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体制”到“回归常识” 2

作者:chico  于 2015-1-17 04:55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政经军事

关键词:美国文化, 美利坚, 英国人, 国家, 故事


  美国文化的生成与经济的危机

  问:客观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和文化方面要走得更远了,尤其美国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他们的文化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他的这种文化优势,是否依附于强大的国力呢?

  资中筠:如果文化是完全依附权力的话,就没法发展。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构成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最主流的应该是英国人。我们经常讲五月花号的故事,从1620年(这批英国人)到美国时,他们先在船上就有一个公约,他们原来就没政府,就得自己管自己。他们从一来到,就从欧洲(特别是英国)引进来了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那一套思想,先有了思想进来之后,他们按照这个思想建的国家。

  美国就是先有文化后有国家的。别的国家还比较难说,欧洲的很多国家到底是谁统治,把哪个文化带进来,比较复杂。拿美国的典型来说,美国就是一开始没政府,先有一批人进来,那个时候他们就自己管自己。那时候有这么一块地,这一堆人占这么一块地,但是他们不是野蛮人,是已经有了欧洲的文明,带来了欧洲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已经有了政治理论,然后他们自己完全按民主的原则来通过几条规则,大家都要遵守,要不然全乱了。然后到一个地方就办学校 ,从一开始就得学习,按照欧洲的模式,教科书也是欧洲来的。等到他们都呆下来了之后,英国皇帝一看,很多英国人都到那去殖民了,顺理成章的就算这个地方就是英国属地,就向他们收税,派了一个总督去,他们就算是英国的子民了,这倒不是英国人打下来的,是顺水推舟收过来了。后来由于收税不合理,在那的人开始抗税,他们觉得凭什么我要交那些税,美国独立就是从抗税开始的,所以美国人从来认为税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抗税以后,简单的说,一仗完了之后,把英国人打败了。英国败了之后怎么办?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也是谈出来的,本来也不一定想要一个国家,他们已经占领了13块地方了,我们现在叫州,其实应该译成“邦”。都是独立的,每一个邦已经都有了自己一套法规了。为了要打败英国人才联合起来,所以开始的时候没有正规军,只有民兵,把英国人赶走了以后,是各自回到独立的邦,还是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辩论了大概三个月,才辩论出来说还是要一个国家。

  这个关于要不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辩论非常激烈,每一次都要投票解决的,那一次“大陆会议”,就是每一个邦派几个代表。小的有小的利益,大的有大的利益,都得互相照顾,有的时候简直就是讲不通,所以要辩论了这么长时间。既然要一个国家,已经确定了,就得要一个宪法,这个宪法就是一条一条投票拟定出来的。所以,说美国的文化是依附在权力上,我觉得是不对的,是倒过来的。他们是先有的思想,他们这些人都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我要是投票了,通过了尽管是我不同意的我必须接受,每一个人至少有这点理念,有的时候是五票对四票那他也必须接受。所以美国立国就是这部宪法治国,不在于那下一层的文化。每一个国家去的人,有那么多族裔的人,各自都有自己带去的文化,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思想习惯,甚至于现在西班牙裔的人,很多说话都是以西班牙语为主,或者至少是双语。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凝聚成一个国家,就是宪法。你只要是承认这个宪法你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别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没关系,你信什么教,吃什么东西,你怎么生活,什么都没关系。除了你得服从这个宪法。这种宪法精神和这样的一种东西也是一种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先有大文化后有国家,美国是最典型的。

  别的国家是打出来的,美国是辩论出来的。你要是不同意你就走,现在也是这样,你觉得不好你可以走,完全可以用脚投票,正好用脚投票,全世界的移民上他那去的居多。所以他的移民法只是怎么样限制人家进来,而不是不让人家出去。

  但是由于他的国力特别强大,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自然而然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会对别的地方有影响。比如说,现在连中国小孩也都过鬼节了,主要是大城市(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不是说用他的强权来要你非做这个事情不可。

  问:说到美国,现在全球经济处于危机之中,西方很多国家发生了示威活动,甚至出现骚乱,美国也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您怎么看西方的这场危机?

