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一）
芦笛
网友在楼下转贴了某位丁一夫先生的文章《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该文援引《明报》记者李江琳的垃圾专著，介绍了中印冲突。这李江琳乃是毛共贱族、匪军子弟、文科蠢妪，跟舒云一样，最突出的存在特点，就是下流基因注定的惊天动地的愚蠢，其头壳厚到连高效TNT都无法炸出个白印来，混凝土脑浆更是坚不可摧，配搞什么学术研究？不料山外青山楼外楼，无论什么垃圾作品，都能忽悠更傻更无知的人，甚至被人当成权威著作引用。为免以讹传讹，说不得，还是只好清扫一番垃圾，以正视听。好在《治国白痴毛泽东》的外交篇也要谈中印之争和毛周的卖国大手笔，谈一下这问题也不算无效劳动吧，将来可以把有关段落拷贝到书稿里去。
丁文就在楼下，请革命群众前往围观：
http://www.hjclub.org/bbs/viewtopic.php?p=2803510 （见本文附录）
该文“介绍”了中印边境的冲突渊源，其要点是：
1）西姆拉会议是中国、英国与西藏三个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它划定了英属印度与西藏的边界，“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产物，而这个会议和这条线的历史背景里，不能抹煞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换言之，该会议及其产物麦克马洪线，不但划定了西藏与英属印度的边界，而且证明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2）周恩来与尼赫鲁在1956年密谈时，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并变相承认西藏是个独立国家。
丁一夫在文章开头时说：“最近，李江琳所著《1959 拉萨！》一书，提供了一些史料，让读者看到，中印边界问题走到今天这一步，和西藏问题分不开”，后来又引用了李江琳在其著作中引用过的尼周密谈片段，但没有说明上述第一点典从何出。不管是否来自于那文科蠢妪，都有必要澄清一下史实。
关于中印边境争端，任何人只要看过Neville Maxwell所著的India’s China War，便能立即洞晓其来龙去脉。熟悉中共痞子“外交”套路的人更能洞见那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丰硕成果，是毛周最擅长的“花钱买仇人”的冤大头神功产物，中印边界冲突完全是毛周卖国不成引起的。
作者Maxwell（中文译名马克斯威尔）在查阅了大量印度档案后，在1971年发表了这本权威专著，指出与国际上一般印象相反，印度才是侵略者。为此，作者得罪了印度，却让中国十分开心。中共在文禁最严的70年代（记得似乎是74年）不但组织人翻译出版该书（中文书名《印度对华战争》），并公开发售，还把作者请到中国去白吃白玩了一通。当时新华书店里“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小芦某日忽然在书店看见此书，喜出望外，立即掏钱买下，带回家去细细攻读。当时年轻，记性颇好，由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十年前我还根据记忆，在《为什么要了解日本》一文中扼要介绍了中印交恶的由来和发展。前段准备把《治国白痴毛泽东》写成书出版，还特地去邮购了该书。此书堪称权威专著，凡是谈论中印冲突的著作都要引用。只是它惹恼了印度，因此阿三不遗余力地诋毁之，甚至诋毁到《维基百科》上去，说该书完全是凭想象写成的，没有任何证据，云云。
其实一般读者根本也就不必去看那本专著，懂英文者只需在网上查一下，也就足以看出上面所说第一点完全是天方夜谭了。事实上，西姆拉会议完全是非法的会议，由此产生的西姆拉协议以及会议画出的印度北部边境线“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的。不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如此认为，今日的英国政府也如是认为，哪来什么“确立了印度与西藏的边界”，“表明了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胡说八道！
一、西藏是独立国家么？
要讲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主权”与“宗主权”这些西洋概念。
我反复在旧作中指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观念是西方来的进口货，民族主义更是舶来品，老祖宗并无这种西式概念，是洋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的“江琳式”花岗岩头骨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柱石观念，就是“主权”（sovereignty）观念，两次鸦片战争其实都是天朝缺乏此种观念而引发的，我已经在《百年蠢动》里介绍过了。
