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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话说中国》和《国史大纲》
作者：慕容风
作者：慕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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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阅百科全书式的《话说中国》的同时，也翻阅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两者对书写历史的笔法和对待历史的态度，启人深思：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如何评价历史？如何传承历史？想起近年来充斥银屏的历史剧的戏说手法及其对历史的态度，不得不予以批判，否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尊重
记得《走向共和》播放期间，据说很多家长给央视去电话，询问这部正剧是否完全符合史实？如果符合史实，则计划购买一套作为孩子的历史教材。媒体在人们心目中的传递文化和历史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相较之下，那些戏说的历史剧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对迷恋电视的人们产生很大的引导作用，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以为那里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在谈论历史时，经常以其为援引“经典”来阐述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想来颇为可笑。
风靡一时的《铁齿铜牙纪晓岚》连续剧，将纪昀说成是一个风流倜傥、插科打诨的官员，并竭力地将关于纪昀的各种传说都编到剧本中，来彰显这位能把和珅玩弄于口齿和手掌之间的风流幽默的能臣之形象，从而贬低和珅这个千古难得一见的大贪官。其实，据《话说中国》的讲述：“纪晓岚是一位终生与书本打交道的学者型官员。为了完成乾隆帝交待的编撰《四库全书》的任务，他从残存的9000多卷《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读尽各省府县所呈进的图书典籍，并综其提要，整理加工，足足作了十年的冷板凳，这是在翰林院任职最久、贡献最大的文官。为此被擢升为礼部尚书”。此外，根据一些史料记载，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也并非传说中的那样，把传说充当历史，说好听的是传奇，难听一点的就是胡说。如果和珅真的与纪昀争斗的话，纪昀恐怕远不是和珅的对手。因为能够获得聪慧过人的乾隆帝的长期赏识并官运亨通，并非易事，足见和珅在官场上的本事和能力。即便是对和珅颇有看法的嘉庆帝登基后，不也是不敢轻易动和珅吗？而只能在太上皇乾隆殡天后，才决定整治和珅。之所以整治和珅，其实也并非完全因为和珅违法乱纪，而主要是由于乾隆帝六下江南，劳民伤财，国库空虚，而和珅家产富可敌国，搬倒和珅，查没的家产即可以充盈国库。所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也不仅仅是一句民间传言了。
诚然，戏说剧具有娱乐性，投观众之所好，影视作为一门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在合理的情节上也是允许虚构的；特别是那些因年代久远暂时无法考证的历史故事，适当地“戏说”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那些完全有史料记载的部分，绝不能有太多“戏说”的成分。而当前历史剧的现状是：剧作家不拿历史当历史，历史迷不拿电视剧当电视剧，而更多的观众是在拿电视剧当历史。一些编剧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或者缺少严肃的历史态度，漠视自身所承担的道义和责任，在历史剧中参杂着太多的编排、太多的演绎、太多的为了好看或者编剧的需要而篡改或伪造历史。
我想，无论是戏说抑或是正说，任何一个编剧和媒体都应当尊重历史，承担起一份历史的责任，重视历史的社会功能。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和观众负责的精神，严谨、谨慎地、有考据地阐述历史故事，尤其是历史框架、对事件的评价、人物的基调都要尊重史实，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而任意编排，任意篡改历史。不能为了故事而故事，为了历史而历史，避免出现史实错误以及不该有的历史常识败笔。如果“虚构历史”，那么其实质就是篡改历史，编造历史，丧失了一个媒体、一个文化传播人最基本的历史良心和责任。在尊重历史和历史责任感方面，姚雪垠老先生堪称表率。姚老先生当年为了完成历史小说《李自成》，曾先后三次沿着当年李自成起义军的行军路线进行调查、考证，而后才完成了鸿篇《李自成》，这种治学严谨的精神，无疑是历史故事和剧本的作者和编者亟须学习的。
二、温情
讲述和传递历史，恐怕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也不仅仅是某些历史剧编剧们的使命，而应该是每个读书人或者喜欢历史的人的份内之事，读书人对历史的传承不一定是要撰写鸿篇巨制。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人物的理解和感悟，并将这种感悟阐发出来，也应当属于对历史的人文传承。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研读历史，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
如何研读历史，如何评价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出了一条基本的研读历史的信念，那就是对本国历史保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说得多么好！现代人的确应当戒除自己身上那种历史上的自狂和自大吗？当然，钱穆先生同时指出，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者的感情用事，而是“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事实来研究”。
