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摘：资本神圣同盟

“神圣同盟”的终极目标：全球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

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美这两个英语国家建立过世界霸权体系，而先后挑战他们的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希特勒德国、苏联和日本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这个颇带有宿命色彩的史实，形成了所谓“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是美国追求终极世界霸权的强大心理基础和驱动力，而被他们自己无限上纲为“神学图腾”的“特选子民”信仰，则导致这种霸权必将走向全球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或许包装成某种“世界政府”的形式)。

必须看到，金融危机中和金融危机后，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强国，极度夸张的神秘魔咒“挑战英语民族霸权者必败”至今也未被打破。对自己“宗教天命”毫不动摇的“神圣同盟”，依然走在建立全球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这个终极目标的道路上。“神圣同盟”的终极目标战略将继续在三位一体的领域推进：

意识形态

核心是“普世价值”，是以“神圣同盟”“特选子民价值”为内核、以美国拥有最终定义权的“普世价值”去统治人类思想。

我们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也是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有效制度，但当美国像中世纪蒙昧主义时代的天主教会一样向全世界推销“普世价值”时，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选子民”的内核，“剑与火”的十字军远征，使得这场传销运动成为了人类社会“迈向黑暗的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之路”。

因为美国定义的“普世价值”终究是为“特选子民价值”内核服务的工具，美国必然在传销“普世价值”时表现出公开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定义的“普世价值”成为美国解构其他国家民族意识、摧毁其他国家爱国主义精神和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美国至上”的口号则喊得震天响起，为追求霸权在对外侵略中也大肆践踏自由民主和人权。

伊朗总统内贾德曾说过：“如果我们在核问题上让步，他们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我们在人权问题上让步，那他们又会提出动物权问题”。这段话可谓看透了美国的传销本质(邻国伊拉克恰恰因为没有核武器而被美国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侵略战争，这在伊朗引起的心理震撼是较远国家难以体验的)。西方许多公正的学者指出，即使按美国的标准，伊朗也是中东最民主的国家之一，而革命前美国大力支持的伊朗，则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王权统治(美国在冷战中，往往授予自己支持的独裁腐败政权反共“自由斗士”的称号)。

再看俄罗斯的例子，因为符合美国的霸权战略，叶利钦炮轰议会，制订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制宪法就成了“捍卫民主”(按这部宪法，叶利钦可以像换衬衣一样更换总理，以至于俄罗斯流行这样一个政治笑话“赫鲁晓夫承诺，上台后让每个人都吃上土豆烧牛肉；戈尔巴乔夫承诺，上台后让每个人都有新思维；叶利钦承诺，上台后让每个人都当一回总理。”)。而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办事的普京，因为推行不利于美国霸权的政策，则被毫不客气地扣上独裁者的帽子。

英语民族持续二百多年的世界霸权在全球造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心理现象：任何其他国家民族(以色列除外)都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自卑心理。狂妄自大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也曾痴迷于同“表兄弟”大英帝国建立同盟(这是他们自杀性的对莫斯科战略的根源之一)；一度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苏联也不能幸免，俄罗斯长期以来因未经历欧洲式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形成的对美国西方深层民族自卑心理，在美国意识形态战争的进攻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否定历史政策的内应下，短时间内被放大为极度扭曲的民族自虐和民族虚无主义，直至民族精神和国家联盟的土崩瓦解。

美国发动的全球意识形态战争，是“神圣同盟”追求全球终极目标的主要方式之一，并未因金融危机而停止，盲目迷信美国价值观的人大多数并不真正清楚：他们实际上在为“普世价值”背后的内核“特选子民价值”服务，在为世界陷入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铺路。

