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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现常委已解散 元老成立临时党中央 一重量级人物出山 2、独家:徐勤先司机刘建国揭六四秘史:谁开的第一枪?(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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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现常委已解散 元老成立临时党中央 一重量级人物出山 2、独家:徐勤先司机刘建国揭六四秘史:谁开的第一枪?(上、下)





本帖最后由 IreneLambert878 于 2025-6-4 10:27 编辑

爆现常委已解散 元老成立临时党中央 一重量级人物出山(组图)

2025年6月3日   作者:李净瑶

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失踪”了14天,网上持续有许多渠道关于中南海消息的爆料。近日,有消息称现常委已经解散。元老们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从每一届中央委员选一位代表联合办公。此外,一位重量级人物出山辅佐汪胡。

成立临时党中央 重量级人物出山

晓说家近日在自媒体透露,爆料渠道向他爆全网独家消息,汪洋已经在中南海上班,而且政治局扩大会议已开了好几次。“如今的形势是,汪洋担任总书记,掌管党务;胡春华担任总理,掌管国务院。元老们认为他们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一位重量级人物已经出山,那就是温家宝。据爆料说,“温家宝将辅佐汪洋和胡春华。”

消息称,这一届的常委相当于已经解散,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只是李强还要表面活动一下。“新常委已经有人选了,但还未拟定。”由于要处理的事太多了,四中全会将在7月或8月召开。

此外,元老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从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将选一个代表联合办公,比如十九届、十八届、十七届、十六届甚至更早的,恢复到集体领导。”

爆料人士公布了一份联合办公的名单,其中包括了十八届的常委代表是王岐山、十九届的汪洋和十七届的温家宝等。

对于该爆料,晓说家认为,元老联合办公是个过渡阶段,一直维持到四中全会召开,再敲定所有的人事。

赵乐际、蔡奇已经倒戈

晓说家表示,爆料称赵乐际被习近平剪除势力后,如今已经倒戈元老派。蔡奇也是已经倒戈,之前流出的中办文件“批极左”就是证据。王沪宁则是墙头草,谁掌权就替谁唱歌。至于丁薛祥,据说他是唯一一个逃过元老清算的人物,可能还在国务院工作。估计新的常委会里,丁薛祥有机会留任。丁薛祥、袁家军和陈吉宁当中,可能会有一两个进入常委。

根据晓说家的判断,中共最快会在下周官宣汪洋出任代理总理书记、习近平因病辞职的消息。

据晓说家称,其爆料渠道并非反习派,亦非习派,但却有高层领导的信息源和朋友在体制内工作。爆料称,“反习派对习近平不能掉以轻心,要防止他反扑。中共的元老可不是团结一心的,各自都有各自的小心思,只是目前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他们能联合起来。如果局势变化,中共元老自己内部肯定又会闹腾,到时候又给习近平反扑的机会。”

爆料称,这次习近平出外考察,原本元老们以为习依旧会不情愿,没想到这次习却很积极的想出去,也请求在外地驻留更长时间。晓说家说:“爆料人士判断习近平应该是找到了高人。我觉得习近平要彻底反扑的话,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资源。”

军委发秘密文件:习失踪15天了

习近平消失的这段期间去了哪儿、干什么备受各界关注。翻查官方的“习近平报导日历”,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活动明显定格在5月14日。这一天,习会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和智利总统博里奇。5月15日过后,习就再也没有任何公开活动,而是发一些致贺电和致贺信,或是“今日无相关报导”。

经济学者,诗人苏小和在自媒体表示,习近平已经进入倒计时。“据说军委办公室给下面的军党干部和元老发了一个秘密的文件说习主席已经失踪15天。军方私底下发出了通知说习近平下台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中共不敢公开政治局会议?

