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

引言

　　今日仁学，首先应指一种学术伦理学。本文通过海内外人文学术中的一些功利主义倾向，指出其违反仁学精神之本质。

　　自然科学的进步，首先靠得是对象及其概念的精细化规定。而前科学时代的几千年“准科学”现象，虽然是人类理智实践的产物，其“类科学”、“副科学”、“准科学”特点，却与真正科学实践产物，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世界。不知道在二者之间加以严格区分，而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便使前科学时代的不成熟理智活动“沾染”科学的光彩，这一作风本身就是违反科学态度的名利追求行为（“古已有之”论）。一些文化史学者（包括汉学科学史学者），出于学术争名利的动机，硬是要把这两个不同的知识世界（科学的和“类科学的”）混为一谈，遂成为阻碍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学术争辩，成为学者个人利益之竞争。同一学术争辩行为，有两个不同动机：真理和利益。本文就是对此主题的一次举例分析。传统思想的前科学特征，因此，首先就是对象和概念及其语词的含混性。其现代后遗症首先表现在把直观性“现实界评论话语”〔包括现实、现实的经验性描述，直观经验性论述等〕本身（甲）和相对于此现实的科学研究话语（乙），混为一谈。前者在古代叫做“描述和牢骚”，今日叫做“叙述和批判”，也就是说“甲”类话语表达着主体对某现实的知觉和“好”或“不好”的评价态度。而“乙”类话语代表着对同一现实的研究和认知（含多层次、多级别的科学研究）。甲者，不需要研究，人人而能。乙者，需要像科学家那样下工夫研究。认知来自研究，此所以科学不同于文学，或不同于文学式的史学。有时，学者兼有两类学术活动：甲和乙。他也往往倾向于将二者混为一谈，其方式为：用现实本身的“重要性”取代研究实践的“重要性”。而不知二者不是一回事：甲相关于现实本身，乙相关于对现实的研究。现实和其研究，分属不同的存在论范畴。于是混淆者往往以甲之重要性，掩盖其乙之非重要性。就传统学术研究来说就是：用历史过程的存在类重要性，替代研究此历史的分析类重要性。结果：自己之学术研究---乙，未必重要，而乙所针对的甲，则永远具有重要性。于是，只要学者针对着重要的历史现实本身“说话”，他就以为自己的话语（甲）是重要的（如一个人老是在读古书和向慕古代现实，他就以为他在介入重要精神实践）。结果：人们不关心如何改进和提高乙，因为后者难的太多了。对古典话语进行背诵，相当于将古代现实“装在”自己身上，因此增加了自己的重要性：背诵孔孟遂等于“掌握”孔孟。古代人不知道科学，这么干也就算了，今天人知道了科学，却不准备将科学用于历史文献（把乙应用于甲）。为什么传统思想研究老进步不了？就是：不重视乙，只重视甲。为什么如此？因为急功近利。因为学者的目的不是求真理（为此必需费力气创造和发展乙，而其结果又往往费力不讨好），而是借学术以争名利。为什么人们要不断为百年来的文学家定“排行榜”？为自己偶像、为由其代表的派别、以及由作为本派成员的自己，争“地位”。“大师”的名号，就是发明来做名号竞争之用的。如果大师允许被批评，允许被挑出许多毛病来，偶像的身份将不存。所以：只能崇拜，不能批评。（几位牟宗三的弟子都对我表示过这种态度；明知其师之缺点，亦不能违反“学界伦理”地加以批评。这种师道尊严，岂非不折不扣地违背孔教！）我们的学术界，百年来，遂造就了一大批“学术菩萨”。学术活动，就成了造学术菩萨的运动：进行崇拜、排座次、势力划分、一一纳入民族学术“先贤祠”，作为民族集体崇拜祭祀的“偶像”。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成了为大师定尊卑的活动。在此趋势下，还有什么真理可求呢？其治学目的不在于求真理，而在于通过拜学术菩萨来分沾名声势力。那么，是不是百年来我们的人文学术真地那么伟大了呢？不需要研究（乙），而只需要崇拜了呢？这就直接与仁学的宗旨问题相关了。孔子之学，要求的是学，而不是拜。孔子既然说了“学无涯”，故早知个人之学只是暂时的努力，不是永恒的“祭品”。所谓学的进步，就是指学的不断批评。今日之学，首先要批评的就是各种“大师”；不是“大师”，也许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批评。如果不把大师之学当作暂时性、阶段性成果，而视之为崇拜之偶像，我们即直接违反着孔学。但是一些港台学者，不这么看。你批评他的方法论，他认为你对其师祖不尊。他对他不懂而应当懂的新学术，不是努力学习补课，而是坚守旧章，大树祖师权威，并通过到大陆找支持，以图占定位子。大陆一些权威，为了拉关系和贯彻老祖宗智慧---远交近攻，自然乐于对海外落伍学术空口施惠。凡此种种，都是无追求真理之意，而有共谋互利关系之实。一句话，我们不以追求真理和理性为最高目标，而以树立、圣化个人权威为最高目标。民族精神发展之根本障碍在此：不以理性为最后标尺（否则必以知识和真理为目的），而以各种“超人崇拜”为最后标尺。后者恰恰易于成为人们名利追求之工具。

