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 警察局长（79）两个调查
一个是国会众议院2月7号对于川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考哼的公开听证，另一个是FBI对于川普总统的反情报调查。
一、
先说一些题外话。
人类不是天使，所以人类社会需要有政府来管理才能运行，否则人类社会就成了动物社会。政府管理社会通过行使权力----也就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力，它当然会有一个伤人的问题。所以权力自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一个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被管理的社会成员要问手握权力管理他的人：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或者是：凭什么你可以对我动粗？
手握权力的人如果是凭着拳头大获得的权力，他就会说，老子的拳头比你大，不服就干一场！这样的社会就成了实行“丛林法则”的社会。后来，产生了大家投票来决定一件事该如何办，这就是民主政治。可是如果社会事务复杂，又该如何管理？难道天天大家都来投票？这个做法最后当然就垮了。再后来凭着拳头大获得管理权的人学会了获得权力后便首先宣布他的掌权是天/神之意，要其他人在相信天/神之意的基础上自愿服从，这就有了基于信仰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其实就是拳头加自愿服从的“双轨制”。这个方式到现代则变为把“天”或“神”换作某个意识形态理论里的“人民”，要所有人相信，不信就进牢房，所以其实还是古代的“政教合一”的现代版。与此同时，社会又演变出了通过民众投票授权给某个人来代理民众管理，这就远比大家天天投票来讨论具体的问题作出决定可行，这个方式就是现代民主管理的社会制度的发端。
现代民主的早期还是问题重重。例如，一旦把权力授予某个人来管理社会后，这个人自己该受谁的管理？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管理就会在投票后又回到旧路上去。于是人们经过漫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发明了法治，也就是通过订立一套法律，让代理人按照法律来管理，而代理人本身也在法律的管束之下。但是法治也还是有它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执行法律（也就是行使暴力）的警察又该谁来管理？如果警察受选举出的代理人的领导，警察又该如何对领导人执法？除此以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究竟哪些人可以参加对于社会管理权力的授受？”“管理人的权力的界限在哪里？”等等各样的问题。人类如何管理自己成了人类所面临的大难题。
两百四十年前美国人在英国人发明的法治基础上发明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管理模式：首先以宪法形式规定了所有社会成员固有的不受权力侵犯的权利，又规定了权力的合法性不是任何信仰，而必须是民意，在此基础上把管理社会的权力进行分类，然后将不同的权力分开授受，并使其相互制约，并设立了对于各种纠纷按宪法进行最后裁决的最高法院，这就是整个宪法的基本规定。接着就是选举立法机构根据宪法制定各样法律，选举总统行使权力依法律程序行政（推行自己的政策，或叫施政---施行自己的政策）；并设立保持政治中立的执法机构来强制所有的人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包括遵行法院的裁决。
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现代代议制民主法治的社会管理模式，迄今已经实验了240年。它传播到世界各地，演化出“总统制民主”和“议会制民主”两个模式。
单说美国的“总统制民主”。这个制度当然首先是一个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它是为“政治动物”的人所设计的管理社会的制度。而人的政治活动的本质就是“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从个人的角度看，政治是一个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但是，人又是社会的，如果每个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的话，一定要有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为保障，否则就是空的。但是，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却未必能保障个人的利益都同等地最大化。所以，社会利益最大化是一个关于社会生产的效率如何最大化的问题，个人利益最大化涉及到的则是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如果两者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法治下的政治活动最终就成了关于如何摆平/解决提高生产效益与增进公平分配的角逐。
