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夭折——献给一位文学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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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黄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精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每当读到有趣的情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爽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未儿，撒在一络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炮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黄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细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他说那一段应该彻底干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经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60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懂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唿哨，女娃娃的尖利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浪的哄闹嬉笑的声浪，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强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黄色的贰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贰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徇他的意见。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间。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水里翻起身来，站在水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尿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子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子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

　　惠畅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我为自己的怯弱而难堪，忽然也从水里蹦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狠声说：“我也权当自己是一只醋蛛儿……”

　　“咱们往后谁也不许再说泄气话。”惠畅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

第二节


　　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包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禾，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包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技上，呼呼呼烧燃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它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包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而变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听说巴尔扎克一度也很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一声很重的咳嗽，从堤坝顶上传下来，震得自命为受大任于天地的我俩，同时惊恐地扬起头来，就看见了堤坝了兀然站着一个人，半截铁塔似的，右手里攥着一柄梭镖。我一眼看出，这是看守庄稼的马罗。

　　惠畅有点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将受大任的伟人，怯生生地悄声问：“这是谁？怎么办？”

　　我与马罗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半月前，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在河滩看守庄稼的庵棚里，亲自给我犒赏过一顿烧烤包谷棒子。被他抓住严惩不贷的，是那些用麻袋偷下棒子到城里去卖钱的真正的贼；对我好像比较客气，不过是烧几个充饥罢了，他不会过分计较的。

　　他依然站在那里，瞅着我们问：“谁？”

　　“马罗大叔，阿克西尼亚今晚没来吗？”

　　他嘿嘿一笑，把直竖着的梭镖放倒了，“是你个崽娃子，我当是贼伙哩！”河堤是用水泥和河石浆砌的直面，又光又滑，他下不来，绕那边的小路去了。

　　惠畅嘘出一口气，释然了，坐下来。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村一个老光棍，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夏收看守麦子；秋天守护包谷和棉花；冬春两季，吆撵拔食麦苗的大雁。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有个情人，常常在夜静时涉过小河来，在他的小庵棚里幽会，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称她为阿克西尼亚。马罗虽然没读过《静静的顿河》，却知道我说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档子事。

　　马罗已经走到火堆跟前，扔下梭镖，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下来。

　　“葛利高里大叔，欢迎你。”惠畅抓住马罗的胳膊，“你真是个浪漫的人儿哩！”

　　“你可甭听他胡糟践我！”马罗哈哈一笑，佯装斥禁的口气，对我说，“你尽给我造谎！”

　　“咋能是我造谎呢？”我故意逗他，“马罗叔，你对月亮发誓，有没有一个阿克西尼亚？”

　　马罗从火堆里捏起一粒火星，按到烟锅上，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憨笑，得意地仰起头，淡淡地说：“那是牛年马年的陈事了。而今那个可怜人，日月恓惶哩！我可怜她，周济她一升半斗……人家娃儿大了，咱还不自觉行吗？”

　　“马罗叔哎！”惠畅亲热地叫。他对马罗十分感兴趣，眼里闪出生动的光芒，说，“你一年四季给队里守护庄稼，很辛苦了。”

　　“不苦。”马罗头一摆。

　　“真不容易哩！秋天下阴雨，冬天下雪……”

　　“人家队长给咱工分哩！”

　　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包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

第三节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女子感到了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乡村上路贴着南源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包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包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30万字；我回给她的，有5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20或超过20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待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半个村子里居民的排泄物，水已变成黑糊糊的臭流了。从西边伸展过来的是一条干沟，晴天里没有流水，已经变成一条自然的通道。两条沟在源坡下交叉在一起，有一座小小的土桥，跨上这上桥便是进入水沟村的第一步。

　　我俩站在土桥边，同时在猜度，黑店在哪条沟里开着？往干沟里瞅瞅，再往流水的南沟里瞧瞧，沟里全是倚着崖壁而凿成的一孔孔窑洞，窑院前的平场上，零零散散地竖起一座座后墙特高而檐墙甚矮的厦屋，经一位老者指点，我们就沿着干沟走进去。

　　沿着干沟走上去，他巡查左边，我睃巡右路，走到沟腰里，我终于在一座厦屋的土坯山墙上，看到一块小得有点贼头贼脑的招牌，大约只有一只锨板那么大一块木牌，挂在一根木撅子上，走近一看，木牌上写着两个畏畏缩缩的黑字：客店。我猜想，既然是黑店，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出一张醒目而体面的牌匾；这只小牌，大约只是在日暮天黑时挂出，给急于投宿的行人指一指所在，白天就要摘掉了。

　　惠畅已经叩响了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歇客吗？”

　　“歇。”

　　“住一宿多少钱？”

　　“五毛。”

　　“有便宜点儿的铺位吗？”

　　“一律五毛。”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宽敞！”

　　我和惠畅刚走下沟底，那位彪形大汉却站在沟楞上叫：“喂！四毛住不住？”

　　“三毛。”惠畅很嘎气地说，“我不会罗啰嗦嗦地讨价还价。”做出不耐烦的高傲神气，立马要走的架势。

　　“三毛就三毛吧！”彪形大汉口气软下来。

　　两间厦屋，一铺用土坯盘垒的土炕，铺着一页蔑条很粗的苇席，叠垒着几条补疤联着补疤的被子。我立即看出，这厦屋其实并不是职业性的店房，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住屋，不过在光席上多搁了几条破被子罢了。脚地上放着一条长板凳，凳面横竖着沟沟道道，使人会产生一种百年古物的直感。

　　彪形大汉用黑釉瓷盆端来半盆已经凉透的开水，放在靠墙根的白色板柜上，就冷着面孔说：“现在交了房钱，明早迟走早走请便。”

　　我和惠畅又对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却不见行李。惠畅很爽快地说：“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谨，还得多久？”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

　　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衫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的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地问：“你做啥营生？”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玄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包谷，就这……”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需得队里换了队长，换上好人，我就有指望了。”他摇摇头，“你们不知，现在的队长哇，一把能扣出六道渠儿……他不会长了，社员联名到公社告状了，党委杨书记说今冬整队，俺水沟五队是重点，我等着……”

