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说宋代笔记

《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笔记．作为一种文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随笔”。人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信笔记录下来，便是“随笔”(当然，内容不止这些。比如。读书有心得，写下来，也叫“笔记”)。这种文体，是散文；大多篇幅短小．或几十字，或几百字，也有短到仅十几字，或长到千字以上的，但比较少见；内容则五花八门，随心所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一位作者，将自己所写的许多篇这样的随笔编辑在一起。就成为一本书。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作者，往往按照这类书的习惯做法，集中一段时间，将自己若干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则一则地写出来，成为一本书(当然，偶或也有集体著述或编纂的)。这类书籍．也统称“笔记”，那就不是指文体，而是指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个特殊品种了。笔记类的书籍，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但作者的人数不太多，书籍的数量也不太多；内容则多是些神神怪怪的事。即便写到真实的人和事，也多限于贵族、上流社会，很少涉及平民百姓。到了唐代．作者多了一些，书籍的数量也多了一些，内容也扩大了不少．但总的写作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而到了宋代，情况则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这表现在：

    1．作者人数大大增加。许多名人都加入到了笔记写作的队伍里来。例如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就撰有《涑水纪闻》。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引陆游说：

    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    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这条记载说，司马光每听到新闻，就要记录下来，写在专门的小本子上，并且还要记录是听谁谁谁说的。因此，当时就有这样的谚语：“有新闻别告诉司马光。”(让他记录下来，谁知道会惹上什么麻烦?)此外，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撰有《归田录》，苏轼撰有《仇池笔记》，陆游撰有《老学庵笔记》，这些都是显著的例证。

    2．书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大体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或有部分内容保存到现在的这类书籍，约有四百至五百种之多。如果加上已经失传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宋代笔记作者和书籍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总和。也就是说，宋代三百多年间产生的笔记作者和书籍，比此前七百多年间产生的笔记作者和书籍。数量要多很多。

    3．它们的内容则几乎涉及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家庭生活、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宋代社会历史，尽管只是一些碎片，但如果将它们整合起来，还是大有可观的。

    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宋代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以前，文学被贵族垄断着，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较低。隋唐时期，开始采用国家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主要是进士科的考试)．促使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有所提高。隋代的历史太短，很多事情仅仅开了个头。因此谈到科举考试，我们往往从唐代说起。不过。唐代一般每年录取的进士至多几十人；而且，唐代的读书人考中了进士，虽然很荣耀，但仅仅是出名而已，并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还得经过吏部的选拔。更何况，唐代的进士考试，并不只看、甚至并不怎么看重考试的成绩，还要看考生乎时的文学创作成绩，以及考生的社会知名度。显然，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和世家大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机会不可能均等。

    而宋代的进士科举考试，则有了重大的改进。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终于固定为三年一考，每科录取数百人，且一中进士便授予宫职。考卷不但糊名(隐去考生的个人信息)，而且誊录(由官方派人将考卷誊抄后，再让考官去评阅)，因此，考官无法知道哪张试卷出自哪位考生的手笔。评阅时便能够相对地做到客观、公正。而考生能不能被录取．完全由卷面成绩来决定。这样，有宋一代，就有比较多的普普通通的读书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进入官场，甚且做到大官，乃至于最大的官，比如宰相(主管政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宋代的最高军事长官一般也由文人来担任)。高尚的人，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低俗的人，可以借此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享受荣华富贵；不那么高尚、也不那么低俗的人(这类人是大多数)。则一方面想为国家做点事，一方面也想为个人和家族谋利益。两样都不放弃。

    读书能做官．甚至能做大官，做到最大的官，这个现实的诱惑和刺激是很强烈的，它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促使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促使宋代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读书人大大增加了．写书的人自然也就一天天多起来。要求每位作者都成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是不现实的；但写点随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还不算什么困难事(只要看现今有无数人在网上开通自己的“博客”。不时贴上自己写的随笔，与广大网络读者分享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就可以想象得到，古人也不会缺乏这样的写作冲动)。加上雕版印刷技术提高。宋代的出版业、图书销售业也逐渐发达起来，笔记类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都不成问题。当时没有报纸之类的大众传媒，而笔记类书籍相对来说又颇轻松可读，比较适合人们茶馀饭后消遣的需求．因此也不用担心没有读者市场。作者、书籍、读者，三个要素互为因果。良性循环，笔记作者、笔记类书籍在宋代的大量增加，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至于宋代笔记的内容为什么比起前代来会有很大范围的扩展，我们也可以在宋代文化人社会出身的广泛性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宋代多数读书人、著书人，包括许多考取了进士、做过官、甚至做过大官飩人。或出身于平民，或至少出身于与平民接触较多的中小地主阶层；出身于贵族大地主阶层的，毕竟占少数。因此，宋代的文化比起前代来，平民的色彩要更多一些。

