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摘 ]庞卓恒：历史上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

    唯物史观启示我们，唯有从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中才能找到决定文明兴衰或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或终极原因。由此可以看到，那原因可能有千条万条，但首要和根本的一条。还是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激励还是受到压抑，特别是要看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的劳动大众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了激励，还是受到了压抑。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的劳动大众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了压抑，甚至几近窒息，那就绝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检视中华文明的兴衰历程，看它是否符合由先进变落后和由落后变先进的规律。

    我们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中心线索。我曾论证，生产力乃是人们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和生产技术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不能以使用什么工具来衡量，只能用劳动者的“效率”衡量。那么，“效率”又怎样估量呢？须以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如以l年或l天为单位)内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即“服务”)的平均量衡量。这个量可以按照实物计算。但要有一个衡量生产不同产品的劳动者的效率的共同标准，就需要用人均GDP(应该是排除泡沫和水分的GDP)来衡量。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导致中国封建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从先进变落后的终极原因。

我们曾指出，自战国秦汉以来，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曾经历过从上升到停滞再到下降的过程。尤其是清朝中后期出现了大幅度下 降。清末的陶煦，谈到当时江南吴中地区农民经济状况时说：“吴中之田十九与富绅共有之也。上农不过任十亩，亩入不过二石余。取租而平，则八口无饥也。乃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车牛有费，修耒有费，一资给于租余之数分，疾病丧祭婚嫁之端尚未之及，奈何而民不穷且毙也。”据此可以推算，那里的“上农”一般租种10清亩地，合9.22市亩，亩产2.5清石，合2.82市石，约合亩产稻谷190市斤，9.22市亩共计可产稻谷l750公斤。也就是说，比战国时期有一个主劳力的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年产粮2025公斤)明显下降了。经济史家吴慧对封建时代中国粮食产量和农民劳动生产率做过系统的测算，根据他的测算结果，可列表如下：    

吴慧的数据鲜明地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战国时期到唐代呈上升趋势，此后就逐渐呈停滞以至下降趋势，而且还通过每人占有原粮和成品粮的数量，间接反映出农户收入也可能有这样一个上升-停滞-下降的曲线。固然，吴慧的数据也可能像任何历史计量估测数据一样，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欠缺或失误之处，但它们显示的总体趋势，恐怕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太远。   

世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公元400年至l998年中国与西欧人均GDP做了以下比较：

我们可以把吴慧对“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的估算结果和麦迪森对“人均GDP”的估算结果视为从不同角度粗略地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千多年间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两者存在着某些差异。最明显的一个差异是，从吴慧的估 算结果来看，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战国到唐代是上升的，唐代达到高峰，此后，从宋代到明代回落到与西汉相当或略高的水平，清中叶以后已大幅度下降：从 麦迪森的估算来看，中国人均 GDP水平在战国到唐似乎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三百年间有较明显的上升，大约从元初以后一直到l9世纪初五百多年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就大幅度下降。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数量估算本身误差可能性本来就很大以外，显然还因为两者的估算对象毕竟不同：吴慧估算的是“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而麦迪森估算的是“人均GDP”。 一个经济体若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就需使两者保持一致的、同步的增长态势。但在历史上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出现相反的态势，就是前一时 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继后一段时期工商业的增长，但后者增长起来以后逐渐脱离农业的基础而过度膨胀，由此造成人均 GDP带着“泡沫”增长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可能正是这种反差最终导致人均GDP由泡沫性增长转向停滞，最后陷入大幅度下降。吴慧估算的“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和麦迪森估算的“人均 GDP”都在1800年前后出现大幅度下降。这绝不是偶然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特别是滞后于工商业发展的积弊的结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麦迪森把中国的人均GDP同西欧比较时，显示中国人均GDP落后于西欧的转折点发生在13世纪末和l4世纪初。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人均 GDP明显地从有所上升转向了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停滞，最后陷入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大幅度下降，陷入落后的深渊，以至沦为西方列强争相控制的半殖民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开始扭转乾坤，走上复兴的历程。现在回过头来看，麦迪森的估算显示出来的l3世纪末和l4世纪初那个转折点，确实可以看做是中国由先进变落后的起点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因为它标志着生产力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而生产力作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最后动力”或原动力。它的落后必然引起其他方面的落后。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均 GDP的落后以及同人均GDP落后密切相关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和下降，特别是吴慧估算的“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的停滞和下降，直接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落后。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落后的情况，麦迪森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得很清楚：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直到1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还领先于日本和西欧，可是此后900年间都陷于停滞或仅有微弱增长；而13本和西欧却突飞猛进地赶超过去，把中国远远地甩到了后面。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不但导致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解体过程的滞后，还阻滞了市民阶层的成长。