此外,5月份有无召开政治局会议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中共官媒至今仍没有该会议的消息。外界认为会议罕见中断说明中南海出了大事。

对此,时评人钟原在海外中文媒体撰文指,政治局会议被取消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中共政治局若打破惯例,取消5月份的会议,说明中共内部的问题更大。

钟原表示,有消息称,习近平2024年4月就已经失势,多次试图反扑未果,军中势力反被一一剪除。“如果中共元老在政治局会议上出现,张又侠在旁护驾,哪个政治局委员或高官都不得不畏惧,他们知道何卫东是怎样被消失的,此时不但不敢再挺习,为了自保还得抓紧切割。”

他认为,中共元老们若定期参加政治局会议,新华社恐怕不知道该如何报导;元老们可能也要求不能公开报导。这意味着不但中共党魁失去了权力,政治局的权力也在变小,中共高层正面临重新洗牌。

獨家:六四抗命軍長徐勤先司機劉建國揭秘六四開槍秘史(上)(組圖)

2025年5月29日    作者:肖然

「我是一個軍人,如果我不說,可能沒有人會知道真相。」劉建國,1989年六四事件中唯一抗命的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的司機兼警衛,親歷了徐勤先拒絕執行鎮壓命令的歷史時刻。劉建國因一份作戰計畫丟失而遭長期打壓,2017年10月帶家人流亡美國。六四事件影響了劉建國的人生軌跡,他表示,六四屠城造成大量傷亡,但中共至今不承認屠殺。六四36週年前夕,劉建國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參加紀念活動。他從軍人的角度披露了更多有關六四的內幕。本文將上下兩部分詳細記錄他口述的這段被埋藏了36年的歷史。(劉的原話稍做編輯,便於理解)

據劉建國回憶,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反對武力鎮壓,於5月17日在北京軍區會議上表示:「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他隨後返回醫院,稱「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徐勤先因此被軟禁,最終被捕、開除黨籍並在秦城監獄服刑。劉建國透露,儘管徐勤先抗命,38軍最終仍參與鎮壓,七名軍首長帶領「棒子隊」進軍天安門,向中央表態。執行命令的軍官後獲升職,而徐勤先受到迫害。

一、徐勤先抗命與個人抉擇——六四前的關鍵時刻(1989年5月 戒嚴令發布前後)

劉建國講述了1989年5月戒嚴令發布前後,自己作為徐勤先司機的親身經歷。他詳細講述了徐勤先因病住院並拒絕執行戒嚴命令的經過,以及自己如何在這一關鍵時刻被召回部隊,面臨個人抉擇。他的敘述揭示了軍隊內部的緊張氣氛和徐勤先抗命事件的敏感性。

徐勤先住院與抗命

徐勤先

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勤先军长(視頻截圖)

劉建國回憶,1989年5月,徐勤先因病住進301醫院:「他那一段時間正好是因病住院治療,我忘了什麼病。因為我就是司機,也不管那麼多事,我就是開車,負責把他送到地方就行。」

當戒嚴令發布後,徐勤先被軟禁在301醫院:「軍長被軟禁在301,總政治部保衛部告訴我『小夥子,首長現在這不需要人了,你可以回部隊了』。我給排長打電話匯報,他怕我情緒受影響,說要不安靜一下,在招待所住一晚上,完了再回,還得開150公里。」徐勤先的抗命事件讓劉建國的職務突然中斷,他需要獨自駕車返回河北的38集團軍駐地。那一次也許就是劉建國和徐勤先的訣別,從那以後,兩人再沒見過面。

劉建國提到,徐勤先抗命的消息並未公開宣布:「他當時也沒有說宣布軍長如何如何,只是說總部首長決定,你繼續留在301醫院治療,部隊由其他人帶,只是這個就完事了,沒有給他定任何的結論。」他補充說:「我們軍里頭都知道,軍長不願意幹這個事,他說這個事不對,不能讓部隊去對付老百姓。」

他還提到了一個細節:「軍長住院的時候,有好幾個人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他們談了啥,我就在外頭等著。」這表明徐勤先住院期間似乎仍有高層人士與他接觸。

