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自由生活的考验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作者：[俄]叶梅利亚诺夫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斯大林第一次被监禁几乎有两年时间。他在巴统监狱里待了一年多。1903年4月19日他被转移到库塔伊西监狱，与俄国别的关押犯人的地点相比，那里实行的制度是最严的。
　　那些年革命政党的成员通常的命运就是如此。后来，在苏维埃政权下，共产党头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定会讲一讲自己曾被捕几次以及在监狱和流放地待了几年，服了几年苦役。例如，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坐过沙皇的牢的占百分之六十，在流放地待过的占百分之三十五，服过苦役的占百分之六。平均每位代表被捕过两次，在监狱里关过一年，在流放地待过一年，服过苦役四个月。
　　斯大林要大大超过这“平均”数字。他曾七次被捕。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二十三岁第一次入狱，在监狱、流放地或在地下一直待到三十八岁。在第一次被捕后的十五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八年零十个月）失去了自由，在流放地待了将近五年，或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面，或在西伯利亚。斯大林在流放地受到公开监视，警察按照惯例，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爱吃奶食的人”。（大概是因为根据警察报告，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食谱里有许多乳制品。由于相似的原因，布哈林的外号叫“爱吃甜食的人”。）关于“爱吃奶食的人”的表现的报告定期送往上级。其余的五年他被关在巴统、库塔伊西、巴库、彼得堡的监狱里，或在被“押解”到某地途中待在羁押解送囚犯的监狱里。
　　在这十五年中，只有一次他处于自由状态时间最长，为四年三个月左右（从1904年1月5日到1908年3月25日）。通常他每次处于自由状态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从1909年6月24日到1910年3月23日约九个月；从1912年2月29日到4月22日约两个月；从1912年9月1日到1913年2月23日约六个月）。从1911年6月27日到9月9日的两个半月内，他在索利维切戈茨克流放地服刑后被允许住在沃洛格达，但是在那里也受到警察的监视。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出后得到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他在处于地下的情况下，被迫改名换姓以躲避警察。他用过姓名为“奇日科夫”和“库塔伊西省马格拉基村居民卡诺斯·尼日拉泽”、“奥加涅斯·瓦尔塔诺维奇·托托米安茨”和“扎卡尔·克里科里扬梅利基扬茨”的假身份证。为应付调查，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甚至在国外时，他从来不知道他的这一次迁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被捕还是被关进监狱。
　　不错，现在有人相当成功地向社会意识灌输这样的观念，似乎沙皇时代剥夺自由像是给人发放免费到旅游地、休养所或疗养院的证明一样。А．Н．戈尔季延科也为散布诸如此类的观念出了力。他在斯大林传记里写了如何用火车、马匹和轮船把囚犯送到流放地去的情况。囚犯们在那里给自己租房间或“整座房子”住，“可以自由地去看望熟人，经常进行几十俄里、甚至几百俄里的旅行。基本上没有看守人员，因此只有懒汉才不逃跑……一个流刑犯只要有几升可供饮用的酒精，就可组织逃跑”。
　　契诃夫根据实地了解对19世纪末西伯利亚流刑犯的状况所作的描写，与戈尔季延科有所不同。开头流刑犯需要走一段很长的、常常长达几个星期的难以通行的路到流放地去。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修成后也是如此，因为流放地通常在离这条铁路干线几百俄里、要不就是几千俄里的地方。流放犯有生活津贴，但是与现在俄国的养老金相比更是微不足道，靠它无法生活。因此，据契诃夫说，“知识分子在来到流放地后最初都显出惘然若失和大为惊愕的样子；他们畏畏缩缩，仿佛受尽折磨一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头陆续卖掉自己的荷兰亚麻布衬衣、床单、头巾，最后，过了两三年，都死于极端的贫困之中……另一些人逐步找到一些事情来做，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做律师工作，给地方报纸写文章，去当司书等等。他们的月工资很少超过三十到三十五卢布”。
　　譬如说，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和妻子一起在流放地时，曾给西伯利亚报刊写文学述评。可是所得的这点稿费不够这个刚生了孩子的年轻人家庭的开销。而斯大林到北极圈内的库雷卡村后，不可能找到哪怕是有点报酬的工作。他从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流放地写道：“钱都用完了……我没有富有的亲戚或熟人，我完全没有人可以求助……面包和糖都吃完了，这里一切都很贵，需要牛奶，需要木柴……但是没有钱。”
　　不管戈尔季延科怎么写，政治流刑犯无论何时何地都受到警察的监视。因此，托洛茨基的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娅为了掩盖丈夫已经逃跑，便做了一个草人把它放进床铺里，对每天都来查问的警察说，她的丈夫卧病在床。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看管斯大林的伊万·拉列京一天来检查两次，看看受他“保护”的人是否还在。斯大林有时可以离开库雷卡去看望别的村子里的党内同志，这是与另一个思想比较开通的警官梅尔兹利亚科夫商谈后得到许可的，因为这个警官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受他“保护”的人逃不到哪里去。（斯大林没有忘记这位警官对他的宽容态度，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应他的请求，帮助他加入了集体农庄，当时因他曾在沙皇警察局工作过而不让他加入。）
