问题能有一个可操作可制度化的解决，那么就中国的通识教育就有可能，这大概也是我对北大的期望，北大应该来说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应该能做得最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请同学们提出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