    总而言之．宋代的笔记是一个很大的宝库。可惜，由于它的庞杂、零乱和琐碎。也由于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不大重视这类著述，历代的学者往往只在那里边寻找有用的材料去做别的学问，比如，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等等：很少有人将它本身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个人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诗词，但在长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笔记类书籍，特别是宋代的笔记。那里边许许多多启人遐思、发人深省、令人开怀一笑、使人皱眉叹息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宋代的笔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经想把宋代笔记中那些对于现代读者仍然有教育意义和认识价值的故事精选出来，汇成一编，加以注释、评论，但只开了一个头．就因为工作太忙而放下了。现在我重新阅读、整理了自己多年前所抄录下来的一些宋代笔记数据，准备向诸位介绍一下宋代笔记中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内容．也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的感想。

第一个方面。我读宋代的笔记，印象很深刻的是，宋代的皇帝，从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立下了一个好的规矩，即相对来说比较尊重读书人．比较信用读书人，比较能够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哪怕是言辞很激烈的批评意见，比较能够做到“言者无罪”。这已经有一点现代民主的味道了。我想，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军事入侵打断了宋朝的文明统治，也许中国会像英国那样，却比英国更早一些实现君主立宪．当然，对历史进行假设，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重新来过。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俗语：“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宋太祖是军人出身，靠军事政变上台做了皇帝。自身的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他却不像他那个时代(五代十国时期)的许多军阀那样野蛮。一味崇尚武力，而是向往文治，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上开明、文明的国家，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因此，他能够重视并比较尊重那些有文化、讲道理的“秀才”，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馀皆远立庭ee。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金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馀，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说郭》卷39上。又见《秘史》，宋无名氏撰；《古今说海》卷125，明陆楫编．文字稍有出入)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的第三年，秘密地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的一间屋子里，叫做“誓碑”，用帷幔遮蔽着，房门还上了锁，封闭得严严实实。太祖敕令有关部门的官员，从今以后，凡皇帝到太庙祭祀，以及新皇帝登基后到太庙祷告，都要提醒他们，恭恭敬敬地读一读这块碑。读碑时，只许皇帝一个人进屋，开门、点烛、烧香的工作，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担任，其他人都远远地站在院子里。皇帝到了碑前。先磕两个头．然后跪着看碑文，默诵完毕，再磕两个头，而后出来。群臣和日常伺候在皇帝身边的太监们都不知道“誓碑”的内容，即便是历朝皇帝最信任、最倚重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直到金人人侵，汴京沦陷，太庙里的礼器都被金人掠夺一空，里里外外，门户洞开，人们这才看到这块碑。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誓词共三行，其中一行说：不许杀害士大夫及上书批评朝政的人。最后一行说：子孙后代如果有违背这誓言的，必将遭到上天的诛杀。纵观整个宋代，太祖立下的这个规矩，基本上是被后来的皇帝们恪守了的。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拿几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大一统的王朝来作对比，汉代、唐代都有诛杀文臣的暴行，汉代的晁错被斩，唐代的李邕被杖杀，便是著名的例证。明代最不像话，动不动就在宫廷里把大臣拖下去用棍棒打，不知打死了多少忠良!清代还有个恶劣的做法，有时惩罚官员，竟然肆意侮辱。让太监去骂他们。如果你舍得“放血”，拿大把银子去“孝敬”那些“公公”们。他们也就“例行公事”，不痛不痒、象征性地骂几句便交差了；否则，定要用最难听的脏话来骂，甚至骂你祖宗十八代，非骂得你当场休克不可!相对来说，读书人在宋代的境遇要好得多。至少，他们的生命和人格尊严，是有基本保障的。奇怪的是，宋代的皇帝对读书人那么仁厚，宋亡于元(蒙古人)时，抗击元人、以身殉国的读书人却不算太多：明代的皇帝对读书人那么残暴，明亡于清(满人)时，抗击清人、以身殉国的读书人却非常多。这个反常的现象怎么解释?我说过一句笑话：这就叫“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宋代的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也有件事值得一提。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记载：

洪玉父云：祖宗时，非特士大夫能立节义，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真宗朝，黄震知亳州永城县，濒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县科民开淘。时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棰挞役民。黄愤然殴之。中官即舍役，赴阙自诉。帝问曰：“黄震缘何殴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乱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黄门，杖二十。

当时亳州永城县(今天的河南省永城市)的县长名叫黄震。永城县在汴河边上。每年到了冬天河道枯水的时候，朝廷都要派太监来督促沿河的州、县调集民工疏浚河道。那些太监往往凭着自己一时的喜怒，蛮不讲理地责打民工。黄震因此而发怒，揍了一个太监。您想，那太监可是皇上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县官也敢揍太监，吃了豹子胆啦?那太监越想越窝火．便丢下差使，一溜烟跑回宫里去向真宗告状。真宗问道：“黄震为什么揍你?”太监禀告道：“他说：‘这是我的百姓，你怎么可以乱