对中国历史应当客观温情地研读和考察的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中的君权与相权的分立和制衡制度。从汉唐以来的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家的制衡的制度设置来看，可以说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通常所谓的绝对的黑暗专制，而是蕴含着权力制衡的机理。唐宋时期的丞相拥有很大的权力，谏官是向丞相负责的，而不是向皇帝负责。谏官的任务就是指出皇帝的执政弊处，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著名的谏官（谏议大夫）魏征向唐太宗所谏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纳谏佳话，魏征亦因其忠诚耿直而被擢升为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直至被封为郑国公。
降至明代，这种君相制衡制度框架已经稳定下来，万历年间，万历皇帝二十五年不上朝，国家机器运转也算正常，颇有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文官政府机制那种“总统不在，政府也正常”的特色，可见权力制度已经相当稳定。然而，明中后期，宦官当权，厂卫制度致使明代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分配严重倾斜，君权开始膨胀；及至清代，清朝政权为了自己部族统治而极度扩张皇权，导致相权极度萎缩，雍正朝开始已经没有丞相，转设军机处，完全取代了原来两殿两阁的大学士而成为真正的内阁。所谓的大学士，成了虚名的丞相。虽然“位极人臣”，却是个虚衔。谏官也就是御史已经开始为皇帝负责，从监督皇帝转向监督朝廷官员，政治权力格局完全变化。此外，清代从雍正帝开始布设类似于厂卫的密探，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这在《雍正王朝》电视剧中已经体现出来，例如，年羹饶西北平叛时，雍正帝派出十名大内侍卫军前效力，监督年羹饶，并将年的言行以秘折加急传送京师。
这种派送大内密探的做法算什么？这完全是权术而非制度。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负责，上级官员向丞相负责，丞相向皇帝负责，彼此不能谮越。而一个密探可以超越所有官员而直接向皇帝汇报，这已经不是制度了，而是权术！因此，虽然不可否认，从皇帝的平均素质而言，清朝的皇帝素质是最高的，除了顺治帝出家（另一说是天花而亡）之外，其他皇帝都非常刻苦敬业，为了满清部族政治，为了满清部落的祖宗江山而竭尽全力，施展各种方式来维护统治，并出现了康乾盛世等可喜的局面。但即便如此，清朝仍然是对汉唐以来蕴含权力制衡机制的制度破坏得最为严重的朝代，也是君主权术施展得最为畅快淋漓的朝代，千古一帝康熙熟读汉学和史书，对帝王之术极其精通；上书房教育出来的皇子个个都是熟悉中国历史和帝王权术的高手，也正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时期相当长。因此，通过对汉唐以来政治权力分配机制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清朝部族政治的专制黑暗而认为汉唐以来的传统政治格局是专制黑暗的，不能因为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
再说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可谓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堪称中国发明的最科学最民主的一项政治制度。科举制度，让任何一介草民能够通过读书而步入权力阶层，并通过权力的平推而防止权力族群的产生，分解了官场权力的集中和贵族阶层的形成。应当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遴选机制，不能因为有“范进中举”的现象，就全面否定这种资源分配相当公平的制度。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度，君权和相权的制衡制度等，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并非通常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我们不能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凭借自己的判断来替代或吞没历史的判断。
三、敬意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明确区分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两个概念。什么是“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呢？钱先生将历史意见界定为：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将“时代意见”解释为：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钱先生认为，“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
钱先生关于“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这对范畴的区分，对我们今人研读历史，无疑具有棒喝的意义。这对范畴的区分和界定，在告诉我们，对待历史，不仅应当发怀古之幽情，更要有冷静和理智。如果不能通过研读历史来厘清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大趋势及其内在的根本意向，则可能导致我们以“时代意见”吞没“历史意见”，从而对传统政治和文化持一种完全排斥和不满的态度，由此引发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试想，如果全部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被颠覆和否定的话，国民对中国传统的那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丧失殆尽了。
