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摘] 李建军：如何评价当代文学

作者：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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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生活前行的脚步多么沉重和艰难，岁月的流逝却总是无情而迅疾的。屈指算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况已年逾耳顺。对一个渐入老境的人来讲，最为紧要的，恐怕不是别的，而是后世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所以，如何评价老之将至的当代文学，如何对它进行历史定位，就成了一个让许多中国学者特别“焦虑”的问题。

　　也许是出于对“花甲之年”的敬意，也许是出于对“黄金时代”的向往，有些学者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过度的慷慨和乐观——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只是由于“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积习作祟，人们才显得“吝啬”而“苛刻”，未能积极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时代的文学。而西方“汉学家”对当代文学毫不客气的否定，则激怒了另外一些学者，激起了他们义和团式的逆反心理，——他们不仅要“扶清灭洋”地反抗“西方”的话语压迫，而且要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自己评价自己的文学，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

　　其实，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既不要过分“慷慨”，也无须过度“愤慨”。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乐观的“千禧年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门罗主义”，而是更为积极的姿态：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因为，光有“善意”无济于事，仅凭坚定的“中国立场”也不能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丧失原则的“善意”还有可能养成“没有用的烂忠厚”，而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自闭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接受这样一些事实：首先，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不健全，由于当代作家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的相对低下，我们时代的文学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世界性”的参照语境的情况下，自言自语地进行自我阐释和自我评价，因为，歌德和马克思曾经预言和期待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早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甚至拒绝“他者”的影响，更不能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自大的国家主义立场。

　　所以，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克服沾沾自喜的自诩和自大，另一方面，要具有放眼世界、虚心向善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妄想确立一套“特殊”的“价值准则”，因为，任何时候，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需要一些“普遍”的“价值准则”，都需要依据世界性的经典尺度和人类性的理想标准。尽管“反本质主义”的时髦理论鼓励人们怀疑并拒绝这样的标准和尺度，但是，这些“价值准则”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须臾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和尺度，我们就不可能对任何作品的价值进行比较和评价。当然，这些“价值准则”——博兰尼称之为“上层知识”——不是凭空设定的，而是由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所提供的经验构成的。

　　毋庸讳言，用较高的“价值准则”来衡量，“当代文学”虽然也有成绩，的确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和值得欣赏的作品，但是，趣味格调和伦理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作家和作品，也很是不少。然而，对当代文学的缺憾与问题，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深入。某些学者与批评家甚至放弃了分析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失去了发现问题的热情与揭示残缺的勇气。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对那些“成功作家”的作品，我们常常给予过高的评价和过多的奖赏。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尽管实在难以咀嚼和下咽，我们的批评家仍然会不吝赞词，好话说它一箩筐。有的学者甚至对情形复杂的“90年代以来的文学”，也只是一味地赞美，不仅认为它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最好的时期，一个丰收的时期，一个艺术水准最高的时期，一个诞生了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期”，而且还高自标树地说，如此辉煌的“文学时代”，“并不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总之，面对应该冷静质疑和严格批评的作家和作品，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却成了慷慨豁如的表扬家和荣誉徽章的颁发者。在这些苍黄反复、二三其德的批评家身上，勃兰兑斯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精神，就更是难得一觌。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勃兰兑斯毫不讳掩地批评缪塞，认为他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充满“玩世不恭”：“这种装腔作势的玩世不恭，和其他装腔作势同样令人产生不快的印象”，不仅如此，“缪塞一开始就有一种装模作样的优越感，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极端怀疑，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极端冷漠。然而在这种怀疑和冷漠下面，我们不久就瞥见了一种不是男子汉气概的软弱，久而久之，这种软弱就昭昭在人耳目了。”在我们这里，尽管有的作家身上存在着比缪塞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有几个人敢于像勃兰兑斯那样不留情面地质疑？敢于像他那样毫不宽假地批评？

　　在当代文学的分析和评价上，还存在一种“分离主义”的倾向，那就是只谈文本，不及其余。事实上，研究文学应该具有“人文互证”的眼光和“知人论世”的视野，也就是说，在阐释文本的时候有必要涉及作者的人文素质和人格状况，涉及作者与现实的关系，涉及他对读者的态度。如此说来，较为完整的“价值准则”体系，应该将这样几个方面的尺度包含在内：超越性，即作者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充分的教养，是否能摆脱权力和金钱等异化力量对自己的消极影响，摆脱“市侩主义”对自己心灵的败坏，用具有升华力量的方式来展开叙述和描写；批判性，即能否捍卫内心的自由与尊严，无所畏惧地向权力和人们说真话，而不是用虚假和娱乐化的方式来回避历史和粉饰现实；启蒙性，即作者是否具有成熟的文化自觉，是否具有站在“平均数”之上发现病相和残缺的能力，是否能够给人们提供照亮前行路途的光明；给予性，即能否摆脱自我中心倾向，以充满人道情怀的态度关注并叙述具有社会性和人类性的经验内容，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泽被读者的精神财富；审美性，即是否有雅正、健康的趣味，能否发现并创造出一个真而美的世界，能否使人们体验到可以味之无极的美感内容与挹之不尽的诗性意味。

　　用这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我们恐怕首先需要研究的，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而是它的缺陷和“无价值”；首先要关心的是有没有“勇气”说真话，而不是选择以什么“身份”或站在哪个“立场”来说话。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缺乏“积极地”认识当代文学“价值”的热情，——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关于当代文学的著作，都是“肯定性”甚至“赞扬性”的；我们迫切需要的，恰是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质疑性的声音。我们需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那样的批郤导窾、直中肯綮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他批评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的文学“流于淫秽”、“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具有反认识和反理性的情绪，想一劳永逸地抹煞‘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平心静气地讲，《檀香刑》与《狼图腾》不正是“热衷于暴力和残忍”的作品吗？《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不正是“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的作品吗？《废都》和《秦腔》不正是“流于淫秽”、“沉溺于性反常”的作品吗？不正是想通过对琐碎细节的芜杂堆砌“一劳永逸地抹煞‘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的作品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之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我们缺乏成熟的鉴赏力，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