打?”，真宗听了，不但不庇护太监，反而对黄震大为赞赏。当即令这个太监到黄震那里去接受处罚：打二十大板。对此，宋人洪炎有个评论：“士大夫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正义，树立气节，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也是皇上的支持和鼓励所促成造就的。”

宋代的第四位皇帝仁宗赵祯，这方面的故事特别多。王巩《闻见近录》记载：

先公为谏官，论王德用进女口。仁宗初诘之曰：“此宫禁事，卿何从知?”先公曰：“臣职在风闻，有之则陛下当改．无之则为妄传，何至诘其从来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与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进女口，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远，虽留可也。臣之所论，正恐亲近。”仁宗色动，呼近挡曰：“王德用所进女口，各支钱三百贯，即今令出内东门了，急来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为然。亦不须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见其涕泣不忍去，则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报。”先公曰：“陛下从谏，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宫女已出东门。上复动容而起。

王巩的父亲王素作谏官时。有一位大将名叫王德用的，给仁宗献上了几位美女。这在封建时代。实在不能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王素知道了，却提出了批评。仁宗问他：“这是宫中的事情，爱卿怎么知道的?”王素说：“为臣是谏官，只要听到风声，用不着核实，就有权批评。如真有这么回事，陛下就应当改正；如果没有，不过是传闻失实，也就罢了。陛下何至于盘问为臣从何得知这事呢?”仁宗笑着说：“实有此事。这几位美女现在朕的身边，朕很喜欢她们，且留下来，如何?”王素说：“如果陛下不喜欢、疏远她们，留下来倒也无妨；为臣怕的就是陛下喜欢、亲近她们啊!”于是仁宗立刻吩咐身边的太监：“给她们每人三百吊铜钱，令她们马上离开皇宫。事情办妥了，赶快回来报告。”说着说着。眼泪便流下来了。王素说：“陛下既然认为为臣批评得对，也不必这么急着办，回宫以后，慢慢打发她们走，也就是了。”仁宗说：“朕虽然是皇帝．可是感情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看到她们哭哭啼啼不肯走，朕恐怕也不忍心让她们走了。爱卿暂且留在这里，等候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过了一段时间，太监回来报告，说那几位美女已出了宫门，仁宗脸上露出难过的神色，这才起身回宫。

朱弁撰《曲洧旧闻》卷1也记载：

范讽知开封府日，有富民自陈：“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讽曰：“汝不妄乎?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讽即乞对，具以民言闻奏，且曰：“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讽曰：“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且臣适已许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或言，讽在当时初不直直声闻．而能如此。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范讽做开封府知府(也就是首都的市长，北宋的京城即今河南省开封市)时．有百姓上访。说给儿子娶媳妇，已经过门三天了，突然被召到皇宫里去．至今已半个月没有消息。范讽说：“真有这事?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宫里去走一趟。”于是立刻请求仁宗召见。见了面，范讽把那百姓说的事情报告给仁宗，并说道：“陛下不近女色，这是宫里宫外都知道的。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再说了，老百姓家的媳妇已经过了门，硬弄进宫里来．怎么向天下人交代?”仁宗说：“皇后倒是说过，新近有人进献了一位女子，模样挺漂亮。朕还没见到呢。”范讽说：“果真如此，请将这个女子交给为臣。陛下不要被身边的小人蒙蔽了，不明不白地遭受百姓们的怨恨和指责。为臣请求就在皇上的龙座前交割这个女子，好让为臣带回府里去，当面交还给上访人。不然，百姓对皇上的指责，是没法挨家挨户去解释清楚的。况且，为臣刚才已经答应了上访人：立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仁宗便下令，将这个女子交给范讽带回开封府。在记述了这个故事之后，笔记作者朱弁感慨地说：范讽在当时，并不以刚直闻名于世．但却能这样做，这是因为碰上了好时候，当时人人

争着做好事，而且知道做好事并不那么困难啊。

同书卷1还记载：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仁宗时，想让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升任宣徽使(一个高级职位)，可是由于朝廷舆论不一致，遂搁浅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张皇后的缘故，想再次提出这一任命。一天上朝时，皇后将仁宗送到大殿门VI。拍着仁宗的背说：“皇上，今天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仁宗连声说：“知道，知道。”可是仁宗在朝廷上刚一降旨，监察部门的长官包拯便提出反对意见，滔滔不绝，嗓门大，态度愤激，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的脸上来了。仁宗最终还是收回了成命。在朝廷议论这事时，皇后派小太监不停地打探，得知包拯犯颜直谏，态度激烈，于是当仁宗退朝时．便迎上去认错。仁宗一边抬起袖子擦脸，一边说：“包拯贴到朕的面前来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管要甚么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是他包拯在做监察部门的长官吗!”