　　而今日此“大师制”又开始国际化了，争名逐利行为扩大化和制度化了。学术制度成为制造大师系统的技术性渠道，围绕着此洋大师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声名权势等级系统。学术制度成了学者一生争名逐利的法定之途。这个制度又是朝向“利”的，而不是朝向“义”的。于此民族精神方向大转折之际，伟大孔子的声音再次出现：仁者应该朝向义，而不要朝向利。仁学不是指孔孟话语教条，而是指要“知行合一”。当然也须认识；知行合一，不是指你只须喊出“知行合一”即可，而是指你要对其贯彻之。此一贯彻（=认真实践）就自然须挂连到万千相关因素上去，不是指读旧书，心理感动就算了（读王阳明好象是读旧诗，自己一感动，就以为自己成了王阳明派了）。实际上，汉学系统的作用区，已无远弗届，它广泛地越洋支配着两岸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如当代强功利走向的文学事业，处处被汉学吸石所牵引。汉学成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筛孔”。只有被汉学承认、接受、介绍的中国文学，才算是高级中国文学。而滑稽的是，正是这个汉学评判者本身的学术资格，才是最可疑的（但“朦胧”语言因破坏了正常汉语语法，故制造了汉语理解的开放性，以至于不能读通中文报刊者，反而可以读懂此“高级汉语”）。但他占据着“位置”，掌握着组织；他就成了你追求国际名利前程的“判官”。他是决定中国人之“中学”程度者（哪部小说好，哪首诗好，谁该给文化骑士勋章，谁该给国际大奖等等。广义汉学的制度性奖评权力，成了支配中国文化人行为走向的杠杆。而中国人都围绕着这些“超中国人”，共同追求着“走向世界”的“美之梦”）。而他作为外国人，其中文程度，则是无人敢置疑者（因为到了两岸，他真地被当成了“超中国人”贵宾看待）。这就叫民族性的崇洋媚外，而国人求利者，岂非正乐此于不疲！

　　1．分析图式简述

　　如果以A代表一般理性原则，以B代表按照A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次级学术理论，那末首先，B是不能等同于A的，其次B只能按照具体环境和条件独立地形成。从B1……到Bn诸学术之间，彼此不能随意相互推导。各种学术机构及其各种教学计划都只应是按照A,结合各种具体条件后,所形成的各种B。学生在机构内所学者为教授所完成之具体的B，而学习的最高目的应当是除了掌握B之外还须通过B以达到一般的A。学习的最高目的是强化A，然后以此A来衍生学者本人所需的各种B。而泥执不化者和功利主义者，则要将各种对自己有利的B加以绝对化、权威化、普遍化，通过对B的推广来扩张B创始人（权威）的权力和声望。这样，人们就不在意如何达到A、并不断以A来检验B的问题，而只关心巩固扩大B的影响力的问题。“趋炎附势”于是在中外学界成为普遍倾向，到处都是被权威化了的、甚少被A来检验的B级的学术理论。百年来，中国文科学术文化是一个留学生文化。文科留学生文化的后果是一喜一忧，早先是喜多于忧，现在是忧多于喜。为什么？百年来的功利主义和本世纪新增的学术商业主义的结合，将使得各种B级学术相互竞争求胜、谋取利益，而均不关心A级理性原则及其运用的问题。留学生文化的功利主义泛滥之后果是：什么知识都是“半瓶子醋”；危险的是，长此下去，民族人文学术水准永远也难提高。可以说，“留学生文化”机制已经使“国际二等学术水平”内嵌于其“民族学术生产程序”之内了。不只是说国内的西学，中学或国学也一样。因为今日的国学相当程度上是被作为西学组成部分的汉学牵着走的。又由于今日国学强调国际化，以及国外之“准国学---汉学”根本就是华裔西学者（外语系毕业生）的兼职或转业。因此，殊途同归，大家不分中西，都是留学生文化生产机制的组成部分。再说一遍，按照这样一种“国际化的”、“走向世界的”学术思想教育生产体制，中国的西学（固不必说）和国学，都将永远居于世界二流。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由于急功近利，固必随意攀附现成国际学术权威B，并甘愿成为其国内学术商品“代销商”，或者成为其国内学术市场的“合伙人”（合作伙伴），以共同谋“跨国经营”之利。一些国际B级学术权威，当然愿意其商品被推销至国内，但他需要的是“代销商”，以促进其产品的被消费率，而不是鼓励你解剖、研究、批评、甚至继而超越其产品。这一点你要明白！引介其作品，于是，对他来说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果只是协助其扩大知名度、崇拜度，那当然很好；如果是继而分析批评其作品，帮助国内人深入了解其性质，以至于削弱了其学术品牌的崇拜度和知名度，那你这个引介者，岂非成了其产品的负面推销者？（本人与国外同行间多有此类经验）在此，问题仍然相关于两种学术实践逻辑：商业化逻辑还是真理性逻辑？如果是后者，最后的检验标准都是A，各种B都得通向A，故不可以将任何B加以权威化。但哪个国外教授不希望你将其B级作品绝对化？而留学生为了在国内（很少有留学生有勇气在国外）急功近利，必定“近水楼台”，甘作“外商”的代销商，以便在“洋树底下”好乘凉。这样一来，他的心思都花费在如何在国内“攻城掠地”、扩张派系、内外挂钩上面，而不会关心如何按照A，来努力创造自己的B，并协助其学生同行强化各自体悟的A，以有助于他们创造和达成自己独立的B。反之，人们急于按照现成的B，去“经营”各种现实利益关系。“外商”也看透了国际学术合作的这种关系格局，一定支持、配合自己培养的弟子，助其成为国内之权威，助其走向世界，以便日后可使其成为国内更有势力的“代销商”。他们的共同策略是什么？维持共同使用的商品品牌（某流派，某国内外权威）之市场价值。为此，不鼓励批评性研究，只鼓励吹捧（今日港台美华学界，亦绝少学术批评，可证“一团和气”的商人哲学，已经深入世界人心。我们生存在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世界里，而“商人”都是外表光鲜、彬彬有礼的）；为此。他们要强调根本不存在的什么国外学界之“嫡传”类形象。一个未被人们看透的留学生文化之真实后果是：把“洋秀才”硬说成是“洋状元”，其实，即使他们中间的佼佼者，甚至于也远非达到了能够准确翻译本业内西方理论经典的程度。也就是，他们在国外的几年修学分的经历与深入读解消化经典原著，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自己当初在德国大学时就好奇地发现，一些大学阶段外语系毕业而转攻其他人文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到了国外要阅读西学经典的中译本来对付学业呢？结果我们会发现许多“倒抄”现象，留学生抄国内人的西学翻译和著作。后来在取得“学位”（它什么也不证明，特别不证明他能正确理解本领域的经典文本）后回国，他就不再需要被考验其真才实学，而只须互比洋出身了。因为他的真正对象是刚从中学毕业的青年，他们自然没有独立判断能力，而唯名势是从。导师的洋学历、外文、洋关系，都足以让学生折服。然后他们就在国内成为学科领头人，进行各种市场化的“经营策略”（其中细节外界〔领导和出版界〕是难以觉察的）。这是留学生文化的典型现象：其奥妙正在于：学洋学的最后不能准确理解洋学。为什么？他一回国就不再继续学习和下苦功了；其第二阶段的生活目标变成：利用洋学历“唬人”，积极于争名夺利。学术界的争名夺利，不是靠真才实学（因为广大读者不辨学术真伪），而是靠人际关系技巧。所有这一切今日又增加了一个复杂化因素：媒体。媒体本来就须通俗化以扩大其影响面。这一社会学的特点，与追求名利的学者一拍即合。学术就更不须专深化了。市场知名度追求，遂取代了真才实学的追求，此一趋向，在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席卷下，定将长期延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说，留学生文化在新时代势将导致国内人文科学学术水准的结构性的二流化。因为，学界和媒体一定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提升自我形象”的宣传。此自我宣传，正是商品化社会行为的固有特征。因为根本的目标，不是“商品”的内在质量，而是它在学术商品市场内的“形象”。今日“包装”一词不仅合法化，而且时髦化。学术经此“包装哲学”洗礼，它将走向何方呢？

