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摘 ]江腊生:当下农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

作者:sujie_alex  于 2010-2-22 13:2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网文|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2评论

关键词:

作者:江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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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弱势群体”、“聚焦三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社会主题不断突出,农民工书写成为当代文学领域颇受关注的焦点。很多作家立足于文学现实主义,关注农民工群体在城乡夹缝中的生存境遇。一方面,这是对当下文学的后现代式欲望想象的一种反拨,文学开始将视角转向一些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农民工。他们以沉重的笔调书写众多从农村闯入城市的民工,为他们的民生疾苦而呐喊,为他们的卑微地位而叹惋,为他们的道德沦丧而哭泣,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忧患时事、抒发民声的传统之传承。这些作品饱含同情的泪水和不平的忧愤,另一方面,农民工书写又可以理解为当代作家的一种策略。当下文学中,有执着于文学形式的把玩和流连于欲望层面的倾向,使文学叙述褊狭和读者群体缩小,求新的书写策略驱动一部分作家转向农民工书写。平民立场、人道主义关怀这些似乎遭遇后现代主义解构并被弃置一边的美学方向,重新成为了当代很多作家一种“陌生”的“美学脱身术”[1]。对底层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在提升当代文学精神含量的同时,并非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更多的是市场语境下的文学审美突围。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他们将‘底层’看作是用来表现个人立场的‘文化象征客体’或‘良心客体’,却并不在意‘底层’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必须由行动去介入而不是靠抒情就可以改变”[2]。人道主义的关怀,底层命运的关注,成为这一类小说进入当代文坛的通行证,却缺乏理性的思辨和深层的批判。真正的民工生存状态、民工身上的复杂人性,被严重的简单化、理念化。这类文学可以说是为热点写民工,而不是真正走进民工生存的写作。其中作家的态度既是认真的,也是矛盾的。正由于此,走进这个复杂的文学世界,探讨和思考其中的叙述视角,对于把握当代文学的走向,触摸农民工的真实生存具有相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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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当下的农民工书写,理清其发展的基本轨迹十分必要。近二十年来的农民工书写,是一个从纪实性叙述到想象性表述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农民工书写,大多是当代农民转型过程的时代记录。作家大都是一些涌向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民工,他们用自身的生活体验,来倾诉内心的苦闷与无奈。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张伟明的《下一站》、林坚的《别人的城市》等,构成了此时农民工书写的代表。

 

  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常用笔墨和泪水,记录和表述农民工对乡土的思念,对打工城市的抗拒和对自身身份的自卑,对外出谋生不易的痛楚与无奈,对久经艰辛而偶遇成功的庆幸与感恩。周崇贤笔下的打工妹,孤身来到城市,忍受工厂管理者的残酷盘剥和生存艰难;张伟明笔下的打工仔,对工厂老板的非人对待大胆说“不”而踯躅于城市未知的“下一站”;安子记录了一系列女工外出谋生的不易与坚毅,最终找到自己“心中的太阳”。这些早期的农民工书写,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打工潮的纪实性描述,其中更多的是话题与史料见证的意义。他们记录了我国打工潮流的原生事实,在倾诉自身的感受时,更多的还是透出一种人生的励志与梦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苦难本身。

 

  这种纪实性叙述一旦影响越来越大而进入文学视野,就被话语想象放大为苦难本身,农民工题材因而成为文学从贵族化到生活原生态的一个制胜法宝,很快吸引了一些陷于求新困境的作家。于是,农民工书写的主体,逐渐从打工者本身向非打工群体的精英作家群转变,农民工的形象也自然从实体性向想象性转变。

 

  在当代作家的话语想象之下,农民工大都成了苦难的化身。在他们身上,不仅负载着作家人道主义的关怀,还承载着当代作家走出文学困境的重任。他们身上的苦难与被损害,成为作家从外部加以拯救的对象。苦难的生活似乎成为彰显作家人本主义关怀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打开一系列农民工书写的文本,看到的是现代文学中经常见到的被动无奈的角色,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历史主动性,仅仅处于困境和苦难之中,而少有个人命运改变的可能。关于这些苦难的处理,自然带来当代文学“拯救”话语的想象与运作。

 