同书卷1又记载：

仁宗皇帝至诚纳谏，自古帝王，无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寝殿．不脱御袍，去幞头曰：“头痒甚矣，疾唤梳头者来。”及内夫人至．方理发次，见御怀中有文字，问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台谏章疏也。”问：“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掌梳头者曰：“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两人，则言‘阴盛’．须待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帝不语。久之又问曰：“所言必行乎?”曰：“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请以奴奴为首。”盖恃帝宠也。帝起，遂呼老中贵及夫人掌宫籍者携籍过后苑，有旨戒阍者云：“虽皇后不得过此门来。”良久。降指挥：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卧房所有。各随身，不得隐落。仍取内东门出尽，文字回奏。时迫进膳．慈圣虑帝御匕箸后时，亟遣，莫敢少稽滞。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终食，慈圣不敢发问。食罢进茶，慈圣云：“掌梳头者是官家常所嬖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慈圣由是密戒嫔侍：“勿妄言，无预外事。汝见掌梳头者乎? 宫家不汝容也!”

仁宗接受批评、建议，是真心诚意的，自古以来的帝王，没人能和他相比。有一天，上完朝回到后宫，仁宗感到头痒痒，便叫平素宠爱的一位专给他梳头的嫔妃来给他理发。理发时，那女子看到仁宗的怀里揣着文书，便问：“皇上，那是什么文书啊?”仁宗说：“是谏官们上的奏章。”那女子又问：“奏章上都说了些什么?”仁宗道：“奏章上说，下了好多天的雨了．可能是阴气太重，老天爷降下了惩戒。皇宫里的嫔妃、宫女太多．应当稍加裁减。”那女子不以为然地说：“朝中的大官们，哪个家里不养歌儿舞女啊?一旦升官，歌儿舞女的数目还不停地增加呢。皇上跟前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还要说什么‘阴气太盛’，必须裁减。难道只许他们快活不成!”仁宗听了，没有答腔。过了半晌，那女子又问：“谏官们提的建议．非得实行吗?”仁宗说：“谏官们的建议，哪敢不实行?”那女子便说：“如果真的实行，就请皇上首先把奴家给裁了吧。”她自以为是仁宗宠爱的人．再怎么裁也裁不到她头上，所以故意这么说。仁宗听了。便起身下令，让掌管宫中花名册的人带着花名册到后花园来，并吩咐看门人．就是皇后也不许放进后花园。过了许久，传下圣旨：自某人以下共三十人，放出宫去。私人物品，各自随身带着，不许故意落下。完事之后，立刻回奏。当时已经是接近吃饭的时候了，皇后怕耽搁了仁宗进餐，接到圣旨，一刻也不敢怠慢，赶紧打发那些女子出宫。仁宗一直等到这件事办完了，才去用餐。吃饭的时候，皇后始终不敢发问。饭后用茶时，皇后才说：“那位管梳头的嫔妃，是皇上平时所宠爱、亲近的人．怎么第一个就把她给裁了?”仁宗说：“这人劝朕拒绝接受批评意见。怎么能容许她待在身边?”从此，皇后常私下里告诫那些嫔妃、宫女：“不要乱说话。不要掺和宫廷以外的事!你们都看到管皇上梳头那一位的下场了吧?要是乱说乱管事，皇上是容不得你们的!”  

 周辉撰《清波别志》卷3也有记载：

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为汝降旨。”政府果执奏无法，命遂寝。后又有请降御笔进宫者．上于是取彩笺戏书某官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于给俸曰．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元来使不得。”上但笑遣之。当太平全盛时，虽内宠进迁，未尝略私以恩爱，惜名器如此，廷臣敢萌侥幸意?

嫔妃们很久没有升迁了，经常向仁宗提出请求。仁宗回答说没有先例。朝廷中的大臣们不会同意。有嫔妃说：“皇上出口便是圣旨，您要是批准了，让大臣们办理，谁还敢违抗?”仁宗笑着说：“你不信．朕就试试看，为你下一道圣旨。”果然，大臣们回答说没有法令根据，于是圣旨也就作罢了。后来，又有些嫔妃请求仁宗下圣旨让她们升官(宫中女官)，仁宗知道办不成，便煞有介事地拿纸来写道：某甲某官，特升某官．某乙某官，特升某官。嫔妃们得到仁宗的亲笔圣旨，一个个欢天喜地，谢恩退去。可是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当她们拿着仁宗的亲笔圣旨请求加薪时，有关部门却不肯照办，统统退回。嫔妃们气坏了，集体到仁宗面前去投诉，甚至有人当着仁宗的面把圣旨撕了，说：“原来这不管用!”仁宗只是笑笑，把她们都打发走。笔记作者在记述完这些事后，感叹道：“那时天下太平，正是皇朝的全盛时期，可是就连皇上宠爱的嫔妃，也不曾因得宠而升迁，朝廷中的臣子，哪个还敢有非分之想呢?”