　　2．华裔汉学：论华人到海外学国学

　　现在，更荒唐的是，作为西学亚流品类的“汉学”，也在如法炮制，并通过半世际来的怪胎“中研院外籍院士制”，硬弄成一个国内外“共识”：海外的国学，高于海内的国学。自然，这么多两岸国内青年学子，三十年来都到国外去学“国学”，并乐于宣扬曾师从海外某某国学名师。台湾三十年来办到的，大陆也快了。这是国学甘愿屈居西学之下的明证：面对不通中文的洋学生（可能因为，像杜维明说的，“汉学系洋学生的智商超高”）国学会发展更快。于是我们的只能说些口语不能看专业书的老一代国学家们，也人人以到国外“搞国学”为最高身份之标志（用其“谦虚的外语”和高深的国学，对着汉学系仅具“谦虚的中文”的一群老外，来弘扬国学文化，并美其名曰“在国外讲学”：不管学术之内容，只管在何处、对何人讲学！这和中国的民乐队都以到国外去与世界接轨为最高荣誉一样：如何改造民乐、民舞，以使得不仅不懂东方文化、也差不多不再懂自己西方高深文化的一代洋人，能够“懂得”经商业化包装改造过的“民族艺术”，以实现其“国际接轨”大志）。在这种趋势下，在国学最终要由国际汉学权威来认定的局势下，我们的国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今日在讨论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方法论革新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国际汉学的状况。因为在此牵扯到一个历史上的混淆现象：五十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间，各地不少中国文史学人陆续移民至国外汉学、中国学、比较宗教、比较文学等科系任教，而人们普遍把在国外汉学任教牵扯到的就业难度（外语、身份、职位）和学术本身之高度混为一谈（他们很少有人对自己的真实状态加以真实判断；他们都以在国外的公认职业性“成就”，来取代对自己学术水平的客观认定。）。中国人文学者愿意到国外任教的普遍倾向，被看作是汉学和比较学的国学水平，比国内国学水平为高的证据。混淆性还源于一个表面性理由：和西方学科同在一个校园里，和西方主流学科教授同在一个教务会议室里，享受同样的职业待迂，看起来彼此的学术层阶也就等同化了（人们以按此方式能和洋人“平起平坐”〔在此词的直意上〕为人生最高成就的“标志”）。在此，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完成了两个似是而非的混淆：

　　因为：

a．汉学要求的较低国学和国内要求的较高国学，被视作同一个“中国学领域”；

b．外国机构的主流学科水准和汉学的学术水准，被错误地等同化了。

　　结果：

　　a．国外汉学的国学，就被看作是国际最高水准的国学（因此而成为院士），并因此成为国内国学发展的榜样；

　　b．国内国学家的确多以争取到国外任教为最高之学术生涯规划；

　　c．按次目标，国内的国学教育就开始国际化了，外语学习和外国一般科学教育程序，也就取代了传统国学教育。

　　国内人士对海外任教者的羡慕和攀附的倾向，也被视同后者的学术地位和水平，比国内同行为高的客观证据（“门庭若市”等于学术地位高）。再加上，国内官方对任何在国外任教者的仰视习惯，遂成为国外汉学学术水准高于国内国学同行的“共识”，获得了某种“官方认定”。此“共识”为：能用洋文说写国学就是一项国际成就。因此今日连我们的“国学”，也需要国际认可了！换言之，只有当国学获得了不通中文的“国际”之认可，才可被认定为高水平的国学。民族失去自己之（仁学）精神，已到了何等危险地步！

