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把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鲍泽女士，您原本计划本月底同联邦议院代表团一道访问中国，但是，现在看来，访问计划有可能要落空。为什么会这样呢？

鲍泽：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中国大使馆的书面通知，他们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中国方面多次明确向联邦议会数码议程委员会（Digital Agenda）秘书处表示，中方不会邀请我，也不会允许我入境。他们先是以手续不合格为由，说我不是数码议程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但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对的，因为绿党议会党团代表团已按照本次出访计划，正式将我登记为数码议程委员会的委员。这对议院各个党派的代表团而言，都是一个常规的做法。因此，我和该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所以，也根本没有什么程序上的理由，可以把我排除在代表团之外。中方此后的几次电话中，也没有再提出这个理由。接下来，中方就明确表示，只要我在代表团名单上，整个代表团就不能前往中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禁止我去中国。

那您本人猜测，中国方面禁止您入境会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鲍泽：我当然有我的猜测。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去年秋季，我曾提议就新疆人权状况展开议院辩论，关注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被压迫、遭遇酷刑以及维吾尔文化遭到毁灭的问题。联邦议院也确实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开始前一天，中国大使馆给我的办公室来电话，要求我取消相关议程。这简直太疯狂了。

议会讨论当然如期进行。中国大使馆随后给我以及所有参与议会辩论的人写信，中方提出严正照会，指责联邦议院干涉中国内政。联邦议院主席当然对此予以驳斥，因为德国联邦议院有权自行决定讨论或不讨论那些话题。我关注人权，尤其是维吾尔人权状况的言行，可能引起了中方的注意和不满，所以把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您刚才提到，您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人权，尤其是维吾尔的人权状况。那么，您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不愉快经历吗？

鲍泽：大约五年前，也就是2014年秋季，我曾访问过中国。当时，我还是巴伐利亚州议会议员，是州议会绿党代表团主席。我当时是同巴伐利亚州长泽霍费尔一道访问中国的。当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甚至在访华期间，我还在北京会晤了当时正遭软禁的艾未未。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不过，在此之前，我同维吾尔人有过接触之后，中国驻慕尼黑领事馆曾找过我。 他们跟我说，他们听说我收到了世界维吾尔大会慕尼黑会议的邀请函，告诉我绝对不能赴会，否则巴伐利亚州同中国的关系将受到威胁。我当时很惊讶，就问他们怎么知道我得到了邀请。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就说，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消息渠道。这岂不是间谍行为吗？于是，我就以间谍罪提起了诉讼，联邦检察院也立案调查，但过了半年就不了了之了，因为他们也查不到泄露信息的人。所以说，很早以前，中方就开始试图影响我的行为举止了。

我们继续谈谈这次访华计划吧。当德方代表团其他成员得知，访华行程有可能取消时，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对您表示声援呢？还是对您有所抱怨？

鲍泽：我还没有联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的绿党同事雅内策克（Dieter Janecek）是数码议程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正在同其他政党的代表沟通。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回应。

我知道的情况是，有人已经对我表示了声援。不过，整个代表团的反应我还不清楚。我认为，有一点必须清楚，我是否能去中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联邦议院是否能让别人制定规则, 让别人来决定，哪位议员受欢迎，哪位不受欢迎，让别人来决定，哪位议员可以入境，哪位不能够入境。这是对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利的粗暴干涉，联邦议院对此绝对不能容忍。

您的经历显示，一旦涉及人权议题，中方就会显得很强势。您认为，德国政府和德国政界应当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

鲍泽：中方试图将人权排除在讨论议题之外，并将他们自己对人权的定义强加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坚持，绝不能退缩。联邦议院、联邦政府以及欧盟都应当表明立场，告诉对方这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而且，这并不仅仅是德国或欧洲的价值观，而是联合国人权宪章中明文规定的、全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