  资中筠:我觉得“占领华尔街”这个运动,我们国家媒体的报导比他们还要多,好像觉得他们简直了不得了。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声势没有宣传得那么大,没有1960年代的群众运动声势大,他们也就是在广场搭帐篷。我担心他们扛不住了,现在冬天就要到来,慢慢就该回去了,但是它是代表着一种比较深刻的社会危机,就是美国人也有这种挫折感,我再努力也不见得能够改变我的命运。美国最的大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机会之国,人们相信机会有的是只要你努力。但是现在他们的贫富悬殊太大了,机会正在缩小。从1970年代到现在已经扩大了很多倍,所以,他们都对准了华尔街觉得华尔街这些金融老板玩的实在太不像话了。

  还有一个方面是,全球化以后普通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全球化对中国也有利益,对美国也有利益,但是利益都到了资本家的口袋里,工薪阶层是没有得利。而且他们(工薪阶层)的谈判地位削弱了。因为他们的资本可以流到像中国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来。过去工人一罢工不干,一抗议,双方就谈判,讨价还价。现在资本家可以不理,说你活该你爱怎么着,我的资本就流到国外去了。所以欧美国家工人对外包特别痛恨,他们认为中国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政客就利用这个大炒特炒,说中国人民币高了,其实不是,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跟他们的价钱差太远了,当然资本就吸引到中国来了。当然占领华尔街的人倒没说中国如何如何,他们就是向那些老板提出要求。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精英阶层还没有参加进来,也就是说他们的危机还没到那个地步。1960年代的时候精英阶层都是参加了,那时候不是经济问题,那时候比较理想主义的,参加的主流是富家子弟的大学生,他们就是说我要理想,要社会公正,有左派思想的影响。那时候倒是真有左派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有一种基于误解的幻想,以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纯粹是草根阶层觉得生活无望,特别是失业。当然,他们有失业救济金,饿不死是肯定的,但是你有失业救济金,没有机会再就业的话,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过不下去会爆发一个什么样的动乱的地步。

  记者:您认为他们目前无法产生一种更深刻的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精英者缺席?

  资中筠: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目前精英还缺席。我觉得推动不了一个很深刻的变革。

  80年代末是我思想的一个分界线

  记者:中国也是这样吗?

  资中筠:中国不是这个原因。中国跟他们的原因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如果精英参加的话,就足以可以影响政治,因为他是民主的,你可以什么主张都说出来,大家辩论,所谓精英的意见就要反映到国会去。然后比如说大学教授以及各种思想库等等,这些因素都出动的话,就可以(推动变革),而且他们是不能压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中国不是因为精英缺席,我觉得中国的精英比他们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是他们无法参与,而且说了半天也白搭,而且还说不出来,是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现在相当多的人是在关心这个事。至少我碰到的人,大家互相谈起来都在谈这个问题。

  问:您在社科院美国所期间所做的研究,跟政府的现实政策有没有一些关连?

  资中筠:不太多。也不是说绝对没有,比如说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我们也曾经提过一些。但是我一直不希望一个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一个国家时,完全做智库,但是实际现在搞国际问题的人,都想对国家政策做出自己的建议。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你要是真正研究一门学问,如果完全从政策角度来研究的话,注定研究不深。我觉得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可以看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应该客观的从历史文化各方面都来研究,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其实是没用的,人家根本不听你的。你学术机构自作多情要对政策献计献策,但职能部们的人嗤之以鼻,根本看都不看你上面写的东西。你自以为是思想库,但政府部门另有一套机制,不会予以注意,他们也许需要你提供一些信息资料。

  记者:那他们的哪些决策源泉来自?

