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摘：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错置

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错置

——华美文学中的男性沙文主义解析

赵文书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10093)

本文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三期

内容提要 本文在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华美男性作家的男性沙文主义的性别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他们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的背后所潜含的民族主义意图，勾画出在70年代和80年代华美文学发端时期的男性文本中所张扬的华美文化民族主义蜕变为男性沙文主义的轨迹。
关键词 华美文学 女性主义 民族主义 本土主义 赵健秀 徐忠雄

    华美文学自70年代起的勃兴与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和带动下而兴起的少数族裔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华裔美国人族裔意识的觉醒当然是华美文学发展的直接动因，但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美国族裔文学的互动也是华美文学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局面的重要推动力。在华美文学中，女作家作品十分引入注目，具有明显女性意识的作品在当代华美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女性主义批评对于华美文学的制度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女性主义批评在华美文学批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对华美女作家作品的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是主流。对华美男性作家的批评，无论是批判还是赞扬，女性主义批评也是一支重要力量。这一点从国内对华美文学的批评也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的华美作家以女作家为主，对她们作品的批评也大多带有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主义对华美文学之所以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仅因为华美女性作家在华美文学中有很突出的表现，也因为女性主义与这支新兴的美国族裔文学有较多的共同点。在美国社会中，女性和少数族裔(有色人种)有着类似的命运，他们在社会中都被压制在边缘，即便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取得长足进步的情况下，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现象也并未能彻底消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和少数族裔有着共同的压迫者——处于中心地位的欧裔白人男性；尽管他们的斗争目的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女性主义与族裔运动有着结成联盟的天然基础。在历史上，华裔大多被局限于洗衣、饮食和仆佣等“女性化”的职业，在美国文学对华人及华裔的再现中，华裔女性化的概念化形象一直是使华裔耿耿于怀的一个主要问题；用金伊莲的话说，在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的再现中，“亚裔男性被描写成没有任何性能力，而亚裔女性则除了性能力之外什么也没有。”(Kim, 1990: 69) 因此，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种族歧视带有一定性别歧视的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使华裔与女性主义者的结盟有着更加广泛的基础，二者的联合不仅有很多共同目标，而且在斗争的策略和手段上，相互之间也有可供相互借鉴的东西。

    按理说，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之间应该可以结成紧密的联盟，但实际上在华美文学中，男女作家之间却存在着很深的芥蒂，其中尤以赵健秀(Frank Chin, 1940-)和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之间的论战最具有代表性 。关于这场论战中的性别之争，亚裔学者金伊莲和张敬珏曾有论述。金伊莲指出，亚美文学的自我再现具有明显的性别分野，男性主体是亚裔男性作家的主要关怀对象，女性作家的写作则聚焦于女性主体的建构，很少有作家能够兼顾族裔群体内部异性的福祉。(Kim, 1990: 68-93)张敬珏则从赵健秀和汤婷婷之间的这场论战出发，分析了华美文学中的性别政治的冲突，对赵健秀的大男子主义提出批评，希望男女作家能够摆脱男权/女权的二元对立，走上共同进步的道路。(Cheung, 1990: 234-251)

    上述两为亚裔学者主要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为华美女性作家辩护，批判了华美男作家(特别是赵健秀)对女性的歧视态度。本文拟在这两位批评家的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美文学中的大男子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冲突，以徐忠雄(Shawn Wong)的《家园》(Homebase, 1979)和赵健秀的作品为例，从他们对待白人、华人和华裔女性的态度中分析其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的背后所潜含的民族主义意图，勾画出在70年代和80年代华美文学发端时期的男性文本中所张扬的华美文化民族主义蜕变为男性沙文主义的轨迹。