戒嚴令發布後的部隊動態

劉建國回憶,戒嚴令讓軍隊進入高度戒備狀態,但作為司機的他因軍長被軟禁而暫時「無事可做」。「一說戒嚴,這一下我沒事做了。」

他提到部隊車隊進京的過程:「河北大學的學生,好像多數都是女生,就把駕駛員大門和辦公區的大門,就圍一個圓形往大門前邊一堵,就不讓你出去。前門被堵的嚴嚴實實,那車隊從後門停車場,那連著一片菜地,掉頭就走了,就奔北京去了。

他還提到軍隊內部的緊張氣氛:「部隊那幾天亂哄哄的,好多人都不知道要幹啥,上面就說準備好,隨時聽命令。有個參謀跟我聊天,說小劉啊,這回的事不好幹啊,咱們當兵的哪能去對付老百姓啊。」

個人抉擇與生活安排

徐勤先被軟禁後,劉建國突然獲得了難得的自由時間:「我就是屬於是沒事了,就一下子就輕鬆了。」他利用這段時間處理個人事務:「我的未婚妻,原先是我們軍的一個戰友,當時她就在北京,那我就說正好有時間了,趕快結婚吧,就趕緊領證去,64以後我們就領了證。」

他提到利用軍車特權為家人運送物資:「我那個時候呢就是有特權的,要了點米啊油啊,我說晚上我就回一趟北京,給他們送過去,怕家裡缺東西。」他還補充說:「我那車是軍長的車,油都是公家出的,我開著車跑一趟也沒人管。」

劉建國還提到了一個小插曲:「我那時候還想著,完了這回沒事了,我得趕緊把家里的事弄好,怕以後再沒時間。我未婚妻那時候跟我說,小劉啊,你別管那麼多了,趕緊把證領了,咱們踏踏實實過日子。」

對徐勤先抗命的個人感受

劉建國對徐勤先的抗命行為有自己的看法:「軍長那個人啊,平時看著挺嚴肅的,但是他心里頭有數,他不願意讓部隊去幹這種事。」他回憶徐勤先曾說過的話:「他說,咱們當兵的,是保家衛國的,不是去對付老百姓的。」這句話讓劉建國印象深刻,也影響了他對六四事件的看法。

他提到自己當時的複雜情緒:「我那時候年輕,也不太懂政治,但是我知道軍長這麼幹,肯定是有風險的,我就想,他這麼大的官都敢頂,我一個小兵算啥啊。」

二、六四當晚的混亂-親歷街頭衝突與逃亡(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

劉建國詳細描述了1989年6月3日晚他駕駛軍車返回北京時遭遇的街頭衝突,親眼目睹了群眾與軍隊的激烈對峙,以及他在混亂中的逃亡經歷。他的敘述生動還原了六四事件當晚北京街頭的緊張氣氛,展現了普通軍人在歷史事件中的掙扎與人性。

返回北京的危險之旅

6月3日晚,他駕車返回北京。「那時候沒有高速,我在107國道,到了六里橋附近,看到好多軍人。我當時有在軍里有特權,所以我說我也要一個車證,就倆字戒嚴,我的車等於就是暢通無阻的。」

然而,他很快發現當晚的情況異常:「那天晚上有行動,軍隊肯定知道,但是沒傳達,我就不知道,要我知道那天晚上有行動,我肯定就不去了,因為畢竟是個人用車,車出事了,我沒法交代。」

在木樨地橋附近,他遭遇了民眾設置的路障:「好多那個隔離堆,正常走的路就給堵死了。我趕緊逆行,從逆行就衝上去了,上去以後我就趕緊知道不對勁,從那一出去就困南園機場,我就趕快往外圍走了,不能往城里再走了。」

「好多群眾、學生,年輕的多一點,全都圍上了,我一過去,他們都圍著我(的車)。我就逐漸減速,到跟前我停了。」他試圖偽裝成北京人以化解危機:「我盡量的模仿北京腔,我是東北人,口音挺明顯的,我說我回家。我一加油就跑了,他們沒防備,我就走了。」

