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公元前431年前，雅典这套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直接民主制度一直运作良好。雅典民主政治刚刚建立，就成功挫败了斯巴达组织的干涉，让希罗多德发出了下述这段著名的评论：“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②

    雅典人确实“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公元前500年，雅典出兵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反对波斯的暴动；公元前490年，雅典几乎凭一己之力，在马拉松击败了波斯；公元前480年，以雅典为主力的希腊水师在撒拉米斯大败波斯舰队，粉碎了波斯水陆并进的如意算盘；次年，雅典人与其他希腊人一道，分别在普拉提亚和米卡列消灭了波斯陆军和水师残余，从此希腊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公元前478年，雅典联合小亚细亚以及爱琴海中的希腊人组建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继续进行对波斯的战争。雅典逐渐成为希腊世界政治上最稳定、经济上最繁荣、文化和思想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城邦。应当说，雅典人让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实验，取得了充分的成功。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雅典这种广泛的参与制度日益遇到挑战。公元前430年，雅典遭遇瘟疫，人口骤减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公元前424年，雅典丧失其在爱琴海北岸最为重要的据点安菲波里斯。公元前415年，雅典倾力发动西西里远征，企图征服叙拉古。历经两年征战的结果，是雅典远征舰队以及援军的全军覆没。早已等待时机的提洛同盟盟邦乘机暴动，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波斯加入斯巴达阵营，斯巴达人常驻阿提卡北部的要塞狄凯利亚，雅典2万名奴隶逃亡。雅典似乎山穷水尽，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411年一度被废止。虽然后来民主政治得以重建，但公元前406年雅典人再犯大错，处死了六名富有军事经验的将军。公元前405年，雅典水师在羊河之战中被全歼。雅典无力继续抵抗，被迫接受斯巴达人规定的条件：交出战船，拆毁长墙，与斯巴达人有共同的敌人和朋友。一度的海上霸主，如今变成了斯巴达的跟班。

    与现实政策的失误相伴的，是雅典和希腊的有产阶级对雅典一类民主政治在思想和原则上的抨击。希罗多德借美伽比佐斯之口抨击民主政治，“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③大约公元前420年代，一位佚名的上层阶级人士发表《雅典政制》，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于雅典人的政制，他们选择的政体类型或者模式，就其选择照顾卑贱者而不是良善者来说，我是不赞成的。”④不赞成的理由是：国家本应由有教养的有产阶级人士管理，民主政治却把掌管国家的权力交给了无知无识的大众。尽管民众成功地统治了帝国，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大约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开始了他的教学活动，鼓吹国家应当由精英统治的理论。在实际参与政治的政治家中，也出现了阿克比阿德斯、特拉美尼斯那样公开反对民主政治的人物。阿克比阿德斯公开宣称，关于民主政治，感觉正常的人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关于这种公认愚笨的制度，我没有任何新东西可说。⑤自公元前420年以降，思想上和行动上反对人民主权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上层阶级中流行起来。⑥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的失败，连同思想上的反民主潮流，让雅典民主政治陷入低谷，公民大众对民主政治的信心也受到严重影响。公元前411年，在阿克比阿德斯和一部分寡头分子的蛊惑与煽动下，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废止民主政治，改行寡头政体。虽然寡头分子们为达到目的，使用了欺骗和强制手段，并且暗杀了民主派的一些重要领袖，但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体制下，投票同意废止民主政治的，毕竟是雅典公民。另有部分公民虽然并不赞同寡头政体，但主张回到所谓的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祖宗政体。表现在制度上，就是在公元前413年左右，雅典在原有的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之外，另设立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立法审查委员会，并打算对雅典历来的法律进行整理，目标很可能是限制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立法权。⑦由于400人政体的倒行逆施，其政权大约只延续了半年即告垮台。可是随后确立的，是公民权局限于5000人的政体。尽管5000人政体也迅速垮台，但恢复后的民主政体毕竟没有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与斯巴达的和约签订后，莱山德支持的“三十僭主”掌握了雅典政权。三十僭主之中，既有克里提阿斯和查尔米德斯那样极端的寡头分子，也有一般被视为温和派的特拉美尼斯等人，代表了相当数量上层雅典公民反对民主政治的倾向。当三十僭主的统治变成纯粹的暴政时，雅典民主派再度奋起，推翻了三十僭主的统治，于公元前403年恢复了民主政体。

