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腐败与政治制度无关

随着中国反腐力度的增强，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这些年的反腐倡廉有了更为理性和客观的看法。比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性反腐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今年3月在中国“两会”召开后发表声明说，“赞赏中国政府的反腐举措，并期待具体落实”。“透明国际”东亚区及新扩展地区高级主任廖燃（挪威籍）近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因领导人决心坚定、民众积极参与、反腐手段不断创新，中国在反腐问题上取得了成效。但他同时建议，中国仍要加强法制，并增强在国际反腐领域的话语权。

“在反腐的一些领域，中国走在前面”

记者：在中国反腐问题上，从“透明国际”最近几年的调查，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能看出什么变化？一些成效是靠什么措施取得的？

廖燃：首先，中国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限制和削减审批权力。2004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行政许可法》，这是中国反腐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与东欧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限制和削减政府的权力，可以大大减少发生腐败的机会和“灰色领域”，堵塞漏洞，减少中间环节，增加透明度。据了解，与2000年相比，中国国务院现在负责审批的项目大大减少。这条路是正确的。

其次，表现在政治制度上。中国认为腐败没有政治豁免权。相反，意大利的“花花总理”贝卢斯科尼多次被起诉，但却亳发无损，因为他作为总理，有政治豁免权。同样，印度政客即使被起诉，仍可当选议员。“透明国际”今年发起一场运动一一停止豁免权，即政治人物腐败犯罪没有豁免权。在中国，重庆官员雷政富被爆出不雅视频，60多个小时后就遭免职；还有“表哥”、“表叔”等人也被严惩。

第三，在反腐败制度的建立方面，中国有顶层设计，有国家规划，分期目标明确，治理重点突出，能有步骤地实施。

第四，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创新多”。如通过“有形建筑市场”，减少过去包工头靠送礼拿项目的腐败交易。中国还开发了许多反腐软件。比如，一些审批项目多少个工作日后没有完成就会有红灯提示。还有行政监察等，这些新措施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在反腐投入上，投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反腐效果也更好。比如，新加坡在反腐问题上每年人均投入49美元，香港是39美元，而印度只有0.29美元，印尼0.19美元。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各部门都在加大反腐投入，尽管人均数额较难统计，但长期肯定能看到效果。此外，从自我做起，从一个单位做起，来遏制腐败。中国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建立反腐败机构和机制，从组委会开始就建立奥运监督委员会，这是全世界独创的。所以，伦敦办奥运会时也向北京学习。

记者：在您参与的国际反腐会议上，听到哪些对中国反腐败问题的评价？

廖燃：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印度，每当发生什么腐败案件，有人就会与中国比较，会提到“中国对贪官进行严惩，绳之以法”等。西方国家在一些方面对中国有较高评价，如2005年，中国将有腐败行为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当时连欧盟都不敢这么做。这表明，在反腐的一些方面，中国走在前面。因此，全球或地区的反腐会议都会邀请中国参加。

记者：目前，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在国际社会是否有话语权？

廖燃：很多，特别是査处贪官方面。中国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互助协定。这些国家为什么与中国合作？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有实力。中国由此建立起一套威慑贪宫的机制。“透明国际”也在中国设有会员组织，他们推出廉洁教育教材，在中国一些大学推广。有的还将廉洁课列为必修课。很多国家也对此感兴趣。

从2000年开始，“透明国际”与中国合作，向中国介绍自己的廉政体系概念。“透明国际”还与北京奥组委合作，与三峡项目合作开办培训班。此外，还与五家大型建筑公司合作进行培训，帮助苏州开发反腐电脑软件等。

2006年，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成立，秘书处就设在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由于中国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很多时候还不能赢得更多的国家利益。中国应更多参与到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中去，合理利用各种机会。

“透明国际”东亚区及新扩展地区高级主任廖燃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打击腐败的决心很坚定”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打击腐败的决心？

廖燃：我们观察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期在反腐问题上的一些讲话起到威慑作用，中国很多地方官员确实收敛许多。这是好事，但中国还要在反洗钱上设立更严格目标。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打击腐败的决心很坚定。横向比较，日本做得不够，亚洲国家唯一没有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就是日本。日本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都不愿意投赞成票。因为日本政客与企业有理不清的关系。