　　当然，更基本的原因是一项国内外之明确共识：西方的博士制度高于国内的博士制度，不管什么专业都如此。于是中国人到国外随华裔教授学国学者越来越多（他的外语比你好，他的“科学方法”比你高，这就是资格的证明。八十年代初我看到大批港台学生在美随华裔教授学习各科“国学”：师生都是中国人，都用英文教学，都用英文写国学论文，其最后获得的博士学位，因来自哈佛、耶鲁所以终身用之不尽。以至于被国内媒体捧为国学新权威者亦须后退一步，因彼来自国外“名校”也）。明明是外国学生的中文限制，导致汉学教授难以从事高级中国学研究，但人人都把在国外获得的国学博士看作比在国内获得的为高。这个规矩是港台人士最先做出来的。因为中研院几十年来就把在国外能用外语任教的教授礼聘为院士，以显示国外的，必比在国内的为高。两蒋时代一方面高唱中华文明世界第一，一方面又把能待在国外的学人，看作其学术水平达到了中国人之间的最高阶（我们难道不是可以从此细微“姿态”中，瞥见“国民党文化”精神之色厉内荏么？）。为了证明中华文明复兴在台湾，其方法就是让国学先在国外扎根，也就是认为到西方去弘扬国学比在国内深研国学要更重要（还是更容易？）！为了把这种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接轨的政策坐实，海外游子发明了一项共识：把明明是二十世纪最高国学水准的五四一代国学打入冷宫；以便为国外汉学至尊地位辟清道路。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量贬低五四学术的言论。这种海外言论，新时期以来又大量引介入大陆。例如，汪荣祖在其“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1979）一文中称顾颉刚史学为“革命史学”，与反封建相呼应，“成一极端反古运动，辨伪遂成革命之手段，而非学术之目的。盖浪漫之风潮，不利任何理性信念之滋长。”（杜维运〔编〕，1985，V3，513）杜维运本人说，“史学大国之中国，受西方史学之激荡，内慕西方史学而诋毁中国史学，甚至谓中国无史学者，并肩接踵。”杜氏所指为蒋廷黻、朱希祖、徐仁铸、梁启超等人。这一海外五十年学界之共识究竟是什么意思？好象梁启超以前中国学术形势大大的好，梁启超以后学术形势每况愈下似的！我读台湾文史哲“大师”们的书，往往不知所云，而他们倒彼此都有默契，都一律振振有词！结果：我们就在海外国学界和汉学界，看到了一种海外“流浪学人”普遍“表里不一”之性格特征：一方面大骂五四学人“数典忘宗”、受西学蛊惑，一方面纷纷移民西方，并以其西方资格在国内取得最高国学地位！这就叫“曲线国学”：因为国内西学太滥，大家于是都到西方去弘扬国学！五十年来形成的这种学术阿Q主义，现在正在侵入大陆学界。其大言不惭背后的真实动因为何？依傍权势（走向世界），求名求利（弘扬国学），已成吾辈学人今日之大经大法乎！

　　我们对于海外学界行为方式的批评，在商人文化规则里可能被视为打破了“一团和气”的（虚伪）“游戏规则”：只能暗中“较劲”，不能公开树敌。然君子之道必然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诉诸公论，因仁者之目的在于学术思想探讨本身，而学问为天下公器，此与学术商品化观念（学术商品的功能在于谋私利！哪个教授不是把学术成果和职位挂钩的？）正相反。那末为什么要不顺从海内外学术等级制度，并按学术官本位规范来“各守分际”呢？学术既不是商品（资本家所有）也不是官务（儒教博士官家学）。现在不守学术分际的是权威们，因为他们打算利用不当学术威权，来扩张学界影响力和支配力，并以不懂为懂，意图以肤浅或错误知识影响诺大一个民族的学术现代化事业的方向。为了把自己不相应、不合格、不合辙的学术，硬输入两岸学界，其手段必然首先是利用科技工商艺权势关系，来追求学术垄断。这样就直接损坏着国内的学术的健康发展了。如果他们安守本业分际，其职业性贡献自然只能具有正面效果。但当他不安心西方校园本业（海外少数族裔通识级教养学），而打算“越界”至国内扩充学术影响力时（不要说文科了，海外有多少科技工商人士不是在本业获大名后，宁肯荒废本业而将本业知名度转移扩大到社会领域去的？因为儒家知识分子有一个当“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即不满足于做学者，而只想着“治天下”〔当官以支配别人〕。为此发明着多少道德名目！），首先面对着国内各界显然超出其学术水准的大批学人。为此他就必须动脑筋和搞学术外交，拉一派打一派。国内自然有其接应者，即共同利益合作人。他们的共同行事风格就是在学术之外进行知名度“经营”，以争取名声和影响力，而绝不关心学术本身的进步。