    包括华美文学在内的亚裔文学的兴起与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的亚美运动(Asian American Movement)是分不开的。 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包括黑人的民权运动及其影响下的其他少数族裔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在时间上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时间上相交叉，在斗争的目标、方法及手段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当下学界对美国族裔文学的研究对后殖民理论颇多借鉴。根据这种思维模式，华美文学所关怀的华裔美国(Chinese America)在概念上被视为某种形式的民族国家，华美文学中所体现的对族裔平等的自决自立权利的要求被视为民族主义。 体现在华美文学中，民族主义的内容表现在华美作家希望通过文学手段重建被主流社会消音灭迹的华裔美国历史，破除美国社会对华人和华裔美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化形象，摆脱白人对黄种人的异己化想象，创造出独特的华裔感性，建构出华裔的新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在权力结构上有同构特征，即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中，殖民者对殖民地女性的征服——奸淫掳掠——在实际暴力之外，往往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先行于并象征着殖民侵略者对殖民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征服。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中，针对敌对国家中的女性的暴力往往也会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下大行其道。在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中，殖民统治阶层中的女性因为有强大殖民机器的保护而较少受到实际暴力的侵犯，但在象征层面上，她们却无法逃脱被压迫男性的报复。

    在当代华美文学发端之时，华美文学涌动着带有以男性为中心的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在华美男作家的身上，民权运动对华美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来自鼓励以暴抗暴的马尔科姆?X而非提倡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在《唉咦！：亚美作家文选》(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1974) 的前言中，赵健秀曾抱怨华裔美国人的想象“强化了白人种族主义的概念化想象，缺少马尔科姆?X和其他黑人对他们的‘少数族裔’所怀有的理想。”(Chin et al., 1974: xiii) 然而，问题是，赵健秀所拥护的这种好战的理想虽然在理论上是针对种族压迫者的，但其文学运作中的象征性对抗却是针对种族压迫者中的女性。华美文学中男性阳刚形象树立往往以牺牲女性形象为代价。在赵健秀早期发表的一首诗中，白人妇女“乔伊”成为种族压迫的代表，在她的眼里，华裔男子无足轻重，连“我”是华裔还是日裔也搞不清楚，更不了解、也不在乎华裔曾在美国历史上修筑过横跨大陆的铁路、作出过重要贡献，于是，在“我”的心里，对种族压迫的反抗和报复便具体化成为对这名白人女性的暴力：轮奸乔伊成为华美民族主义向白人种族主义报仇的象征：
    我的无名祖先们，那些从未听到他们唱歌的男人
    全都消失了，与他们可笑的名字一起，无影无踪。
    华裔美国人终于报了仇：
    百年来的中国佬
    当众
    轮番
    干着一片
    白人的屁股。(Leong 133)

    在华美文学发轫时期的男性文本中，女性角色—无论是白人女性还是华人女性—基本上都是压抑、迫害华裔男性的“他者”，因此华美男作家必须对她们进行遏制和抵抗才能重塑华美男性被种族主义阉割的阳刚。徐忠雄的小说《家园》意在揭露种族主义的美国对华裔的歧视和迫害以及正统的美国历史对华裔美国人历史的消音和扭曲，但美国白人社会对华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却被集中投射在一个被称为“身体”(The Body)的白人女孩身上。

    《家园》以华美历史为主题，凸现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为了证明美国就是华裔美国人的“家园”，小说通过主人公张雨津(Rainsford Chan)的丰富的想象力探索了华裔在美国的历史。雨津的名字来自其高祖从中国移民美国后所居住的小镇：“加州雨津。张雨津；张(Chan)是加利福尼亚的缩写。”(1-2) 这个小镇已不存在了，但张家四代人在美国的历史却把这个美国小镇和与之同名的华裔男子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家史的回忆和想象，雨津在美国的版图上绘上了华裔在美国留下的足迹。与华美的历史叙事并列的还有雨津个人的幻想，他有一个梦中新娘，那是一名15岁的白人少女：
    我带着这位15岁的金发身体上路了。她是个影子，是我爱情生活中的白人的鬼影；她便代表着我夺得美国的梦想…她一头金发，总是牢骚满腹，喜欢噘着小嘴，俨然是我的恩主。我把这位15岁的新娘叫做“身体”，她是我对美国的全部责任之所在。她就是美国。她告诉我有关我的故事，但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美国爱我，对我恩宠有加，对我说我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最丰富的文化的产物。她把现代生活中的许多发明都归功于我，但实际上我在美国一无所有。(77-78)

