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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 书评、时评作家
约100年前，美国被称为“事故共和国”。19世纪后半叶，美国迎来了科技革命和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也在推进。这期间，全美铁路网也在快速编织中。新生产方式、技术体系形成并更迭之快，大大超出了原有节奏，也催生了大量的安全事故，既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安全事故，也有铁路乘客遭遇的交通事故。如果再要算上同期美国各主要城市急剧扩张的城区内，因恶劣的住房条件和医疗配套而引发的高频率疫病传播，“事故共和国”的称谓显然是恰当的。
面对社会和经济许多领域的事故高发，当时美国的公共治理和法治建设都无法满足需要。这直接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持续了许多年的美国法改革，并由此驱动了美国政府职能的转型和膨胀。《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一书所记述的，就是这项改革的来龙去脉及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发挥的重要影响。这本书曾获得200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托马斯•威尔逊奖、2005年美国法律与社会学会詹姆斯•赫斯特奖、2005年美国法律史协会威廉•克洛维尔基金会奖，堪称一本伟大的历史学杰作，也是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者不能忽略的必读书。
显而易见的是，书中所反映的100（多）年前的美国国情，与今天正处于激烈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中国存在部分相似性甚至是同质性。因此，考量美国如何通过法治建设丢掉“事故共和国”这顶并不光彩的帽子，借鉴其经验、吸取其教训，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由政府、法律出面，应对近现代工业、交通生产运转带来的大量事故，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至少面临三大观念障碍。一是对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任何做法予以抵制。二是依据源于英国普通法的美国法律，要求企业主、铁路运输服务供应商为相关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存在障碍。三是在19世纪60年代爆发的内战之后，美国公众趋于普遍认同“自由劳动”观念，这一观念既赋予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国公民以充分权利，也意味着雇工、乘客等需要自己承担遭遇事故的代价。
在引述史料记载的19世纪后半叶工业、交通等安全事故急剧增长的态势后，《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提到了工业事故危机可能撕裂美国“自由劳动的文化”的危险性。在当时，美国政界、企业界、工会、法律界都意识到前述危险性，使之有动力设法（部分）突破或解构上述三方面的观念障碍，分别各自及合作开展了重塑和改造自由劳动的范畴与性质的应对实验，浮现出四种模式：普通法人身伤害诉讼的自由模式，工人保险协会的合作模式，雇主私人救济基金的管理模式，国家强制性赔偿计划的社会保险模式。
依照普通法而开展的事故损害诉讼，困扰着19世纪末的美国各级法院和法学界，特别当人们意识到，“工业事故并不是（主要）源自于特定当事人的过错，而是企业风险的必然结果”。“无过错事故与无救济伤害的难题让世纪之交的法律人陷入古典侵权法的主体困境”，就逼迫法院、律师、当事人就推定过失发生激烈的辩论，无法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平原则。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民间涌现出诸多伤残与生命合作保险运动。到了1890年代，合作保险业成为市场上的主要保险形式，无论是保单数量还是保险金额总值都超越了商业人寿保险。《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书中解读指出，“这就是（美国工人）改造内战后的自由劳动公民理念来应对新的工业化共和国（的一种努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合作保险模式完全吻合今天的社会自组织性。但令人遗憾也理应驱动人们加以重视、反思的是，合作保险模式在美国失败了，按照这本书的介绍与阐释，首先，工人自发建立起的合作保险协会在运作中，也朝着商业人寿保险的方向发展，拒绝真正存在疾病、工伤危险的会员加入，而仅仅青睐年轻、低风险成员的保费注入；其次，合作保险机构难以监督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第三，不同的合作保险协会之间为争夺“优质会员”及其保费，大肆开展不可持续的低保费竞争，甚至发展为“庞氏骗局”。
雇主私人救济基金出现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制造业、矿业和铁路运输业许多行业中获得了迅猛发展。以摩根为代表，企业家、资本家花钱创建的救济基金，在运作上要比互助保险更为规范，尽可能限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雇主主动承担员工事故赔偿，目的在于培养忠诚度，以及落实泰勒的管理责任原则。
与工人互助保险、雇主私人救济基金相比，工人赔偿立法在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得以推进，难度更大。尽管统计科学、精算学等工具可以更为精确的计算事故损失，并确定划分责任，但整个20世纪之中美国仍未就此制定出强制性的国家健康保险，仅仅保留了社会保障立法和相对更为明晰的事故责任划分，远远滞后于欧洲工业化国家甚至若干个新兴国家和地区。美国法院以及后来的许多届国会就此对改革派总统发挥了强有力的制约作用。
总的来说，美国脱掉“事故共和国”的帽子，更主要的来源于技术进步、管理革新及由此催发的生产方式变革；与之同时，上述四种模式在美国都获得了充分的试验空间，相结合也起到了减少事故、提高各行各业生产经营效率大幅提升的效果。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不可避免获得了职能权限空前膨胀的绝佳机会，但即便如此，也未能按照当初改革的畅行者们所期望的那样，仿效欧洲模式建立起一套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健康保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