    一个以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如果说遭到部分寡头分子的反对尚不难理解，但是遭到相当数量的上层公民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就不能不说是信仰出现了问题。诚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对民主理想的阐述带有理想化色彩，“我们的政府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多数公民，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⑧但他的话至少表明，雅典人中的多数在民主政治下的雅典，生活自如且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可是伯里克利忽视了人民主权与法治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政治权利不断向社会下层开放，公民大会的权力至高无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富人虽然承担着相对繁重的义务，尤其是财政上的支出和政治上的付出，但他们通过在帝国内占有土地，在官职上得到荣誉，让他们觉得有足够的回报。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雅典财政开始紧张，盟邦不断反叛，战场上形势日益不利，特别是公元前413年西西里惨败后，雅典面对波斯和斯巴达的联合力量，已经陷入苦苦支撑的境地。因为帝国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战争开支，在帝国占有的土地因盟邦的反叛不断丧失，雅典数度向富人开征临时性的战争特别税。而人民主权的倾向，与此同时却在继续加强，公民大会对于官员的处置日益严厉，内政外交政策失误频频，并出现了臭名昭著的“阿吉纽西审判”：当有人向雅典公民指出，他们对将军实行集体判决，而不是对每个将军单独审判为非法时，据说雅典人暴跳如雷，“如果有人居然不让人民做任何他们乐意的事情，那岂不是太可怕了！”⑨结果是当时在雅典的6名将军立刻被处死。这场审判“把一场军事上的完胜变成了人民主权原则的耻辱性失败，玷污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所有主要机关：议事会，公民大会和司法系统”。⑩因为富有经验的将领大多被处死，次年当选的雅典将军，既缺乏必要的军事经验，且多了党派成见，导致水师在羊河战役中被全歼，雅典也因此彻底沦为那场历时27年的战争的失败者。战争在把雅典从希腊世界的霸主变成斯巴达的跟班的同时，也让雅典富有爱国心的公民们丧失了对民主政治的希望。战后斯巴达人扶植的三十僭主所以得到相当部分雅典公民，主要是上层公民的支持，并利用非法手段进行统治，与雅典公民对民主政治的失望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政治再度恢复后，摆在民主派面前的一个根本任务，是如何医治因对斯巴达战争失败和三十僭主以及内战造成的创伤，重建雅典公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在塔拉绪布罗斯(Thrasybulus)、阿奇努斯(Archinus)等领导下，雅典人顺利实现了国家和解，重新树立了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并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社会的稳定。雅典人对民主政治的信心，首先源自和解达成之时民主派的克制和大度。为巩固其残暴统治，三十僭主不但大肆非法没收公民和外侨财产，还屠杀无辜公民。当三十僭主的首脑克里提阿斯等阵亡，从外地杀回的民主派和城市中的雅典人在斯巴达人主持下达成和解之时，条件对支持过寡头派的城里人相当宽大：边境上的厄琉西斯将成为准独立国家，那些愿意迁移的可以移居那里；除三十僭主本人以及他们的直接帮凶外，其他任何人过去的事情都得到宽免，即使是那些人，如果能够通过审查，亦可包括在大赦之内；雅典城内的人需要归还他们在三十僭主时期非法获得的不动产，但民主派丧失的动产如果需要取回，必须给买主支付适当的补偿；所有被包括在大赦中的人，其财产不得被没收；双方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以后借此诉讼或寻仇。(11)

    和解达成之后，民主派胜利返回雅典。返回的民主派严格地履行了和解条款，他们的领袖塔拉绪布罗斯等甚至主动放弃了对自己财产的索回；民主派还主动偿还了三十僭主从斯巴达借贷的钱款。考虑到授予支持民主政治的外侨和奴隶等以公民权(塔拉绪布罗斯曾经对此有明确承诺)有可能颠覆公民之间力量的平衡，引起原来支持寡头派的公民的不安，阿奇努斯以该法事先未经议事会审查为由，宣布公民大会已经通过的该法作废。当其中一个公民提起有关三十僭主时期财产转移的诉讼，有可能破坏大赦条款时，阿奇努斯提请议事会处死了起诉者，从而彻底终止了可能引起宿怨的诉讼活动。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上层和下层公民、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对立，确保了雅典公民集体内部的团结。亚里士多德对此的评价是：“无论在公务和私事上，雅典人对于过去灾难的处理都表现了历史上任何民族所未有的最具充分荣誉的和政治家风度的精神。”(12)只是这种精神不属于柏拉图心目中的精英，而是“缺乏教养的”雅典民主派和普通公民。