　　3．五十年代海外华人学术之真相：进步还是退步？

　　五十年代以来港台美华华裔文史学界表现出一致的学术民族主义倾向，此一现象足勘玩味。在围绕着陈寅恪学术问题上，余英时和汪荣祖彼此曾有辩论，而在围绕顾颉刚史学看法上则趋于一致。海外六十年华裔史学界对顾颉刚现象表达的近乎一致的“批评套语”，与新时期大陆古史学界对顾颉刚表达的类似的、近乎一致的“批评套语”，虽然历史背景和原因不一，话语形式则非常类似。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固然可以从海内外不同历史环境追溯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因素，而我认为更根本的原因，对于海内外学界来说，却并非政治性的，而是学术性的：此即源于战后几十年间两岸四地“国学史料学”研究的全面荒疏（近年来看李济、张光直等历史考古学家著述，发觉他们对古史学方面的判断，有欠确当。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后来才对古籍进行补课的。这本来很正常。每个人都须对本业之外所需其他专业知识进行补课。但问题在于如何补课？是否应当找对“专家”？他们在海外的文史学家都不熟悉古史辨文献，为什么？在台湾如果禁读，在美国呢？1987年我寄赠哈佛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的本人所译《野性的思维》，他覆信时说“列维斯特劳斯的各种著作中似乎就是这一本还站得住。”等我后来读了他的英文人类学著作后，才发觉他不可能看得懂这本书。但他为什么要那样表态呢？张光直的学术主要是对中国考古资料用英文进行复述和分析，并延用“二重证据法”，对考古资料空白处，即用古籍文本资料加以“补白”（试问：人间学界有没有更容易的自己骗自己的“方法论”了：科学上没证据了，就去到古书上找任何一段“古人说”。为此，先须像钱穆、徐复观那样高高挂起两把“数典忘祖”和“厚污古人”的尚方宝剑）。因此其知识结构亦属广义汉学，也就兼具汉学的优缺点。难怪后来他当了中研院副院长后，会与“化学家院长”一起，要把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目标“窄化为”（注意：他们的学术战略是要把“中国学术”大大窄化，以将其纳入国际汉学轨道，也就是国际“中华文化abc学”层级的轨道！）：“要把中研院变成世界汉学的中心”，一如早年史语所长傅斯年的抱负一样了。这就是留学生文化的共同弊病：眼光狭窄！他们到了外国，不敢碰外国高深，就转而依附“五千年”来和洋人争面子。胡适那些西化派当初不也一样么？然后他们就在汉学界安全地呆了下来。然后再出口转内销，向内扩充其影响力。但是，正是这些在华人学界占据最高位置者，于中西二学，都结构性地取“中庸之道”，并企图将此实为“平庸之道”，定做中土学术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向国内主事者兜售。中国学界有这么没出息么？而留学生文化的确有助于这一趋势。留学生文化意在把内外打通，其法宝就是：国际性学术等级制度的权威性。这个全球化的等级制度，是由世界工商大老板出资予以维持的，他们的趣味主宰着今日的文化和学术的总方向。留学生文化最终也要向此制度的核心逐步靠拢，其枢钮即“广义汉学”。留学生文化最终也要国际制度化，其结果将是：中国学术发展，在其理论层面上，“应”永远处于依附地位（即：中国学术，按照“老祖宗”的指令，只能发展实用，不必发展理论）。这些不同力源的最后合力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巩固“中学是中学、西学是西学”之人类思想总方向。也就是：理论由西方人搞比较好，国学由中国人搞比较好。作为点缀和推销的需要，彼此稍慰搞一点对方特有之学。）。两岸四地的国学水准，绝对地是“五四时代”高于“港台时代”。而偏偏是港台学人在说五四学人“数典忘宗”！此岂非荒唐透顶之论：学术低的说学术高的“不行”！而海外史学家们因为急于学术求得、缓于学术求真，所以竟未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性！那些立足海外者为其外国职业资历和外国的低国学资料学要求所蔽（把甲学科内的成就自动扩展至乙学科内），遂不意识其自身国学资料学训练的普遍不足，而把在国外通识类水平教学环境下的职业性学术要求，当成了史学修养的整体性学术要求（遂以为，国内外不同教学环境下的“中国课题”都是一回事）。国学资料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基本学术建设工作，学术准备要求甚高，不仅要熟读经典，而且要有分析能力，二者不可缺一。资料学工作不等于任意抄录资料进入文章。今日史学研究往往被当成了从典籍中摘录资料予以“整编”。如果这就叫史学研究，何人不能？顾颉刚说要带着问题研究，就是指要知道怎样从资料中找问题，怎样分析问题。没有问题意识，看不出问题，读书再多也没有用。非常遗憾，五四时代那一批承前启后的特殊人材如今均已作古。我们后人那有如此深厚的国学修养？如果指用某种观点来品评古人思想就叫历史研究，那不是太没意思了么？因此问题是，我们要理解那一代史料批评学者的目的和结论，充分吸收其史料学成果。五四时代他们那一代确实懂得历史文本分析的功能。而现代受过“科学训练”者所欠缺的，就是不知道，治国学为什么要先分析资料本身。后一文本学问题，汉学老外当然没有条件去处理。为什么？研究高级古籍史料学，一要熟读古籍（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二要有理论分析意识（汉学家不关心理论问题）。于是，新世纪两岸四地，正要全面复兴中华文化学术之时，大家全部在资料学上后退而不自知。有人以为多背诵就是“熟悉”资料，如此两千年儒家全是熟悉资料的了。但那种熟悉法，今日再也没有用了。为什么我要说大家都不重视资料学？因为大家都看不懂古史辨派研究的价值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此严重缺欠都发现不了呢？因为在国外环境下，其国学修养的不足，无从为洋人“发现”。甚至于因其善于用外文撰写为洋人所“喜闻乐见”的、有关国学的介绍性文字，并因此而易于获得洋人的称许（易于纳入西文学术刊物），并继而被中国学界称作获得了“国际承认”或达到了“国际水平”。“国学”而被称作是达到了“国际”水平，这又是什么意思（请从此一“共识”看知识分子之“心术”）？今日如说“法国理论”达到了“法国学的国际水平”，有人听得懂么？但在汉学系却听得懂。有一位台湾来的汉学系主任，几年前就对我说：她承认德国、法国的“本国学”，都比美国的德语系、法语系高明，但中国的国内之国学，就比美国的中国学为低了。这位主任是英语系出身，我祝贺她在美取得了这么令自己满意的国学水平！于是，一种由海内外两方面的“特殊奖评渠道”组成的合力作用，强化了一代功利取向学者们的自信（其中一些人又往往用社会性的、有耸动性效果的文章序言之类的作品，来掩饰其学术本身之荒疏。当初《观察》诸公中颇有人以政论滋养本人之学术声名，虽学术无所成，而名声反可甚著。不是其政论之声名，而是由政论“带来的”学术之声名。这就叫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须知，其大智慧在于：他通过政论和学术之“两无成”，而“辩证地”达到了政论和学术两方面的大名声。所以，早在49年前中国“道义知识分子”就善于这一套了）。