这让我想起文革破“四旧”和日本“脱亚”。虽然我在文革时期尚不记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亦丰，对文革情形也多有了解。那个时期的破除“四旧”，清除封建残余，实质是对文化传统拦腰斩断和全面否定，国人对文化传统或弃之如敝履，或躲之唯不及，客观上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其影响至今未止。某县教育局副局长演讲：“……我简直是如复（履）薄冰……”；教育学院中文系年轻教授给学生讲授诗歌，把陆游与唐琬的赠答诗《钗头凤》归类为“悼亡诗”；某辞书社负责人在介绍其新出版的辞书时说他们“经过了7次校（xiao）对,然后付梓（xin）”；某人文“专家”在电视台做节目时将“荣登三甲”的“三甲”说成“状元、探花、榜眼”（注：在古代科举殿试中，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为什么这些担负着“教愚化贤”责任的人都在人文知识上出错，并且到了贻笑大方的地步呢？无疑是忽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同样，日本“脱亚”也是如此。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日本之所以自杀率极高，除了社会高速运转导致生活压力增大之外，文化无根可谓主要原因。从福泽喻吉提出“脱亚论”之后，日本即摆脱亚洲这个“劣等”族圈，开始拼命挤向欧美族圈，但到头来，虽然科技发达了，但亚洲文化根源却被斩断了，也未能在欧美文化中立足，最终处于文化无根的状态，这对国民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的否定传统的教训和日本文化断根现象，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政治的稳定，各种制度的成立，的确要依赖全体国民对传统文化这一社会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来维护的。如果没有了历史，哪里有民族呢？正如钱先生所言：“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因此，对历史的“敬意”，并不是盲目地崇信，其实是一种理性抉择的结果。传统文化是不能被打倒的，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根本不立，则无从创新。“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当然，立本并非守旧，而是为了创新奠定基础。
在新的时代，与时携行、顺势而动，是发展的不二法门。但如何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根基，参照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新潮，发展出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新路，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种新路，无疑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无论是怎样的特色，尊重历史，对历史怀有一种理性的温情和敬意，对古人少一些苛求，对历史多一点微笑，恐怕都是好的。
一、尊重
记得《走向共和》播放期间，据说很多家长给央视去电话，询问这部正剧是否完全符合史实？如果符合史实，则计划购买一套作为孩子的历史教材。媒体在人们心目中的传递文化和历史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相较之下，那些戏说的历史剧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对迷恋电视的人们产生很大的引导作用，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以为那里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在谈论历史时，经常以其为援引“经典”来阐述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想来颇为可笑。
风靡一时的《铁齿铜牙纪晓岚》连续剧，将纪昀说成是一个风流倜傥、插科打诨的官员，并竭力地将关于纪昀的各种传说都编到剧本中，来彰显这位能把和珅玩弄于口齿和手掌之间的风流幽默的能臣之形象，从而贬低和珅这个千古难得一见的大贪官。其实，据《话说中国》的讲述：“纪晓岚是一位终生与书本打交道的学者型官员。为了完成乾隆帝交待的编撰《四库全书》的任务，他从残存的9000多卷《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读尽各省府县所呈进的图书典籍，并综其提要，整理加工，足足作了十年的冷板凳，这是在翰林院任职最久、贡献最大的文官。为此被擢升为礼部尚书”。此外，根据一些史料记载，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也并非传说中的那样，把传说充当历史，说好听的是传奇，难听一点的就是胡说。如果和珅真的与纪昀争斗的话，纪昀恐怕远不是和珅的对手。因为能够获得聪慧过人的乾隆帝的长期赏识并官运亨通，并非易事，足见和珅在官场上的本事和能力。即便是对和珅颇有看法的嘉庆帝登基后，不也是不敢轻易动和珅吗？而只能在太上皇乾隆殡天后，才决定整治和珅。之所以整治和珅，其实也并非完全因为和珅违法乱纪，而主要是由于乾隆帝六下江南，劳民伤财，国库空虚，而和珅家产富可敌国，搬倒和珅，查没的家产即可以充盈国库。所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也不仅仅是一句民间传言了。