货币

核心是美元霸权，甚至未来“神圣同盟”主导的世界货币。制造了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神圣同盟”，原以为已成功向世界分散了风险，自己可以控制局面，未料到美国也遭受重创，但他们丝毫没有放弃以货币霸权统治世界的计划：利用全球经济已被美元“绑架”的局面，以更大的“美元泡沫”向全球转嫁危机，加大对能源、粮食、生物医学技术及生态新能源技术创新的控制，力图在走出危机后或甚至利用制造更大的危机来强化自己的货币霸权。

军事

核心是追求美军的“核垄断”地位。没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持，既无法以“剑与火”传销意识形态，也无法阻止货币像蒋介石的金圆券那样变得一文不值。所以在危机中我们看到，美国没有削减其占全世界一半份额的军费。但是，苏联的解体并没有改变在核力量上美俄“相互确保摧毁”的基本格局。“神圣同盟”认为这构成了实现自己终极目标的巨大阻碍。这是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构建陆海空天反导系统的根本原因。

目前反导系统尚无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因此有人将之嘲笑为“马其诺防线”，但这个观点是危险的。“马其诺防线无用论”其实是军事学术的一个严重误区：“马其诺防线”在二战中极大地限制了德军的选择，后者被迫采用极端冒险的“曼施泰因计划”，而希特勒也多次因为担心法军在南翼的进攻而陷入歇斯底里状态。法军的错误在于没用充分利用“马其诺防线”提供的优势地位。

美军显然不打算重犯法军的错误。在打造全球反导系统、强化传统战略核力量的同时，还在全力打造一支“隐形”空军；目前已装备B—2轰炸机21架以及F—22战斗机183架。隐形飞机是一场新的军事革命：1999年美国从本土起飞的一架B—2，跨洲际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返回，期间所有欧洲国家的雷达系统都未能发现。美军不仅时常公布F—22同F—15、F—16在演习中表现出的压倒性优势，甚至吹嘘说无法组织两架F—22进行演习——因为F—22上美国最先进的机载雷达也无法探测到对方。

F—22单价2亿美元，B—2单价超过20亿美元(列装时超过等重的黄金价值)，仅仅为了在常规战争中争夺空对地优势，效费比就太低了。美国人不止一次向世界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以装备核武器的B—2和F—22对其他大国的战略核力量进行不给对手预警时间的先发制人打击，以全球反导系统“马其诺防线”拦截对手(所剩无几的)战略核反击，并以强大的传统战略核力量作为报复工具……战后，美国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对制定核战争计划、对他国公开进行核讹诈从来就没有遮遮掩掩过。持续恶化的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更不会放弃以武力拯救美元霸权的计划。

此外，美军还在为“世界大战”研制威力更大的未来武器：控制人思维意志的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如阿拉斯加的HAARP计划)、机器人部队、太空打击力量、月球军事基地……

美国情报机关在意识形态、货币与军事领域都扮演着“尖兵”的作用，英语国家情报共同体(美英加澳新)同以色列情报机关密切配合，长期以来对世界各国，包括其盟国欧洲和日本进行着耗资巨大的信号情报工作和其他隐蔽行动。

当爱因斯坦被问及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时，他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是石头”。“神圣同盟”在意识形态、货币和军事领域推动全球走向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必将给世界带来最终脱离任何人控制的巨大灾难。但“神圣同盟”是不可能放弃自己“宗教天命”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坚持自己的“宗教天命”和全球终极目标，他们将丧失凝聚力和方向感，成为自己控制的巨大财富的俘虏，在金钱的强力腐蚀下走向全面崩溃。

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吗？

按基督教教义，耶稣是“道成肉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耶稣是人类唯一的弥赛亚（救世主），他为赎人类的罪恶受难、复活和升天，还将再来，带领上帝的特选子民基督徒进入千年王国和“新天新地”天国。耶稣基督（“基督”是“弥赛亚”的希腊语、英语表达）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放弃耶稣基督就是放弃基督教，这是所有基督徒（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根本无法接受的。