    当“身体”被等同于美国时，她就不再仅仅是雨津梦中女郎，而是一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完全物化的客体，象征着白人对华裔美国男性的屈尊俯就的种族歧视态度。雨津在寻找美国之根的路上带着这个白种女人象征性地补偿了历史上华裔男性因白人的排华政策而遭受的单身之苦：“补偿了我祖父们的那些骚动的、孤单的岁月。”(76) 因此，雨津这一辈华美男性能够征服这个白人女性的“身体”便有了征服美国的象征含义。在小说文本中，“身体”的功能是替美国承担白人主流社会对华美男性的不公正待遇而应负的历史责任，她的作用是在雨津的寻根之路上见证华裔在美国的历史存在。“我要与我的新娘把美国理顺。我告诉她我的所有故事、我的关于我的祖父们和我的父母的梦。我的生活故事成了她的生活故事。”(80)当这个白人少女对雨津示爱时，雨津断然宣布“我不要她的爱”(80)，顿显华裔男子豪情，为华裔男子赎回了能够拒绝“种族主义之爱” 的阳刚。

    应该说，徐忠雄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相比较之下，赵健秀在其作品中队女性角色的刻划采取了更加公开的对抗态度并常常诉诸于象征性暴力。他把白人女性直接等同于阉割华裔男性阳刚的种族压迫势力，是华裔男性的头号死敌。他的短篇小说《阿元之死》(“The Only Real Day,” 1959) 里的洗碗工阿元洗澡时习惯穿着短裤，而且用卫生纸塞上锁孔，不敢暴露自己的代表着男子汉阳刚的阳具。在他的戏剧《鸡笼中国佬》(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1972)中，主角泰姆也有穿着短裤洗澡的习惯，据泰姆自己说：
    我这是跟一个老洗碗工学的，他害怕白人老太从锁孔里偷看他。真的！我发誓！你瞧，我们的厨房紧挨着老头住的地方。他以为那些豁牙漏齿的白人老太都喜欢偷看他的身体，所以他常穿着短裤洗澡。”(Chin, 1981: 16-17)

    在赵健秀的文本中，华裔男性对自己的阳刚缺乏自信的传统在两代华裔男性之间连续起来，形成了华裔的一种传统，而这种阉割华裔阳刚的窥视来自女性，于是压迫华裔的种族主义势力在赵健秀的文本中在象征层面上被悄悄地置换成了白人女性。

    这种置换的结果是，赵健秀根据自己的置换逻辑把对白人女性身体的征服当作华美解放的象征。他的短篇小说《吃完就跑的夜行人》(“The Eat and Run Night People,” 1976)里的华裔男子和一名曾经做过修女的白人中年妇女赤裸着身体在沙滩上尽情作爱。这名华裔男子“是南太平洋铁路上的第一个中国佬(Chinaman)司闸” ，因此在图画式的性发泄场面的描写中，铁路—华裔美国历史的标志—的意象屡屡出现，唤起读者对华美历史的联想。与这位白人妇女作爱被比作“在营地中挖掘一条逃生通道”，“击荡出一首铁路之歌”。最后，在白人妇女兴奋地尖叫时，他怒斥一声，“住口！别和我说话！”了了几个字，尽显华裔男人的权威，把近百年来白人使华人禁声的历史倒转了过来。在作爱过程中，骑在白人妇女的身上华裔男子浮想联翩，想到了华人在美国的历史，想到了华裔美国的未来，对先人和后代说，“听着，孩子，我在骑行。我将挥舞着手回家，祖父。”他在白人妇女的尖叫声中放声高呼，“与我共同骑行一程吧，祖父。”(Chin, 1988: 8-23)通过把性发泄场面的图画式描写和华裔的历史与未来并置在一起，华美民族主义对白人种族歧视的反抗、报复并取得胜利象征性地体现在对白人女性的性征服之中。

    赵健秀对白人女性的不恭可以解释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错置，他对华人女性的歧视的原因则要复杂得多，其中固然有他的大男子思想在作怪，也与华裔美国人对自决自立的华裔美国的本位主义式的理解有关。在赵健秀对华美文学的定义中，华美文学所要表现的“华美感性”(Chinese American sensibility)是既非白人也非中国人的一种双重否定的感性：就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的影响而言，早年的赵健秀在《唉咦！》的导言中竭力否定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有任何影响，声称“五百年前就已经不存在的某种上流的中国文化与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之间存在着某种奇怪的连续性，这是神话。”(Chin et al., 1974: xxiv)