　　要使自己不灰心丧气，不陷入绝望，需要有不小的精神力量。契诃夫曾这样写到西伯利亚流刑犯的生活：“生活很枯燥。他们觉得西伯利亚的大自然与俄罗斯的大自然相比是单调的、贫乏的和无声的；耶稣升天节时天气寒冷，而在圣灵降临节时还下着雨夹雪。城市里的住宅很糟，街道肮脏不堪，店铺里什么都很贵，既不新鲜，质量又差，不管花多少钱都找不到一个欧洲人看得惯的东西……苦闷呀真是苦闷！用什么来让自己开开心呢？流刑犯读一本弄得脏兮兮的书……或者春天里碰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穿上浅色的裤子——这就是所能做到的一切。”
　　然而，应当考虑到，流放只是在这之前关押在监狱的不自由阶段的结束。由于革命者认为俄国创造那样的日常生活条件就是残酷地压迫人和对人施加暴力的表现，他们甚至在监狱的条件并不那么艰苦时，也对个人自由的丧失作出强烈的反应。俄国革命者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在从事几年的地下反政府活动后第一次被关进英国监狱时，曾经想要自杀，因为他知道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很小的、开着设有两层或三层栅栏的天窗的”单人牢房将成为他常住的地方。
　　然而，在光线不好的牢房里关押一年半，需要经常织毛袜子以“挣得”在薄薄的褥垫上睡觉的权利，对人格的极端不尊重以及布尔采夫在英国监狱里受到的各种嘲弄，——所有这些与俄国监狱的犯人要经受的考验是无法比拟的。他们通常受到拷问和折磨。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的主人公的原型索尔莫沃工人彼得·扎洛莫夫在加入革命小组前，曾试图用钻子钻自己的腿，以便检验自己在被捕或甚至被扣留时能否经受住拷问，他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
　　В．М．多罗舍维奇在他的特写《拷问》的开头写道：“任何司法人员都会愤怒地回答道：‘俄国早在18世纪末就废除拷问了。’”多罗舍维奇的这篇特写和其他特写的内容，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多罗舍维奇也讲述了在押的刑事犯在得到监狱领导许可的情况下对别的犯人进行拷问，以便得到所需的材料。（不过这位记者指出，当时在那些被认为是“法治国家”的典范的西方国家里也都利用类似的方法。）
　　被监禁的人要想活下来，需要有不小的意志力。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出色地经受住了无自由生活的考验。他从小就受卡兹别吉和恰夫恰瓦泽书中热爱自由的英雄人物的榜样的教育，记得教会学校上课时讲的受尽苦难的基督教圣徒的事迹，努力做到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经受拷问。根据回忆，有一次囚犯们集体被施以肉刑，让他们从两排看守中间经过，挨每个看守的毒打，在挨打时朱加施维里手里仍旧拿着书，聚精会神地读着（或者做出读书的样子）。
　　革命者们称监狱的管理人员为他们所痛恨的当局的先头部队。因此他们把自己在监狱里为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而使用的巧妙手段，把发动大批犯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以及组织越狱和从流放地逃跑的工作，看做是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重要阶段。这场斗争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朱加施维里被关押在巴统监狱里时，开始写传单并将其送到外面。他在库塔伊西监狱里给政治犯们写条子，给他们打气。他成为抗议监狱条件太差的行动的倡议者。进行这样的抗议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当局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暴徒”打死，借口他攻击了警卫人员。朱加施维里在库塔伊西监狱时得知自己的同志和老师拉多·克茨霍韦利是怎样死的。克茨霍韦利被关押在梯弗利斯梅杰赫监狱时，有一次站在栅栏旁高喊革命口号。这就足以使一个看守开枪打死他。
　　然而无论是诸如此类进行惩罚的例子和头头们的威胁，也无论是监狱当局借刑事犯之手实行的恐怖，都没有使这个“革命事业中的学徒”屈服。朱加施维里在到了库塔伊西监狱后的三个月组织了一次罢工，此事引起了严重关注，以至于省长和检察长前来监狱解决此冲突。他们与朱加施维里谈判的结果是，囚犯们的许多要求得到了满足：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开关押，允许自己花钱置办沙发床，以免睡在水泥地上等等。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学会了如何给自己争取自由。他五次从受警察公开监视的流放地逃跑。逃跑前做了细致的准备。逃跑时他冒称另一个人，表现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特殊耐力。他从第一个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跑时，差一点没有在路上冻僵，当时冻伤了双颊，这对他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在这之后，他在逃跑前开始做更细致的准备。
　　然而无自由的生活不仅仅能使革命者养成新的技能。它在流放地使自由受到限制，在监狱里把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把人的志向降低到简单的求得生存的愿望，千方百计损害人的尊严，时而使人消除哪怕在短时间的孤独中与别人亲近的天然需要，时而又完全把人与别人隔离开来，——它就这样摧残一些人，锻炼一些人。经受住了坐牢和流放考验的革命者，通常都成为各个党最积极和最有经验的战士。被监禁者逐渐养成依靠自己力量的习惯，并加以合理地使用。