　　他又叹息一声，捏着烟袋出门去了，沉重的脚步声，响到后院的窑洞口去了。

　　彪形大汉回窑睡觉去了，却把沉闷的气氛留在我们住的厦屋里。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惠畅摹仿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声调和神态，顿时把厦屋的气氛烘托得轻松了，“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睁开眼，惠畅穿着短裤站在脚地，早已点燃油灯。我莫名其妙，他又在恶作剧吧？

　　“飞机，坦克，装甲车，全面进攻！”

　　他说着，哈哈哈笑着，掌起油灯，在炕边上寻着，搜着，忽然大叫一声，脸色都黄了，尖声悲哀地喊：“我的妈吔——”

　　我跳下炕来，接过他手中的煤油灯，在他看过的地方查看。老天爷！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排成一条军用地图上的箭头似的长线，一直连到炕席上。整个三面墙壁上，有这样七八条由臭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长驱直入，向炕上睡熟的活物偷袭，一见灯光和人的声息，那些大的小的臭虫大军，立即溃散，纷纷逃匿隐蔽到墙缝里去了。我吓得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直想呕吐，坐在长条凳上，又蹦起来，似乎那百年古物的缝隙里，也埋藏着这样的甲兵。

　　“话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一路走来，已觉腹饥腿沉，就在水沟一家客店投宿。盖的鸭绒薄缎被，枕的落风软枕，正睡到好处，忽闻飞机轰鸣，震耳欲聋，睁眼一瞧，万千饿蚊翻腾俯冲，扑面而来。两人正在惊慌，忽见四面山野里，摆出六六条长龙阵，装甲车和坦克铺天盖地，如同潮水般围卷过来……托尔斯泰丢了安娜，曹雪芹甩掉红楼里的小姐丫头，夺门而逃……”惠畅站在脚地，即兴演讲出顺口胡诌的评书，已经笑得前俯后仰，我也捂着肚子，只觉笑得疼痛难受了。

第四节


　　我取来衣裤，在门外的院子里摔打抖索，只怕衣缝里暗藏下一个贼兵，摔拍得衣衫僻啪乱响，才疑虑重重地穿到身上。我拉他快走，他已走到门外，又返身进去，从炕洞里拣出一块烧炕时未燃烧尽的黑棒，在墙上写道：

　　“还我血来！”

　　惠畅写罢，摔掉黑棒，吹灭了煤油灯，我们就走出街门了。其时，星斗满天，深秋的夜半时分，湿漉漉的夜气透着一阵阵寒意。

　　翻上干沟的顶端，远远可以眺见城市的灯火了。赶天明，可以步行到市区，倒是可以节约下二毛钱的车费，我们俩扯开步子，在乡村和城市的边沿上赶路。

　　我俩大步走着，心里反倒畅快，走夜路有其独特的韵味，心里一阵阵激动，像是乡村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婆老汉去朝拜古庙神寺，愈接近目的地，脚下劲头愈足了，心里凝结的信仰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比拟的……

　　我拉着惠畅在剧院后排的连背椅上坐下来。舞台上吊垂着紫红色的帷幕，一只麦克风孤零零地立在舞台前沿。舞台上挂着一副《向雷锋同志学习诗歌朗诵会》的红色横标，可能前几天在这儿举办过朗诵会，横标尚未来得及卸掉。

　　我们步行六七十华里，几乎一宿未睡，现在坐在靠背木椅上，腿脚首先感觉舒服了，浑身尽管有一种紧巴巴的疲倦的感受，却仍然精神兴奋。剧场前头已经坐得黑压压一片，门里仍然涌进一伙伙青年男女，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从服饰和举止上判断，可以看出听讲者中有青年工人、教师和其他角色，惟独没有农民装束的人。只有我和惠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我和他都是家织粗布衫儿，头发上落一层黄色的尘上，这是在乡村土路上长途跋涉的结果。我们没有穿袜子，脚背也已被尘灰污脏了。我感到拘束，又感到孤独。过往的穿戴干净的青年男女，冷漠甚至鄙夷地瞅一眼我俩两边空着的座位，走开了，挤到干净人窝里去了。

　　我的心里聚着的劲头，渐渐撒漏了，简直悲凉起来了。老天爷！在这个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多的人赶来听文学讲座，可以断定尚不是全部爱好文学的人。在这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里坐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都在做着作家的美梦和进行着实际的努力，而终究能成为作家的，又有千分之几呢？那千分之几的幸运儿，绝对不会是我这个一身家织土布的乡下佬哇！我简直由自卑而愧悔了，真是，腰里揣着几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包谷面饼子，居然跑了几十里路来听文学讲座！

　　“甭看这儿坐的那些人，一个个神气十足，好大派头，好像他们就是马克西姆！”惠畅撇着嘴角，斜眼很傲慢地扫视着会场，以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其实比我们强不到那儿去！”

　　我不知他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不敢全信，可是却很愿意接受这种意思的话，以及说着这种话时的情绪。

　　铃声响过，帷幕推开，会场渐渐静下来，一位中年人笑容可掬地走到麦克风跟前，宣布了报告会开始。

　　令人惊异的是，舞台左边走进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腋下挟着一只黑色皮夹，站到讲桌前，恰到好处地点头鞠躬之后，就坐下来，也不寒暄客气，一开口就讲起散文的概念来。他中等个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两只聪灵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书生。

　　坐在我前排的两位中年人交头接耳，说报告人不过23岁，大学文科毕业，现在已经是省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了。我仅仅比他小不过两岁，现在正愣头呆脑地坐在台下听他讲文学的基本知识哩！

　　我侧过头，惠畅正聚精会神地在小本上作记录，全然没有我这样的自卑。年轻的编辑口齿伶俐，语言准确，感情丰富，手势潇洒，讲得真是好极了。讲解举例中，他居然大段大段地背诵起俄国一篇有名的散文来……

　　我们重又走在来时的南源坡根的乡村上路上了，午后的太阳仍有热力。在一架水车前，一头骡子蒙着眼，拽着木棍转圈圈，木棍转动齿轮，叮叮当当，清水哗哗哗从筒管里冒出来，我们在水槽里洗了脸，喝了几口清凉凉的井水，又赶路了。