诚然，戏说剧具有娱乐性，投观众之所好，影视作为一门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在合理的情节上也是允许虚构的；特别是那些因年代久远暂时无法考证的历史故事，适当地“戏说”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那些完全有史料记载的部分，绝不能有太多“戏说”的成分。而当前历史剧的现状是：剧作家不拿历史当历史，历史迷不拿电视剧当电视剧，而更多的观众是在拿电视剧当历史。一些编剧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或者缺少严肃的历史态度，漠视自身所承担的道义和责任，在历史剧中参杂着太多的编排、太多的演绎、太多的为了好看或者编剧的需要而篡改或伪造历史。
我想，无论是戏说抑或是正说，任何一个编剧和媒体都应当尊重历史，承担起一份历史的责任，重视历史的社会功能。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和观众负责的精神，严谨、谨慎地、有考据地阐述历史故事，尤其是历史框架、对事件的评价、人物的基调都要尊重史实，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而任意编排，任意篡改历史。不能为了故事而故事，为了历史而历史，避免出现史实错误以及不该有的历史常识败笔。如果“虚构历史”，那么其实质就是篡改历史，编造历史，丧失了一个媒体、一个文化传播人最基本的历史良心和责任。在尊重历史和历史责任感方面，姚雪垠老先生堪称表率。姚老先生当年为了完成历史小说《李自成》，曾先后三次沿着当年李自成起义军的行军路线进行调查、考证，而后才完成了鸿篇《李自成》，这种治学严谨的精神，无疑是历史故事和剧本的作者和编者亟须学习的。
二、温情
讲述和传递历史，恐怕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也不仅仅是某些历史剧编剧们的使命，而应该是每个读书人或者喜欢历史的人的份内之事，读书人对历史的传承不一定是要撰写鸿篇巨制。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人物的理解和感悟，并将这种感悟阐发出来，也应当属于对历史的人文传承。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研读历史，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
如何研读历史，如何评价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出了一条基本的研读历史的信念，那就是对本国历史保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说得多么好！现代人的确应当戒除自己身上那种历史上的自狂和自大吗？当然，钱穆先生同时指出，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者的感情用事，而是“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事实来研究”。
对中国历史应当客观温情地研读和考察的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中的君权与相权的分立和制衡制度。从汉唐以来的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家的制衡的制度设置来看，可以说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通常所谓的绝对的黑暗专制，而是蕴含着权力制衡的机理。唐宋时期的丞相拥有很大的权力，谏官是向丞相负责的，而不是向皇帝负责。谏官的任务就是指出皇帝的执政弊处，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著名的谏官（谏议大夫）魏征向唐太宗所谏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纳谏佳话，魏征亦因其忠诚耿直而被擢升为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直至被封为郑国公。
降至明代，这种君相制衡制度框架已经稳定下来，万历年间，万历皇帝二十五年不上朝，国家机器运转也算正常，颇有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文官政府机制那种“总统不在，政府也正常”的特色，可见权力制度已经相当稳定。然而，明中后期，宦官当权，厂卫制度致使明代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分配严重倾斜，君权开始膨胀；及至清代，清朝政权为了自己部族统治而极度扩张皇权，导致相权极度萎缩，雍正朝开始已经没有丞相，转设军机处，完全取代了原来两殿两阁的大学士而成为真正的内阁。所谓的大学士，成了虚名的丞相。虽然“位极人臣”，却是个虚衔。谏官也就是御史已经开始为皇帝负责，从监督皇帝转向监督朝廷官员，政治权力格局完全变化。此外，清代从雍正帝开始布设类似于厂卫的密探，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这在《雍正王朝》电视剧中已经体现出来，例如，年羹饶西北平叛时，雍正帝派出十名大内侍卫军前效力，监督年羹饶，并将年的言行以秘折加急传送京师。
这种派送大内密探的做法算什么？这完全是权术而非制度。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负责，上级官员向丞相负责，丞相向皇帝负责，彼此不能谮越。而一个密探可以超越所有官员而直接向皇帝汇报，这已经不是制度了，而是权术！因此，虽然不可否认，从皇帝的平均素质而言，清朝的皇帝素质是最高的，除了顺治帝出家（另一说是天花而亡）之外，其他皇帝都非常刻苦敬业，为了满清部族政治，为了满清部落的祖宗江山而竭尽全力，施展各种方式来维护统治，并出现了康乾盛世等可喜的局面。但即便如此，清朝仍然是对汉唐以来蕴含权力制衡机制的制度破坏得最为严重的朝代，也是君主权术施展得最为畅快淋漓的朝代，千古一帝康熙熟读汉学和史书，对帝王之术极其精通；上书房教育出来的皇子个个都是熟悉中国历史和帝王权术的高手，也正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时期相当长。因此，通过对汉唐以来政治权力分配机制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清朝部族政治的专制黑暗而认为汉唐以来的传统政治格局是专制黑暗的，不能因为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