  资中筠:他们是听上头的,不是从下到上的,是从上到下的,他们最多就是报一些情况。他们最需要的是情报。而且甚至于对情报都不能非常客观,知道上面不喜欢什么的话就不要讲的太多。

  问:刚开始进入进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时候,您有像现在这么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吗?

  资中筠:没有。那时候业务是对外的,就是研究外国的事情,对于中国自己的事情,总的说起来比较有信心。1980年代当时都以为新时代到来了,有一种期待,也很希望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不是帮助领导,是帮助所有的中国人了解美国,我们当时就是往这方面想。我觉得特别忧虑这个国家是从1989年。1989年是一个槛,是一个分界线,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分界线。

  我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

  问:您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怎么看?悲观,还是乐观?

  资中筠:我总的说起来应该算是悲观的。但是这个悲观也不是绝望,在短期内还不至于出大问题。因为我觉得从古以来,中国统治力量最强的是共产党,我一直是认为,论腐败来说现在远远超过民国后期了,这个腐败漫性到全社会各个领域,过去,至少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教育是不腐败的,媒体也不腐败,现在的腐败已经进入了各个领域了。但是国民党是既软弱又腐败,现在是既强势又腐败,所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是可以统治下去。

  另外,我觉得今天已经不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时候了,哪怕有多少不满,只能是这儿出现一点,那儿出现一点“突发事件”,不会有真正大的造反,很容易就镇压下去的。孙立平先生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也是有点受他的启发,他说不会有动乱,只会有溃烂。

  就长期来说,我悲观的是我们的教育太槽糕了。那天(《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我说的一句话传得很广,我说清华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这是指精神层面,摧毁的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受到的是趋炎附势的熏陶。实际上摧毁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连小学生都要贿赂老师以便自己选上班长。选上班长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加分,将来有利于升学,这一套东西就进入到幼儿园和小学了。这还是最近十年来急剧发展起来的教育腐败。,现在也许教科书里面的知识比较深了,数理化学得很深,甚至语文课本文言文也多了,这些都没关系,整个的道德系统破坏了。现在一方面宣传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会鉴貌辨色、不说真话的人,将来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一方面说中国诚信缺失,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工作的,至少还有原来教育的影子,还是有基本底线的,还有讲诚信的观念。等到再下一批,从现在的幼儿园这么教出来的,我不知道等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完全信奉弱肉强食。现在很多下面的学校里面,类似黑社会的那种组织很多,初中就有一个“大哥”,跟着一群人。这种现象越来越厉害了。

  问:这两年社会上对阶层固化的问题谈的比较多,有一些认为中国不存在中产阶级,也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比如孙立平和郭于华教授等人在他们的课题中就指出,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那股改革新势力,现在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希望社会停留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富人移民,穷人无望。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资中筠:实际上就是这样,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这个是很明显的。

  1970年代末改革还要打破“两个凡是”,还要辩论真理的标准问题等等,当时还是有我称之为“启蒙”的过程,就是人们思想还比较僵化,觉得毛泽东说的话不能够违背,后来打破了这一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得以实行。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样的问题了,现在的阻力就在于,从改革初期得利的那个阶层,通过权钱交易暴发起来的这样一个集团,他们不希望再进一步改革。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现在不是讲民生吗,他最多愿意再给一点小恩小惠,让老百姓别造反,你只要能够安身就好了,但是连这个他们也做不到。比如说各个地方的拆迁,弄的鸡飞狗跳的。像陈光诚事件这种事情,就是无法无天的迫害,冤狱能不能够去掉?他做不到。所以没有起码的公正和法治,连施行小恩小惠都难,社会矛盾无法缓解。