蔡绦撰《铁围山丛谈》卷1也记载：

秘书省之西切邻大庆殿，故于殿廊辟角门子以相通。……以是诸学士多得由角门子至大庆殿纳凉于殿东偏。世传仁祖一日行从大庆殿，望见有醉人卧于殿陛间者，左右亟将呵谴，询之，曰“石学士也”，乃石曼卿。仁庙遽止之，避从旁过。

国家图书馆的西面靠近皇宫的大庆殿，于是在大庆殿的走廊开了个边门。与图书馆相通。在图书馆办公的学士们，便能够从这个门进入皇宫，在大庆殿的东边乘凉。有一天，仁宗经过大庆殿，望见有人喝醉了酒．躺在大庆殿的台阶边。宫殿旁竟然有醉鬼躺着，成何体统?况且，又挡了皇上的路，那还了得?仁宗左右的随从便要上前去将那醉鬼叫醒来撵出去，一问，才知道是石曼卿石学士。仁宗急忙阻止左右，避开石学士．从旁边绕了过去。宋代皇帝对文入学者的尊重和宽容，于此可见一斑。

    宋代的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在位时，也有件发人深省的事情，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记载：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叫陕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说郛》卷41下)

宋军在陕西与西夏人作战失利，神宗下令处死一名管粮草运输的官员．但宰相们并没有遵旨执行。第二天，宰相蔡确有事禀报，神宗问他：“昨天朕下令处死某人，执行了吗?”蔡确说：“还没有，我正要报告这件事。”神宗说：“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说：“开国以来，没有杀过文人．臣等不希望陛下开这个先例。”神宗考虑了半天，说：“那么就在他脸上刺字，发配到偏僻、遥远、贫穷的地方去。”另一位宰相章惇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杀了他呢。”神宗问：“为什么?”章惇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宋神宗发脾气了，声色俱厉地说：“朕就连一件痛快事也做不成!”章惇却回嘴说：“像这样的痛快事，做不成也好。”这位运粮官该不该处分．该怎样处分．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里不讨论。重要的是，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宋代的官员比较敢于在皇帝面前发表不同意见，凡他们认为不妥当的圣旨，也有不执行的权力。而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因为皇帝比较能够尊重大臣们的意见，即便心里很不痛快，也往往不那么固执己见。

    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就是任用秦桧、杀害岳飞的那一位．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大好，但他在位时，也有件事可以一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记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高宗在为父亲徽宗服丧期间，坐的是没有刷油漆的白木椅子．有人误以为是檀香木做的，一位姓张的妃子捂着嘴笑道：“宫里胭脂口红啦．洗衣服用的皂荚啦什么的用多了，宰相们都已经提意见丫，还敢用檀香木做椅子?”当时的宰相是赵鼎、张浚。试想，胭脂、皂荚能值几个钱?连这个宰相们都要管，而且皇帝还听他们管，这恐怕也是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很难得的了。

当然，宋代也不是任何皇帝、任何时期都能做到像上面所举的例子那样。不过，那些也并不都是非常偶然的特例。平心而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宋代应该算是比较开明、比较文明的朝代。这一点．前面的汉朝、唐朝，后面的明朝、清朝，都比不上它。

第三个方面，我读宋代的笔记，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其中记录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的小人物的事迹。这些人，论智慧，论才干，都是很杰出的人才。如果历史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得以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本来是能够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的。

罗大经撰《鹤林玉露》丙编卷2记载：

张循王之兄保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钱十万缗．卒五千付兄，要使钱与人流转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轻相援引也。”王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馀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惟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具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珠犀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渥，问：“能再往乎?”对曰：“此戏幻也，再往则败矣。愿仍为退卒，老园中。”呜呼，观循王之兄与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颓然甘寝苔阶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圆转恢奇乃如此，则等而上之，若伊、吕、管、葛者，世亦岂尽无也哉?特莫能识其人，无繇试其蕴耳。