　　“这个人讲得好！”惠畅很钦佩地说，“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一句话就概括了散文的艺术特质……我看你听讲时，好像总不踏实？”

　　“我总是怀疑自己。”我如实相诉，“我看在座的那千把人的派头，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都更像作家的派头，只有我不像！”

　　“哈呀！我和你刚好看得相反，完全相反。”惠畅扬着头，挥着手，“我看那一百个人中，有九十八个都不像作家的派头，只有你和我像。”

　　“有点妄自尊大吧？”

　　“我敢和你打赌——”

　　“打啥赌？”

　　“十年，顶多十年，我要以作家的名义，踏上这个剧院的舞台讲创作！”惠畅突然站住，紧紧盯着我，不是开玩笑，“请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我说过这个话！”

　　到此为止，我平素体会已深的他的自信的气魄，现在发展到顶峰了，完全可以说是狂妄了。我倒是觉得，对于我心里不知怎么形成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应该接受他的一部分虎气。我掏出笔记本，当真记下了他的狂言，而且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双方签字为证。这也许可以逼他更加努力去奋斗，我同时也觉得紧迫起来了……

　　我走进他的熟悉的小厦屋，煤油灯光里，我发觉他神色不正，出气也粗了。又是和秀花憋气吗？我暗自猜想，不由地瞅一眼秀花，她脸色有点抑郁，却不像和他存心呕气的样子。她平和地说，你就专心看书写字，少染人家团支部那些事……我心里释然了，既然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闹矛盾，我就可以在小厦屋里坐下去了。

　　“怎么了？”我问，“出了啥事？”

　　“嗨——妈的！”惠畅气恨地骂。

　　他那样乐观，又那样自负，总是在任何艰难困境中能够找到幽默的话题，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憋气难言的样子。看来，任何乐天派都不可能从早乐到晚，从生乐到死，总有纷繁的俗事缠得他皱眉的时候。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瞅着我，像是征求我的意见，要作出什么非同小可的决断，“我简直不能忍受这种污辱！这个无赖！”

　　“到底出了啥事？”我意识到事态严重。

　　他一开口，就说到他们村的团支书，他和他有矛盾，而且不可调和……

　　他是惠家庄第一位高中毕业生，又多才多艺，很自然地成为惠家庄青年崇拜的核心人物。原任团支书用尽一切几乎是可笑而又愚蠢的手段，限制他、打击他，以至毁谤他。他全不在意，暗自好笑，团支书怕他取代他在团支部的领导地位哩！他想，真要取代他，也许并不难，问题恰恰在于，他无心窃取团支书的位置，他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他诚心诚意协助文化程度不高的团支书做好工作，给青年们编排小型文艺节目，居然在公社团委举行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演出中获得第一。他在村里办的墙报，在全县团支部的墙报评比中名列前茅，市上的团的宣传干部在晚报上写了报道。他的宣传工作越出色，团支书越嫉妒他，竟然悄悄向公社团委书记汇报，说他骄傲自大，自恃有文化，瞧不起农村青年云云。因为公社团委已有用他的意思，让他做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支书反而说下一大堆不是。

　　所有这些他都忍了，不予计较。前日发生了一件事，才惹起一连串的不愉快。他晚上睡得迟，常常到半夜，而临睡前必要送去一次“皇上”。他照例走下楞坎，在河沟的白杨树下去大解，猛然一阵响动，看见两个黑影朝河沟里蹿去。困难年月里，乡村常有小偷小绺的人，夜里翻墙入院，牵羊捉鸡。他断定那是两个歹徒了，拔脚迫去，直追到河沟的土桥边，那两人分头先后爬上小桥边的土路，光线稍亮一些，他才辨出后头那一位是个女的，前头撒开长腿仓皇逃窜的，竟然是团支书，他的那双八字拐腿的姿势，即使在夜里，也很清楚……他立即收住脚，自认晦气，长吁一口气，解开裤带，送他的“皇上”了。

　　团支书已经娶过媳妇，而且在秋天已经有一个儿子出世，却偷偷摸摸干这种风流勾当。他已早有所闻，说团支书利用青年们要求入团的迫切心理，干些不干不净的苟且之事。这事发生后，昨天晚上，那位女青年哭着向他叙述了那件不光彩的事，临了却要他替她保存脸面，不然，她就活不成人了……他完全答应了她的要求，请她放心，让她心地踏实地出了门。

　　万万没有料到，那位团支书今天后晌登门来找他了，好像任何丑事都不曾发生，团支书满腔热情地来和他商量如何响应县团委的号召，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团支书一条一条说着自己开展这项工作的设想，慷慨激昂，信心十足，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他帮助团支书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他想将他增添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他忍着满肚子的火儿送团支书出门，回到小厦屋里就憋不住……

　　“这个流氓！”惠畅站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的口吻说，“居然用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头衔来收买我！”

　　“这么个坏东西！”我忍不住说。

　　“公社团委书记有点官僚，不了解实际，还以为我和他不团结，是互不服气哩！”惠畅无可奈何地摆摆头，“不揭露这个坏东西，心里憋气。揭露他，又要耗费我的精力和时间，再说，受害的女青年也受不了……”

　　“久走黑路，总有碰见鬼的时候。”秀花劝她的男人，“咱们犯不着。让他胡闹去！总有事烂的时候，免得咱伤神……”

　　“我眼见这个败类胡作非为……实在忍不下！”惠畅在桌子上捶了一拳，“我主要考虑的是受害的女方……”

　　“等等再看吧！”我劝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他能蒙混多久呢？”

　　“要不是考虑女方的脸皮，我那晚追上他，非砸扁他的嘴脸不可！”惠畅攥着拳头，“这家伙二十六七岁了，早已超龄，还不退团，赖在团支书这个位置上，尽干坏事！这家伙也是穷家出身，可懒得哼哼！凭一张油嘴，吹天擂地，真是他妈的一个标准的流氓无产者形象……”

　　“在作品里刻画吧！”我说。

　　“要在作品中写他，我真有把握！”惠畅也松了一口气，笑了，“怕是这样的作品不好发表呢……”