街頭衝突的混亂場景

他表示,當晚群眾的抗議行動完全都是自發的,「都上路去圍追堵截,我被追的跟兔子似的。」他提到群眾的憤怒情緒:「咱們看過好多電影,說抗日電影里的群眾怎麼怎麼的,那天就覺得中國人民被發動起來了。」

他描述了木樨地橋的路障場景:「到了那個木樨地橋的時候,好多隔離堆全都被扔在路上。」在南苑機場附近,他再次被圍:「前面又一幫人拿著紅旗把那個路全給堵了,我一加油蹭就衝過去了,我的汗都刷刷的往下下。我開的是轎車,特別顯眼,群眾要知道你是軍車,肯定堵你,於是我把車牌卸了,翻過來背面沖外,遠處看不清。」

劉建國坦言自己在當晚感到異常恐懼:「我那時候就想著,趕緊跑,保住命要緊,車壞了沒事,命沒了可就完了。我那時候才25歲,哪見過這陣仗啊,平時開車都是風風光光的,誰想到會碰到這種事。」

最終,他連夜開回河北大興:「連夜把車就開回去了,到了大興我才鬆了一口氣,心想這太嚇人了。第二天早上起來,腿都是軟的。」

劉建國對當晚民眾的自發行為有深刻印象:「那個老太太,也沒什麼文化,都上來去圍軍車,就跟當兵的說,孩子你不能這樣啊,你媽媽怎麼著怎麼著的。我看到一個學生拿大喇叭喊,『當兵的,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你們不能對老百姓動手啊!』我聽著心裏也不是滋味。老百姓也都是追求著一種公平公正,都希望社會能進入良好的一種運行狀態。」

他回憶了一個細節:「有個戰友後來跟我說,那天晚上他也在車隊里,差點被群眾給圍了,嚇得他都不敢開車了。」

(未完待續)下集將聚焦「誰開的第一槍」

独家:徐勤先司机刘建国揭六四秘史:谁开的第一枪?(下)(组图)

2025年5月29日    作者:肖然

(接上)“我是一个军人,如果我不说,可能没有人会知道真相。”刘建国,1989年六四事件中唯一抗命的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兼警卫,亲历了徐勤先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历史时刻。刘建国因一份作战计划丢失而遭长期打压,2017年10月带家人流亡美国。六四事件影响了刘建国的人生轨迹,他表示,六四屠城造成大量伤亡,但中共至今不承认屠杀。六四36周年前夕,刘建国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纪念活动。他从军人的角度披露了更多有关六四的内幕。本文将上下两部分详细纪录他口述的这段被埋藏了36年的历史。(刘的原话稍做编辑,便于理解)

徐勤先

六四屠城中唯一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视频截图)

据刘建国回忆,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反对武力镇压,于5月17日在北京军区会议上表示:“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他随后返回医院,称“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徐勤先因此被软禁,最终被捕、开除党籍并在秦城监狱服刑。刘建国透露,尽管徐勤先抗命,38军最终仍参与镇压,七名军首长带领“棒子队”进军天安门,向中央表态。执行命令的军官后获升职,而徐勤先受到迫害。

三、谁开的第一枪?六四后的反思与历史责任

刘建国回顾了六四事件后的军队内部氛围、高层推卸责任的现象,以及他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个人遭遇。这段叙述充满了对事件后果的深刻反思,展现了军人与民众的心理创伤,以及他对制度和人性的复杂思考。

谁开的第一枪?

1989年5月20日,北京颁布戒严令后,军队开始向市中心进发。作为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拥有一辆挂着坦克六师牌照的军用摩托车,车牌号“P71”。“当时老百姓有个口号,‘打倒P71,消灭V04’,说的就是我们38军和另一支部队。”他回忆道,当晚他因私事驾车返回北京,却意外卷入混乱。“我开着车,从南苑机场附近往回走,到了木樨地桥,路被路障和人群堵死了。好多学生、市民,拿着红旗围着。我的汗刷刷往下掉,心想这车要是被砸了,我怎么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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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IreneLambert878 发表于 2025-6-4 10:26 | 只看该作者