  现在有一些谋士们,就是希望替他们维持现在这样的既得利益,同时又能把社会的矛盾,通过恩威并施化解一点。比如说多给一点老百姓好处,但是我觉在这样一个结构之内,他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说没房子的人,“蜗居”的人一看你住这么大的房子,而我没尺寸之地当然觉得不平。不像我们那时候“蜗居”不“蜗居”无所谓,大家都没房子。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活力,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不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够上去,就能够过比较好的生活。现在多数人相信只是凭关系,或者是凭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而不是凭自己的努力。

  在这之前,以我家保姆为例,她四十几岁了,她还是觉得自己出来打工,凭自己的正当劳动大概十几年,全家生活有所改善,现在儿子长大了考上大学了,特别满意,这样她就相信靠诚实的劳动,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到她这一代劳动者还有这个想法,但是等下一代就越来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会觉得我本事再大没有用,没有后台哪也去不了。假如社会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前进不了,在实践中诚实的劳动不起作用,凭邪门外道,凭势力反而起作用,这样,全体的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也会下降。

  问:现在一方面是社会阶层的固化,阶层流动不畅,社会上对体制的批判声音非常多。但另一方面,每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还是有大批的年轻人争相进体制,据报道今年又有近千万人报考。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资中筠:我觉得这个现象很好解释,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说凭着什么理想抱负去考公务员,而是因为现在最有特权的是公务员,哪怕你是一个很小的公务员,你的名义工资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只要一进入这个政府体系,你的保障确实比较多。举个例子来讲,我就知道有些单位,现在物价涨的这么利害,他们的食堂都特别便宜,都有补贴的。你不管是一个打字员也好,司机也好,你只要到了这个里面,你就至少能吃到便宜的午饭,甚至免费的。有一些单位已经是免费午餐了。还有只要不犯大错误,基本是铁饭碗。但是同时,进入这个体制,逐渐也就驯化成那个模式了,从公务员队伍中产生改革的力量比较难。

  问:您对青年人的这种选择持什么态度呢?支持?还是……

  资中筠:不是支持,我觉得这是国家不正常的现象,这怎么能支持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个位子是最好的,他自然会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国家除了政府官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的话,绝对是不正常的。1980年代的时候正好相反,不少人都从政府里面辞职下海去了,或是从事其他的创业,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使得社会有活力的。另外,在八十年代,你一进到这个体制内,并不一定就只能服从现状,不能图变。当时还有可能在体制内改变体制。不少年轻人有这个抱负。但是现在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问:官方一直在喊改革,但是一直改不动;民间层面来说,知识精英都在关注中国转型,也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也没办法推动,中国处于倒了这么一个僵持的状态。怎觉得怎么才能推动中国转型呢?

  资中筠:是推不动,所以我悲观,我没看到有效的推动力量和途径。

  记者:现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种被剥夺感,中国现在有两股力量在行动,底层农民因为征地、拆迁无法获得合理补偿,很多人选择了暴力解决;近两年,好像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利益也在被剥夺,也开始维权了。

  资中筠: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还没形成就已经开始萎缩了。真正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还没有机会发展壮大,就开始两极分化暴富阶层形成,有些真富的人还真不少。中国旅游团到外国去买奢侈品都吓人。现在外国许多城市,大百货商店都聘用了中文的导购。真的就是这样。

  记者:前段时间有一位左派学者说,现在左右派要达成共识实际上是很难的,他的理由是,两派代表的利益处于这个社会的两端,但是中产阶级严重缺失。您觉得有无共识?

  资中筠:我觉得,现在左右也弄的混淆了。如果真诚的左派,至少对于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和民主派一致的。第一,大家都认为(政府官员)太腐败了;第二,贫富悬殊太大了,对弱势群体太不公了。如果真诚关心民间疾苦,对于这点应该有共识,但是对于应该怎么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他们想象中的毛泽东时代是很平等的,是没有腐败的,这个其实不符合事实,但是他们有一种向往,他们甚至认为从邓小平开始就是走资派,搞坏了。现在最极端的左派,真的这样想的,实际上是批邓的,也批判现在的领导,这是一派。所谓的右派,还是觉得要民主,要宪政,要改革。应该实行多党制,这个话是绝对说不透的,要结束一党专政这句话是非法的。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些人也觉得最终是应该走向民主和宪政,但是寄希望于现在的当政者能够自觉的改革,小步前进一点一点改,我本人不寄希望于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利益集团了动不了。

  记者:您对中国传统的靠“暴力革命”改朝换代怎么看?