  这类农民工书写大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当下复杂的社会问题,似乎正好续接上左翼文学的传统。进城打工的农民群体一方,是需要被拯救的苦难承受者,而代表城市的一方则是苦难的施予者。刘伟章的《我们的路》中,春妹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牺牲精神的女孩,但命运显然对她更加不公:为哥哥挣学费而外出打工,被人欺骗后产下一幼婴而遭受家人的鄙弃。即使这样,她也不曾埋怨过家人,只是把一切痛苦独自咽下,重新踏上未知的城市流浪之路。“大宝哥”是一个考上大学却没钱就读的高中生,长达五年在外打工,却无法支撑起一个家庭。贺兵的惨死,老板的逃逸,石匠老奎叔惊天动地的咳嗽声,嘴角总挂着白沫的寡妇邹明玉,为了生存向老板下跪的民工,坚韧地支撑着农活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对春妹毫无同情只有幸灾乐祸的乡亲,无人看管而不幸死亡的孩童。这一幕幕,都赋予民工无尽的苦难。荆永鸣的《北京候鸟》中,“来泰”瘸着一条腿,带着难以填饱的肚皮来到北京。他拉三轮车,被城里的保安殴打、敲诈;他开饭馆,却中了别人的骗局。对于善良的“大宝哥”和本分的来泰而言,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挤入城市,生活却始终处于愁云惨雾之中,令人窒息而又令人哀叹。

 

  这种因穷而进城打工、打工而遭受苦难的模式,决定了作家笔下的民工书写从苦难过渡到哀怨和愤怒。在城市文化的压迫下,民工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进城后的梦想破灭,使他们不再相信一系列的成功神话,而是选择疯狂报复城市的极端方式来凸显自身的存在。王祥夫的《一丝不挂》中,“阿拉伯兄弟”被年轻的老板侵吞了一年的血汗钱,没有一分钱回家过年。他们铤而走险劫持了年轻老板,扒光年轻老板的衣服,让老板一丝不挂地开车回去。北村的小说名干脆叫《愤怒》,来城市谋求生路的农民工李百义,历尽各种苦难与挫折后,他开始组织一个百多人的团伙,专门剥夺“地主老财”的钱财来周济穷苦人,并杀死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不难捕捉到文本当中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沉重的叙述笔调下,文本揭示了国家高速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不和谐音符,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人道主义忧思。

 

  然而,愤怒的情绪也影响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其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较为片面和简单化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3]。小说将叙述的重心立足于一系列农民工进城务工过程中的悲苦和怨恨,在大量情感倾诉的故事情节之中,完成了民工书写的想象图景。这些农民工形象在“拯救底层”话语想象之下,往往成为平面的苦难承受者,却少有人关注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喜悦、成功、迷惘、困惑和奋争。沉重的情绪负载,牺牲了文学本身的特性,将个体农民工形象普泛化为群体性的文学想象。因此,这些民工形象可以说是按照一定时代流行的文化理念打造出来的想象产品。他们在获取一定时代文化理念支持的同时,失去作为一个个体的实体性内涵。这些想象似乎除了将农民工置于一个被关怀和同情的位置之外,也就别无深意了,而真正的人道主义,则应落实于每一生命个体的真实人性。

 

  底层意识正是民工书写想象性表述的文化前提。“底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话语权,具体表现为没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表述不能进入社会的文化公共空间,表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参与不了社会话语的竞逐,没有发声的位置或管道,也就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4]。底层实际上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他们进入知识分子视野本质上源于知识者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越是苦难,就越能更好地与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冲动达成一致。对于农民工而言,城市现代化只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神话。他们往往难以融入这个物质世界,也无法进入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城市只是“别人的城市”,他们只是暂时探入、或者以边缘人的身份出现。

 

  “底层”一词,既体现了当代作家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也体现了他们文化、物质上的高位意识。他们对底层的关怀常常出于一种乌托邦冲动,甚至以想象的底层来取代底层经验的实在性。真正农民工身上表现出来的生活实在性和精神实体性,往往被廉价的眼泪和情绪所取代,他们被简单地想象为一个被拯救者,以便于知识分子施以居高临下的道德拯救。农民工身上表现出来的苦难、哀怨、仇恨、愤怒,往往是作家道德想象的结果。作家笔下的农民工一方面充当了道德施救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被简单地归为人性美好和道德留存的代表,用以弥补城市现代化的人性失落。正是“底层”,将作家的目光聚焦于关于民工的苦难叙述和欲望铺陈,往往忽视对农民工身上的历史沉积物的批判和思考。