有无主权观念，以及中央政府能否行使主权，构成了nation与country的区别，似乎可以说，1949年前的中国只是个country，并非nation。清廷直到拳乱后才开始获得主权观念，而民国中央政府虽有充分的主权意识，却并无行使主权的充分权力，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张氏父子霸占的东北居然享有外交缔约权，可以不理睬中央政府，单独与毛子签订外交条约。按丁一夫的逻辑，那时的东北也是个独立国家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主权？这个概念在西方一直有争议，把《维基百科》介绍的定义翻译如下：
“主权是支配一个地理区域（诸如领土）最高的独立的权威的地位。它基于一个不能完全用法律来解释的政治事实之上，在统治与立法的权力中表现出来。”
这话说得很费解。而且，不同的国家，其中央政府的主权也不一样，单一国家与联邦国家中央政府的主权内容就不同。这么说吧，不管国家结构如何，外交权是最低限度的中央政府的主权，特别是涉及到领土完整的外交权更是exclusive的，不容地方政权置喙。
宗主权（suzerainty）又是什么呢？《维基百科》的解释是：
“宗主权存在于一个地区或民族是某个更强大的实体的藩属的情况中（中文直译为“朝贡国”，日文翻译为“册封国”），后者控制前者的外交事务，但容许该藩属国某些有限的内政自治。”
由此可见，藩属国虽然可以在内政上自治，但没有外交权，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的exclusive的主权。
可惜这些概念都是西方发源的，古代中国并无此类观念。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是全世界（所谓天下），正中央是天朝，周围都是瑟缩在天朝文治武功之下的蛮夷，只能臣服，不存在平等关系。天朝对蛮夷只有“施恩”与“加威”两手，只有“国体”（“华尊夷卑”的国家体面）需要考虑，没有什么“国家利益”观念，遑论“主权”。正因为此，清廷才会将司法主权、关税主权等等拱手送人，认为那不过是蝇头小利，也才会拒绝外国公使入京，迟迟不肯成立外交部，把外交权下放给两广总督，听任两江总督何桂清去自主开展外交，直到鬼子烧了圆明园，才被迫开了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还全靠较能灵活应变的恭亲王竭力主张。也正因为此，天朝与蛮夷的边界从来是模糊不明的，哪像欧洲国家那样划得清清楚楚，挪动界碑一英寸都要流一超级油轮的血！
这当然不是说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地方政府。当时的模糊观念，是把“天下”分成“内地”与“外地”两部份，所谓“内地”也就是明朝传下来的十八行省，由朝廷派官实行有效统治（rule），而“外地”也就是周边的蛮夷，包括朝鲜，安南，蒙古，西藏等等（新疆不在内，那与东北一样，由满洲将军统治）。对这些地区，朝廷是“君临”（reign）而非“统治”（rule），把它们当成了藩属，也就是不派出官员治理，不要求人民纳税，由该地区（国）实行自治，只要求那儿的统治者称臣纳贡。内地的统治方式称为“流”，而“外地”的统治方式称为“土”。至于内地与“外地”的边界如何，基本是一笔糊涂账，顶多是个大概其，从未准确勘测过（也没有那技术能力）。“外地”的国界怎样，就更是两眼一抹黑了。
不仅如此，同是藩属国，不但自治程度不一样，与内地联系的密切程度也不一样。琉球、缅甸与内地的关系，与安南、朝鲜的完全不一样，前两者的称臣纳贡不过是个名义而已，朝廷连君临都谈不上，而后两者可是实实在在的藩属国，袁世凯在朝鲜时不过是个小官，可他就能把朝鲜国王他爹抓回京城，让有司去论罪，说明中央政府可以任意控制朝鲜的国政。即使同为关系比较近的藩属，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根本就不如蒙古的紧密。因此，所谓“外地”，其实也是个很模糊的观念。
国人糊涂，鬼子不糊涂。大英这些概念非常清晰。它虽然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兼殖民主义国家，但属于“文明帝国主义”，不是俄国与日本那种“烂污帝国主义”，虽然到处攻城掠地，却是按照“尊重私有财产”的文明规矩来的。在西方人看来，其实所谓“国家”，也就居住于其上的人民的私有财产。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因此，英国鬼子一般不入侵主权国家，但拼命占领“无主地带”。大英的殖民地一般都是从未建立过明确的国家的地区。非洲、美洲和中东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亚洲的印度，在英国人入侵时，莫卧儿帝国也早已土崩瓦解，再不是个统一的国家，末代皇帝的治权不出德里，甚至无法控制臣民叛乱，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寻求保护。而中国可不是这种状况，其“产权”比较明确，因此他们只求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在中国实行自由贸易，并不打算鲸吞蚕食中国，不像毛子与倭寇那样包藏祸心。