刘建国试图逆行绕道,但仍被人群围住。“他们问我干什么的,我学着北京口音说‘回家’,趁他们没防备,一踩油门就跑了。”他描述,当晚的气氛异常紧张,军车与群众的对峙随时可能升级。“到了大红门附近,我把车牌卸了,翻过来藏着,怕被认出是军车。”最终,他连夜将车开回河北大兴,避开了危险。

然而,当晚的冲突最终演变成血腥屠杀。刘建国回忆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有个团长跟我说,他们车队经过长安街时,群众从树上扔下大石头,砸中了一辆轿车,差点把人砸死。车里的卫兵急了,掏出冲锋枪就开火了。”他强调,没有人明确下达开枪命令,但上级的指示是“采取一切措施”推进。“这句话很暧昧,包含了开枪的可能性,但没人敢明说。”

他还提到6月3日晚军人挺进时民众大量的扔石头、砖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在军人头盔上,真是让人心惊肉跳。群众抢夺军车和武器的现象:“好多枪都被人抢走了吗,从顶上达达达,拿枪突突突突突。”他描述了军队的报复性开火:“你那边咚咚咚咚,我这就扫射,没有人管了,等于就已经是凭着他自己的想法了,那家伙嘟嘟嘟。”

他还提到,63军的一名机枪手在混乱中“打疯了”,对着公交车扫射,导致车辆烧毁。“老百姓拿砖头、石头砸军车,甚至抢了枪。说实话,真的打死谁,我觉得都没办法,就像那天我跑在半路上,我冒着生命危险,你说我怎么办,我那么年轻,我好像也没那个觉悟,好像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干脆你们打,我不反抗,我觉得好像不可能。”吐露了他在生死关头的真实心理。

刘建国坦言,没有人知道谁开了第一枪,“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这些东西没被挖掘出来,很多人都不愿意说。”他回忆起在医院太平间看到的惨状:“我拿着相机,进去一看,尸体堆在那儿,一个个躺着,像面条似的软塌塌的,有的盖着白布,有的没盖。”

军队内部的心理创伤与沉默

刘建国提到六四事件后38集团军内部的困惑和沉默:“包括我们军的团以上的干部,不知道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都是那种心理。”他回忆了一场会议,某高级军官问谁开了第一枪:“到那他往这一坐,啪一拍桌子,昨天谁开的第一枪?谁开的第一枪?下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吓得鸦雀无声了。”

一位军官一声“开的好!”缓解了紧张气氛:“停顿一下他来个大闪进,开的好我的天呐,觉得这口气算他妈的顺过来。”但刘建国认为,这种回应只是表面缓解,无法掩盖军队内部的心理阴影:“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去触及,包括死掉那些领导人啊。”他提到军队内部的讨论被压制:“你想说啥也没用,上面不让你说,你说了也没人听。”

他还提到了一个细节:“我们军里头有个老兵,后来喝酒的时候跟我说,那天晚上他开枪了,回去以后睡不着觉,梦里全是那些场面。”

高层推卸责任

刘建国对高层领导的责任推卸有深刻批判:“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杨尚坤、李鹏,他们谁也不愿意承担(屠杀)责任,他们家人也不愿意。”他提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对事件汇报的不满:“追到杨尚昆家就说,你们怎么光汇报,传达我爸爸说了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说你们怎么汇报的。”

他认为高层通过模糊命令规避责任:“只是说叫你采取一切措施,就是往里进,那就是说一切啊,是吧,其实这一切措施中就包含了你可以开枪,但是不会说出来。”他批评这种做法是“耍政治流氓”:“逼迫你部队往里头挺进,和群众进行对撞,摩擦完了就逼迫你去开枪,你们干了就干了呗,反正我们又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有个领导后来跟我说,他们开会的时候,上面就说,‘你们看着办,反正不能让局面失控’,这话听着简单,底下人可就难办了。”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刘建国反复强调一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是他对六四事件的总结,也是他对戒严部队总指挥周衣波的深刻批判。“周衣波是北京军区副司令,长得挺帅,但他是个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性格很怪。”刘建国说,周一波的变态性格和行为直接影响了戒严部队的行动,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周衣波的故事,显示其情绪化和不负责任的特质。1986年,38军在内蒙古朱日和进行军事演习,周衣波作为前线总指挥,负责视察。“他到我们军,讲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说要改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军长李季军是中央委员,地位比他高,但也得陪着他转。最后他问,‘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话一出,所有人都得复述他的指示,但谁能复述得下来?他讲的根本没逻辑!”当时李季军以一句“首长在教导我们”化解了尴尬,让周衣波虚荣心的到满足,满意地离开。