 

  实际上,“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文学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而是利用内在的眼光来深入民工真实的存在空间。只有充分把握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感受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与困惑。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既是生存的根本,又是束缚他们发展的因素。土地在以往的乡土小说中,很大层面是道德与本真人性之美的承载,土地的神话充溢着作家的一种崇拜情绪。当年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从城市返回乡村,城市只是作为道德失落的象征物出现。今天来看,以往乡土文学中的土地依恋只是一道令人无法驻足的风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土地给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又将农民局限于难以现代化的“穷”之上。因为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已经让土地的性价比很低,土地的维持非但不能改善生活,而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下令农民生活愈发困窘。这是促使农民工进城的动力——“穷则思变”。他们怀着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进入城市,被城市这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地方吸纳,又被这个极具排斥力的地方挤兑。当他们感受到城市的繁荣与奢华时,获得了极大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刺激;当他们处于碰壁和被排斥时,又自然而然地从对土地的依恋中找到对城市怨恨的原因。感受他们的生存状况,读者无法获得当年路遥笔下的那种道德层面上的优越和庆幸,已无法获得“扎根乡土才能活人”的快意满足,而是一种无奈甚至充满仇恨之下的悲苦。当我们明确农民工的这种复杂心态和情势后,打工文学中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便显得捉襟见肘,显然没有真正进入对农民工生存实体性的考察和把握。

 

  过去的文学传统中,贫穷和底层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具体存在,而且是中国群体命运的投射,每一个底层民众的存在都往往是群体命运的象征。无论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还是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都不无例外地带上民族劣根性的烙印,隐喻了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命运走向。显然,当下的农民工形象并不具备前者的宏大背景,只是牵涉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关涉的仅仅是特定个人或少数人的命运。愁云惨雾的苦难叙述,对于中国农民的梦想和奋斗是一种忽视和遮蔽。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工进城的苦和难,感受到的是他们的无助和无奈,

 

  文本之中除了简单的倾诉和呼唤之外,很少有农民工在当代语境下的灵与肉的冲突。来泰、李满银等农民工形象除了与当下许多文学中的“新人类”相异之外,已经被农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塑造成一种“符号”化存在,缺乏农民工应该具有的对生活的信念和梦想。

 

  当下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被想象性表述的农民工也是消费符号的一种。“当关注底层成了近年来政府工作重点与社会聚焦热点,底层成了‘流行词’之后,底层再次面临着消费社会符号生成逻辑的危机,有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号或标签而进入被消费的商品之列”[5]。农民工的苦难故事演变为一种另类的商品而被消费。暴力、抢劫、性需求成为男性农民工的人性表征,而当发廊妹、二奶、歌舞厅陪侍成为女性农民工谋求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这些暴力和猎艳故事附着在底层农民工身上,被一些人打着“拯救底层”的旗号堂而皇之摆上消费文学的货架。当底层成了被消费的商品时,那些被遮蔽的真实将被继续隐藏,社会的不平等也许愈演愈烈,而被消费的底层依然失语,汗水与泪水的悲剧还将上演。这是消费社会中打工文学将面临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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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在民工的眼中代表一个成功的神话,代表着整个中国的方向;乡土,则“向城市而生”,始终指向繁华、现代、欲望化的城市。城市对于农民工而言,不仅仅是物质繁荣带来的生存空间的想像,也是其寻求身份转变,进而实现自我价值和人格尊严的精神满足的对象。农民工由传统的土地膜拜,自然转变为既具体又虚幻的城市膜拜。城乡差距的拉大,土地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神圣光环,转而成为农民心目中的贫穷原因。“在城市文化随着城市化推进而逼近乡村之际,城乡文化不仅形成鲜明的优劣比照,而且在城乡经济、文化、行政的互动与交流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文化处处显露出它对乡村文化的文化优势、文化特权,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使乡村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6]。土地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道德光环,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这些带有象征意味的城市表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并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城市”镜像。

 