    市民阶层成长的滞后，导致了反映市民阶层价值追求的反封建新文化成长的滞后。这突出表现在14世 纪西欧爆发反封建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文艺复兴运动棋手高擎人文主义大旗，大声疾呼，倡言人道以反对神道：倡导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他们的声音，犹如巨人登高一呼，很快就在阿尔卑斯山南北各大城市中心激起雷鸣般的反响和回音，震撼了欧洲大 地。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类似的声息。但丁谢世二百多年以后，中国出了个李贽(1527--1602)，敢于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万世之至论”，倡言“趋利避害，人人同心”，“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似乎与西欧的人文主义呼声有些相似，却如荒野的孤鸿哀鸣。未能激起任何群众性的回响，就被官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缉捕入狱，悲愤自尽，他的著作则长期被禁毁，鲜为世人所知。李贽之后，有顾炎武(1613—l682)和王夫之(1619—1692)等人，也都阐发过颇有时代新意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但他们也和李贽一样，只是在很小的知识圈内有一定影响，未能像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那样在各大城市中心激起一个群众性的、波澜壮阔的、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就在于生产力的停滞、落后导致城市化进程和市民阶层成长的滞后。

    总之，无论是中国由先进变落后，还是西欧由落后变先进，其最终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陷入停滞、落后，还是不断地向前推进。那么。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就会陷入停滞、落后，怎样就会向前推进呢？应该看到，那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可能有自然环境或人文环境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历史地形成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的体制、制度的制约因素，还可能有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因素。我们应该肯定多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但又不能陷入多元折中论或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因为那样就会导致陷入否认因果必然性规律。这就涉及了我们论述过的一个终极原因和多种因素作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怎样理解“一元多因多果”的规律观问题。

    怎样才能既肯定多种因素的制约作用，又不放弃探索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呢？关键就是要正确地把握“一元”和“多因”的关系。“一元”就是一个根本原因或原动力，“多因”就是制约和影响那个根本原因或原动力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种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来看，我们曾指出，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那样的自然条件下，中华先民依靠“十千维耦”、“千耦其耘”那样的协作性劳动生产方式，在主要使用木石工具时，就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开始进入定居农耕文明时代，这比古希腊人、罗马人进入定居农耕文明的时间早两千多年，比日耳曼人早三千多年。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牛耕和铁制工具的使用，个体家庭耕作逐渐代替了原来的氏族、宗族集体协作耕种，但由于抗御水旱灾害和游牧、游耕族群侵袭的共同需要，仍旧需要地方以至中央机构组织多方面、多层次的协作。正是在生产生活方式中组织协作的需求，促使中国早在夏、商、周、秦、汉时代就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华先民在千百年的协作性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在经济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领域，都形成了一整套崇尚协作而排斥竞争、崇尚整体利益而排斥个体和局部利益的制度、体制和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把整个国家甚至“天下”都纳入一个具有“超级家长制”特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家庭”秩序之中。在这个“大家庭”中，作为“总家长”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级“父母官”，必须同时具有“爱民如子”的“慈父”品格和无情地行使生杀予夺权柄的“严父”品格。这个“大家庭”秩序必须以“和为贵”的精神来维护，必须尚和而弃争。但是尚和弃争都只能由兼具“慈父”和“严父”品格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级父母官的慈爱和威严来保证，而不能由子民们自主自为。虽然主导精神是尚和弃争，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争，不过那争端不能由相争者遵照某种大家认同的秉公机构按照大家认同的公平原则来解决，而是由兼具“慈父”和“严父”品格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级父母官来裁决。在中华先民个体生存能力十分微弱的时代，那一 整套的制度、体制和价值体系把千百万微弱的个体生产力汇集成为巨大的集体生产力，创造了长时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它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大约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大约也正是在那时，中华先民的个体生产能力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农民以大规模“逃亡”行动争得了“两税法”规定的“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那样较以前宽松的生存条件，而且还出现了一个虽然十分微小却也开始发出微弱声音的市民阶层，他们通过“传奇”、“说话”之类的文艺舞台开始微弱地表达某些似乎有点离经叛道的愿望。但也正是在这些新动向初露端倪以后，正在趋于“特性化”的统治阶级很快做出了严厉的反应，突出表现在宋代以后，从朝廷直到基层的乡里街坊机构，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都空前加强，使得劳动阶级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在经济生活领域。租税赋役负担越来越加重，使劳动阶级很难拥有用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剩余产品，从而也就很难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广大城乡居民受到乡、里、坊、保甲、里甲等基层政权系统和家族、宗族等族权系统的严密控制。在精神生活领域受到越来越严苛的封建礼教和“理学”规范的束缚。也就是说，经济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领域的反作用力都成为逆向的、起促退作用的力量，沉重地压抑着拉动阶级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生的生产力的增长。其最终的后果，就是促使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一步步陷入停滞和落后的深渊。直观地看，这就是塞尔维斯说的那种因长时期先进而形成高度特殊的适应性的力量阻挡任何变革的惯性般的性力发生作用的表现。   