尽管如此，若用鬼子的观念（也就是今日之所谓“国际观念”）来套，不能不承认清朝与西藏的关系确实是suzerainty的近似物乃至等价物。这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朝廷一直向西藏派出名义上的总督——驻藏大臣。虽然驻藏大臣根本不懂藏语，而且多为宦途失意的官僚，又为高原病所苦，不可能也无意去干涉西藏内政，但他毕竟是名义上的监国，并非藏独人士说的“大使”（其实清廷一直没有国际平等观，既不向外派出大使，也不接纳“外地”的大使，直到圆明园被烧后才被迫接纳鬼子的大使，开始学着用平等态度对待“外地”蛮夷）。更重要的是，从乾隆皇帝开始就用“金瓶掣签”的方式册封达赖喇嘛，在名义上确立了西藏的册封国地位。
但英国鬼子毕竟还是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是因为朝廷对“外地”拥有的“产权”不是很明确，当然要引动英国鬼子的觊觎。而西藏边界的模糊，就变成了该国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借口。
实事求是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并非中国的领土。直至明朝为止，它连藩属都不是，与中国一点相干都没有。它变成中国的藩属乃是清朝的事。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它也保持了这种暧昧模糊关系，从未宣布过独立。真正结束藩属地位，变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领土，乃是在共军进藏之后。这不但由中国实施有效统治决定，更是由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确立的法理地位。
因此，如果尊重历史，就必须承认，开西姆拉会议之前，西藏是中国的藩属国，不是什么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英国政府都承认，并不是如今的藏独分子以及李江琳之类继承了毛共匪徒卖国基因的文科蠢妪可以否定的。
（困了，要睡觉去，未完待续）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二） 时间: 27 1 2011 09:17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中印边界的历史沿革
丁一夫说：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交往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争执和战事，因为两国从来就不是相邻的大国，没有边界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别的位于沙漠和高原的国家，比如西藏。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成功地维持了中印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成为一触即发的冲突导火索。”
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吞并了西藏，才使得本来不相毗连的中印成了紧邻。这完全是出于无知的胡说八道。
的确，西藏与印度之间原来确实有若干缓冲国，诸如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拉达克、锡克帝国等诸多国家，然而在这些小国中，有的不是中国藩属，就是西藏的朝贡国或附庸国。
