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 “政教合一”和“明君现象”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政教合一”和“明君现象”

读了light的《明君幻想》，觉得需要多说几句。我以为影响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因素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因素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问题。但是，不论因素有多少，人的思维方法在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不论换了谁执政，都难以从内部建立起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港、澳建立法治社会其实不是从内部起始，而是欧洲人强加在港、澳人头上的。台湾的转型在我看来也是透过美国的压力并在较完好的“政教合一”下，通过强人的权威强制实行法治的。即便日本这样的国家，也是通过两次转型才成功转入民主法治制度，而第二次的转型如果没有美国的压迫，是否能够成功也是一个问号。至于韩国，如果没有美国介入韩战的话，南韩现代化的结局自然不是今天的样式。所以我认为以儒教文化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欧洲自罗马共和国垮台后，实行了1000多年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政教合一。这一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其他地域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即它是一个“异数”，是一个不论在人口的构成、文明的起源、以及文化的混合这三个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其他地域文明，结果是12世纪时在英国形成了法治的构架（common law），到14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了希腊文化的复古运动（文艺复兴），到15世纪又出现了从德国开始的基督教的复古运动（宗教改革），到16世纪后半叶又开始有现代科学方法的发明和接踵而来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却主要由法国人执掌牛耳），然后才会有17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和欧洲文明的现代化以及向全世界的扩张。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域文明有着欧洲文明这样的“怪异”现象，所以也没有一个地域文明在欧洲文明所代表的“现代化”的冲击下进行的转型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欧洲文明自14世纪以来的600年里，虽然向欧洲以外的扩展如果以哥伦布发现美洲算起有500多年（1492年至今），但作为征服世界的现代文明却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事，也就是当一些欧洲大国都通过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以后，具有了新式的坚船利炮和远洋能力才发生的事情。欧洲强国初接触到清帝国时，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搞清楚究竟清帝国代表的是古代的秦帝国（China），还是一个被征服的广大地域，因为汉人占了清帝国人口的95%以上，但仅集中居住在清帝国1/3的地域里，并且不是帝国的统治者，可又是帝国文化的代笔。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使得汉文明的现代化过程格外复杂。

对于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说，帝国的现代化首先不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化问题，而是一个帝国的统治权力最后落于谁手的问题。满族皇帝可以为了自己的统治学习汉文化和实行满族的汉化，但不会同意将统治权力转移给汉族。可是清帝国的现代化如果实现，却又必然是95%以上的绝大多数人口脱离作为少数民族满族的统治过程。在汉文明就是清帝国的文明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满清就面临着“不现代化亡清，现代化去满”的窘境。我以为这才是满清的改革所以不可能成功的关键所在。换言之，不论满清如何改革，汉人都不会容留满族的统治。满清的立宪转型从一开始就有着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帝国转型的历史背景。

汉文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在汉字统一下所形成的文明，没有汉字，不可能有如此广大的地域里生活着说着七大不同语言（却统称为“汉语”）的一个巨大的“汉族”，这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现象。这个自秦以降通过2000年的融合形成的文明，如果不是统一使用汉字的话，是无法成为一个民族的。在这个意义上，“汉族”其实是一个伪民族概念。在欧洲人来到之前，这块土地上的人也的确不是把自己叫做“中国人”或“汉人”，而是多以自己说的语言来界定自己的家乡，所以古书上提起谁谁，首先要说明这人是哪儿人。这个国家的治理也不是靠着全国统一的法律，普通老百姓并不知法，但是都知道各自要遵守的家规族法。老百姓把税交了后，如果不想谋反，又不是生活在天子脚下，过的就是“天高皇帝远”的生活，但却不是没人管的“无政府”式的“扁平”生活。