    重塑民主政治的另一重大举措，是给予法律以更高的地位。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一经颁布，立刻成为法律，并且马上会得到执行。公元前406年处死指挥阿吉纽西战役的将军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此外，由于时间久远，公民大会的诸多命令之间，很有可能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新恢复的民主政权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组成500人的法律编纂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修订雅典法律。当该委员会发现所谓的梭伦之法多有矛盾时，又通过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组建了一个范围更小的专业委员会，负责搜罗和审查有关法律。两委员会完成审查工作后，将有关法律张榜公布在雅典广场。在此期间，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向议事会和法律编纂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历经议事会和法律编纂委员会4年的努力，法典最后在公元前400/399年正式公布，其地点是雅典广场的王家柱廊，即雅典传统中归于梭伦的立法的所在地。雅典人显然希望，他们新近颁布的法典既是传统的延续，也能像梭伦之法一样流传久远。

    与法典颁布的同时，为维护法律权威，雅典人还采取了另一重要举措：雅典公民大会每年一次对所有法律进行审核。如果法律令人满意，则到此为止。如果有人对任何法律提出异议，则公民大会决定在随后的三次会议上对有关法律进行讨论，并选举一个可能由陪审员组成的、数量也许在1000人以上的立法委员会裁决，并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定5人担任旧法的辩护人。(13)在此期间，新法应当公布在雅典广场上供人们讨论。如果新法遭遇失败，则提案人有可能受到严厉制裁。(14)这样的规定让立法更加规范，立法的裁断权力属于比较专业的立法委员会，实际上抬高了法律和法庭的权威，限制了公民大会的立法权，让雅典的法律及其执行更加具有稳定性。

    对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思想领域的混乱，雅典人显然也试图有所整顿。言论自由本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信条，希腊众多城邦的智者(the sophists)和文化人先后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来到雅典。在开阔雅典人的思想，提升雅典人文化和智力水平方面，智者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智者对雅典传统宗教以及希腊城邦政治，包括法律的效力等一些基本的信条，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阿克比阿德斯、克里提阿斯等反对民主政治的寡头分子，一定程度上也与智者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到公元前430年代，雅典人可能已经开始留意到智者运动产生的负面作用，控告或驱逐了部分哲学家。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的两次寡头政变，也许令雅典人决心整顿思想领域，重树传统宗教的权威，其典型案例，就是公元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控告，主要罪名是苏格拉底不信雅典国家的神灵和败坏青年。结果众所周知：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并被处死。尽管柏拉图和色诺芬希望把他们的老师描写为殉道者，但他们的有关记载仍然足以表明，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家长，苏格拉底至少都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而他在法庭上的态度，对其最终被定罪也不能说毫无影响。(15)如芬利指出的，雅典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固然有原告个人的动机在内，但与雅典人重塑传统信仰的努力也一脉相承，是传统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对反民主政治思潮的一次回击。虽然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治继续遭到柏拉图和色诺芬等少数哲学家的抨击，但绝大多数雅典人都真诚地相信，民主政治是他们的唯一选择。(16)

    经过公元前5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一系列调整，雅典民主政治已经从纯粹的人民主权，变成了一种以法庭为核心的法治型民主政治，“当法律更高的主权限制人民的主权时，民主取得了稳定性、一贯性和连续性”，(17)公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再度被确立，民主政治乃最为合理的统治方式，成为雅典上下的共识。当希腊其他城邦因公民内部的斗争被撕裂之时，雅典保持了近80年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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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1－06－15
    注释：
    ①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4.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9页。
    ③尽管希罗多德信誓旦旦地说，这样的争论确实在波斯发生过，但现代学者并未被说服。他所使用的话语，诸如法律面前平等，抽签选举等，显然不是从未实行过民主政治的波斯人说得出来的。它们表达的更像是当时部分雅典人对民主政治的批评。见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32－233页。
    ④The Old Oligarc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1-3, in Xenophon, Scripta Minor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7页。为译名统一和流畅故，译文略有改动。
    ⑥Martin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358-364.
    ⑦Martin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pp. 338-340.
    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147页。
    ⑨Xenophon, Hellen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 7, 12.
    ⑩Martin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p. 434.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44页。
    (1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4－45页。
    (13)Demosthenes, Against Timocr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23.
    (14)Demosthenes, Against Leptin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9-99.
    (15)芬利对此有较多分析，这里不赘述。详见M. I. Finley, Aspects of Antiquity,  ed.,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77, pp. 60-74。
    (16)当然，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治的稳定，也大大得益于寡头政治两次政变中的恶劣表现，让寡头政治彻底失去了雅典人的支持。
    (17)Martin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p.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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