  对处于贫困和窘迫的农民工而言,城市就像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空洞。刘庆邦的小说《到城里去》,除了在宋家银的北京之行中对城市作了具体的描写之外,通篇几乎没有城市的影子,但城市的幻像已经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中。城市就像一个神话,“到城里去”,是农民工处于乡村的贫困和窘迫的深刻体验之下,集体发出的一声号角。在宋家银的心目中,取得工人家属的名份、领取工人的工资,就是取得了城市人资格。宋家银像发疯似的驱使丈夫出去工作——只要不在土地上劳作,哪怕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们追求城市的户口,寻求城市的物质享受,甚至包括爱情的追求,并将这一切等同于城市本身。李一清的小说《农民》中,到城里摆水果摊的农民“大苹果”,通过出卖自己的肾脏,买了城里的房子而拥有了城市户口。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农村姑娘崔喜通往城市而付出的代价,向人们昭示了城市神话带来的苦痛与挣扎。为了能够拥有在她看来“天堂一样”的城里人的生活,她出卖了自己的爱情和青春,成为城里人宝东延续香火的生育工具。然而已经拥有了城市人的户口、做了城里人的媳妇的崔喜,并没有被城市所接纳。尽管她按照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水准要求自己的日常行为,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不像农村人了,但也不像城里人”。城市,对于崔喜来说,仍然是一个虚幻的神话。

 

  城市爱情也是农民工实现城市生活想象的神话。在夏天敏的小说《接吻长安街》中,主人公“我”是一个从偏远农村来到北京的一个普通打工仔,为了实现和验证想象中的城市生活方式,与自己的乡村女友在川流不息的长安街心接吻。这个在城里人看来是极为平常的举动,却成为“我”心目中神话般的爱情追求。“我”一次次来到长安街,却一次次失败而归。最终“我”被误认为是流氓,被围上来的城市人痛打一顿,还被带进了派出所。《大声呼吸》中,房主又大又软的床,调动了做家政服务的王留栓夫妇最基本的欲望冲动。当他们在床上被房主撞见,所经的尴尬正是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尴尬。

 

  声色城市以它令人炫目的奢华欲望和感官享乐引诱着这些朴实躁动的心灵,他们选择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欲望法则,却发现城市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城市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中,代表城市的警察没有把老年农民工——老扁担当作“人”来看待,而是不分青红皂白把老扁担抓进派出所痛打一顿。陈应松的《太平狗》中,农民工与狗形成互文,集中表现出城市最为黑暗和陌生的一面——城市人、包工头、黑工厂等。它适合城市人幸福地活着,却并不适合卑微的打工者生存,甚至不适合一条狗生存。

 

  尽管如此,城市陷阱充满色彩斑斓的诱惑,农民工注定了无法逃离。张继《去城里受苦吧》中,复杂的城市生活令贵祥身心疲惫,在李春与徐钦娥感情纠葛之间艰难做人。他怀念种地时那种“省心,少是非”的日子,于是兜里揣着打工积攒的血汗钱,身上穿着在洗衣店烫过的西服,带着烫了发的老婆回到故乡。在乡亲们羡慕的眼光与夸赞的话语之中,他发现城市里面的“受苦”,使他在乡村反而实现了人格上的自尊与满足,但最终还是愿意回到城市。因为乡村的贫困与落后难以提供他人格尊严的物质基础,受到文明洗礼的心灵再也不会牢固地把他们的身心贴近乡村的大地。方格子的《上海一夜》,叙写乡下妹子杨青来到城里,无奈地出卖自己的肉体。在她厌倦了城里的生活后,决心彻底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回归过往物质贫穷精神丰富的生活。正当她痛下决心,高兴地坐在火车靠窗的座位上等待着欣赏回乡的美景时,却收到了好友阿眉的短信:“阿青,我又回来了,我又要回到上海来了。”阿青试图逃离城市对他们的压迫,却发现先她觉醒的阿眉,最终逃脱不了城市的现代化诱惑,而坐在火车上的阿青,不过是在重复着阿眉所走过的路而已。

 