  资中筠:这样也不行。因为现在连辛亥革命那个时候那样的领导力量都不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实也挺乱的,并不是一个非常统一的革命领导力量。孙中山的力量被夸大了,但是他们这些人还不是黑社会头头那样的人,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理论有一些想法。而且辛亥革命实际上流血和暴力并不多,比后来的国共内战少多了。如果现在发生暴力革命的话,原来任何能够冒头的,能够成为一种理性的政治力量的,都已经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只会是乌合之众的暴乱,我觉得坏政府比无政府好。暴乱一起来,矛头不一定针对该针对的对象,只要邻居比他阔一点,他就可能去抢他的。真正的权贵富豪可能早已跑到国外去了,他们现在就有这个准备。

  问:现在来看我们国家也独立了,也繁荣富强了,您觉得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什么?

  资中筠:我觉得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每一个人能够在有尊严、有基本自由、有人权保障、有起码的公平的这样一种社会里面生活,不会莫名其妙地因为说了一些牢骚话就被抓起来了。我觉得现在很可怕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不少人,在底层的老百姓,甚至不太底层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随时都会遇到莫名其妙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哪怕是得罪了一个村干部,你也会被痛打一顿,你还不知道谁在打你。现在好多这一类的情况,没有法治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是最起码的。

  还有一个就是腐败太利害。腐败太历害了就无公平可言,还会腐蚀人的心灵,就使得人觉得诚实的劳动是无望的,这个也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要是年轻人都觉得凭诚实的劳动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他只有去走邪门外道。现在连已经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没安全感。

  记者:您提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肤浅的,您也说到八九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信那一套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民族主义情绪还是非常容易煽动的。

  资中筠:对,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群体,就好像足球赛各国都是特别的疯狂,我觉得跟那个差不多。另外我们有些媒体,,还有一些电视上的军事节目简直说的快要打仗似的,很容易煽动这种情绪。特别是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男孩子对军事特别感兴趣。但是这种情绪不等于真的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这是两码事。

  问:民族主义跟校园教育有没有关系呢?

  资中筠:我觉得是这样,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不大,但是问题在于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还有拿这个问题来对抗“普世价值”,这就不好了。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是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除了这个之外,你动员不起来大家为国家凝聚。可是我觉得这是虚假的,真的一旦国有危难,要他去牺牲,这种人大概不会去。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抗日战争的时候,大学生投笔从戎说走就走了,真的是到前线去,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我不相信这种大呼小叫,砸家乐福,抵制日货、动不动骂别人“汉奸”这些人,在真的有事的时候,能牺牲自己为国家,我不大相信。

  问;您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提到“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您指的这些文化骨干有什么特质呢?跟以前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有和不同?

  资中筠:我为什么觉得现在还是有不少这样的骨干,就是因为我接触到一些很有想法的中青年,还有看到这些杂志,还有网上的(文章)。虽然没见面,但是知道名字的,写了不少很好的东西。这次辛亥革命纪念,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的研究成果,我发现史学界还是相当的活跃,并且这些东西也给我增加了很多知识,有很多启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不能够说我们现在知识界无人,不管是从知识水平和思想的深度,我觉得其实也都相当的不错了。

  要说跟那时候比怎么样,我就很难比,因为我说好多问题他们都已经谈过了,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人比那时候眼界应该更加宽阔,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我相信他们吸收到的全球的思想,比鲁迅他们要吸收得多,要了解得多。所以我觉得也还是有比较优势。

  记者: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充分的展现出来。

  资中筠:有了网络以后,其实也零散地表达的不少了,就是不能够凝聚起来。现在不能结社,我们大家不能联合起来办一个杂志,专门表达我们某一种思想,这是不允许的,因此不能发生一个带有凝聚力的影响。而且真这样做的话,就要招祸,无法存续。

  问:整个社会面临着阶层的固化,官民矛盾激化,而目前又缺少公民教育,一旦发生冲突很可能会转变成群体事件。您觉得这种社会结构最大的危险在哪里?