　　他的情绪终于缓解下来了。

　　他的新媳妇秀花，又坐在炕的那一头，动起剪刀和线板儿……

　　我和惠畅的话题，渐渐归入我们的一贯的爱好上来。惠畅说他前几天进了一趟城，是他的一个表弟订婚，表弟引着女方到西安扯布，作为订婚的象征。整个买布料的过程中，表弟傻乎乎地跟着介绍人和姑娘转，给人家摆布得晕头转向，女方还一个劲弹嫌他太吝啬，几乎为买布花钱闹得崩了婚事！惠畅感慨万端：“真正的纯洁的爱情，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上看到，实际生活中，尤其是我们的农村里，票子就是爱情！票子多，敢花钱，媳妇眉开眼笑；要是缺钱，媳妇就歪鼻子斜眼了……”

　　“一生就这一回，人家谁不想多买两件好衣服？”秀花在一边插上话，“人家谁像我那么好说话，由你凭良心买了几件……”

　　“噢哟！对了——”惠畅哈哈笑了，“对了，只有咱俩是真正的不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

　　秀花妩媚地斜瞟丈夫一眼，又不说话了。

　　“扯完布，办完事，我就逛书店去了。”惠畅说，“过省报门口时，我蜇磨了几匝，到底没敢进去。我的用马罗作模特的小说，寄给他们三四个月了，总也不见回音，不用也不见退稿，这些编辑老爷，架子好大啊！我想进去问问，又怕人家瞧不起，说这样差劲的东西，也值得专门跑来问！看着报社大门里出出进进的那些人，个个神气十足，我蜇磨了一周八匝，还是没敢进去……”

　　他也有自卑的一面呀！我想。我总以为他是自信的，很少见到过他有畏缩自卑的时候。想不到，在神秘的省报报社的大门口，他也自惭形秽，不敢贸然迈步，踌躇蜇磨。看来，即使很强的人，也不能摆脱其卑微的社会地位给他心上长期投注的阴影和影响……

第五节


　　一场丰厚的瑞雪，彻底划清了渭河平原的秋天和冬天的界线。如果没有从苏联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的入侵，渭河平原的秋季似乎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冬小麦在温暖如春的适宜气候里蹿得好高，有些贪长的品种竟然拔节了，整得庄稼人用黄牛拽上碌碡到麦田里去碾压，把它们忽忽忽扬起来的叶杆镇压下去，抑制它们的生长，节约土壤里的肥力。农谚说，麦无二旺哇！现在旺起来，明年春里连穗儿都不结了呢！庄稼人仰头望着绿色葱茏的田野，望着湛蓝的天空，盼望有一场大雪降至，对疯长的麦苗实行自然的不可反抗的镇压，或者起码应该刮一场西北风，降下几场浓霜，尽早结束这种“十月小阳春”的并不美妙的节气。

　　这场雪下得太神了，没有往常里降雪前的先兆，那就是呼啸而来的西北风作先导，搅得昏天暗地，然后把雪花愤怒地抛甩到田野上和庄稼人的房上、院里和猪圈羊栏里。这场雪是和平进入，文文雅雅，温柔而又娴静地降落下来，使庄稼人喜滋滋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情了。不过，善于动脑筋而又有点文化的农民，已经预测到这场雪的至期。雪前的两天，刮了一天一夜东风，那是海洋性气候进入的标志，带来了大量的水汽，一当风息，便有雪至，他们已经明白了“长安自古西风雨”的实质，西北风仅仅起了点降温以促进东风带来的水汽凝结为雨雪的作用。

　　我站在河堤上，欣赏第一场大雪带给小河川道的迷人的景致。大自然真是神奇啊！昨天以前的整整一周时间里，我牵一条牛缰绳，手里掂一根断了半截皮子的短鞭，在河川的麦田里悠悠地转过来再转过去，看那黄牛屁股后头拽着的小石碌晦在绿汪汪的麦苗上碾过去……整个河川里和源坡上的梯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鞭鞘闪闪，庄稼人吆喝牲畜的粗壮的喊声，互相呼应，那声音并不像播种时节那么急切，而是一种悠悠然自得的声音，显示着庄稼人对牲畜的宽容和抚爱的音调儿。我第一次真切地体味到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劳动的乐趣。

　　一场大雪，把农历十月里这种并不是年年都有的景象淹没了。田野里一片白雪。河滩里也是一片白雪。终年裸露的沙滩现在也闪着白雪的柔和色调。一道细流，在雪地里辟开一条曲曲弯弯的水道，把雪的原野割裂开来了。

　　田野是这样静溢，即使是最勤劳的那一部分庄稼人，也不能利用下雪的休闲时间到沙滩上割枯蒿了。他们聚集在村头扫过积雪的场院里扯闲篇，没有人到白雪覆盖着的田地里去转悠。我感觉到自己与庄稼人不同的情致，喜欢在空漠的河滩里的河堤上散步，我怀疑是不是12年的学校生活，染给自己小资产阶级气味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是黎明时分开始降落的，静静地下了大半天，午后停息了。现在，灰白色的云层已经扯开，露出一条条或一块块蓝天，云层在缩小，蓝天在扩大，遥远的西方河与天相接的地方，灿红的云霞已经把天地浑为一体，难以分辨其界线了。我拂去一块河卵石上的绒雪，坐下来，静静地沉浸在大自然的静谧的气氛里，水边有两只玲珑精致的无名小鸟，飞起又落下，那叫声像是从颤动的金链上弹出来的，更衬托出了河川的恬然静气。

　　我听到谁在叫喊我的名字。

　　我站起身，看见村庄通河滩的黑色大路上，正急急地晃动着一个人的身躯，那干练的走路姿势，以及那冬天也不戴帽子的脑袋上闪动的头发，使我一眼看出，他是惠畅。他大约到我家里去了，又找到河滩上来。雪天不能干活，正是他写东西的天赐良机，许是一天来写得闷了，要找我闲聊；也许又有得意之作草成，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追来给我要念他的小说了？

　　“小河秋高——发……”他手里扬着一张报纸，从河堤下爬上来，话没说完，不料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个跟头。他哈哈笑着爬起来，腿上和胳膊时上沾着雪，也顾不得拍打，把手中的报纸递给我，“发表了——我的《小河秋高》！”