  正是城市这个美丽的神话,“这些打工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生活怀有信念,对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自己艰苦的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丽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7]尽管农民工进城之后饱受个体的煎熬,但城市神话一直就像黑夜中的一盏灯,似乎带给他们温暖和信心,让他们在繁华的城市海洋中依然保留对城市的简单幻想,吸引他们为改变自身命运而闯入城市。他们对城市神话的简单想象与城市现代化本身的复杂多元,造成了他们生存与精神的错位,使他们的身份难以被城市认同。结果便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他们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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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感受和追逐的是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农民工进入文学,也是当代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表现。然而,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叙述模式上很大程度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袭。他们在文学叙述中大都立足于传统故事叙述模式,注重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叠加,从而更多地唤起民族深层的传统记忆。中国传统戏剧和文学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生活环境的作用和历史的沿革,民众的情感趣味、审美观念由纷乱渐趋凝定,形成一些固定的模式。这些模式之中包含着许多稳定性因素,它们是作者及观众都预先知道的,诸如民众钟爱的套路情节、约定俗成的人物类型、公认的价值观念等。就打工作品而言,无论在小说情节塑造方面,还是人物命运的处理,都体现了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叙述模式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中主要有:“恶有恶报”、“逼良为娼”、“功成名就”等模式。这些模式一方面体现了文学创作在作家心中无意识积淀的结果,另一方面显示出当代文学滑向故事性和传奇化的趋向,乃至难免堕入公式化、概念化的误区。

 

  中国传统戏剧和其他文学样式中,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永恒的话题——“恶有恶报”,体现了民间对善的规劝和恶的惩戒,也体现了民间弱势力量的自我心理慰藉。对于打工文学而言,其笔下的人物主要是指一些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个体。农村生活的艰难,物质欲望的诱惑,让他们无法继续固守原来的土地与良知而进入城市,而城市作为一个欲望的大染缸,将其一步步引向恶的深渊。《翻身农奴把歌唱》中的丁转运,一个从农村进城摆地摊的民工,由于偶然的机会,被房屋拆迁的领导看中。他领悟了工程承包的暗箱操作规则,学会请领导按摩洗头,甚至不惜用自己年轻美丽的小姨子去换取项目工程的承包。正当他时来运转时,他亲爱的儿子被人投毒差点丧命,煞费苦心聚敛来的钱财也被人骗去一空,最后还是“夹根带绳索的扁担走上大街”。丁转运的城市生活轨迹,正是承袭了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恶有恶报”、最终落得“南柯一梦”一场空的情节模式。显然,这类作品在作家的笔下,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而接受乡村道德美学的审视,其中的道德宣讲意义超过文学本身的审美意义。

 

  城市在农民工的眼中只是物质层面的诱惑与享受,远非文化精神的深入骨髓。他们缺乏城市身份所具有的权力和对规则的理解,物质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意味着他们采用最便捷的方式——以“恶”的行为来完成或体现,最终导致肉体或精神的毁灭。

 

  对于男性打工者而言,因穷所迫,由辱生恨,最终走上违背法律和道德的不归路,构成了传统故事模式的现代版本。陈应松的《望粮山》将文化的隐喻寓于写实的叙述当中,处于极度贫困、又受到农村权力压抑的金贵,进入到城市打工。然而在城市并没有他的栖息之地,他的身份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他受到保安的殴打和凌辱,出于义愤将保安打死,跑回自己的乡村,深陷极度的迷茫与恐惧之中。面对派出所紧紧追击,他跳下了悬崖,眼中出现一片金黄的麦浪。金贵的铤而走险,实是为了摆脱乡村的贫穷与权力的压迫,进而寻求自身尊严的个体努力。当一切都令他失望时,他被逼无奈,最终以恶抗恶。很大程度上,打工文学的这种模式体现了文本叙述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一种暴力倾向的快意叙述中,极大地迎合了当下市场化写作的潜规则。

 

  对于广大女性民工而言,她们同样因为农村的贫困、生活的窘迫而进入城市。母性的伟大,往往让她们承载了太多拯救家庭的重荷。然而,城市是残酷的。打工对于女性而言,等待她们的是更低的待遇和遭受更多的歧视。《麦子》中的建敏不外出务工,家里的房子就没法翻盖,弟弟的学费也难以支付。《兄妹》中的“心”,为了减轻二哥的负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先被老板强暴,后被逼迫做起卖淫的营生。女性身份的制约,逼使她们很多人走向一条依靠廉价出售自身身体的不归路。这种“逼良为娼”模式,很自然地将农民工的苦难命运归咎于外在的城市文化,而简单化地处理为二元对立的叙述图景,却迷失了作为个人的农民工的存在。