记者：在反腐问题上，该如何加强审计部门、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力度？

廖燃：如果让印度照搬英国式的反腐机制，印度肯定做不到，而新加坡能做'到。因为印度抓了贪宫，却没有足够的办案人员。在印度，案件堆积如山，有时要贿赂法官才能开庭。这些因素是相对的。中国的司法机构现在仍不够独立，存在有法不依、选择性执法的现象。所以，在遏制腐败问题上，我强调的还是法制，而不是独立。我认为，香港的司法就有威慑性。

审计是廉政体系的一个部门，在反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公”消费的监督到底怎么样，只要审计部门能发挥作用，就可以有效遏制腐败。过去10年，中国审计部门已发挥很好的作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中国掀起“审计风暴”，公布审计报告，哪些部门违规使用经费，都被公布出来。

2008年，国际反腐败进入新阶段。我们提倡利用新媒体、社交媒体，如手机、微博等参与反腐，展示民众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起到威摄效应。如果对腐败事件不报道，就是媒体失职。在德国，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等因博士论文抄袭而丢宫，德国媒体就起到了监督作用。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网民通过微博等方式参与反腐？

廖燃：总的来说，应对社交媒体持积极态度。整个国际社会都在鼓励社交媒体反腐，但其可信度相比传统媒体，确实还不强。所以，应提倡微博实名举报，并提高举报质量。有些即使不是实名，但如果案情较重，也应肯定。像“表哥”事件其实很好处理，纪检部门可根据微博举报进行针对性调査，如果是贪官，没有买表票据，一査就可以确定。反腐没有公众参与是不行的。这是国际反腐的新趋势。在中国，人们在微博上曝光一些官员的“艳照”，说明这些官员完全没有操守，甚至“跟本没人管”。现在利用网络，可以进行实名、异地举报，确实能取得效果。

腐败跟政治制度无关

记者：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韦德曼在其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增长的腐败》中，把中国的腐败问题解释为“发展性腐败”，您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廖燃：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位教授研究过“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他的理论是，如果清廉指数增加0.5，吸引的外资就会相应增加。如果孟加拉国要发展成丹麦那样的话，必须肃清腐败，才能吸引资金。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在“透明国际”清廉榜上的排名只在七八十位。也就是说，腐败不会阻止一国吸引外资。再看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金砖国家十多年来的发展：1995年，中巴经济差不多，俄印也相似，四国的清廉指数相差不大。到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但中国的清廉指数排名并没有比这些国家好很多。各国都在进步，但同时腐败也在加剧。

曾有专家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是腐败高发阶段。一些人以此解释中国的腐败是无法避免的。再看清廉指数排名靠后的30个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我认为，腐败跟政治制度无关，跟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西方也有贪官，关键是有没有机会。

记者：韦德曼还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他认为，中国改革初期，腐败只是零散而不集中的现象，并非“根深蒂固的”，但更市场化的体制为新的腐败提供了大量机会。您对此怎么看？

廖燃：在中国，事业单位往往实行企业经营。如果国家给钱少，医院等事业单位就要想法自己赚钱。如医院靠卖病床位赚钱，小病大治，或医生收红包等。显然，这是在公权的位置上谋取私利。这其实也是改革的一些后果。有人提议医生签不受贿协议，但其实意义不大。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不断改革，改变一些政策，比如医药分开等。

记者：还有哪些因素，制约和阻碍中国的反腐行动？

廖燃：我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待规范化，国内法比较落后，应该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齐。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规定，贿赂本国公职人员就算行贿，没有数量限制。而中国有关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是受贿金额达到5000元、行贿金额达到1万元。《联合国反腐晚公约》第16条讲的是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这条中国刚有。类似的涉及到影响力交易（第18条）、滥用职权（第19条）、资产非法增加（第20条）、私营部门之间的贿赂（第21条）、妨害司法（第25条）等内容，相比之下，中国相关法律还有待规范。

我认为，中国今后在反腐上应加大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法制，修改刑法，达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强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三是进一步增加国际反腐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