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来说孩子，迎春大院的那群熊孩子。
姜文导的最好的一部片子可能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了，叙述的是一个北京部队大院儿的半大孩子“夏雨”试图强奸他的梦中情人“宁静”但未遂的故事。人家王朔的原著明明叫《动物凶猛》，可姜文非给改成了阳光灿烂。这反映出姜文他们那代人的一种年少情结：刺眼的阳光，遍地的红旗，泛滥的荷尔蒙，混在一起，想不凶猛都难。可是，对于他们，那样的时光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更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姜文和夏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主人，那样的感觉当然很灿烂……
青少年成为一个时代的主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可能今后也不会再有。别看今天各种青春偶像们，各种小鲜肉们仿佛得到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关注，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媒体的头条，他们始终是这个商业时代的木偶和道具，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舞台中心表演的那些嬉皮士和雅皮士们，那些知识青年和红卫兵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今天的很多男生听到别人叫自己小鲜肉都会很得意，但是，当你问他们知道什么是小鲜肉吗？他们肯定不知道！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估计就高兴不起来啦。但是，迎春大院儿的男孩子们都知道！
小鲜肉，就是将蜻蜓的翅膀对撕后，被翅膀带下来的那块蜻蜓的胸肌！迎春大院儿的男孩子们都这么干过，也尝过那块儿肉，确实很鲜！
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王朔给他那本应该阳光灿烂的青春回忆起名为《动物凶猛》了吧！
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姜文再把充满野性躁动的凶猛年代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了吧！
所以，王朔的小说是文学，姜文的剧本则不是。而我的【迎春大院儿】呢？什么都不是！
迎春大院儿的男孩子们确实都手撕过蜻蜓，当然，他们手撕的蜻蜓肯定没有今天抗日神剧中被手撕的日本鬼子多。其实，那时候，更多冤死在孩子们手下的还是那些可怜的四害之首，苍蝇。
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孩子必须完成消灭苍蝇的具体数目了，反正不少。而且，学校还有专门负责验收苍蝇的卫生老师，现在想想他们也太认真啦！所有上缴的苍蝇必须是孩子们亲手捕杀的，家长们代劳是不可以的。要知道，那时候是全民灭四害，各个单位也在做，有些单位会用药剂毒杀苍蝇。一些家长心疼孩子，比如李玉和心疼宝贝闺女，就会从单位带回被毒杀的苍蝇给女儿交差。结果呢，验收的卫生老师眼睛都很毒，一眼就知道这盒苍蝇不合格！因为，被药死的苍蝇身体一般都沾着白色药粉，而且通身鼓溜溜的，显然不是孩子用苍蝇拍给拍死的。遇到这种情况，迎春大院儿的孩子们自然有办法。回去后，他们用水将苍蝇身上的白色粉末冲洗掉，然后再用苍蝇拍将其拍扁……
只可怜了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小飞虫啊，它们生得卑微，死得憋屈。
手撕蜻蜓，鞭尸苍蝇，我必须承认，那会儿迎春大院儿的男孩子们是具有着某种原始小动物的野性与凶残的。放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这样的孩子任其慢慢演化发展，他们中很可能将来会发展出一两个冷血变态杀手什么的。可是啊，也该着这迎春大院儿出不了名，拍不了影视作品，因为这样的坏蛋真没发展出来！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为了泡妞方便而瞎编的一套是是而非的所谓潜意识理论，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还那么把它当回事儿，以至于不论是虚构的文学影视还是实战的心理咨询，都把它当作圭臬去遵循呢？难道弗洛伊德不是跟马克思一样，不过是一个在自己脑子里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然后忽悠大家去把它变为现实的伟大妄想家吗？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妄想当成了科学：迎春大院儿那会儿的我们都在践行着马克思的那套东西，今天的我们都在践行着弗洛伊德的那套东西……
时间太久远了，迎春大院儿的事儿总是蒙太奇般地在我脑海里闪过，画面是零碎和错乱的，所以我的感想也就常常是无厘头的。这种状态的我，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从现实世界中退缩回来，钻进自己想象的过往中还原着我的【迎春大院儿】。诶？这种症状好像正是被一百多年前的那个老头儿弗洛伊德所言中的……我靠！
如果不是直接回大院儿，安力和许西们放学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迎宾商店了，它正好位于我们放学回家必经的路上。
迎宾商店对于当时迎春大院儿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的好吃的啦！女孩子比男孩子嘴馋，她们放学后常在迎宾商店门口儿跳皮筋儿，目的就是为了能闻到里面不时飘出来的各种糕点的香味儿，面包，蛋糕，江米条，炉果……偶尔会有哪个孩子身上有点儿零花钱，于是，她就是今天的小公主。于是，大家就溜须拍马直到她把钱花掉。
1975年的冬天，在宇宙中的某一个角落，某一台的机器齿轮转动了一下……
地震的那天晚上，当哥哥拼命地拉着陈艳从三楼往楼下跑的时候，陈艳至今还记得，在黑暗的楼道里，她当时想的居然是迎宾商店是不是已经被震塌了。她真心希望迎宾商店被震塌。
可是，迎宾商店没有被震塌，被震塌的是孩子们心中的一尊神像。
怎么毛主席还会死呢？
那是一次更大的地震之后的不久，那天，孩子们兜里都没有零钱，所以大家就没有在迎宾商店门口停留。当我们快走到迎春大院儿外墙时，大喇叭里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新闻。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毛主席还会死？
白绢黑纱，一时间，怎么会生产出这么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女孩子们哭得既悲伤又惊恐，男孩子们则干着急不掉眼泪地干嚎。
多年以后，当我在海外听到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学者在他的演讲中说他当年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难掩内心的狂喜时，我才发现原来还真有这样不要脸的学者。如果任由这些人去书写历史，那可就坏了。突然我发现，当我有些神叨叨地叙述着【迎春大院儿】的时候，竟然平添了些许的使命感……（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