 

  “功成名就”模式,是一种寄寓人们理想的传统故事模式。这种模式大都追求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民众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文学模式受到西方悲剧观念的影响,在现代文学观念的冲击下,逐渐淡出文坛。然而,这种功成名就的文学模式,一直顽固地存在于民间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民众越是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就越期待这种文学模式的出现。安子的系列报告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正是由这样一些打工小故事构成,每一个成功故事的叙述,总是给深处艰难之中的民工以精神的安慰和激励。他们的成功个案,作为当代农民工心目中的神话或者榜样力量,为他们提供了进军城市的蓝本,增强了他们进军城市的信心。《打工女郎》中的康珍,从一个扛石头的建筑女工,不断把握住机会,勤奋学习电脑操作技术,最终成为一个成熟艳美的白领丽人;《晚霞,在燃烧》中的川妹子于凤,一个中学毕业的女孩,从普通车位干起,到流水线去扎扎实实地学技术,最后被老板升为中方厂长。从这些都市寻梦人的经历中,传达出一个功成名就的模式:乡村民工处于逆境——经过不断努力和刻苦奋斗——最后成就了他们的都市梦想。这个功成名就的模式,成为支撑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神话。透过这些模式,我们能读出人生无悔的悲壮和自豪,整个作品表现出鲜明的青春励志色彩和潜在的政治导引性,却没有兼顾人物自身的心灵冲突,无法深入体会这些人物从乡村到城市的具体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

 

  这类小说在展示当代农民工进城的处境时,不断添进故事的元素,将讲述故事作为文学的主要任务。作品重点在于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在于渲染打工经验的成功及成功之后的感恩与庆幸。这些打工作品直接和民众的心态结合起来,与民众共同分享成功神话的喜悦。文学却因此而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阻滞了人们进一步展开深入的思考与理性的批判。苦难的经历,残酷的生存,并没有进入到他们的人性深处,而是滑行于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当中。讲述故事,制造传奇,可以充分调动读者的深层文化积淀,将读者引入传统文化记忆当中,从而完成对底层人民生存方式的表述,而且迎合了市场需要和效益的要求:关注最为底层的人民,仅仅将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停留在同情的层面;讲述富有传奇的故事,附和民众的传统口味,堂而皇之进入当代文学市场。

 

  罗兰·巴尔特指出:“故事有一个名字,它逃脱了一种无限的语言的领域,现实因而贫乏化和熟悉化了。”[8]文本的故事化,客观上决定了作者在创作时,往往只能将生活削足适履地塞进故事的模式之中,一切都是故事逻辑链条中必要的一环,一切都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排列成完整的秩序,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迫使作者的创作只能在故事模式里作大量重复性的故事与传奇写作,很难说是为了寻找永恒的人性意义和价值尺度,只是通过故事的传奇性,来编织出一种传统故事的共同记忆,构建富有市场效应的文学想象。

 

  总之,农民工的文学想象在努力传达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拯救意识时,代表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品味,却将城市、民工、农村等问题作了简单化、模式化的处理,忽视了农民工进城的复杂性。农民工进城的事实,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不断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一个表征,其中充满了喜悦、忧伤、困惑、恐惧、怀疑,而不应仅仅是愁云惨雾的苦难状态。就农民工书写而言,重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人道主义的怜悯,而是真正地走进他们的真实人生状态,不是“人的观念”想象性书写,而是贴近个人的生存,仔细聆听我们民族步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和谐与艰难。

 

 

参考文献

 

[1]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吴亮:《底层手稿》,《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

 

[3]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

 

[4]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5]刘桂茹:《底层:消费社会的另类符码》,《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

 

[6]赵静蓉:《在传统失落的世界里重返家园——论现代性视域下的怀旧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

 

[7]张颐武:《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中关村》2006年第8期。

 

[8]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79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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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1 回复 同往锡安 2010-2-22 13:31
还忧国忧民,不错。
2 回复 roaming 2010-2-23 01:55
就是长了点,读起来有点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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