　　海外知识人的心理非常有趣：他们喜欢对比于大陆当时的学术状态，而对自己的任何与之不同的学术方向和成就，均感到自我满意。我们于是看到，一方面是新儒家运动，视炎黄国学为人类义理学之“第一”，另一方面又以国学可获得国际认可为其具最高水准之证据（把移民国外谋生，硬说成是“吾道西矣！”1992年底访台，适逢牟宗三国际研讨会举行，而几位国外参加者主要即为其当初港台弟子后来出国任教获得外国籍者。这就是：通过办移民成为外国人，以便日后回国参加会议以提高老师的“国际知名度”！）！实际情况是：五十年代以来从港台陆续迁移国外担任各种中国文化课的新一代“国学家”们，当初在港台“风雨飘摇”之际究竟有多少时间致力于国学呢？之后硬要把五十年代香港当初草创时期的学术环境，说成是新儒家精神之新摇篮或开始走向了国际舞台，这是否符合儒家的诚学之教呢？（他们今天有谁肯说出当初的实情呢？为什么他们的国学容易透过其漂亮的英文暴露出不足呢？很简单。民初学子每天是怎样读书的，心里想的是什么？而战后学人在海外拿博士这些年，是花多少时间念国学的？他们有时间么？有环境条件考验他们的国学么？后来一切都淹没在英文精装书里了。某位中研院史学院士，十几年前在港中大讲演时说，他们一代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胡氏适一代了。真是这么一回事么？如果“超过”指其对外国的中国学教育之贡献，当然没问题，但这有何意义？显然其意远非止此，而是指的一般学术思想成就。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的大任不是要到国外去传授中国学ABC，而是要深化国学的改革和西学理解的提升。对其西学部分，我们不必苛求，因为此非其专业，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成就（虽然他们之中不少人被国内逢迎者说成是学兼中西的“国际大儒”！）。我们关心的是，他们一些人，要对国内学界说，他们的“国学”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准，因此应该向他们看齐（以及象他们一样，都到国外来弘扬“国学”！）。现在，人们不是象他们以为的那样，是想要与他们争名气和地位，而是要与他们争“诚意”：能不能说点真话？（别把汉学当作国学行不行？即使国内一些权威们，对二者之别分不清楚）为什么要怀疑其国学程度？因为海外汉学界人士几十年来忙于本职，哪有充分时间攻国学？他们所关心的是在本系水平上“兼通中西”就行了。等到有几本洋装书出来后，哪个老外敢挑战其国学呢（而又正是老外掌握著“国际水准”之大印）？老外都知道中文难，自我掩饰还来不及呢，那会找麻烦！于是，他们联起手来发明一个国际共识：汉学系的国学是世界第一的“国学”！

　　4．西方汉学成为“国学之方向”：中研院例说明了什么？

　　海外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观察，总的特点就是论述“表面化”。为什么？因为他们走的是广义汉学的路子，缺少深入科学分析能力。正像明末清初大儒们把明朝亡国的原因归结为王阳明一样，海外国民党系统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失败归结为五四思想。本人经过长年的困惑和考察现在才终于发觉到上述种种奥妙的真实原因；才想到他们一些人对“五四学术”的判断失误，并非真地缘于政治立场关系，而是缘于学术背景关系。例如，对顾颉刚学术评论之肤浅，仅因为他们当初批评顾学时或者没有细读过顾著，或者受当时风气影响读了等于没有读（作为汉学系学生根本读不透！不是说不认识中文，而是读不出其中的道理来！）。对此严重学术教育缺欠（研究国学者竟然可能错过百年来作为华人最高学术成就的“五四国学”这一课！）长期并不自知。二十几年前听到他们说要用乾嘉考据学在西方争长短，还真以为那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国学，故打算在国外学界一展所长。后来才发现那不过是要用中国的名堂“镇一下”老外，因为从来也没见到他们在国外真地搞什么考据学。他们把海外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下获得的一般职业地位，转化为受国内人士仰慕的国际国学“殿堂”。结果，半个世纪以来，不分青红皂白，一切学术都是“国际高于国内”：一个特大的民族主义学术谎言，由于到处趋炎附势之习，遂可获得共识：国外的国学高于国内的国学。有人问，这种情况今日岂非同样存在于海外华裔学界新一代之中？但不同的是，新一代海外的比较研究和中国学研究者，大多数为西学和外语系出身，后来在西方任教后才改治或兼治国学。（即使临时补课也足以应付国外中国学教学之需）。但是人们并不至于高看他们的国学修养，所以名实之间差别不那末严重。那末，如果所说属实，为什么名实不符行得通？此正因为其汉学环境不需要高深国学。此外因为海外华人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科技工商人士，读些诗词小说就算“兼通文理”了。在国外环境下形成的华人媒体哪能区分国学高低，自然一味鼓吹港台移民圈之集体声望。今日海外华人媒体的文化学术水平，比起二三十年代大陆媒体的学术副刊来，其学术思想“含金量”真是相差太大了。为什么？绝大多数读者均非文科人士，写深了给谁看？没有人关心学术目标问题，只要职业上行得通，就一起鼓吹之，以显示本派之舆论威势！国内全民炒股时代的国学概念又是什么呢？谋利之工具而已。表面上是国学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际商业主义。国学成为学术类古玩，目的是走向（商业化）世界，为此当然需要通过海外汉学界会洋文、有洋“执照”者的中介。国学，正如古玩，今后肯定是一门生意经！国学生意经又肯定需要洋包装。国学和汉学肯定需要相互合作、国际合作。国学肯定需要走向世界，汉学肯定需要走回国内。两岸四地之“国学商品”，今后肯定将会络绎于国际航途了！