南宋初年，大将张俊的哥哥张保埋怨张俊不帮他的忙，不弄个大点的官给他做做。张俊说：“兄弟现在交十万贯铜钱、五千名士兵给哥哥您，要让这钱和人不停地滚动，越滚越多，哥哥您能办得到吗?”张保沉默了老半天，说：“不能。”张俊说：“所以兄弟我不敢随随便便地保举哥哥您哪。”春季，有一天张俊到自家的后花园里去散心，看见一个老兵躺在太阳底下睡懒觉，就上去踢了他一脚，骂道：“懒骨头。哪有像你这样吃饱了饭不干活，白天睡大觉的!”老兵赶紧爬起来给将军行礼答话：“实在没事情可干，只好睡懒觉啦。”张俊问他：“你会做什么事?”老兵回答：“什么事都略知一二。比如做生意，也会一点。”张俊说：“你会做生意?我交一万贯钱给你做生意，怎样?”老兵回答说：“才一万贯?不值得做!”张俊又说：“给你五万贯!”老兵回答说：“也不值得做。”张俊问：“你想要多少钱?”老兵回答说：“不说一百万吧．至少也得五十万才值得做。”张俊很赞赏他这股豪气，真就交给他五十万贯钱，一切由他作主，爱咋办咋办。于是，那个老兵就用这钱造了若干艘大船，极其华丽；又买了一百多个会唱歌、跳舞、演奏乐器的美女；并大量采购绫罗、锦绣等类高级丝织品，珍奇精妙的高级工艺品，名贵的食品、水果，以及金银器皿：还招募了一百来名士兵，十几位长得英俊高大、气度不凡、举止文雅的帅哥，扮作秘书、警卫官之类。大家伙儿在一起喝酒乐呵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便开船出海去了。过了一年，老兵回来了，除了带回大量珍珠、犀牛角、香料、药材之外，还有许多骏马。计算下来．盈利差不多有十倍。也就是说，五十万贯钱变成了五百多万贯钱。更重要的是，当时骏马是紧缺的战略物资。南宋军队和金人相比，金人的优势就在于骑兵，当时没有坦克，骑兵就算是速度最快、攻击力最强的“机械化”部队了。当时南宋的几支主力军，如岳飞统帅的岳家军啦，韩世忠统帅的韩家军啦，都缺战马；张俊的部队得到了这些骏马，军容顿时就不一样了。张俊大喜过望，问那位老兵是怎么捣鼓的。老兵说，他到海外各国去转了一圈，冒称大宋国派出的国家级贸易使团。首先拜见当地的国王，馈赠高级丝织品和高级工艺品。然后又把大臣们召集来，摆出各种中国的美味佳肴，让那些美女唱歌跳舞，演奏音乐。国王和大臣们大饱口福，大饱眼福，当然既开胃又开心。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接下去便开始做生意了，拿美女换骏马。国王、大臣们还为他们造船载马．又用珍珠、犀牛角、香料、药材等特产换取绫罗、锦绣等高级丝织品．并回赠了许多其他贵重的礼物。原来，高额利润是这样获得的!张俊听了，感叹赞赏，大大给了老兵一笔赏赐，又问他：“能不能再走一趟?”老兵答道：“这是场把戏，已经结束。再去，事情就败露了。我还是当我的退休老兵，回将军您的后花园晒太阳、睡懒觉去吧。”

笔记作者罗大经在记述了这个故事之后，感慨道：张将军的哥哥和那位老兵相比，一个愚蠢，一个聪明，相差真是太大了!那位老兵，不显山不露水地甘愿躺在长着青苔的台阶边、花影下，想不到胸中竟有这样奇妙灵活的智谋!由此推论，当代哪儿是没有像古代伊尹、吕尚、管仲、诸葛亮那样的人才啊，只不过是没有人发现他们，没有机会让他们展示才能罢了!罗大经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哪个时代缺乏人才?缺乏的只是发现人才、给人才提供用武之地的机制啊!

又，沈括撰《补笔谈》卷下记载：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御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谁暇杀我耶?聊欲安众心耳。”

仁宗时期，西夏人的军队包围了延安城(在今天的陕西省)，历时七天，好几次差一点就攻进城来。当时的地方长官范雍很是担忧。有个年纪大的低级军官站出来说：“我就是在边境上长大的，像这样被围困的情况已经历过好几次了，有的就和这次一样危急。敌军并不擅长攻城，最终还是没能把城攻下来。这次也一定攻不下来，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敢拿人头担保。如果敌军攻进城来，砍我的头好了!”范雍很赞赏他的豪迈，城中的军心、民心也因此而稍稍稳定下来。事情过去以后．这位军官得到了大大的奖赏和提拔，人们一谈起懂军事、了解敌情的军人，第一个就要数到他。也有人对他说：“你也忒敢放肆胡说了，万一敌兵真攻进城来。你难道不怕军法从事么?”这位军官笑道：“你们也不想想，如果城真的被敌兵攻破了，谁还有工夫来砍我的头?(还不赶紧各自逃命啊?)我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安定人心罢了。”这位不知名的军官，真是聪明极了。他很懂得心理学。他知道，要想守住城池，非得上上下下都有信心，都有必胜的信念。他是当地人，战争经验又丰富，说两句壮壮胆子的话自然大家都乐意听。即便是自欺欺人吧，横竖有百利而无一害，放心大胆地说就是了。

又，魏泰撰《东轩笔录》卷4记载：

御史有阍吏，隶台中四十馀年，事二十馀中丞矣，颇能道其事，尤善评其优劣。每声诺之时，以所执之梃待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中丞不贤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阍吏每声诺，必横其梃。一日范视事次。阍吏报事，范视之，其梃直矣。范大惊，立召问曰：“尔梃忽直，岂睹我之失耶?”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日见中丞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教诫者又数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而可厌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明日视之，梃复横矣。