　　我惊呆了，久久盯着他眉飞色舞的憋红了的脸膛，猛然醒悟过来，打开了报纸。文艺副刊的头条标题，是四个笔锋道劲的大字：小河秋高。标题的下方，是作者的名字：惠畅，我的眼花了！

　　惠畅从我手里夺过报纸，扔在雪地上，双手抱住我的肩膀，用他的滚烫的脸颊死死地挤挨着我的脸，竟然哭了。他的动作太猛而又使我始料不及。脚下一绊，两人都跌倒在雪窝里了。

　　“乌——拉——”他爬起来，扬着双手，对着河滩，可着嗓子吼喊，这是一句极易记住的俄语单词。

　　“乌拉——”我也高声呼喊起来。

　　我首先从惊喜中镇静下来，捡起报纸，坐在河石上，端详起来，真怪，同样是惠畅两字，一经铅字在报纸上印出来，顿然神气多了！

　　“总算——开始了！”惠畅一手叉在腰间，一手在空中用力一挥，“开始了哇，我的声音！”

　　我一看报纸角上的日月，已经出版一周了。真是遗憾，我们俩谁也订不起一份报纸。再说，书信和报纸，没有人直接送到村里来，只送到八里远的那所小学，由本村走读的学生捎带回来。他给我看的这张报纸，是学生刚刚捎回来的报社寄给他的两张。

　　“稿费20块。”他告诉我，他的弟弟已经从邮递员手里领回稿费交给他了，“你说，我们该怎样享受这一笔巨款？”

　　“买点稿纸吧！”我说，“这是我们的基本物资。”

　　“那当然！不过——”他意犹未尽，“无论如何，我们得庆祝一番……”

　　其实，庆祝方案他早已想好了，要我此刻跟他过河去，五里镇那个公私合营的小铺里，有烟有酒，又有糕点，而且营业时间不作严格限制，即使关了门板，谁有急事，只需拍拍门板，那个善眉善眼的老头就会不厌其烦地拔开插扇门板，迎你进去。

　　我们沿着河堤往上走，那儿有一架用木板搭成的便桥，可以跨过河水。

　　“看来哪！还是有个模特儿好！”惠畅兴奋地说，“那天晚上，咱俩跟马罗在河滩闲聊，回去后，我以他为模特儿，写下《小河秋高》。”

　　这无疑是他获得第一次成功的深切体会，也可以看成是经验性的启示了。他有了第一次成功，也就有了第一次获得成功的经验，不管谈这个经验用怎样的口吻，神气的或者是谦逊的，都不能改变成功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我现在还没有这种体验，对于从书上看到的许多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我都信，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至于人物创造中的模特儿说，我也早已知道，虽不新奇，却有他——我的朋友切身的体会为佐证。我就附和说：“好多作家谈经验时，都有这一条，如何从生活中受到了启发……”

　　“马罗本人的性格就很特别……”惠畅说。

　　“我也许和他太熟悉，反倒屡见不鲜……”

　　惠畅拍敲着小店铺的黑色门板。

　　咣当一声，门板拔除了一页，我和惠畅侧身挤进去，眉目和善的老头儿问，“买啥？”

　　“烧酒一瓶。”惠畅说，“顶好的是啥酒？”

　　“太白酒。”老头说。

　　“买一瓶。”惠畅的口气很大，俨然一位百万富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价格是不屑于过问的，“两斤点心，两斤蛋糕……”

　　老头儿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眯着眼，把秤杆伸到灯下去辨认秤星儿，然后包了，用纸带捆好，拨拉一下算盘，轻轻地说了钱数。

　　“甭急！我还要烟呢！”他说，“最好的烟买五包；还有茶叶，也要好的……”

　　我和他拎着包着糕点的纸包，走出小铺，老头殷勤地送我们到街道上。他大约看惯了庄稼人买东西时犹豫不定、盘算再三的神情，以为我们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的魄势了。我们和老头道谢一声，老头笑着，哈腰点头，进门去了，咣当一声插上了木板。

　　“找马罗去！”走出五里镇短浅的街道，我们下了场楞，隔河遥见马罗庵棚上的马灯，像一点鬼火，在雪地上闪亮。惠畅感慨万端，又像报复似地说，“为了我们两人合抽一支‘航运’烟的困境，为了我们在水沟黑店里给臭虫吸去的血浆，为了马罗给我们烧烤的包谷棒子，我们得犒劳一下，庆祝一番，热闹热闹……”

　　惠畅神采飞扬地说着，走着，兴奋之情难抑：“要是阿克西尼亚恰好也在庵棚里，那就更加罗曼蒂克了……”

　　马灯挂在庵棚立柱的杈枝上，昏黄的灯光在地上投下一片花花拉拉的光道和黑影。庵棚周围的积雪清除掉了，有一块小小的干净的场地，倒像是庄稼院门前的场院。积雪在田野里透着一层亮光。马罗不在，大约又去吆雁了，河滩的下方，隐隐传来他的斥喊声。

　　瑞雪初霁的晚上，寒气逼人，我划着火柴，点着麦草，惠畅已经从渠岸上抱来一捆干透的包谷秆子，火焰冒起来，包谷秆节爆裂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老光棍在三块石头上支着的一只小铁锅，锅沿边生着一层锈斑。我们给锅里添上水，架在火上烧起来，等到马罗一会儿吆雁回来，正好沏茶，真正的茶叶！

　　我和惠畅对面坐下，中间隔着火堆。火焰从三块石头的空隙冒起来，锅边上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我们就着火苗，点燃了纸烟，“海河”牌香烟，天蓝色的封皮，天津出品，60年代享有盛誉的一种高级烟哪！我们可以连着抽掉三根五根了。

　　“我明年要发表10万字的小说。”惠畅说，“天哪！《小河秋高》一发表，我的劲头像火山爆发了，我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他又狂劲上来了，胜利带给他巨大的欢乐，也把他的自信的本色发酵而膨胀起来了，正冲向疯狂的顶峰。我想，苦斗中忍受过太多艰辛乃至屈辱的人，一旦扬起头来，长吁一口气、呼喊一声“乌拉”的心情，大约人皆难免吧？我想，某一日，如果我也有这种幸运出现的时候，也会狂一下子的。我说：“对的。应该趁热打铁！第一阶台阶总算跨上去了……”