　　如果“国学”作为学科，在国内主要处理资料学类型的问题，汉学则具有更为综合的性格，由于其特殊学科成长背景史，学术上的非专深化，反有利于其“综合化”，也就是处理一切与中国有关的“杂学”，从而扩大了它的发言权和影响范围（美其名曰：做公共知识分子。实则，不务正业：学不达学，政不达政。“说廉价大话”而已）。学未专深而地位日强的海外学人们，于是纷纷做其“公共知识分子”：运作道德语言来达到迅速博取声名的目的。此时他们就走出了校园，成为海外“高等华人”集团的一员。海外精英多为科技工商艺，在各自领域均属高层，可谓名实相符。为了各界完备，特别是科技工商艺精英要想表达对社会文化领域的意见，自然须延纳汉学人士，于是我们看到了“双跨界”现象。首先是科技工商艺跨界至社会文化，然后是广义汉学亦跨界至此。于是汉学界的实用主义智慧，创造了一种双“百搭”现象：先是在社会等级结构内由于参加精英社团而得以和科技工商艺平起平坐；再是因前者的“跨界”而增加了广义汉学的自信和他信度：他们当然比科技工商艺更“懂”社会文化问题。（同样的态势也出现在中研院系统）这样他们就把“劣势”（科技工商艺在各自领域内居高位乃名实相符，而广义汉学身份含混，在社科人文领域本无此地位）在此圈子里变成了优势（他们比科技工商艺更懂社会文化）。我们举此例是为了说明一个更严重的文化学现象：汉学作为中外比较人文学现象和扩大为“中外比较文化现象”：这就是海外学人比国内学人在智慧上要高一等，因为海外文化比国内文化高一等。于是，科技工商艺以其专业领域内的位阶，广义汉学以其被归入海外华裔精英圈而获得了象征性的位阶，此类“位阶策略”利用着地域所属共性（同属西方世界）而自然扩大为国外“精英一般”。这样，他们先是因类别属性关系跻身社会等级精英圈，接着同样因类别属性关系成为智慧等级精英核心。我们在此就又遇到了下一步的“百搭现象”：本来广义汉学只是在文献学、资料学方面因上述原因不可能深入学术，其对国内相关学术的误导仅只限于国学领域。现在，随著功能的扩大，广义汉学不仅自诩文献学超出国内（因此他们敢于批评他们自己实无知识条件判断的顾颉刚一代文献考据学），而且要通过其百搭策略对人文社会科学全域发表高见。他们的自信心哪里来？源于其他精英的百搭策略“1”（连学化学的都可以大言不惭谈人文科学和政治）：“既然科技工商艺敢谈社会文化，我们更有资格谈了”；其次，源于百搭策略“2”：在广义汉学内部，“老外作为“中国不通”都敢乱弹琴，吾辈岂能示怯！”。如果仅只作为一个跻身社会精英阶层者而发表见解，自无不可。但是奥妙在于“百搭策略3”：此时，在运作其扩大化精英功能时，他所炫示的是其本然身份：不仅是高级国学，而且是高级社会人文科学。现在他开始以华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最高代表身份发言了，影响目标扩至社会文化全域。不费吹灰之力，仅只多几次百搭策略运作，就把影响力翻了几翻。对于看穿了其中巧妙者，他先挡你一箭：妒忌其名声故阴谋损害之。但是，错了！因为我们是公开讨论这一切的，正是要让各个方面无所遁形；甚至于是当面提出指责。这就和他们采取密而不宣的策略家的做法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目的是公开讨论，他们的策略是：只阴做，不阳说。这是个人间的事么？千万别为一些精英们所误导：他们正是要用其精英位阶挡住一切批评，以期独享“表达特权”。本来只是一个个人不谦虚的问题：硬要把一个通识课教师的身份夸大为高级国学、高级人文社会科学的身份。但是，现在问题变质了：如今是一个全球商业化、人人趋炎附势的时代。在这股大风势下，其言其行将可起到关键性的全面误导性作用：用浅的排除深的，用伪的排除真的。孔孟“辨异端”之深意岂非亦应再现于此时乎！（这是仁学解释学的“法力”之一）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相关问题，本文虽不能再继续申论，然亦有不吐不快者：世界主流学术思想对上述这类“百搭策略”现象会极其欢迎；会乐意于沿此方向促进东西合作：让呆在西方而较不懂西方高深者和其合作，可因此确保东方不会超越之。他们需要的是对本身学术商品之推销员，而不是可能“取而代之者”。因此他们要你足够“效忠”，也就是足够“崇拜”，而不是给予“批评”。因此，他们要你“懂一点”，以便为其进行“推销”，但并不希望你“懂很多”（在公司里如果懂多了，即有窃密之虞）。所以关于上世纪涉及到的“全盘化”之类的问题，岂非“小ㄦ科”一桩。汉学家们有能力参透此中之高深么？他们以为待在国外，看星期天“书评”栏，以及偶尔〔为什么说“偶尔”？因为他们主要工作于各处东亚图书馆，并在那里浸润于自诩为其代表的“五千年博大精深”，用以自壮〕穿行于主流学术图书馆张望一下西方理论书架，就算“了解”所在国思想文化了。须知，孔孟并不想让他的两千年后之子孙如此轻浮度日；以为学会了外文就可以去世界上去推销孔子雕像了。别忘了：上述一切精英都是按国外既定文教程序产生出来的：古今东西学都如此。产生这些精神、智能、技术方面掌握者的固定生产程序，都有其设计思想在背后的。让我把一个全球化阶段的时代性疑问提出来：文科人材都须这样通过标准化程序来产生么？此程序背后的设计构思为何？重要的是，一个不会引起重视的自然事实是：按照固定程序产生出来的学术人士，日后正是占据学界领导位置的人士。于是学术生产阶段和学术运作阶段的规则和结构是统一的，是由知识生产“代码”所内嵌的。因此必须跳出这个固定框架，才能根据扩大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来客观重估学术及学者的实况，使其更合理地各就各位。为此我们最终必须发展真实的、高级的人文社会科学，以便有能力在较深的、较高的学术层次上，来判断学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是非曲直。