    就其本质而言，华美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本土主义的美国民族主义，它希望与中国划清界限，以便华裔美国人能够与欧裔美国人一样，获得完完全全的美国身份。这种欲与祖先的国度划清界限的心态在移民后裔中是比较典型的。人类学家玛格利特?米德(Margaret Mead)研究美国的欧洲移民后代时发现，第二代欧裔美国人对其移民父母所保留的从旧大陆带来的“外国的”语言、行为和风俗习惯采取排斥态度(Mead 48)。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不但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欧洲移民的后裔有如此心态，英国移民的后裔也是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中的英国移民的后代为了谋求独立，先在舆论上攻击英国人；为了证明美国独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惜斥责自己的故国中的国民“性格所全人类中最为奇特荒谬的”云云。 同样，在对华裔美国人的历史研究中，王灵智发现，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多怀着“落叶归根”的过客心理，而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人则普遍抱有欲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斩草除根”的同化主义心态。(L. Wang 198-204)

    第二代华裔的排华与第二代欧裔的排欧具有同构的心理特征。此外，根据王灵智的分析，华裔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传统的排斥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在分析出生在美国的华裔的“斩草除根”心态的成因时，王灵智提出了“双重宰制”(dual domination)的概念，认为美国的华裔除了受到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的压迫，还受到来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势力的控制。从这个角度看，华裔美国的民族主义在反抗国内种族压迫的同时，还有反对(来自中国的)域外控制的一面。尽管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对在美华人进行殖民控制，但从满清政府到民国都承认双重国籍，直到1980年新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才取消双重国籍。双重国籍使美国华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公民身份颇为暧昧，为主流社会把“永远是不可同化的外国人”这种概念化形象强加于华裔身上提供了借口，而且在出现中美交恶的情况时还会危及华裔的生存。二战中日裔美国人被强制关进集中营便是华人的前车之鉴。

    在赵健秀的笔下，本土主义的华美民族主义文学中的排斥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内容被他笔锋一转，象征性地置换到华人/华裔女性身上。在他的作品中，象征着中国和中国传统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妇女都是些怪物，只会说谁也听不懂的中国方言，全都把他笔下的华裔美国主人公当作中国人，与种族主义者把华裔看作外国人的偏见构成同谋。他的戏剧《龙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中的主角弗雷德的亲生母亲刚刚被他的父亲从中国接来；在得知自己出生在中国后，弗雷德推开想拥抱他的亲生母亲，绝望地说：“我不是中国人。这里不是中国。对我来说，你的语言是外语，很难听，所以，你怎么会是我的妈妈呢？”(Chin, 1981: 115)

    为了向主流社会表明华裔美国人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华裔美国人似乎必须与中国人彻底区分开来，为此赵健秀把主流社会一直用来为其歧视华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的他者话语借用过来，把白人强加在华裔头上的他者性(otherness)转移到华人移民的头上，借以区别华美主体与华人的不同及与华裔美国人的认同；同时，他又根据自记的置换逻辑把华人的他者性转移到了华人妇女身上。

