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SM ：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的手段、边界及其成本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棱镜”引起的恐惧

继维基揭秘、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之后，又一个笃信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年轻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9岁美国人斯诺登于2013年5-6月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向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披露了一系列由美国政府实施的信号情报活动（Signal Intelligence Activities），其中让世界为之震动的，是名为“棱镜”（PRISM）国安局绝密行动，根据其提供的资料，至少从2007年开始，包括微软、雅虎、谷歌、skype、AOL、Youtube、脸谱网、苹果等在内的九家提供硬件、软件、服务的最著名的美国公司，都成为了国安局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资料中隐约透露出来的信息搜集方式让人不寒而栗：国安局或许得以直接接触这些公司存储了用户数据的服务器；或许得以在服务器端装置了官方的后门；或许建立了某种长期而直接的合作关系；无论何种方式，最终的结果，用爆料者斯诺登的话来说：“我可以在日本的办公室里监视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的任何通讯活动。”

斯诺登的爆料动机，迄今为止还没有非常权威的答案，他个人对爆料行为的阐述，更像是一个典型的梦想破灭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机器最为直接，但可能也是最为绝望的反抗：他不满这种监控能力让美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又没法指望奥巴马如竞选承诺中说的那样停止类似监控个人通讯的项目，于是只能站出来让所有人引发关注和重视。

当然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世界范围内持美国版普世价值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对此事采取了不约而同的无视态度，相反倒是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地方的媒体，还能遵循新闻报道的一些基本原则，坚持对此进行着报道。如此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在新媒体，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媒体空间里居然制造出一种异样的静默，可能构成了另一种更加耐人寻味的场景。

不过首先需要做的是回到棱镜本身，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丑闻，因为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政府的行动践踏了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已经到了体制内的人都忍受不下去，需要站出来勇敢反抗的地步了。当然，这更是一次机会，因为发生在美国，大量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声音担心有损美国政府颜面自觉地保持了沉默，所以棱镜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人去认真思考和认识在网络化的时代里，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究竟在哪里？哪些手段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为了国家安全，人们应该或者说愿意支付的成本究竟有多大？

坦率的说，就其本质而言，棱镜这种项目的存在，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国家情报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试图继续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生存下去的国家，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发展相应的情报能力都势在必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这种项目一直都存在，无非，始终是处于秘密或者绝密的状态之中，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些项目的存在。另一方面，基于维持政权合法性以及提高民众幸福感的需要，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非但不主动提及棱镜这类特殊设备的存在，而且还反复渲染作为普世价值的言论自由，反复渲染的重点又是有意无意的误导受众形成某种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的误解，即这种自由是不存在边界和限制的，尤其是不存在来自于政府的制约。棱镜变成一个事件，乃至成为一个丑闻，无非是人们最终惊讶而无奈的发现：参照美国政府公开宣扬的标准来衡量，类似棱镜这样的项目其实可能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界限。但其实这远远不是第一次了。

美国政府与大公司联合监控个人的历史

相比其他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之前成为大国的欧洲国家，美国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如图1所示，这是1942年6月美国首席密码分析者Friedman撰写的美国信号情报简史。这份机密报告明确指出，在1917年6月之前，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专门的部门从事密码相关的互动，从1916年6月1918年5月期间，美国的战争部（国防部的前身）、海军部、国务院等机构，主要是依靠一批具有爱国倾向的私营企业的协助，来完成包括密码编制、破译在内的各项工作的；美国政府涉足密码相关的活动，是从1917年6月战争部在Van Demon上校的主持下开始的。

图 1

这段早期的历史告诉人们理解美国与信息监控相关的几个基本出发点：首先，相比欧洲传统国家，在新大陆立国的美国，自由主义的理念确实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以及其所透露出来的对政府可能干涉言论自由的各种警惕和防范，并不完全仅仅是文字游戏。其次，美国这种独善其身的特殊政策以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当美国不再偏安一隅，开始介入类似大战这种大国游戏的舞台时，国家安全的考虑自然就浮出了水面，运用国家力量搜集信息，整理成为情报，以保障国家安全，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举动，伴随着这种举动的，必然就是个人通讯自由受到的损害。第三，美国国家安全，尤其是与信息流动相关的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是以政府与公司协作的方式展开和进行的。在美国的政治原理课程的教科书上，明确的说明了，宪法第一修正案限制的是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干涉，但公司对信息和言论的干涉，只要是在其私有场合内，就是合法的。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政府与公司之间的这种围绕国家安全展开的密切合作，已经拓展成为一个产业，从事互联网服务的公司进入这个产业，在美国这个具体的环境下，是理所必然。任何类似倡导不作恶这类口号的公司，同样都争先恐后的进入这个产业，以各种方式要求与美国政府展开各种类型的合作，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更强有力的来自美国政府的支持，这种诉求，和石油公司、军火公司等传统的利益集团相比，除了更加难以识别之外，没有任何的差别。

图 2

图2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的记录：1945年8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停止战火没有多久，美国陆军军法处的负责人就给美国国务院史汀生国务卿发了一个绝密备忘录，讨论的信号情报活动合法性的问题。具体内容涉及和平时期的信号情报活动合法性的论证，这类活动的具体内容涵盖对无线电通讯信号的拦截、对有线电话的窃听、对无线电广播的拦截乃至对无线电台的占领（以阻止其继续传送信号），涉及法律条款包括《1934年联邦通讯法》第605款；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等等。在举出了近百个案例论证之后，陆军军法处的结论清晰而简单：对外国信号情报的拦截，包括通讯双方都位于美国境内的信号情报的拦截，都是合法的。