上面对利益的产生与利益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政治冲突的实质----的描述固然是极端简化的，但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如今在欧美等地出现的各种社会冲突。提高生产效益的首选办法是增加个人的自由，所以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自由与平等问题的冲突。“自由与平等有着内在的不可解决的冲突”是一个早已有之的观念（不过美国过去一、二十年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密西根学派”，对此问题有新解），所以欧美现在出现的社会冲突，不论是叫做“衰落”还是叫做“民族主义回潮”还是叫做“新种族主义”，等等，其实都是一个早就存在的老问题，不过是在全球化下受到了激发而再次显性起来而已。
说上面这番话是为下面要谈的问题铺个底子，使读者能更多地读出笔者所介绍的“警察战总统”的这场大戏的韵味。
二、
世界各地的人由于古代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出现的相对封闭，造成了各种地域文化，它们有各自的特点、有发达程度的差别，但都有政治活动，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动物”。所不同的是，法治社会里的政治活动，必须要有一类“非政治动物”的人的参与。他们是人，但是却在这个法治的系统里作为政治中立的人来工作，这些人就是执法人，通俗的说法就是警察。
说到“依法调查”，这是一个法治下的术语，就是说一项调查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但是，这不等于进行调查的人是站在政治中立的立场上进行调查的。严格地说，只有警察的调查受到法律的规定，调查人必须坚持政治中立，也就是前面说的，警察必须保持政治中立。所有的民选代表，不管是民选的国会议员还是市政府的民选官员，都是政治选举的产物，都只要求对选民负责，他们发起的调查是否政治中立，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当然也不要求他们政治中立，否则政治就不存在了。
因此，也只有警察的调查才不是政治调查，在没有政治罪的地方----也就是上面说的“权力的合法性不再是信仰”的前提下，只有警察的调查才能构成“犯罪调查”，其中的道理就在这里。
三、
回到开头说的两项调查，一项是上周五（一月十一号）《纽约时报》下午报道所说，曾任川普的私人律师十年以上、自称是给川普家“摆平”问题的考哼律师，同意于2月7号到国会众议院公开听证，回答问题。国会随后也发表了公告，宣布了此事。考哼已经在穆勒和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的双重指控下认罪，被判刑四年牢狱，将于3月6号开始服刑。
同一天的晚上，《纽约时报》又发出报道了第二项调查，说川普在将前FBI局长科米开除后，FBI便在特别检察官穆勒被指定前就获准启动了对于川普总统的“反情报调查”。今天早晨，电视新闻台CNN报道了FBI律师在国会作证的记录，其中说明FBI内部在科米主政时便进行了多次辩论，就是否要对川普总统进行“反情报调查”摆出了各种意见，结果在川普开革科米后，由指定了穆勒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的批准启动了调查。
下面笔者就上述这两项和总统有关的调查做点介绍。
如前所述，国会众议院对于川普的调查不属于犯罪调查，也没有要求进行调查的众议员政治中立，所以调查就是“事实调查”，----议员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事实调查。
去年11月中期大选前，国会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所有的调查也就由共和党主掌，他们调查的就是自己这一面感兴趣的事实。在两党政治日益冲突的局面下，共和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来调查自己需要的事实，再用这些事实来进行“党同伐异”。例如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努尼斯甚至暗地跑到白宫拿来白宫提供的说法，然后反过来说是他的委员会新发现的事实，再跑回白宫通报白宫。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努尼斯虽然短暂失去该委员会的领导权，但是并不能改变本党的“党同伐异”的做法。半年后复职的努尼斯主持了一个调查报告，宣布俄国门调查属于子虚乌有。