    在他的短篇小说《陈查理的儿子们》(“The Sons of Chan,” 1988)中，有一位华美男子诡称是陈查理 的大儿子，追杀陈查里以便把华裔美国从陈查理形象的东方主义阴影下解放出来。他来到拉斯维加斯，没杀到陈查理，想寻欢片刻却又被挡在他所崇拜的白种脱衣舞娘的门外，不过他还是在华人移民妇女珍妮特的身上找到了自身男性能力的证明。珍妮特她在美国多年，但却不太会说英语，也不愿做美国公民，十分想念中国，好不容易遇到了“我”这张中国面孔，于是急迫地和我说起上海话，但在我听来那却是“奇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像蝙蝠一样从她咬紧的牙关中瑟瑟地飞了出来。”征服不到白人舞娘的华美男人只得把珍妮特当作“我搞的第一个中国女人”。在满足了他的性欲后，这个中国女人尽管对他露出了“古老的、经典的、中国式的微笑”，他却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和鄙夷：她的皮肤像烤面包片；身上散发出老冰箱内部的气味；她的乳房像奶油面糊一样摊在他的胸部；她的头发像千万只昆虫的脚刺着他的脸。就连珍妮特的12岁的女儿也逃不过他鄙夷的窥视，赤身裸体地站在他的面前，把他喊做“中国爸爸”，但换来的只是他彻底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看到母女二人都把他当作中国人，他冥冥中向着陈查理惊呼，“她们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爸爸。”(Chin, 1988: 109-130)在他看来，华人妇女和陈查里是一路货色：都把他这个华裔美国人当做中国人，都是阻碍他成为完完全全的美国人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珍妮特和那个曾当过修女的白人妇女，我们会发现，作者对待华人妇女的态度较之他对待白人妇女的态度更为恶劣；华人妇女不但和白人妇女一样是华美男性的发泄和征服对象，而且华人妇女还要遭到华美男性的鄙视。

    至于赵健秀作品里的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性，她们不是华美男性在反抗种族主义斗争中的同胞盟友，而是内化了种族歧视观念、与种族主义者沆瀣一气的敌人，是华裔美国的叛徒。在赵健秀看来，大量华裔女性(据他估计是50%左右)背弃本族裔男性而嫁给白人，这是华裔自轻自贱及华美社会解体的标志，连华裔作家中女性占大多数(五分之四)也成了妨碍华美男性树立传统的阳刚形象的一个障碍。(Chin et al., 1974: viii)他的第一部戏剧《鸡笼》中的华裔妇女李是背弃同胞男性的代表，她假冒白人妇女，先后嫁过白人、华人和黑人，她之所以离开她的华裔丈夫是因为“他不是个男人。”她对主人公泰姆的评价也是如此，当面指责他是“胆小鬼”、“妈妈的乖儿子、哭宝宝”、“根本算不得男人” (Chin, 1981: 24)，和主流社会对华裔男性的概念化看法如出一辙。

    戏剧《龙年》中的女性角色比较多，出来另华裔美国男主人公感到陌生的中国妈妈以外还有两个华裔妇女角色。文家的华裔女主人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却像十五六岁的少女一样稚气，稍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就躲到厕所里去唱歌。文家的女儿玛蒂嫁给白人，逃离了唐人街，靠写菜谱取得了商业成功，回过头来希望帮助哥哥弗雷德和弟弟约翰尼摆脱唐人街。应该说，赵健秀这位女性还是比较同情的，她靠哥哥弗雷德在唐人街当导游挣钱供她上大学，在哥哥支持下离开了唐人街并回过头来诚心诚意的想帮助哥哥和弟弟；但赵健秀对这样的华裔女性仍然怀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在剧本的人物介绍中称之为“马马虎虎华裔美国人”，剧中的弗雷德对妹妹的称呼是“小女人”(Sissy)并把她写的东西称为“饮食色情文学”(food pornography) (Chin, 1981: 86)—显然不能与自己弗雷德自己孜孜以求的严肃的华美文学艺术相提并论。

    在华美文学发展初期的男性文本中，特别是在赵健秀的作品中，女性角色—无论是美国白人、华人或华裔—被等同于压迫华裔男性阳刚气质的破坏势力，因此必须遏制或征服。华裔美国男性根本不可能希望从女性身上获得帮助。正如《一个华人妇女之死》(“A Chinese Lady Dies,” 1970)中的中国女(La China)，她本想用弓箭把一封信送给中国男(El Chino)，但一箭射过去，却击中了中国男的肩膀(Chin, 1988: 114-115)。即使出于好意，女性也会给男性造成伤害。