而按犹太教教义，弥赛亚只能是大卫王的后裔，必将按上帝旨意出现的他将带领上帝唯一的特选子民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为都城重建以色列、重建圣殿，在打败所有以色列的敌人后，在上帝的旨意下统治以色列和全世界。耶稣出现后犹太人不仅没得到上帝的荣耀，反而很快失去了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浪迹天涯近两千年；而且，依据犹太教严格的一神（上帝耶和华）教义，基督教中耶稣亦人亦神的地位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异端邪说，所以犹太人绝不接受“拿撒勒犹太人”耶稣是救世主，绝不接受《圣经新约》，他们依然在苦苦等待自己的弥赛亚。十字军东征时的屠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希特勒的集中营，都没能动摇犹太民族对犹太教义的绝对信仰。

这就是基督教与犹太教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广为流传的犹太祭司们迫使罗马总督杀害耶稣的说法，则是基督教社会长期反犹排犹的宗教基础，梅尔·吉布森备受争议的电影《耶稣受难记》反映了这点。

今天，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同盟以及美国—以色列同盟都是牢固的，但无法解开的“终极信仰冲突”死结与相互的财富权势争夺，使得“神圣同盟”的内部关系始终呈现出某种神秘的复杂性。

“共济会”阴谋论

欧美近现代史的大多数阴谋论，主要都是围绕“共济会”延伸展开的，这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由欧美政经界人士（包括许多基督徒）组成的，却受犹太宗教—资本力量幕后操控的，为犹太人建立大以色列和统治全球服务的秘密组织。

由于犹太人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基本不向外族传教，而且人口只有1000多万，广为流传的“阴谋论”认为，犹太人只有依靠组织具有世俗（甚至异教）色彩的“共济会”，才能通过统治基督教为主的欧美社会去统治全世界。

由于美国开国元勋的许多人（包括华盛顿、富兰克林），甚至后来部分总统都被认为是“共济会”会员，由于控制了美国货币发行权的美联储神秘而模糊的股权及管理结构，众多美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和基督教（新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建立是“共济会”的阴谋，部分极端主义者甚至坚持认为，美国是披着新教外衣的“敌基督国家”和“撒旦之国”。

所谓““共济会”里的的基督徒会员，是否真的成了异教徒，也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

美国与犹太人是天然盟友么？

1933至1945年，德国欧洲的反犹屠犹高峰期，虽然拥有250万人的美籍犹太人社会大力奔走呼吁，但美国对犹太难民却始终实施极严格的签证制度，只吸收了区区20万犹太难民，占全欧洲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的3%。

请注意，在1942年“万塞会议”确定最终解决方案之前，希特勒德国的反犹政策长期以来是以剥夺财产和驱逐出境为主的，德国甚至还考虑过让欧洲犹太人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建国。

显然，当罗斯福总统说“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二百多家大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当希特勒说他的最终使命是在统一欧洲后“同统治美国的华尔街犹太金元大王们决战”的时候，他们都对当时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作了夸大其辞的描述（今天，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洛克菲勒控制的）美孚石油，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杜邦等公司都以公开或隐秘的形式积极参与了德国战前的重整军备和战争中的军火生产。

战后，美国苏联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建国，但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面对由英国提供装备、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阿拉伯联军，以色列的主要武器来源却是苏联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美国。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英、法、以色列联合进攻埃及，却在美苏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撤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主要进口军火来自法国，以色列顶着巨大国际压力启动的核武器计划，也主要依赖法国而不是美国的支持（虽然犹太科学家为美国的核武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国针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同时制订了军事计划，据以色列《国土报》根据最新解密的美国文件披露，如果以色列攻入阿拉伯领土，美国将对以色列实施军事打击。以军闪电般的胜利才使美国的计划流产，也根本改变了两国关系：从此以后，美国才成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和保护者。

耶路撒冷：终极信仰冲突之地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对世界格局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城市，那这个城市既不是华盛顿、也不是纽约，而只能是耶路撒冷。