　　事实上，评价当代文学的难度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结构单一、性质纯粹的对象世界。所谓“当代文学”不仅意味着时间跨度的漫长，而且意味着内容构成的复杂。它的最新的阶段，作为“当前文学”，近距离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但是，它的占更大比例的部分，则已经隐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只有经过小心的擦拭和细心的辨认，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大体上说，一体多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至少是由五个迥然有别的时期和面影构成的：

　　1949－1966属于“十七年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无疑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规约，而这个时期的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整体上看，则是不够自觉的，缺乏对时代生活的独立观察和自由思考，但是，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作家，以及那些长期“深入生活”的作家，却能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一定程度的真实感，使之弥散着清新湿润的泥土气息，在塑造“中间人物”的时候，尤其能给人一种真切、生动的印象（例如柳青、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说）；有的作品在反思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上，显示出难得的清醒和勇敢，例如《在桥梁工地上》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有的作品则在艺术性的追求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例如《百合花》的白描技巧，《红豆》的抒情技巧，都各臻佳境，不同凡响。

　　1966－1976年属于“天下熬然若焦”的“文革”时期，文学直接被当作“斗争”的工具，彻底沦为“政治”的婢女和权力的附庸，除了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充满活力的“潜性写作”，除了《艳阳天》在塑造“边缘人物”上偶尔表现出的技巧和能力，其他值得谈论的作品，实在不多——在这个可怕的文学荒芜期，中国文化正遭受着空前绝后的破坏和毁灭。

　　1976－1989的“新时期”文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复苏气象。诗歌是获得解放的人们表达情绪的最好手段，也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文学样式，而并不朦胧的“朦胧诗”无疑是当代诗歌史上最灿烂的篇章，因为它不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痛苦和渴望，而且还在对生活的反思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尖锐和深刻；小说创作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作家，产生了许多令人欣喜和振奋的佳作，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人生》、《棋王》、《黑骏马》、《北方的河》、《老井》、《受戒》、《李顺大造屋》、《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鲁鲁》、《三生石》、《芙蓉镇》、《黄河东流去》、《人啊，人》、《活动变人形》、《古船》、《平凡的世界》以及《人妖之间》、《随想录》、《走向混沌》和《干校六记》等，这些作品或沉郁而厚重，或尖锐而真实，或精致而优美，给“八十年代”的读者留下了美好而温暖的记忆；这个时期的“先锋文学”，多有模仿，而较少独创，虽然致力于形式上的“实验”，但其成绩，并不很大。

　　1989－1999十年的文学，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新时期”文学的延续，如《白鹿原》、《一百个人的十年》等作品其实就是“新时期”的文学之树结出的果实，但是，整体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学却呈现出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同的样态——在这个复杂的“市场化”的文学时代，许多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启蒙精神，显示出从社会化叙事向“私人化写作”的转向，显示出从“介入性叙事”向“零度叙事”的下移，过多地表现了转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玩主”习气和“活着就好”的生存哲学，——从写作的超越性和启蒙性等角度看，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性和影响力，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当然，这并不能遮掩王小波的随笔、韦君宜的《思痛录》、邵燕祥与何满子等人的杂文、张承志以及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写作的光芒——他们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尤其王小波的随笔更是表现出当代启蒙写作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深刻。

　　1999－2009属于“新世纪文学”，在这个时期，文学虽然进一步市场化，“80后”成为媒体和市场炒作的新的热点，而一些“著名作家”的写作则严重地表现出“消极写作”和“反文化”的性质，但是，“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却以令人震撼的尖锐和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艰难境遇，叙述了进入都市的“农民工”的痛苦经验。本来，充满散文气息的文学环境，是不适合伟大的诗歌产生和成长的，但是，老诗人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却横空出世，峣然独立，仿佛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闪耀着照亮大地的灿烂光芒。小说创作数量很大，佳作也多，《羊的门》、《沧浪之水》、《农民帝国》、《圣天门口》、《藏獒》、《水乳大地》、《小姨多鹤》等长篇小说以及《那儿》、《国家机密》、《姑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豆汁记》、《罗坎村》等中篇小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纪实文学的写作是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亮点和收获，《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国农民调查》、《夹边沟纪事》、《聂绀弩刑事档案》、《寻找家园》、《墓碑》和《寻找黛莉》等一批影响巨大的作品，或揭历史之秘，或诉现实之痛，不仅显示着这一阶段纪实文学的活力和实绩，而且昭示着关于文学写作的基本律则——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只有勇敢地直面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疼痛，文学才能产生深入人心的力量，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艾略特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更难克服的。”为了客观地认知和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学，我们固然需要发现“价值”的研究，但更需要克制“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要慎用少用“最好”、“最高”、“辉煌”、“经典”等标签，更应该致力于对问题的发现和分析，因为，正是这种尖锐的质疑性的批评，才有助于我们克服文学领域的无视现实、流于幻想的“包法利主义”，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局限和残缺，从而最终摆脱幼稚的“不成熟状态”。尽管这样的否定性批评有可能被别人误解，被谥之以“骂”的恶名，但是，批评本来就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艰难事业，又何忧哉，又何惧哉！


　　2010年1月20日，北京
　　（刊载于《文学报》2010年1月28日第7版此稿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