　　“啊！理想的追求，苦难的历程，成功的狂欢……啊！”惠畅手撑下腮，感慨着，“你从我可以期望你的明天，坚定不移地埋头奋斗！”

　　“是的……”我心里热乎乎的，劲头也更足了。

　　“我已做好五年的苦斗期……”

　　马罗的粗壮浑厚的调门在近处响起，是十分激扬昂壮的乱弹，可惜一个字也听不懂，那古老的剧种的激越人心的旋律却是令人心驰神荡的，尤其是在这样静寂的雪野里……

　　“哈呀！是你俩……”马罗声到人到，手里提着一杆火锍，靠放在庵棚上，“现在没有包谷棒子了……”

　　“啊呀！我的亲爱的葛利高里！”惠畅一跃跳起，搂住马罗的肩膀，“你跑到哪儿去了？让我老等你！”

　　“我吆雁去了。”

　　“我还当是你到河那边，找阿克西尼亚……”

　　“去你妈的脚！净逗老叔……”

　　马罗又侧过头嘿嘿笑着说：“你俩……今日像是……有喜事？”

　　“你猜！”惠畅说，“猜中了犒劳你。”

　　“你媳妇要下白娃子了？”马罗说。

　　“那不算啥！”惠畅摇摇头。

　　“你俩——有一个在外头找下工作了？”

　　“那更不算啥！”

　　马罗猜不着了。还能有什么事比得娃子和参加工作更令年轻人高兴呢？他憨憨地笑着，老实承认，自己猜不透了。

　　我告诉他：惠畅的文章在省报上发表了！

　　他似乎一下子理解不开这件事究竟有多么重要，傻愣愣地笑着。

　　“我今日来犒劳你——”惠畅从庵棚里取出大包小包，摆在包谷秆子上，解开了，“马罗大叔，感谢你给我们招待过一顿包谷棒子……”

　　“嗬呀——”

　　马罗瞪大眼睛，惊叹一声，往后倒退了一步。可以想见，这种豪华的吃食——蛋糕和点心，会使他多么吃惊了。甭说整个乡村里都在忍饥挨饿度荒年，即使在过去的正常年景里，庄稼人也只是在走亲戚或看望病人时，才忍心花费块把钱买一斤饼干或蛋糕送去，哪能这样浪吃海喝呢！他瞅瞅我，又瞅瞅惠畅，大约终于明白了发表一篇文章确乎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他忽然转过身，从庵棚跟前捞起火铣，扛起来，对着星斗满天的寒冷的夜空，用纸烟头上的火点燃了导火引线。导火线儿吱吱响着，爆出一串斑斓的火星，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响声，冲上天空，震得星星也抖动起来。远处栖息在杨柳林带里的什么水鸟，仓皇惊叫着逃飞了。

　　“咱们小河川道出下能人了……”马罗放下火铳，一扬手，高兴地说，“我给你放炮！”

　　“动手抓啊——”惠畅喊。

第六节


　　马罗伸出粗黑的指头，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块点心，送到嘴里，右手随即就接在下巴底下，使咬碎点心时掉下的渣儿皮儿不致撒到地上去。

　　点心，蛋糕，这些食品的滋味，真是太好了，对于装多了南瓜、野菜和豆渣的胃腔，具有无法克服的诱惑力量。

　　“喝呀！”惠畅一口咬掉了酒瓶上的铁皮盖子，喝下一口，交给马罗。没有酒盅和酒杯，只好对着瓶口喝了，惠畅大声笑着，“世界多好！生活多好！”

　　“多多写……文章！”马罗口齿不清地说，“叔跟你们……沾光，吃点心……喝烧酒……”

　　“亏得你给我们吃烧烤包谷棒子！”惠畅粗声豪气地说，“你是个好大叔哇……”

　　“我早看出……你们都不是……平常之人！”马罗不自觉地用秦腔道白的腔调说，“从古戏看，状元郎都有不得志的时光……”

　　点心和蛋糕，统共四斤，我们三人吃光的时候，似乎肚里还有很大的空间。马罗满意地咂着舌头，掏出烟包来：“噢！算我今日过生日。”

　　惠畅早已把茶叶撒在小铁锅里，用马罗唯一的一只大海碗从锅里舀出半碗殷红的茶水，喝了两口，递给我，他说：“马罗叔她！我给你念一篇文章，你听了，谈谈意见。”

　　“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和马罗香啧啧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楞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其多远呢！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楞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舒悦的鼾声……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里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破子腿、背锅腰咋办？”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呢？”我说。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碑。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8点，在小学校里。甭迟到了……”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赞成：“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下课了，我挟着教案本走回自己的住屋，不禁一愣，秀花惴惴地坐在我的那把唯一的办公椅子上，怀里抱着个正在哺乳的娃娃，这是实在料想不到的事。她看见我进门，慌慌地从椅子上站起，移坐到床沿上，把椅子给我腾出来。民办中学一切都很困难，给教员连第二把椅子也无法配备，任何人来访，反正只有一把椅子可坐。

　　她说孩子闹肚子，十多天了，总不见好，实在抗不过去，今天才抱到公社卫生院来就医，看完病了，想立马给孩子喂下药去，因此找到我这里来讨开水，好给孩子喂药。

　　这是她来找我的正当理由，显然又是很勉强的措辞，我料就她来找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肯定是有关惠畅的情况。我已经从她说话时偷偷扫瞄和我同室而居的乔老师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贼一样惊慌不定的眼光。我就和她先拉一拉闲话，把开水倒给她，好让她给孩子喂药。