“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丽，九分给了耶路撒冷”。这个被犹太民族无限赞美的城市，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犹太民族关系及美国—以色列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犹太人在灭国两千年后奇迹般在“应许之地”复国，这被认为是上帝的神迹，按犹太教圣经《托拉》（基督教圣经里的“旧约”），下一步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在圣殿遗址耶路撒冷锡安山上建立“第三圣殿”，弥赛亚时代来临，上帝通过自己唯一的特选子民犹太人建立世界王国。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通过占领东耶路撒冷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1980年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绝对信仰上帝的犹太人却没有按“立约”的规定建立“第三圣殿”。

因为在犹太人圣殿遗址上，伊斯兰教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阿克萨清真寺已经存在了1300年（耶路撒冷也因此与麦加、麦地那并称为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地）。

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同样来源于犹太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属闪族（按传说两族还源于同一祖先亚伯拉罕，即易卜拉欣），在基督教世界反犹排犹的近两千年历史中，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总体上和平相处，在摩尔人统治西班牙时代与十字军东征时代，双方还是反基督教会的盟友。

二战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建立以色列，双方陷入了至今还在持续的战争与对抗中，国际社会公认中东问题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巴以和平需要解决领土划分、难民回归等重大问题，但最核心的是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以色列和全球1400万犹太人都很清楚，永远不建立“第三圣殿”意味着对信仰的背叛，但拆毁阿克萨清真寺重建圣殿，他们面对的将不仅仅是几百万巴勒斯坦人，而是15亿穆斯林！（按犹太教义，圣殿地址是上帝选定的，更换地址重建圣殿是犹太人想都不敢想的）。

显然，犹太民族与伊斯兰世界围绕耶路撒冷圣殿遗址的冲突也是“终极信仰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积累几千年的政治智慧都显得黯然失色，以色列最忠实的盟友、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政府也得顶住国会的压力，拒绝承认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只是坚持“最终地位问题由巴以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圣经记载耶稣在此受难，复活和升天，圣墓大教堂就位于此地。有强烈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新教）福音派在美国社会的迅速崛起，给耶路撒冷问题带来了新的难以预料的影响。

福音教派和美籍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各个重大问题立场上都是针锋相对的：福音派是“犹太人—共济会控制美国”阴谋论的最大温床；少数犹太知识分子掀起的“新保守主义”运动，不能改变整个犹太社会自由主义的传统和对民主党的忠诚，福音派则是美国社会右倾化和保守化的主要支柱，其基于对“生命”和“家庭”的信念，使“堕胎”和“同性恋”成为美国历次选举的大政治问题，而部分犹太学者则不无担心地指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是同迫害同性恋和吉普赛人同时进行的。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被全世界视为捍卫美国利益传播美国意识形态急先锋的美国新闻娱乐传媒界，却被许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是摧毁美国（基督教）社会传统的“罪恶之渊”（显然难以想象，犹太资本支配的美国新闻娱乐传媒会成为捍卫同自己信仰格格不入的“基督福音斗士”），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对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主导的“外交委员会”、“三边委员会”及国际金融机构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但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福音派却成了美国犹太人最坚定的盟友，在“被占领土”问题上甚至表现得比以色列政府还要顽固和极端。原因在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认为圣经无任何错误，世界进程只能按圣经所写的这一条方向进行。

根据《圣经新约·启示录》，犹太人全部回归复国，定都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建立“第三圣殿”是耶稣再来的先决条件。随后的世界末日之际在以色列境内爆发的人类善恶总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中，损失惨重的犹太人最终在耶稣和基督徒的帮助下打败了魔鬼撒旦的军队，剩下的犹太人接受了耶稣是自己的弥赛亚，和基督徒一起进入千年王国和“新天新地”天国。