反观西欧洲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继希腊、罗马文明衰落之后，同样是从习于游牧和征战的印欧族群分离出来的日耳曼人，摧毁西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在那些王国里，日耳曼征服者同昔日罗马帝国的被征服者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互相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包括庄园一农奴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依附农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以领主一附庸制为基本内核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那种生产关系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具有森严的等级特性和人身依附特性，但同时也是具有尚争特性的。农奴与农奴之间，农奴和庄园主之间，领主和附庸之间，附庸和附庸之间，王国和王国之间，教会和世俗国家之间，都充满了纷争。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性，使他们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形成像中华先民实行的那种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没有形成作为协作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维护者的天子和各级父母官那样的权威，以压制和裁决纷争。而只能从野蛮时代流行的“军事民主制”和“马尔克制度”之类的古老制度遗存下来的种种惯例和习俗中，择其适用于新的生活条件的内容，形成极为粗疏的习惯法，作为裁决各种争端的主要依据，其中包括合法地使用战争等暴力手段解决纷争的游戏规则。总之，同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世纪的西欧文明也是一种尚争的文明。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主要还是归结为生产能力的进步，这一轮的竞争没有导致文明成果的大规模破坏和文明的中断，而是经过恩格斯说的那种数百年的“静悄悄的劳动”，逐渐在农村和城市产生出力图创造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靠着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和不断增多的剩余产品，通过市场交换以谋求生存。正是他们有力地推动了作为促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引起了一系列发挥促进作用的“直接动力”(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以及精神生活领域的各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发展，最终促成了西欧社会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形态”转化为“第二大形态”的社会变迁。   

本来，中世纪的西欧从罗马帝国废墟上开始起步前进的时候，各方面都远比中国落后。如前引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直到公元100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而西欧的城市化率还是0。但此后它就以突飞猛进的态势增长，把中国远远地甩到了后面。什么力量把西欧从中世纪初的粗野落后状态推到了近代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呢？塞尔维斯归结为他的“进化潜势定律”赋予后进者享有的“借用优惠”。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中世纪西欧的确从东方各文明古国“借用”了大量先进文明成果，有力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辗转到西欧以后，对于促进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西方学者都确认这一事实。但是，如果没有西欧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和拥有新的生产力的新兴社会阶级的成长，东方文明古国那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显然就不可能在西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怎样才能使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而不致陷于停滞和衰退。我们肯定这里有许多因素或许多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起作用。但是那众多的因素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历史的发展发挥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最终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发挥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那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意愿发挥激励作用还是压抑作用。中国之所以由先进变落后，西欧之所以由落后变先进，共同的终极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这里似乎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的陷阱：一方面说生产力作为“最后动力”或原动力，它的发展决定着各项“直接动力”(包括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说生产力本身能否持续发展而不陷于停滞和衰退，取决于各项作用力激起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的反作用力是促进性的还是促退性的。好像这两者互相决定着对方的命运。这样的论证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们的论证没有包含这样的二律背反。因为我们虽然肯定反作用力有可能反过来对原动力发挥促退作用，但是同时肯定那促退作用不仅最终是来源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生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水平和与之相应的经济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领域的业已陈旧的制度和体制，而且肯定那些促退性的反作用力最终必将被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代表新的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所排除。

    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被那些促退性的反作用力阻滞了几个世纪之久，但劳动阶级终归还是顶着重重压力使新的生产力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力量逐渐成长起来，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从落后变先进的复兴大道。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图表显示，中国的人均GDP从长达六百多年的停滞、下降转而回升，其转折点也正好发生在那个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从那时起，束缚中国亿万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枷锁被打开，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的人均GDP， 立刻由下降转而大幅度回升，这鲜明地证明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的目标开始得到了实现。什么是解放生产力？说到底，就是消除对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的压制因素，使劳动者拥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自由空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是促进性的 还是促退性的，其衡量标准就是看它们对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激励还是压制，最终是从效果上看它们是否促进了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回头来重看生产力曲线在1949年出现的那个大回升拐点，使我更加相信唯物史观揭示的革命解放生产力的真理。

由此可见，先进变后进或后进变先进的根本动因并不是塞尔维斯说的那个所谓的“进化潜势定律”使先进者势必要受到“领先的惩罚”，使后进者享有“借用的优惠”。也不能像汤因比那样单纯归结为精英人物个人品格的好坏。根本的动因在于广大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受到激励还是受到压抑。导致广大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否受到压抑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经常起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支配地位“特性化”的趋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抵制以至消除。这应该是我们观察当今世界各大文明今后走向的一大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