　　在国际文化世界普遍忽略思想理论建设的时代，艺术性文化开始取而代之。艺术家到处受欢迎，不仅因为他们可供娱乐，而且因为他们永远不构成思想挑战。他们是绝对安全的社会装饰品和消闲资料生产者，素由大款们支持（如同美术实践几乎完全由“金钱”来抄弄），其道理自古亦然。那些自以为在向社会提出严肃思想类课题的电影作品，其设计者本身又有什么思想追求呢？他的广大观众又有什么思想追求呢？二十年来的国际“大片”哪有一部值得看第二遍的？国际电影文化的此一根本特点表明，大众文艺作品，从此排除了深刻思想追求。“电影成就”成为票房成就。一切都变成了商业化炒作！文化成了名利和消遣之工具！广大消费者，除了学技术以图将来赚钱（全球化的“人生梦”）外，就是追求各种感官娱乐刺激。在此人性全面物质化时代，还有可能产生什么严肃“思想”么？

　　那么，什么是今日之孔孟思想呢？不是要你像根本不懂现代人文科学为何物的陈立夫那样来重复“古代旧言”；也不是要你再来背诵四书五经！中国人已经背了两千年了，其结果如何？如果帝王将相，一切大好，你搞什么辛亥革命呢？一方面，你要革封建帝王的命，另一方面你又要继承此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权力统系，岂非思想混乱？我们今天不该重新反省一下百年之初那些初识西学者，究竟是否有能力客观把握世界学术和社会之知识呢？他们一向所欠缺的就是高层理论性思维。这一事实，又岂非百年来许多繁杂不顺现象的最深根源：理论之肤浅。我们应该面对多元之真实，要修备关于人的（而不只是关于物的）知识之条件。为此首先须有能力不趋炎附势（仁学心术学即“义利之辨”学），然后才能对付乡愿学和辨异端的仁学任务。我们不可能奢望改变什么，但我们至少可以提供一面镜子，让海内外乡愿们、“异端们”（违背仁学做人之道者）难以自欺和欺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让有识者知道乡愿辈在今日世界的真实作用。为什么我们能够办到呢？符号学的特点就是把混囤复合事物，分解开来，看清其构成诸部分之不同存在及分别作用，然后再看其相互配合的作用方式。这样，符号学就可成为现代乡愿学和辨异端两大仁学任务的恰当解剖工具。那种想通过“百搭含混术”谋求各种一己实惠的实用主义之真正性质和作用，就可被显露出来了。留下一面分辨之镜，以备后人使用，如此而已。孔孟两人如唐吉柯德般以为可以“救世”（孔孟学之功能，不在于提供治事成败之药方，而在于提供善恶评价之标准），到头来才发现其真正对手不是别人，而正是打著自己旗号的“以紫乱朱者”；正是“以真理为名的压制真理者”！一切乡愿者的共同特点表现在：使用心计，排斥异己的表达机会，甚至于抄袭异己者。因为学术上的所谓“异己”往往正是可能妨害其权威自身学术声名者。因此：“我固需要你的知识，但我将使你不得表达，以示学自我出。”这类商人作风倒是前几代大儒所无、而纯为新时代所有的现象。中国人文学术的进步端赖知识分子心术的提升（宋明以来各家所谈的都只是一个心术的问题，为此才须克服功利主义），而乡愿派和“异端派”均将人文科学问题变成商业市场化的运作目标。这才是我们担心的真正原因。如果按照学术市场化来促动我们的学术去“趋炎附势”，即交给国际学术伪权威来指挥，中国的人文科学前途就将永远是亦步亦趋了。

（2008，4，21初稿，4月23日修定稿；6月30日再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