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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之《星斗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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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先生已出狱四年了，我已定居爱荷华十年。我和Paul将旅行亚洲两个月，决定去台湾看雷先生。当然，我也想和Paul去大陆。到了香港，同时向两岸申请入境。大陆杳无回应。台湾可以入境，但是安格尔对我的安全不放心，打电话给驻台美国大使馆探问，回说应该没有问题，大使馆将派人去机场接我们。
十年了，又回台湾，我们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认识的人反应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个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说，雷震出狱以后也过得不错嘛，让他过几天安静日子吧，现在不必去扰他了，也不必为他再招麻烦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当然应该去，但不要声张，也不必马上去，最好在离开台湾的那一天，也不要待得太久，见见面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待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飞机。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样子，因为你们见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报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们在这儿几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国》的老朋友呢？最好不要为他们惹麻烦了。
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谊深挚，是雷先生出狱后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对雷先生现况比较清楚。我打电话给他。我心情激动，却极力平静，没敢多说，只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请他问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并告他我们去看他的日期和时间，正是我们离台的那一天，上午11点。夏道平说得等一两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我们。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电话有特务窃听，他们需要时间决定雷先生是否可见我。我和夏道平从没断绝书信来往，电话中他没说要见我，我就了解他困难的处境了。两天以后，夏道平来电话说，雷先生可以见我们，并要在家请我们吃饭。我说我们只能去看雷先生两个小时，看他之后立刻就上飞机回爱荷华了。他哦了一声，没说一句话。
雷家在台北郊外的木栅，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但是问题来了。原来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朋友若开车送我们去雷家，车子牌照号码照了下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不妄之灾的把柄了。不行！不行！朋友直摇头。没人敢去！但朋友毕竟是朋友，又不肯让我们坐出租车，说台北的出租车横冲直撞，台北到木栅那一带的交通特别紊乱，怕出人命。我忽然想到老瞿，他就是在那条路上给大卡车撞死的。讨论半天，我们才决定坐朋友的车子到景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然后从景美坐出租车去木栅。
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哽咽无言。
雷先生转身走进屋子，不断地说：眼镜呢？眼镜呢？我眼睛不行了！他戴上眼镜，看着我说：嗯，还是老样子。十四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1960年9月3号，礼拜六。
我一怔，他记得那么清楚！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被捕的头一天。
我们在客厅坐下。我把带去的一盒瑞士巧克力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又把一个装钱的信封套压在糖盒子底下。
雷先生，您精神还是很好。我说。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背常痛，记忆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今天能看到你很高兴。Engle先生也来了。
我一直想见到你，雷先生。Paul说：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许多事。你是位很勇敢的人物。
雷先生笑笑：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很高兴。我接到你们要来的电话，没有人干涉，我就知道，我可以见到你们了。我家的电话有特务录音。我们斜对面楼上，还有右边的房子，就有国民党特务十几个人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照了相，来的客人也照相，硬把老百姓的房子占了，一天到晚朝我们这边照相。有什么可照的？我还能干什么？真是庸人自扰！谈话他也录音。有人说，把收音机打开，音波骚扰，特务就没办法了。我们谈的话，光明正大，为什么录音？雷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告诉你，监狱里的犯人把国民党叫狗民党！
雷先生仍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烂漫得像个孩子。
不要多问问题，我想，雷先生不在乎，他什么话都敢说。我可不能引他说下去，为他惹祸，只是问了一句：雷先生身体还好吧？
还可以。我在写回忆录。我坐牢写了四百万字！他们硬是抢走了。无法无天！我十年刑满，应该开释。不行！要我在出狱前立下“誓书”，否则，我就不能出狱。于法无据，我拒绝了，宁可再坐牢！他们通知我太太，要她来劝我。她这些年真苦够了。我还是拒绝！我太太找谷正纲来军监劝我，他劝我可怜我太太这些年受的罪。我还是不肯！谷正纲给我看警备司令部交给他的“誓书”底稿。上面写得有“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和不利于国家的人士来往。”看到“国家”两个字，我才答应照写。“国家”不是国民党嘛！我一生就没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出狱之前，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到军监来，警备司令部交来的“誓书”，“国家”改成了“政府”。这种欺骗的作风！我又不肯写了！他们三位一再劝我。看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我苦心奔走。我只好勉强写了。我在军人监狱坐了十年，写了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出狱的前两个月，特务带领十几个凶恶的大汉，把我的回忆录全部抢去了！我有何罪？关了我十年！还不准我写回忆录！
雷先生，雷太太，你们常常出去走走吗？
出去总有人跟踪呀。雷太太说：倒不如待在家里。
雷先生停不住，继续说下去：英国的《星期天时报》（SundayTimes）驻远东记者要访问我，打电话约我到国宾饭店喝咖啡。特务马上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叫特务去监视好啦。那天，果然有个特务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看就认得，常常跟我的嘛。他当然带着照相机，要把我们照下来。那位记者要我到他房间去谈。我说，不行，就坐在这儿谈谈吧。我暗示有特务监视。谈完了，他偷偷告诉我，他的照相机三面都可照相，正面，左面，右面。他把那个特务已从侧面照下来了。特务厉害，外国记者更厉害！雷先生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了，笑得很得意，和十四年前讲到他如何愚弄国民党特务一样地笑。
我和Paul也笑了。
后来那记者要我到楼上他房间里去谈。我说那可不行，要谈就在这餐厅谈。
雷先生，您在牢里怎么样？
牢里有人发疯呀！我没有疯，因为我写回忆录。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以前，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来抢走了，还有些信件和诗稿，也抢走了。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将来要丧尽民心呀！中国进了联合国，监狱里有人很高兴呀，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人出了口气！监狱里有好多逃兵，多半是台湾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逃，将来打大陆还需要他们呢。他们说，那关我们什么事！那是国民党的事！
雷先生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狱中梦胡适写的自励诗全扔到脑后了。他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雷先生还有许多话要讲。我也有许多话要问。但我和Paul必须直奔机场上飞机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
Paul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若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们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们一再回头。两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频频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雷先生于1978年11月因摄护腺癌和脑瘤导致半身不遂，住进医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断了腿。夫妇俩在医院中隔邻而居。雷太太可以拄着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还没复原，就回家了，因为医药费和雷先生特别护士费的负担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从木栅和景美之间的家，去荣民总医院看丈夫。最后雷先生只是靠输氧维持生命。雷太太在加护病房对雷先生说：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愿，我们会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向台湾政府索回他在狱中写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日记。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思想记录，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1979年3月7日，雷先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