显然，对美国政治社会有极大影响的基督教福音教派，越来越无法接受以色列无限期推迟建立“第三圣殿”，因为这对有狂热信仰的他们而言意味着耶稣无法再来，千年王国和“新天新地”天国无法实现。至于由此可能引发的毁灭性战争（哈米吉多顿之战），在他们看来不仅不应该恐惧，反而是应该欣然期待的，因为这完全是无法回避的宿命。显然，这样的“宗教天命”不仅对全世界可能是巨大灾难，也意味着犹太教宗教天命“弥赛亚王国”的毁灭。

换句话说，今天最狂热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恰恰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在终极信仰冲突中的最大敌人。

综上所述，“神圣同盟”内部，都坚持自己“宗教天命”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力量和犹太资本力量，其各自的全球终极目标，是两个版本的终极信仰完全对立冲突的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而且毫无调和余地。

当然，在他们所谓“世界末日”到来之前，“神圣同盟”依然是紧密团结的。但金融危机下也可能会存在某种反向暗流：美国犹太人“反诽谤联盟”已经多次警告，由于犹太人在华尔街的特殊地位，金融危机下“丑恶的反犹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犹太资本”加强控制美国和世界的阴谋，认为制造“庞氏骗局”的犹太人麦道夫把钱秘密提供给了以色列。

在美国取得成功之前，犹太人在德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科学和金融上为俾斯麦第二帝国的迅速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近现代史上，大多数犹太名人拥有德语姓氏）。但是，希特勒还是利用经济危机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美国今天的局面同当年德国还毫无可比性，但危机的持续恶化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膨胀不可能不让犹太人警惕：近三千年的异族统治、漂泊和受迫害历史，使得犹太民族除了自己的上帝之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

最近国际金融界流传的罗斯柴尔德等犹太资本家族支持欧元，对抗洛克菲勒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家族支持的美元，就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这符合犹太民族“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民族本能和历史传统，而且，欧洲犹太裔政治家也在迅速崛起：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外长库什内、英国外相米利班德……

不夸张地说，离开了宗教，人们是无法把握美国、犹太民族和世界格局走向的。

全球新启蒙运动的到来

“神圣同盟”为实现自己的全球终极目标，在冷战后“制造”的多场金融经济危机以及在侵略战争中制造的大量人道主义灾难，从反面催生了一场全球理性觉醒的新启蒙运动时代的来临，这场运动的主要特征，就是摆脱对美国模式极端盲目迷信的新蒙昧主义思想，阻止世界滑入“神圣同盟”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

欧洲与俄罗斯

欧盟特别是主体大国德、法，在冷战后坚持了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均衡发展的“莱茵模式”，欧元的出现也是对美元霸权的合理而必要的平衡。在金融危机中，欧元区领袖们也是世界上主张改革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终结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统治的主力。

同样，欧洲相对理性世俗的社会基础和（基本上）追求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也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迅速崛起、追求单极霸权的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平衡（因为不赞成美国对伊拉克和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远征”，欧洲人甚至被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认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欧美同盟关系、英国和部分中东欧国家的极端亲美政策、极少数右翼极端分子的猖獗以及部分欧洲政客传媒在“人权”、“环保”问题上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欧盟是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解体、叶利钦执掌俄罗斯后，美国按“华盛顿共识”向俄推销的“休克疗法”使俄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均分”的巨额国家社会资产迅速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形成了权力巨大的金融寡头集团。而对这一进程的抵抗，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到俄“最高苏维埃”到俄杜马反对力量一直都没有成功，直到普京上台后发起的有广泛民意支持的强硬“反寡头”之战，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历史进程，使俄走入正常的国家发展轨道。

不应忽视下面一个关键点：犹太人口只占俄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但金融寡头的大部分人，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弗里德曼、斯摩棱斯基等都是犹太人，回避“神圣同盟”隐蔽而高明的大力支持，硬要编造这些没有经历过漫长资本积累过程的人是靠“倒卖牛仔裤”迅速成为俄罗斯政治经济主宰的神话，这显然是对人类正常思维的轻视。