再说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可谓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堪称中国发明的最科学最民主的一项政治制度。科举制度，让任何一介草民能够通过读书而步入权力阶层，并通过权力的平推而防止权力族群的产生，分解了官场权力的集中和贵族阶层的形成。应当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遴选机制，不能因为有“范进中举”的现象，就全面否定这种资源分配相当公平的制度。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度，君权和相权的制衡制度等，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并非通常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我们不能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凭借自己的判断来替代或吞没历史的判断。
三、敬意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明确区分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两个概念。什么是“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呢？钱先生将历史意见界定为：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将“时代意见”解释为：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钱先生认为，“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
钱先生关于“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这对范畴的区分，对我们今人研读历史，无疑具有棒喝的意义。这对范畴的区分和界定，在告诉我们，对待历史，不仅应当发怀古之幽情，更要有冷静和理智。如果不能通过研读历史来厘清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大趋势及其内在的根本意向，则可能导致我们以“时代意见”吞没“历史意见”，从而对传统政治和文化持一种完全排斥和不满的态度，由此引发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试想，如果全部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被颠覆和否定的话，国民对中国传统的那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丧失殆尽了。
这让我想起文革破“四旧”和日本“脱亚”。虽然我在文革时期尚不记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亦丰，对文革情形也多有了解。那个时期的破除“四旧”，清除封建残余，实质是对文化传统拦腰斩断和全面否定，国人对文化传统或弃之如敝履，或躲之唯不及，客观上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其影响至今未止。某县教育局副局长演讲：“……我简直是如复（履）薄冰……”；教育学院中文系年轻教授给学生讲授诗歌，把陆游与唐琬的赠答诗《钗头凤》归类为“悼亡诗”；某辞书社负责人在介绍其新出版的辞书时说他们“经过了7次校（xiao）对,然后付梓（xin）”；某人文“专家”在电视台做节目时将“荣登三甲”的“三甲”说成“状元、探花、榜眼”（注：在古代科举殿试中，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为什么这些担负着“教愚化贤”责任的人都在人文知识上出错，并且到了贻笑大方的地步呢？无疑是忽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同样，日本“脱亚”也是如此。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日本之所以自杀率极高，除了社会高速运转导致生活压力增大之外，文化无根可谓主要原因。从福泽喻吉提出“脱亚论”之后，日本即摆脱亚洲这个“劣等”族圈，开始拼命挤向欧美族圈，但到头来，虽然科技发达了，但亚洲文化根源却被斩断了，也未能在欧美文化中立足，最终处于文化无根的状态，这对国民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的否定传统的教训和日本文化断根现象，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政治的稳定，各种制度的成立，的确要依赖全体国民对传统文化这一社会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来维护的。如果没有了历史，哪里有民族呢？正如钱先生所言：“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因此，对历史的“敬意”，并不是盲目地崇信，其实是一种理性抉择的结果。传统文化是不能被打倒的，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根本不立，则无从创新。“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当然，立本并非守旧，而是为了创新奠定基础。
在新的时代，与时携行、顺势而动，是发展的不二法门。但如何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根基，参照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新潮，发展出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新路，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种新路，无疑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无论是怎样的特色，尊重历史，对历史怀有一种理性的温情和敬意，对古人少一些苛求，对历史多一点微笑，恐怕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