北宋时，国家监察机关有个门卫，在机关里当了四十多年差，先后伺候过二十多位长官。他尤其善于鉴别这些个长官是否称职，而且他的表现很特别。当他向长官行礼打招呼或回长宫话的时候，如果长官称职，他手中的棍棒(警卫的武器)便横着拿；如果长官不称职，他手中的棍棒便竖着拿。这事在官场上已经传开了，因此凡是到监察机关来做长官的。就怕他手中的棍棒竖起来。范讽做监察机关长官的时候，声望很高，门卫每次行礼、回话，棍棒总是横着的。可是有一天范讽处理公务时，门卫来报告事情，范讽突然发现他手中的棍棒竖起来了。范讽大吃一惊。立马问他：“你是不是看到我有什么失误了呢?”门卫起先不肯说，经再三追问，才答道：“昨天见大人招待客人，亲自指示厨师做菜，一二三四，说了又说。厨师已经下厨房去了，大人又把他叫了来，反复叮嘱告诫。小人以为，指挥下人做事，只要讲个总的要求，然后坐观其成就是了。如果他做事不符合要求，就按规矩追究责任，处罚他。何必哕哕嗦嗦说那么半天呢?如果让大人做宰相(监察机关的长官再往上升，就有可能做宰相)。每天要处理的公务多着呢，都要这样喋喋不休。那还了得?自己累死不说，别人听了也嫌烦得慌不是?小人心里对大人这样的做法不大看得起，不知道怎的，棍棒就竖起来了。”范讽听了，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于是大笑，很惭愧地向那门卫表示感谢。第二天再看他，棍棒又恢复为横着拿了。

这个门卫，真有水平!他是真懂得为官之道，也就是今天所谓“管理学”的。真正有效的管理，应该是“目标管理”而不是“过程管理”。古今中外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大官，忙忙碌碌而不得要领。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的事务主义者，难道还少么?诸葛亮连军中责罚人、打二十军棍的小事也要亲自处理，就是这样一个反面的典型。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在给戴高乐当总理的时候，办公桌上没有什么文件，办公室里也不大听得到电话铃声。因为所有重要的事情，他都交给相关的专家们，让他们去讨论，拿出几种方案来。而他只须从中选择认为最佳的方案．用一两个词批准就是了，事情往往办得很好。而他的前任呢，办公桌上文件总是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成天响个不停，事情也未必办得好。可见，中国宋代那位门卫说的话，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而且拿到西方去，也是适用的。

又，陈世崇撰《随隐漫录》卷5记载：

安晚郑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杀之。府嘱守黥犬主，幕官拟云：“鹿虽带牌，犬不识字。杀某氏之犬，偿郑府之鹿，足矣。”守从之。

南宋晚期，理宗时候的宰相郑清之，家在青田(今浙江省青田县)。郑家养了一些鹿，都挂着有“郑府”字样的标记牌。有一回，郑府的鹿跑到百姓家的田里去吃了人家的稻子，被百姓家养的狗咬死了。郑家仗势欺人，竟要当地的长官判狗的主人“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这显然是很霸道、蛮不讲理的要求。然而郑家有权有势，小小的地方官哪惹得起?于是就和手下的幕僚，也就是秘书、助理之类的小吏商量。那助理说，就这么判：“鹿虽然挂着牌子，但狗并不识字(也就是说，狗并不知道这是你郑家的鹿；再说了，狗也不知道你郑家的主人是当朝的宰相老爷。因此，它可不是蓄意要冒犯你们郑家)。处死某家的狗，偿郑家鹿的命，也就够了。”总共就二十个汉字，把这案子断得不卑不亢，合情合理，明明白白。当地长宫采纳了他的意见，就这么判决了。

按照我们今天民主社会的法律，当然连狗也用不着处死。因为狗是动物，不能要求它遵守人的法律。何况，是郑家的鹿闯人民田，吃稻在先!但那是在七百多年前的南宋啊!地方官和他的助理能够顶住宰相家的压力，公平判案．维护普通百姓的权益，已经是很有勇气和良知的了!何况。那判决书的措辞又那样得体，还不失幽默，且话里有话，想必那郑相公家的人看了要气得吐血，却又没法发作!

又，岳珂撰《桯史》卷2记载：

叶丞相衡罢相，归金华里居，不复问时事．但召布衣交．日饮亡何。一日，觉意中忽忽不怡，问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后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对曰“佳甚”。丞相惊顾，问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归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满坐皆笑。……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南宋时的宰相叶衡罢官以后，回到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老家，不再过问时事，天天召集老朋友喝酒聊天。有一天，他突然心情不好了．问客人们说：“我快死了。恨的是不知道死后好不好。”有位文化人坐在下座，站起来回答说：“好得很!”叶相公吃惊地望着他。问：“你怎么知道?”那人答道：“如果死了不好的话，死人还不纷纷逃回来?一死就不回来，所以知道死了好。”听了他的话，满座的人都捧腹大笑。那人姓金，是个很幽默的人。他的本意，是想逗主人开怀一笑，抛开那些莫名其妙的烦恼。在笑过之后，我们应该体味到，他的幽默里其实包含着一个严肃的人生哲理．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人都是要死的，怕也没有用。要紧的是活好每一天，快快乐乐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试看今天，是否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呢?