刘建国认为,周衣波的性格缺陷是缺乏责任感、情绪化且容易受挫,这让他在关键时刻无法有效控制局势。“如果有好人,结果可能不一样。他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去节制流血?”他感慨道。

戒严部队总指挥的性格形成

刘建国认为其在军中的经历塑造了他的行事风格。“他在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时,上面有个老革命叫朱XX,脾气特别大。”刘建国回忆,有一次周衣波进朱的办公室忘了敲门,被对方大声呵斥:“滚出去!”这件事让周衣波颜面尽失,从此养成了小心翼翼、低三下四的性格。“他受虐惯了,当他有权力时,对下属就不会友善。”

刘建国还提到了一件趣事,凸显了周衣波的怪癖。演习期间,周一波因眼睛不适要求点眼药水,但对医生发脾气,抱怨医生“戴眼镜看不了眼睛”。管理处长黄局长机智地安排两名护士同时服务,以避免任何“意外”。“黄局长说,派一个女兵怕出事,派两个他就不敢乱来了。这就是他的精明。”刘建国笑道。他还讲到,周衣波在演习期间因无聊而闹脾气,甚至对医生发火,称“这帮人让我死呢”。“他就是闲的,没事找事。”

这些细节揭示了周一波作为戒严部队总指挥的致命缺陷。“他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六四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人在关键位置上。”刘建国说。

历史真相的追寻与个人遭遇

刘建国强调挖掘六四真相的必要性:“很多东西值得挖掘,因为现在太少了,没有那么多人。”他提到许多知情者已去世或沉默:“一些军人因六四事件提干了,但他也不说。那些高级将领像秦基伟、我们老军长李季军、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包括我们军长(徐勤先)现在也不在了,好多东西就是孤证。”

他回忆了自己在事件后的遭遇:“就是迫害我的过程中,我不是一直迫害,就是一段有个什么运动,比如说胡锦涛搞那个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我又受牵连了,又开始搞我一家伙。”他提到因党费问题被针对:“中共中央发的就是党费什么的,可能交的不足,怎么着发一个绝密文件,当家又下来又搞我,说我欠他们党费。”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治打压:“我那时候就想,我一个司机,哪有那么大事啊,至于这么整我吗?”

尽管如此,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很多人都是很帮我,你就知道,就是现在的北京就是政府也好,包括老百姓对六四的一种感情,都是很美好的那种怀念。”他提到最终移民美国并获得医疗支持:“维尔喀纳尔医院每一个月给我体检一次,完了你需要什么药,他们都给提供,好像我取药的时候交10块钱就可以了。”

对制度与人性的深刻反思

被中共认为是六四背后“黑手”的民运领袖王军涛分析,“在一个大的历史巨变中,由于有一个变态(人物)在(主要)位置上,我们国家遭遇这样一场大的挫折。共产党怎么把这种变态搞上去的,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

他提到戒严总指挥周一冰的性格问题:“周一冰那个人啊,平时就爱摆架子,觉得自己了不起,完了他那性格,根本不适合干大事。”他认为制度让不适合的人处于关键位置是悲剧的根源:“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他还反思了军队的角色:“我们当兵的,本来是保家卫国的,完了那天晚上弄得跟打仗似的,对着老百姓,谁心里好受啊。”他提到一个细节:“我后来跟一个老战友聊天,他说那天晚上他开枪了,回去以后好几年都不敢跟人提这事,怕被人骂。”