由此开启的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947年颁布《国家安全法》，成立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后立刻开始执行“三叶草”行动：找到当时负责全美国际电报业务总量90%的三家公司，要求他们将所有从美国发出，和从境外传入的国际电报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原定的接受者，另一份则交给国家安全局。从1947年到1973年，所有进出美国的国际电报都是如此处理的；进入60年代，美国国防部还额外交给了国家安全局一些名单，包括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当时在美国国内积极从事反战运动的活动分子，以确保这些人不是拿了外国津贴特别是苏东阵营的津贴在美国从事反战和平运动或者民权运动的。细心的人看到这里会发现，“三叶草”和“棱镜”非常相似，主要的区别在于实现所用的技术手段，在工作原理、目标和机制上，没有本质差别。事实上，有关“棱镜”行动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段：“棱镜属于国家安全局典型的“特殊来源情报行动”，这类行动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由国家安全局和100家得到特殊信任的企业共同实施。”

从时间上来看，三叶草和现在的棱镜，应该都是特殊来源情报行动这个大类的，但是三叶草暴露的比较早，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违反美国国内政治游戏规则，动用中央情报局的力量，窃听竞选对手的情报，用国家机器为个人政治谋取利益，引发众怒。在深喉爆料人的推动下，媒体披露的资料使得国会组织了秘密听证，听证会上中央情报局暴露了国家安全局的三叶草行动。国会大为震惊之下，继续组织秘密调查，最终形成了图3所示的报告。

图 3

图3的报告直接导致了1978年对外情报监督法的出台，根据这部法律，美国公民不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成为窃听或者监听的对象。美国司法机构、国家安全机构必须首先用窃听或者监听以外的方式，取得相关的证据，证明某个美国公民有叛国的嫌疑，然后从秘密的情报法庭获得搜查令，才可以实施监听行动。

当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苏东阵营的情报搜集和电子监听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著名的“梯队”系统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棱镜”的警示：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民众对自身安全的评估，认可了布什政府强化国家安全保障的系列措施：2001年10月4日，布什政府签署秘密指令，允许在没有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电子监听；2002年11月20日，美国国防部推出全面信息感知系统项目，以计算机网络加上路面以及街旁摄像头的方式，尝试对全美实施有效监控，配合策略识别系统，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期间虽然受到了民众的各种反对，但最终，2007年，美国建成并投入使用此次被曝光的棱镜项目，相比此前的所有其他类型的此类系统，棱镜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近似于一个全互联网范围的监控系统，按照其列出的网络公司名单，从理论上说，棱镜的数据中心能够以近乎实时备份的方式，备份整个互联网范围内的全部数据。这种全方位跨国界近似遍布全球的监控能力，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历史上，大概还属于首次。

棱镜项目的曝光，部分验证了1995年美国国防部分管低烈度冲突与隐秘熊东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评估助理对互联网做的战略评估，该评估将互联网看作是公开情报的主要来源。棱镜爆料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国家安全局提供的情报产品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互联网信息作为情报的线索和来源，而这种线索和来源，随着谷歌这样的公司加入其中，而具有了更高的内在价值。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010年2月4日，知名IT杂志《连线》报道称，谷歌公司向国家安全局寻求帮助，建立某种能够防范黑客入侵电子邮件的系统，而为了建设这种系统，谷歌需要向国家安全局开放电子邮件用户的部分信息，包括联系人列表、通讯频率、邮件主题等等。棱镜项目的资料显示谷歌是2009年加入的，也正好在这前后。

棱镜项目引起冲击，甚至棱镜项目被曝光，本身确实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曝光棱镜的人，一如维基揭秘的阿桑奇，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在坚定地捍卫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普世价值。但回顾媒体对这些爆料者的基本报道，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如中国，那些宣称持美式自由主义理念的意见领袖的微妙表现，对比西方主流媒体和各色意见领袖在对待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与俄罗斯应对网络安全相关挑战时据举措的反映，很容易发现，真正损害普世价值的，是那些自我中心主义的将普世价值转化为某个具体国家粉饰太平的功利性举措。面对棱镜项目引起的冲击，一味的视而不见，或者纯粹的冷嘲热讽，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能够或者说应该做的，是回到现实层面的理性思考，要点大致包括：

首先，完成对言论自由的去魅，回到客观、务实和理性的层面上，来探讨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合理边界。这个边界的形成、维持和发展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应该有单一的行为体，以任何名义，独占对这个边界的界定，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会获得各种加入这种讨论并事实上参与界定这种边界的可能。当然，在可见的将来，国家行为体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是优势最大的行为体。

其次，反对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以及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强调从全球网络空间的视角，来讨论言论自由、网络空间秩序和国家安全。美国政府、谷歌公司甚至包括那个爆料者本身，其共同点在于显而易见的自我中心主义，美国政府和谷歌公司还共享着程度不一的双重标准，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最终损害了包括双重标准倡导者在内的所有各方的共同利益。

第三，积极探索实现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自由流动均衡发展的新方式。鉴于棱镜项目的存在，多数有能力的国家会自然的开始考虑国家关键基础数据中心的建设问题，跨国公司建立属地化管理的数据中心，避免跨国公司母国，如谷歌公司的母国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掌控数据的滥用，会成为一个新的焦点问题。掌握必要的分寸，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基本心防需求，同时匹配吻合网络化时代信息自由流动的客观要求，实现动态、积极、相互尊重的均衡，应该成为各方关注的首要任务。

对中国来说，棱镜是个警钟，也是个巨大的机遇。如何系统的从战略层面认知和规划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的利益，整合并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完善对中国数据的有效管理，确保互联网的发展为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正面贡献而非负面影响，应该成为今后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发展的关注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