　　她给孩子喂药，孩子哭起来，把头往她的腋下钻，企图藏躲起来。她两声委婉的哄劝，又两声严厉的禁斥，软硬兼施，还是把一小半白色的药面儿撤在孩子胸膛上了。

　　她的变化之大，真是令人惊异。印象中的蕴含在眼睛里的羞怯和妩媚，全然褪尽了。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这种变化，她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像是水汽和薄雾弥漫的小河川道早春二月的田野；现在呢？恰如收获净尽的秋风萧瑟的晚秋了。她瘦了，许是哺乳的原因，脸颊上的丰腴的红晕消失了，黄色中透着青色。最使我感到变化明显的，仍然是那双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缕明显的惊疑不安的慌乱的神色。

第七节


　　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乔老师又夹着课本走出屋子去了。她问我上不上课，我说早上的两节课已经上完，她释然坐下来，又不放心地扫瞄了屋内，再瞅瞅窗外，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压低声儿，说：“你哪天闲下了，到我屋去一下……”她的声音哽咽了。

　　“到底咋回事？”我也急忙问。

　　“他……”她难过极了，压抑着哭声，“他要走绝路……”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然麻木了。我已经知道，“四清运动”中，他家的成分变了，由中农一下子升格为地主，他的父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了。我早就担心着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的梦想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自然要彻底破灭了，而他的那种自信和浪漫的气质，又怎样能够委曲得下呀！我早已盘算着去看看他，给他一点虽然于事无补，却也能得到安慰的劝解。可是，“四清”一开始，就向全县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传达下严格的禁律，在“四清”进行的整个半年时间里，不许干部和职工走亲访友，暗地串通……正常的礼拜休假也宣布取消了，有事须得向工作组请假。我已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他的屋前屋后，日夜有民兵放哨，我是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小厦屋的。大约一周前，“四清”运动宣布结束，从城里来的大批下乡干部，背着被卷，从各个村庄出来了，在公社集中，然后分乘卡车回城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干部做运动之后的善后工作，主要是防止刮起翻案风来。禁令解除了，我们也将享受半年来的第一个休假日，我原来就打算周六晚上回家去看惠畅，谁料秀花反而找我来了，可见问题是很严重的。

　　“他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秀花说，“一天三晌去出工，回到家里，不抱娃也不担水，坐在门槛上，两眼死瞪瞪地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想狠声骂，又不敢！晚上，他不睡觉，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我把他拉回屋，停不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在院子里来回走……”

　　我并不惊奇，几乎是我预料中的事。

　　“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在院子转来转去，我也睡不下，他一下子奔回屋，把我从炕上拉下来，叫我给他寻一本书，他要看书！我说哪里有书嘛？他叫我到你屋去，随便借一本啥书都行。我说黑天半夜，让民兵知道了，了得！”秀花抹着眼泪说，“他不敢逼我去借书了，在院子里扯自个的头发，扣自己的胸膛，我抱住他，叫他打我，我说你想看书想急了，没处出气，你在我身上出吧……”

　　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手上。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大难活人了哇！”

　　“再难也要活下去！”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八节


　　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她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那就坐坐吧！”我说。

　　“坐？坐吧！”他说。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闩，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浑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卿卿，向我致欢迎词。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去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真是想不到！”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坐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巨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来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跟大队长干起来了。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四清’划开的，听说已经端上机枪干起来了，我们队里没人管，我也不想卖命，躲在城里做木工，挣钱买粮……”

　　县上两派武斗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看不出有完结的时候，而且愈演愈烈了。我倒是庆幸他超然物外，躲在城里做木工活儿挣钱，正与我目下于世无求的心境相吻合。

　　“你怎么样？”他问，“拉车进城做啥？”

　　我告诉了他我的状况，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正过的是猪的生活了！”

　　“现在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算是幸运的哩！”他现在又给我做宽慰的工作了，“整个国家机器失控了，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弄死一个人，简直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些省里市里的大官们，全都性命难保，你我算得啥嘛！活着，悄悄地活着，能活到世事平安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抛弃不想……”

　　“我也这么想。”我说，“喂猪就喂猪，拉车就拉车，想其余的事儿，想不上了……”

　　“记得不？咱俩曾经几次想拜访柳青，都不敢去，怕扰乱了那位大作家。”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嘲笑，“想不到，半个月前，我看见柳青了，在西安的大街上，正被人押在汽车上游街。还有……”

　　“唔！真是——”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西安有此幸遇，同样是拉车来兑换麸皮时巧遇的，“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把几年来的日记和习作稿，全部烧掉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了，宣布与文学彻底绝缘……”

　　“文学？创作？唉——”他摇摇头，沉吟着，“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要打倒，你我还瞎折腾啥呀！我那天晚上，躺在主人家的阁楼上，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才觉得刨子凿子比钢笔更有用，更实在了……”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小巷里也是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世界，谁也无心溜一眼。拉上东去的宽阔的大路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站住，准备分手。

　　“下次你进城来的时候，咱们喝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源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有趣的是，惠畅的第一篇小说《小河秋高》，正是经过他的手发表在省报文艺版上。近二十年了，他没有见过作者的面，倒不奇怪，经他的手编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惠畅一人。令他吃惊的是，作者竟然遭到这样野蛮的待遇，真是无法想象的事。

　　“一个农村青年，刚发了一篇习作，连人家的书籍也给烧了，稿费也退赔了，这简直没法说……”老肖虽然早已跨入中年，情绪仍然很容易激动，“我接到惠畅给我们编辑部的信，看了以后都流泪了……”

　　“没收人家稿费干什么？”文化局长也愤愤然，“农村里有些人尽胡整！”

　　惠畅把自己的遭遇向报社申述了，因为《小河秋高》的稿子当年是由老肖处理的，现在就仍然由他和我们县文教局联系，共同处理这件冤案。经过与当地公社联系，公社党委也不怠慢，而且提出稍等几天，等惠畅家的地主成分复查完毕，一次过手，彻底地平反。

　　平反大会是庄重的，热烈的。公社书记者王一个一个宣布对惠家庄的许多陌生的名字的平反决定，土台上居然站下一排溜，惠畅和他戴过十多年地主帽子的父亲站在那一排溜人中间，一样的黑布棉袄，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从外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可以区分开来。老肖默默地坐着，夹在指间的烟卷已经烧着指头，才扔掉了，回头对我感慨起来：“啊呀！这么小的一个村子，竟然有这样多人遭到冤枉，真是不可思议！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遭遇不好，农村似乎没多大事儿！今天一看哪……真可以说是城乡里外，体无完肤了……”