　　无自由的生活使得他们能更快地看清人。一个被监禁者应当迅速知道谁可以依靠，谁不能依靠。有时他需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另一个人。被监禁者的处境，常常包括他的生命，取决于周围的人是否打算帮他，与他分享必需品，是否愿意在监狱内外传递所需的消息。一个逃脱了监禁的人，需要完全依靠常常是他从前不认识的人的好心。这些人会告诉他安全的路线，给他准备必要的证明文件和逃跑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并且掩护他逃跑。与此同时，被监禁者需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警惕性，提防别有用心的人、胆小鬼或只不过是不可靠的人。他知道，警察尽一切可能麻痹他的警惕性，使他相信装成好心人的奸细。因此一个被监禁者常常在养成无限信任的能力的同时，也养成对周围的人较高的戒备心理。
　　经受锻炼，能使那些帮助一个人在无自由的不正常条件下活下来的品质得以保持。监禁和流放能把一个人锻炼成坚强的战士，但是他身上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无数品质却常常遭到削弱。作为“监狱锻炼”的反面的，是人的意识的严重的变形。无自由的生活不能不使被监禁者变得冷酷起来。朱加施维里知道，他惟一的“罪行”是希望劳动人民过幸福生活。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不同，不主张“为了正义事业”而进行暗杀活动。朱加施维里在巴统带领受到残酷剥削的工人进行斗争。他根据自己的遭遇感觉到现存制度的不公正，不能不无情地反对它。由于这个原因，他把他看到的人的大部分不幸看做是罪恶的国家制度造成的。格奥尔吉·捷里亚死于肺痨病，朱加施维里便就此宣告：“无产阶级会竭力向吞噬了我们的同志——工人捷里亚的可恨制度复仇。”
　　一个革命者经常生活在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和反对法律的斗争中，这不由自主地使他与千百万人对立起来，这些人不是他个人的敌人，可是又与他准备要消灭的制度和平共处。向现存制度以及那些积极地或消极地支持这个制度的人复仇的渴望，不能不使他也对“胆小怕事的庸人”变得冷酷无情。在地下活动时期因有可能被逮捕而时刻保持的警觉和被流放时实现逃跑的可能性，是令人苦恼的精神状态的来源。一个人由于必须把人分为能帮助你的和会出卖你的两类，便自觉不自觉地变得铁石心肠。朱加施维里在谈到两年铁窗生活和流放生活后于1904年与他结婚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时曾说，她“温暖了我的变硬了的心”，他这样说并不是偶然的。然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捕、入狱和被流放，使夫妻不能相见。叶卡捷琳娜·朱加施维里在丈夫被关押时去世了。他的大儿子雅科夫也就失去了父母的照看。这足以使约瑟夫再次变得冷酷起来，他的心再次“变硬”了。（斯大林在这种场合以及在他青年时代的诗里利用“变硬了的心”这一概念，很可能有宗教的来源，因为它与其说表示“变硬”，不如说表示信念的丧失。《马可福音》里说，耶稣的门徒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无自由的生活不仅使革命者成为与现存制度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战士，而且可能使他们相互之间变得冷酷起来。在人们被迫聚居一处、相互接触的条件下，性格上微小的不同和习惯上的差别都可能成为容易动怒的原因，引起荒唐的、但持久的争论和怨恨。还在入狱前在秘密小组里产生的分歧，在监狱里变成了严重的冲突。“新手”与“老将”之间的小小的不和被描绘成异己的阶级影响的表现和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有时也描绘成自觉帮助专制制度的表现。
　　监狱常常用猜疑的毒药毒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监禁者反复琢磨自己被捕的情况或者回忆审讯的过程，经常绞尽脑汁地想，为什么警察知道他们的和地下组织的这么多情况。当一个组织的其余成员都被捕时，那些尚未被剥夺自由的人首先遭到怀疑。被捕的同志在受审讯时的表现也引起怀疑：他们是否经不住拷问出卖了秘密，是否同意与警察合作以换取自由和金钱的许诺。
　　某些怀疑有重要的根据：俄国宪兵学会通过派有经验的密探和奸细到革命组织内巧妙地“查明”这些组织的活动。就连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的领导人阿捷夫也是警察机构的奸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也有不少奸细。警察机构的奸细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混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杜马党团。某些警察机构的奸细为革命者所揭露（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被公认为进行揭露的专家）。然而在地下工作者的队伍里仍然出现暗探局的新的奸细，各种秘密明显泄漏，在各个地下党的队伍内引起了惊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
　　许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遭到了诽谤，被指控与警察机构合作。某些人被逼得自杀，也有人被自己的同志以背叛的虚假罪名处死。后来指控与警察机构合作成为败坏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的常用方法。1920年，新罗西斯克白卫军报纸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提出了这样的指控。斯大林也未能免受这样的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