但是，向“寡头”宣战的普京，并没有复活沙俄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他在恢复正常国家秩序后任命了犹太裔的弗拉德科夫为总理，也通过某些犹太裔企业家在伦敦和巴黎同欧洲和犹太资本进行正常的经济合作，被“神圣同盟”控制的传媒反复“妖魔化”的普京（集团），奉行的恰恰是理性的执政方针。

从英语民族挑战者拿破仑、希特勒的大军毁于俄罗斯及苏联的解体与美国单极世界的建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决定英语民族世界霸权和全球格局走向的力量支点，是俄罗斯”，油价进入下降通道，经济暂时遭受困难的俄罗斯的世界地位并没有实质下降（当然无法同苏联时代相比）。如果今天是“神圣同盟”通过其代理人控制了俄罗斯，这对世界其他力量中心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普京执政集团，使俄罗斯摆脱了对美国模式的“原始拜物教”般的迷信，摆脱了“神圣同盟”的控制，大力重整军备，特别是核力量，以对抗美国的核威慑和反导体系，在成为美国大肆宣传的“历史的终结”的强大终结者（之一）的同时，也成为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

而且，欧元区与俄罗斯在货币、资本与资源上的更实质化合作，对危机中的美元和美国霸权将是致命的。

伊斯兰国家，拉美与日本

虽然存在极少数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但拥有15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并没有追求全球神权统治，恰恰相反，从北非、中东、中亚、南亚直至东南亚，绝大部分伊斯兰国家追求的始终是理性、反霸、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伊斯兰世界是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长期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向：这不仅体现在众多左翼政权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抛弃上（拉美是一再发生的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更体现为深层次的拉美“拉丁语系—天主教—玻利瓦尔传统”对“英语—新教”北美巨人的持久反抗，拉美的历史性转向，一旦在未来同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墨西哥裔的迅速壮大崛起相结合，甚至将可能以人口统计学的方式终结美国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清教）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美地区在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则陷入战略困境中：在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中“金融战败”后，“赶超美国”的豪言壮语已经灰飞烟灭，在美国政治军事紧密控制下因缺乏地区集团的支撑，也难以取得欧元区的地位，“亚洲的英国”地位也根本难以实现：美国不可能允许日本在至关重要的核力量、金融和情报领域拥有英国的地位。今天的日本，大体上扮演了“神圣同盟”被动的的支持者和小伙伴的角色，但断言这就是依然拥有强大民族凝聚力和经济实力的日本的最终宿命，显然为时尚早。

中国的角色与对策

中国毫无疑问是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中国革命、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中国执政党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中国模式”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是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效结合，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保证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外则是始终坚持各个国家民族宗教的一律平等，广泛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有价值的经验，不输出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秉承中华民族“天下主义”胸怀与“和而不同”精神，持续为建立理性、公平与公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美国同中国建立了紧密的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合作关系，但对中国的遏制和演变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这是“神圣同盟”实现全球终极目标所要求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国内新蒙昧主义者的策应下，推行美国定义的“普世价值”，解构中国国家民族意识的行为按下列逻辑展开：

首先是歪曲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把这场取得了伟大成就的独立自主的改革事业描绘成某种走向“美国模式”和“美国彼岸”的过渡阶段。

其次，进而割裂改革开放与建国后开始的工业化的有机联系，无限夸大前三十年的某些错误和挫折，无视新中国建国后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在工业化、农业、水利、卫生、科学、教育及国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三，再进一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建立独立自主国家而进行的中国革命，把所有问题一律无条件上升为中国的根本制度问题：既然民国是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最终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为什么还需要中国革命呢？

第四，更进一步，彻底否定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所有反侵略革命历史，似乎中国近代的贫穷落后不是主要由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抗拒殖民地进程造成的。

这其中，试图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翻案具有特殊标志性意义：一旦打破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共识，那就意味着中国国家民族意识被彻底解构。