这样的调查当然为反对派诟病。但是美国的宪法所定下的分权制衡，乃是240年前的作品，并没有考虑到240年后两党对立（美国的两党政治直到宪法制定90年后才真正形成），所以国会制衡总统的程度，如今就要取决于国会与总统的政党分属了。
中期大选获胜的民主党对于川普的调查当然是制衡性的，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只会政治制衡远远大于宪法制衡，当然也避免不了“党同伐异”。而对于川普来说，他真正惧怕的不是法律制衡，而是政治制衡。为什么？对于合法当选的最高权力者来说，法律制衡只管他的行为是否违法，而法治下的定罪标准非常高，对于民选总统来说还要考虑到他身后的选民，所以除非能获得确凿的证据，而且必须是关于重罪的确凿证据，对于总统进行法律定罪是很难的事情。川普和他的律师们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在全力与警察对仗。被法律规定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警察，在双方的合法对弈中，相比而言就没法如总统一方那样大搞政治手段来蛊惑支持者，所以在舆论层面总统显然占着上风。但是警方在暗地里进行的调查中，究竟都可以做些什么，在权力归属上是警察的领导人的总统又管不上，所以如果总统真的有麻烦的话，时间又在警察一边。而如果总统真的没有麻烦的话，时间当然在总统一边。这就是法治的不寻常：它养了一批“非政治动物”，也就是说，这些人没有政治敌人，所以他们的调查对象从理论上说应当就是调查对象，在调查完全之前，调查对象的地位就不变，只有调查者拿出的犯罪证据才能改变它。
而不是保持政治中立的调查就不同了，它会把与政治有关的问题牵进去。例如一个政治人物养了几个情妇、受否偷税、是否依靠权势欺人等等，都会成为政治人物竞选公职的障碍，因为政治谈的是利益，利益必定牵涉到道德，政治道德问题严重了，一定会影响到很多的选民对这个政治人物的态度。
上面的两个调查，国会的调查不是犯罪调查，FBI的“反情报调查”是犯罪调查。照理说，FBI对总统的调查应当远比国会的调查对总统的政治前途影响严重，其实未必。除了上面说的道理，还有一点是“反情报调查”的特殊性。
反情报调查所涉及到的本国公民，其为外国情报机构服务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十分复杂，有的是为了钱，拿了钱就是证据，这样的服务属于自愿（wittingly）。有的是被人抓住了把柄，受到了胁迫，没办法只好就范，属于非自愿（unwittingly）。还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认同，也是自愿，但是却不收钱，所以连可以作证的物证都不会有。另外还有的是混合型的服务。所以，要抓到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一个嫌犯为外国情报机构服务总是十分困难。科米说过，FBI的反情报调查基本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外国的目的，然后阻断双方的合作，真正将本国公民嫌犯逮捕加以指控的案例所占反情报调查案的比例极小。
四、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不难明白川普真正痛恨的是考哼，而FBI却是他可以利用的一个对象来进一步调动支持者的不满，说明穆勒的调查也是同样的没有根据的“抓巫婆”。
但是，在川普的反对者看来，既然FBI都立案调查川普，总统与俄国人合谋的可能性当然很大。周末里，记者又报道说，川普将其与普京两人单独会面的记录的大部分都不备案，连他的高级官员都不知道川普与普京究竟谈过什么，只能从俄国人的记录里找答案。川普说他一向喜欢单独与外国政要单独谈话，不过这些谈话都有完整的记录备案，唯独与普京的例外。更何况总统的手下和自己在关于和俄国人的接触的问题上一再撒谎，还有人为此进了牢房，川普如何可能洗脱嫌疑？
反川派的话这样说虽然不错，但是川普所为并不违法，除非穆勒能找到证据，他拿川普也没有办法。这样一来，国会众议院对于川普的政治调查一定会升级，所以川普的真正敌人竟然又成了自己的多年心腹律师。川普把考哼大骂了一通后，民主党几位主持调查的重要人物立即联合发表声明，警告总统不要干扰国会的宪法权力。
笔者以为，关于FBI对于总统的反情报调查不会烧很久，但是考哼的听证会将是2019年的大戏开场。不过，我们不知道在这场大戏开幕前的三周里会有什么新的俄国门变奏曲突然响起。笔者前面（78）一文里介绍了川普前竞选主任曼勒福特向俄国人通报秘密的民意调查材料一事，说明穆勒的调查至少很大一部分还是集中在“合谋”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川普的心病，但又是穆勒难以对其提供确凿诊断根据的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