四、背景与军旅生涯——从普通士兵到徐勤先的司机(1980年代初至1989年5月前)

刘建国还分享了自己担任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专车司机时对军队内部文化、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六四事件前北京社会氛围的深刻观察。

军旅生涯的开端与司机经历

刘建国提到自己是志愿兵出身,服役期间几乎全年无休,专门为高级将领服务。“我每年是有假的,但是我也没办法休假。”他特别强调为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开车的经历:“我给他当司机的时候,几乎是全年无休。”

他回忆了自己年轻时(25岁)的职业自豪感:“我当司机的时候就是干部,四个口袋,我走到哪儿,坐火车都让别人都瞪我几眼,怎么年纪轻轻他就是干部了啊。”他在军队中因职务获得特殊地位,“四个口袋”指的是军官制服,与普通士兵的两个口袋不同,是身份的象征。

他还提到与徐勤先的互动,显示出军长对他的信任和亲近程度:“我说怎么不给我发枪,他说等我这6万人的指挥官,等需要你掏枪的时候,我这个军长还怎么当啊。”

军队内部文化与人际关系

刘建国详细描述了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你比如说一个总参,军区管理局局长,他是师职,他也不到副司令那去。”这句话表明军队内部的职级界限分明,即使是高级军官,也不会随意越级拜访更高层领导。

他还提到了一些细节,例如与其他军官的互动:“我再给他当司机的时候,他说小伙子,你得好好干啊,部队里头啊,你得明白一个事,这是一个部队啊,你得按这个部队的规矩来。”

刘建国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关于军队内部的车辆管理:“我那车是军长的专车,车牌号都是特号的,完了我出去的时候,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军长的车。”

六四前北京的社会氛围与民众情绪

刘建国对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的社会氛围有深刻观察。他提到当时社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经济双轨制导致不公和腐败问题上:“反腐,反官倒,那时候是因为两条线,经济上是两条线,有手里有批文,你家有什么官,在物资局的,你能拿到那个文件立马就挣钱。”

他描述了普通百姓对公平的渴望:“老百姓也都是追求着一种公平公正,都希望社会呢能进入一个良好的一种运行状态。”他提到民众的自发行动:“那个老太太,你说他也没什么文化呀,都上来去围那个军车,那个带着水带的东西,就跟那个当兵的说,你孩子你不能这样啊,你妈妈怎么着你这块怎么着的。”这段话生动描绘了普通市民,尤其是年长女性,试图以道德劝说阻止军车前进的情景,反映了民众对军队行动的抗拒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他还提到了一个具体场景:“我有一次开车出去,路过那个天安门附近,好多人啊,学生啊,市民啊,都在那喊口号,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反腐败啊,要民主啊什么的。”

挖掘真实历史

刘建国多次强调挖掘历史真相的重要性:“要真实,要挖掘到真实的历史的一些东西,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他对一些关于六四的错误记载提出质疑,例如关于106坦克的描述:“那个坦克师啊在天津的蓟县,跟北京的平谷,斋子北京的平谷是在北京的东边,六部口呢是在长安街中轴线的西边,当时北京啊,寸步难行啊,那个部队不可能去兜弯子,从另一边往里头开进。”

他认为这种错误的细节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你比如说那个坦克啊,它跑的那个速度啊,跑那么快干嘛去啊,真的跑那么快,早就翻车了。”他提到自己曾与其他老兵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几个老战友有时候聊天,就说这个事啊,你得把那个细节搞清楚,不然的话,后人一看就觉得不对劲。”

个人生活的点滴

刘建国还分享了1989年六四前夕自己的个人生活:“我那个时候未婚妻在北京,她原先是我们军的一个战友,就留在北京了。”他提到自己因为司机职务繁忙,几乎无暇顾及个人生活:“我那时候忙得要命,哪有时间谈恋爱啊,就是偶尔见一面,吃个饭什么的。”他透露,徐勤先因抗命被吊职,他也获得了一段空闲时光,六四以后赶紧跟未婚妻把结婚证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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