这套逻辑不仅在政治和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脚，也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常识：中国近代意义的民族资本(国家和私人)诞生的太晚了，在西方已经建立起全球经济垄断的情况下，半殖民地国家不解决民族独立就能发展起现代工业体系，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满清和民国许多仁人志士的“实业救国梦”统统破灭，就是最好的证明。被某些人大吹大擂的蒋介石“黄金十年”(1927—1937)，虽然在轻工业领域有所建树，但在至关重要的重化工业体系建设方面几乎毫无进展——即使蒋介石国民政府有这个愿望，在中国货币金融业居支配地位的西方资本也根本不允许。当时中国重工业建设唯一显著“进展”的地区，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伪满洲国”，但通过这个“进展”制造的是落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炸弹。

真实的历史是：在欧美建立全球经济工业霸权后至今一百多年，成功建立有世界意义的完整工业体系的只有三个国家：苏联和中国靠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则不仅靠残酷的战争掠夺，也靠把整个国家安排成“日本株式会社”的日本模式资本主义道路(这套模式始终被美欧视为资本主义的“异端”)。

在货币(及经济)领域，“神圣同盟”的中心目标是架空中国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权，美国对中国汇率和资本管制的集中攻击，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展开的“货币战争”。货币霸权国家对非货币霸权国家发动“货币战争”具有一个巨大而独特的优势：前者(美国)可以通过凭空“印制”钞票获得财富购买力，后者(欧、日、中、俄等)只能主要依靠提供产品和资源去获得财富购买力，前者可以对后者以实体经济贸易为压力筹码获得货币领域更大的优势。

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时代，货币(特别是货币霸权国家)对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市场和价格都具有优势支配地位，丧失独立货币发行权最终将导致主导产业的失控，以及被“神圣同盟”定期剪羊毛掠走大量发展财富，战后至今，欧洲、日本、俄罗斯、拉美、东南亚几乎无一幸免。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抗击了多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这一次)，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了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并高度关注了国家稳定与安全。

对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是这场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中国的很多学者都有非常有分量的论述。比如，虽然被反对者视为“阴谋论”演义小说，但因为在《货币战争》中揭示了货币发行权的本质并准确预测了这次金融危机，宋鸿兵不经意间成了全球新启蒙运动开启者里中国年轻学者的代表。

至于个别西方媒体耸人听闻地说什么中国“反犹”“反美”，则完全不值一驳，中国根本不存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反犹土壤，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深表同情，对犹太民族取得的杰出成就深表钦佩。至于反对国际资本大鳄兴风作浪，这与“反美”“反犹”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在这点上，中国人民与痛恨贪婪的资本大鳄的美国、以色列大多数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也是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的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伊战运动，美国公众对制造了这场危机的贪婪的华尔街的声讨，以色列人民要求公正对待巴勒斯坦的和平运动，都充分证明，大多数美国和以色列人民追求的是理性、公平与公正的世界秩序，而少数人组成的资本“神圣同盟”所追求的全球终极目标，将把美以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拖入一场可怕的灾难中。

在军事领域，美国的反导系统以及隐形打击力量对中国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但是我们，拥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完成保卫国家安全、捍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结语：

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基于自身的“宗教天命”，不会放弃实现自己全球终极目标的企图，但是，在处理眼前紧迫的现实利益问题上，英语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传统。

“神圣同盟”目前并没有处于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集团那样的极度疯狂状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暂时)妥协态度就是证明，美军也依然表现出对较强对手动用武力谨慎甚至过分小心的传统态度(任何其无法完全控制后果的战争，对追求单极霸权把全世界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的美国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同样，“神圣同盟”的首领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先知”，在冷战、越战、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中，他们也同样表现出判断错误和惊慌失措。

全球理性觉醒时代的到来，是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在内的广大世界人民追求世界公正与和平愿望的体现，我们坚信，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这场伟大的新启蒙运动，必将阻止世界陷入黑暗的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并最终引导全球走向理性、公正、光明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