  资中筠:比如说现在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我看到一个报导说纽约市长比较苦恼的是,抗议者现在没有领袖,没有代表,不知道应该跟谁去谈判,美国市长希望有一个民众领导可以谈判。我们国家正好相反,假如是一个突发事件,大家无序地闹一通之后,当政者还可以容忍,还可以说请你们回去给你发点钱,或怎么样。但假如比较有组织地选一个代表,比大家水平高一点,去谈判,这个人十之八九就会被抓起来,不允许有这个领导。官方宁愿与乌合之众打交道,却不愿面对有秩序的民间组织。暂时看起来他镇压有力,但是在长期来看是非常危险的。大乱起来的时候,你连头都找不到。我看到有关占领华尔街这则消息,就特别感觉到我们国家正好相反,这就是有没有民主传统的不同。

  记者:最近两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理性的公民抗争,其中一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今年大连抗议PX项目的事件,前几年厦门也搞过一次,还有广州番禹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

  资中筠:假如要是这样一点一点做下来,还是有点希望的,只要不用狠手来镇压。

  寄语青年人:守住底线

  记者:您前面提到对现在的形势很悲观,您在书中也说道,“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那么,您觉得青年人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应该怎么做?

  资中筠:首先,我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一个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处境是比较优越的,至少受到的压力会少一点,我也不需要去为了改善生活而奋斗。所以我不能够站着说话不腰疼,对现在正在为生活而挣扎的中青年要求太多,但是我就觉得起码你们应该做到守住这个底线。

  假如为了守住底线而需要牺牲掉一些现在的利益的话,也应该有所准备。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经常发表一些并不很激烈,只是倡导公民社会、主张宪政民主的话,学问做得很好,写了一些很优秀的论文。然后他就因此在本单位评不上高级职称了,后来就基本上呆不住了,虽然不是开除,等于是劝退了。当然这么样一个情况(出现后),情绪很不好。有朋友就跟他说,你要是做这个事情,就要有这个准备,你既然不追随主流,就不要想得到欣赏,或者是要给你公正的待遇。你已经决心要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那你就应该做这个准备。我想就是这样。

  另外现在比较好的是,一般说来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个地方不要你,你总还是有别的地方可去,有同情他的人,说你到我这来吧。没有到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你要是被一个单位不用了的话,你的档案终身随着你,你永远没有地方去了,真有的人就此就没饭吃了。真有这种情况,后来去做苦力,我知道有一些运动里面被搞下来的人,他没有一个地方打工了,你的档案是终身随着你的。现在这个情况要好多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跟过去比,这个社会有相对宽松的余地。

  所以我觉得你要守住底线的话,也不是说绝对没有活路的。但是要有一点这种精神准备,就是要牺牲某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攀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之所以意志薄弱,跟攀比特别有关系。有钱的大学生一过生日花好多钱请大家吃饭,经济情况差的就觉得要过生日不请的话也很丢脸,什么地方算是有面子,什么地方算没面子,这个我觉得是很腐蚀青年的一个东西。其实完全是不必要的。假如能够抵制这类虚荣,就比较容易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再对社会有所关怀。现在其实有不少年轻人在做志愿者,虽然做志愿者在中国也是要碰到很多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挫折 ,对一个中国有志青年来讲,要比别的国家的青年要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坚韧,要更加坚强一些才行。在别的国家年轻人做点好事,要容易的多。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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