正是这种不寻常的社会形态，当满族皇帝1912年宣布“逊位”后，清帝国疆域的治理便立刻成为群龙无首之态，可是这又不是说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从此无法无天了，因为家规族法都在那里，和皇帝现在是谁无关。如果从此没有人来争龙椅，也没有外敌入侵，汉人恐怕至少理论上可以过起“小国寡民”的生活。但是汉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侯王将相，宁有种乎？”天子是杀出来的，成王败寇，所以皇帝的逊位就意味着“逐鹿中原”的开始，也就是天下大乱的开始。老百姓所依赖的以家为核心的静止不动的生活被打破，家规族法失灵，中国人的苦难从此开头。若要结束这个苦难，也就必须重性恢复以家为核心的静止不动的生活。

共产党于1949年夺得了政权，但是这一次不再是历史的重演，像历代新皇帝登基后那样中国人重新恢复以家为核心的静止不动的生活，因为这一次中国的变化的动力来自西方。中共在中国推行了新的“政教合一”，以共产主义信仰替代了儒家信仰，一方面把人都用户口锁在原地，一方面开始打破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生活，在中国建立现代乌托邦社会。于是，刚刚结束的苦难又以新的内容开始，恐怕是汉文明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发生的深重苦难。

毛泽东死后开始的改革开放，虽然停止了共产主义信仰强制下的政教合一的各种迫害，结束了绝大部分这种迫害给国人带来的苦难，但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如同蒋经国主导的从“训政”转入“宪政”的走向法治的过程，所以还是必须依赖“政教合一”来实行统治。邓小平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国传统儒教已经自“打倒孔家店”以来加上中共多年的批判从民众的信仰里打垮，而他的“不争论”政策虽然可以帮助他丢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束缚，但在旧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必然产生信仰的真空，结果使中国政治在200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和平时期的“政教合一”下“有权（政）无教”局面，结果必然是经济大发展下面的普遍滥权腐败。

因为没有法治，所以当局现在的腐败治理只有通过权力下面的法制来实行，同时试图建立新的信仰体系来改变“有权无教”的局面。可是重新恢复儒教的信仰地位几乎不可能，因为即使不谈儒教的等级观，儒教还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非得彻底改造。可是如何改造？新儒学一派算是对此研究最多的，谈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至今无法取得突破，除了派生了一些各色于丹式专家来编造古人。国人会不会从此学习当年欧洲放弃“政教合一”？我们先比较一下中、西“政教合一”的区别。

“政教合一”在中、西文化中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的不同。欧洲的“政教合一”有着明显的两元性，即政、教双方势均力敌，互相依赖，教皇宣称国王权力的合法性，国王用武力保障教皇的安全。而儒教在汉文化里的地位从来是依附于皇帝，皇帝权力的合法性是天意，天意通过“胜王败寇”来体现，不需任何儒学大师的认可，反倒是皇帝可以通过权力收买文人学士，一旦遇到皇帝的行为和儒学发生冲突，虽然也会出现“文死谏”的现象，但那从不是文化的主流，主流还是“为尊者讳”，因为文化的内在逻辑没有提供信仰对于权力的制衡（否则也不会有因“谏”送命了！）。所以中国的“政教合一”没有欧洲那样的两元性，本质上是一元性，因此是有别于欧洲专制的“东方专制”。

“东方专制”的一元性除了导致极端专制外，还会发生有少数“明君”出现时，也会有皇帝“从谏”的现象，从而蒙蔽人们对这种专制的本质的认识，误以为中国专制的根本问题是“明君”问题，只要能得到“明君”，问题就解决了。“圣人出，黄河清”既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又是说这个问题是多么难以解决。但是民众盼望“明君”和统治者希望成为“明君”的愿望恐怕是一对孪生弟兄，还会在中国的政治中不断出现。但是不知道多少人能够理解，“明君”必须是专制君王，而“明君”治下的百姓当然也不会是现代公民。

因此我同意light的看法，现在看来还没跳出“明君”时代，所以也不会放弃“政教合一”来建设真正的法治社会。不过如果想一想欧洲文明里的两希合流是在罗马皇帝的强制下才发生的，再想一想继承两希思想的欧洲人的祖先很多是来之北方的野蛮人，更想一想欧州在进入14世纪之前有过千年的沉寂，而工业革命迄今也已经过去了两个半世纪，或许我们对于170多年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就不过于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