　　我听着他的话，却在想我的心事，那个乘风而起的团支书，此时该作何感想呢？我留神在台下的人窝里睃寻他的踪迹，终于没有能够看见他的也许已经变得不好辨认了的面孔；而意外地在人圈的外围，看见了马罗大叔。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们村离惠家庄五六里地，他也赶来看热闹了吗？我坐在台子一角，看见马罗大叔双手背在腰后，翘起胡须花白的下巴，瞅着王书记在讲话。老汉老了，背也有点驼了，粗壮的腰身虽然还显着粗壮，雄风却一扫无存了。

　　我溜下台来，拍拍他的肩膀。他猛然转过头，认出是我，眨着浑浊的眼睛，大声感叹着，拉我在一堆麦草垛子跟前蹲下来。

　　“我说咋着！”马罗老汉一蹲下来，就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没有千古不明的冤喀！你看咋着！我的活灵验不灵验！自古以来，都是奸贼害忠良，瞎人得势，好人遭罪。反过来呢？好贼没一个能好到底的，忠良也没一个窝囊不明的。你看那些老戏吧，《赵氏孤儿》呢？《白玉楼挂画》呢？嗨！都是这个理儿！而今也一样……”

第九节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那个被马罗老汉卑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扬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啰，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呜冤放炮！”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们四个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了。

　　秀花拍打着围腰布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槁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第十节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考学？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桠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我好坏算个搞专业创作的，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说，“你可真是阔气了！”

　　“比较阔气一些了！”惠畅矜持地笑着，“不多！我现在存下两万元了。”

　　“嗬呀！两万？”我吃了一惊。

　　“你能拿多少稿酬呢？”他坐在藤椅上，捏着纸烟，“充其量也不过我的十分之一……”

　　两年多来，我和他很少照面了，我知道他在小河的沙滩上办起一个水泥预制厂，专门预制水泥楼板。我曾经想到，他已经四十多岁，创作上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搞点实业，赚点钱，把后半生的生活过得舒服点，也许更实际。那个预制水泥楼板的小厂，够他忙乎的，我因此和他减少了往来。想不到，不到三年时间，竟然是这样一番天地。

　　“我从今天起，要做专业作家了！”惠畅从藤椅上站起，向我宣布，“我给自己创造下条件，现在要潜心读书，立志创作了！”

　　他告诉我，水泥预制厂办起不到三年，已经赚下两万多元了。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来在他的厂子里做工人。今年春节一过，他把这个预制厂交给儿子去经营了。

　　“小子有魄力！只有十八九岁，管理这个小厂子还挺有办法！”惠畅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向我夸耀，“秀花怕把这宝贝挣了，叫他学习写作，让我办厂子。这小子顶撞他妈说，‘俺爸的黑路我再不蹈此覆辙！我要以实业兴国安家！’你听听现代派青年的口气多大！”

　　“你现在……还不死心？”

　　“死不下这个心思！”惠畅说，“我和儿子谈了，又跟秀花谈了，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我的申请，让我退下来读书。秀花真不错哩！她说，‘甭急，哪怕十年时间发表一篇，也算争了一口气！’我的决心是，临死前能叫出一声来，也算我没白活……”

　　“噢呀……”我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文学，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业余文学爱好者，50年代未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兴时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子了，他还在写着哪个杂志也不肯发表的小说。他来找我看他的稿子，我首先很难受，想劝他好好搞点家庭副业，把屁股上的补钉裤子换下来，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依然不减的创作热情……惠畅比他聪明多了，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可是和那位老头一样，依然迷恋于文学这个魔鬼！

　　“县委通讯组两个同志来找我，要写我致富的事迹，还说要在全县树立我这个致富模范。我全部谢绝了！”惠畅笑着给我说，“我心里说，我挣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哩！”

　　“现在，你可以潜心静气地学习了！”

　　“我作出两大决策，全都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刚才说的关于我搞专业创作的事，算一条。另一条是——”惠畅又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个不安静的家伙现在十分兴奋，“我拿出五千元来，交给县文化馆，设立创作奖金。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头等奖；在省内刊物上发表的，设二等奖；在县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评出三等奖。鼓励咱们县上的业余创作。我一生未能酬愿，我希望本县多出几位作家。我们这个县哪！人杰地灵，该当有更多的文人豪杰出世……”

　　“你可真想得出！”我说，“和文化馆联系了吗？”

　　“已经说定了。”惠畅说，“县委书记听到这个事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

　　“一种义举！”我说，“国家设下茅盾文学奖，你在本县设奖，以什么命名呢？”

　　“农民文学奖。”惠畅说，“我已经和文化馆赵馆长商量确定了，今年底、明年初举行第一次颁奖活动。”

　　“颁奖时，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已经离开县文化馆了，对本县的这一创举十分感兴趣，“我来看你第一次颁奖。”

　　惠畅领我到小河川道里去，参观他的工厂。

　　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披一身新绿，泛起朦朦胧胧的柳烟。麦苗起身了，绿毯似的铺满了河川里的田地。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沐浴着春天的河川，使人脸上感到暖烘烘的了。

　　河湾的堤坝里，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和灰的和灰，推砂石的推砂石，水泥搅拌机哐啷啷响着，紧张而又繁忙。小伙子和姑娘们早丢剥了棉衣，只穿着鲜艳的绒线衣干活，使人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

　　一座简陋的砖瓦房，冒着烟，老远可以看见，秀花腰缠围裙，正忙着什么。惠畅告诉我，秀花给工人们做饭、烧水，兼当材料保管。

　　惠畅指着一位小伙子给我说，那个正捉着捣浆机的青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正说着话的那个青年，是那位团支书的儿子。俩娃在学校时很要好……没有办法。他们毫不理会他们的父亲之间的纠葛，而只顾自己交朋友。惠畅一挥手：孩子们有自己的朋友，我不干涉。

　　我和他走着，聊着，直到走到那幢工房跟前，秀花才看出我来了。她扔下铲煤的铁铲儿，拍打着围在腰间的围裙，一下子大呼小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