以上所举，还只是一些较小的智能。宋代的民间，有没有大智慧呢?当然有的。赵与告撰《宾退录》卷1记载：

刘卞功字子民，滨州安定人。……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馀年，或食或不食。徽宗闻其名，数敕郡县津致，间驰近侍召之。对曰：“吾有严愿，不出此门。”上知不可夺，赐号“高尚先生”。……云：“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靖康之变，不知所终依。

费衮撰《梁溪漫志》卷9也记载：

刘高尚者。滨州安定人，家世为农。……声闻京师，徽宗三使往聘之。辞疾不奉诏。宣和间，赐号“高尚处士”。……高尚尝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

滨州安定(今山东省滨州市)人刘卞功，是个普普通通、世代务农的乡下人，三十多年不怎么说话，也不出门；有时候吃饭，有时候不吃饭。徽宗皇帝听说了他的大名，几次派人去聘请他人朝，他都称病，不接受圣旨。并说自己发过誓，绝不出门。徽宗知道没法子改变他的意志，只好作罢。并赐了他一个“高尚先生”的荣誉称号。他说过一段惊世骇俗的话：“这个世界上的人，用嗜好和欲望杀自己．用财产杀子孙，用政务杀老百姓，用思想、学术杀普天下以及后世的人!”话说得虽然偏激了点，细想想却也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有嗜好和欲望，如果不能节制，贪得无厌，难免要因此而丢性命。人们总想多置点财产留给子孙。可是财产多了，反而会导致子孙们坐享其成，不愿辛苦奋斗，这不是害他们吗?至于封建时代的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是他们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鲁迅先生在他那部著名的小说《狂人日记》里，就借一个疯子的口说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书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个字——“吃人”。说到封建时代的思想和学术，再伟大、再善良的思想和学术，比如孔孟之道，儒家的学说．到后世也都被统治者拿来为我所用，维护他们的统治，以便他们名正言顺地“吃人”。可以说，刘高尚的这段言论。确有些思想启蒙的味道!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玩味、深思。我们当然不主张人人都禁锢自己的嗜好和欲望。不主张立马废除私有财产和遗产继承权，不主张禁止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当然也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但是，对于这些，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理智的约束，道德的约束，制度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以及思想、学术的分析和批判。否则。它们确实有可能会成为祸害我们自身、祸害他人、祸害千秋万代的洪水猛兽!

宋代的笔记里，还记录了一些能工巧匠的事迹。欧阳修撰《归田录》卷上记载：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

北宋时期，预浩主持建造了京城开封最高的一座宝塔——开宝寺塔。塔建成后，看上去是歪的，朝着西北方倾斜。有点像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人们都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把塔建成这个样子。预浩回答说：“京城地势平坦．没有山，而多刮西北风。不要一百年，风就会把塔给吹直的。”他考虑问题，就是这样精密周全!一位古代的建筑师．能够在设计建筑时把风向等气候因素考虑在内，的确高明。我们当代的建筑师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深思熟虑呢?未必吧。否则，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建筑物或公共设施因大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而倒塌；甚至还没有遇到什么灾害，纯粹因为设计的不合理，就莫名其妙地倒塌了。

又，沈括撰《补笔谈》卷下记载：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馀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尽澳中水，船乃笐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北宋初年，浙江进献了一条龙船，有二十多丈长，船上建有高楼、宫殿，设有宝座，专供皇帝乘坐游玩。年代久了，船底朽坏，需要修理。但船在水中，怎么施工?这么大的一条船，用什么办法把它架到半空中、好让工匠在船的下方来修补它?神宗时期，有个叫黄怀信的太监献上一条妙计，在泊船的金明池(当时皇家园林里的一个大湖)北面开挖一个可以容纳龙船的船坞。船坞下面树立许多根木头柱子，柱子上面则装上横梁。然后决堤放水，让龙船进入船坞，固定在木梁的上方。接下来再重新筑好堤坝，把船坞里的水车干，让龙船悬空落到横梁上，这样工匠们便好在底下施工了。工程结束后，再次决堤放水，进入船坞，让龙船浮起来。然后拆去梁、柱，再建造一座大屋子，覆盖住船坞。从此，龙船不再像过去那样停泊在露天任由日晒雨淋，也就不容易朽烂了。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虽然基本上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可是在宋代，造船和修船的技术就已经很发达了。到了明代，中国已经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也最先进的航海船只，那就是郑和七下西洋时所驾驶的宝船。郑和当年建造宝船的工场。就在我的家乡和长期工作的地方——江苏省南京市。现在，那造船场的遗址已经开辟成一个公园，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到南京来参观。

宋代的笔记中，有意思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由于时间关系。我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作个简略的介绍。至于宋代笔记在写作艺术方面的成就，那又是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这里就不讲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