    赵健秀的作品和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女性的这种态度使他得到了一个“厌恶女性者”(misogynist)的名声，几乎成了女性主义批评家一致的靶子。在人们的女性主义意识普遍提高的今天，他的态度自然逃脱不了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即使对赵健秀的本土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立场抱有同情的人，也很难在这个方面为其错置的民族主义情绪辩护。张敬珏认为，赵健秀等人对华美男性阳刚之气的定义没有摆脱父权制度所建构的男性特质的框架，把暴力和阳刚混为一谈，落入了福柯所谓的“逆转话语”(reverse discourse)的陷井：他们在阉割了华美男性阳刚的主流社会话语体系内，企图使用与他们的压迫者同样的词汇、在相同的范畴内重振华美男性的阳刚(Cheung, 1990: 234-251)。她进而提出，华美男性作家应该摆脱西方的价值观，换一个文化角度，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可以替代西方男性特质的另类男性角色，如中国文化中的书生(Cheung, 2001)。这种从性别角度出发对华美男作家的性别歧视所作出的批判性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作品中的社会政治纬度：在性别歧视的表象下，我们隐约能够窥见华裔美国的民族主义欲望；他们之所以落入了性别逆转话语的陷井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入了歧途，使他们在反抗种族压迫和政治文化霸权的过程中卷入了性别冲突的迷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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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冲，《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英文标题  The Displacement of Nationalism and Nativism with Male Chauvinism in Chinese American Male Texts

注释：
1.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华美文学作家中两个阵营之间的论战，每一方都有不少华裔作家，因为赵健秀和汤婷婷在论战双方中的突出地位，这场论战一般被化约为这两位作家之间的论战。

2.关于亚美运动的缘起、经过及内容，参见(Wu, 1993)。

3.把华裔美国视为民族国家似有些牵强，因为华裔美国既没有明确的地理疆界，也没有政治上的自决自立，更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实体，华裔美国只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共同体”式的国家，是美国内部的想象空间，而且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谈不上“后”殖民。但美国的少数族裔与殖民地中的被压迫人民确有相类似被压迫经历，要求平等解放和自决自立的诉求多有契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讨论美国族裔中的“民族主义”，但在中文语境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华美民族主义中的排华内容，不能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相混淆。把华裔美国视为某种形式的“民族国家”或讨论华美文学中的“民族主义”的论述有很多，如(Li 1998)。

4.转引自(Kim, 1982: 181)。

5.《唉咦！》的编辑们(包括徐忠雄)对美国主流社会把华裔树作模范少数族裔的行为称作“种族主义之爱”，而把白人对华裔的排斥和歧视称为“种族主义之恨”。他们认为华裔必须对二者都加以拒斥。参见(Chin and Chan)。

6.赵健秀从50年代末开始短篇小说创作，零星发表在一些不太知名的书刊上，直到1988年才得以结集出版，他的戏剧作品虽然上演于70年代初，但也是直到1981年才得以结集出版。其作品后标明的时间是他的戏剧的首演时间及其短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或最早发表时间，引文分别见其短篇小说集和戏剧集。

7.赵健秀认为“中国佬”(Chinaman，旧译支那人)本是中性词，总是自称“中国佬”，并以做过火车司闸为毫，自称是“太平洋铁路上的第一个中国佬司闸”(所以他的短篇小说集的标题中有Chinaman Pacific)，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是作者自身的投射。

8.转引自张冲，第147页。关于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文学中对英国人的讽刺、批判、丑化，参见该书第146页至149页。

9.二战中，美国政府把日裔关进集中营，而对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则未采取同样政策，其中显然有对东方人的种族主义歧视的因素。虽然说二战中日裔被关进集中营之际正时华裔受歧视逐渐减轻之时，但美国主流社会对日裔的歧视政策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排华浪潮中对华人的偏见实际上如出一辙，都源于对东方人的种族歧视。因此，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虽然使华人对日本人并不抱好感，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出于反抗种族歧视的共同需要，华裔美国人对日裔美国人被强制关进集中营的这段历史却抱有同情。
    赵健秀本人对这段历史十分关注，与日裔美国人一起，积极主张纠正这一历史错误，曾于1978年组织了几千名日裔美国人重访当年关押日裔的集中营，并举办了集中营中的艺术品和日用品展览。(参见Zia 520)

10. 陈查理是英国作家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系列侦探小说中的华裔主人公。美国人把陈查理的故事拍成了四十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极受美国人的欢迎。赵健秀认为，陈查理是华裔的东方主义式的概念化形象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