尼泊尔就是这样。1769年，廓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建立了沙阿王朝。尚武的廓尔喀人于1788年入侵西藏。第一次入侵时，清朝在西藏驻军较少，监军只好答应给廓尔喀人每年一万五千两的岁币，廓尔喀人因此退兵。但1791年又卷土重来，占领了西藏大片地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向乾隆皇帝求教，乾隆派大将军福康安率大军驰援，击败了侵略军，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只好求和，允为大清藩属，每五年朝贡一次。1814年-1816年，尼泊尔与英国开战，尼泊尔向天朝求援，天朝竟然见死不救，致使尼泊尔被打败，被迫与英国媾和。即使如此，尼泊尔仍甘心做清朝的藩属国，以平衡英国的威胁。1854年尼泊尔再次入侵西藏，迅即为清廷制止。清廷还与尼泊尔在1856年签约，尼泊尔承认中国在该国的特殊地位，并保证在西藏遇到外地入侵时加以援助。尼泊尔一直坚持向清朝上贡，直到1908年才停止（一说1910年）。这不是中国自己吹的（当然，两平廓尔喀是乾隆自吹的“十大武功”之二，其实第一次不能算，是监军巴忠虚报战功），不但写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1]，也记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家研究”里[2] 。
这说的是中国的藩属国，西藏自己也对不丹与锡金拥有宗主权，而拉达克（亦即如今之克什米尔之一部）则是西藏的附庸国。根据西藏与拉达克于1684年签订的条约，拉达克虽是独立国家，但其独立受到严格限制。不仅如此，拉达克人基本是藏族，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僧侣与寺庙，而这些寺庙如同西藏的一样，不但奉达赖为活佛，而且形成了管理人民的组织网络。因此，连西方学者都说：“把拉达克看成是西藏的一部份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而西藏在那时毫无疑问处于中国控制之下” [3]。然而1834年由锡克帝国支持的多格拉人进攻拉达克，拉达克向西藏求救，但清朝驻藏大臣拒绝派兵，致使拉达克被多格拉吞并。此后多格拉攻入西藏被击败，藏军乘胜前去解放拉达克，却又被多格拉击败，双方于1864年签约媾和，而拉达克仍然留在多格拉土邦中，成了克什米尔的一部份[4] 。此后克什米尔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在印巴分治时被印度与巴基斯坦抢夺瓜分。两国都因此获得了一块与中国接壤的土地，印度在此地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就是所谓的“中印边界西段”。您说到底是中国还是印度扩张造出了新的中印边界线？
又如锡金王国本是西藏的藩属国，中国在那个地段根本就不与印度接壤，然而印度却有本事在1975年吞并了该国，将之改为一个邦。您说到底是中国扩张把原来的中锡边境变成了中印边境，还是阿三的侵略的赫赫战果？
我知道丁先生（或许还有那文科蠢妪）要说，就算是印度扩张造出了新的国境线，那增加的也是印度与西藏的边界线，并不是印度与中国的。可惜啊：
第一，所谓“中印边界西段”主要位于新疆与印度之间，并不光是西藏与印度的边界，您就算再有本事，总不能说新疆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吧？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新疆是由清廷派出满洲将军直接治理的，并不是蒙古和西藏那样的藩属。无论用哪个时代的标准来看，新疆与外国的边界线，当然也就是中国与外国的边界线，正如云南、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一般。
第二，从清初起，西藏就是清廷的藩属，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就是康熙派军队从青海护送入藏，正式册封并坐床的。从那时起，清廷就固定设置驻藏大臣，早期的驻藏大臣权力很大，一切重大教务政务，都须由他与达赖喇嘛会商决定，只是在后期才逐渐丧失了实权。
第三，当时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西藏是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的一部份，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而上文已经解释过了，藩属国没有外交权，只能由宗主国政府包办。因此，在西姆拉会议之前，凡是涉及划定边界的问题，英国人从来只找清廷，不找西藏政府。如后文要介绍的，英国人的苦恼是，要么根本找不到一个外交部来谈判此类问题，要么外交部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照会。历史的真实恰好与丁先生的捏造相反，不是“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是中国政府顽固地拒绝给英国代表以发言权，所以英国绅士迫不得已，只好变成流氓，背信弃义，践踏国际法规，违反自己的庄严承诺，在西姆拉会议上与西藏代表非法签订秘密协议，过后还做了许多骯脏手脚。堂堂英国绅士干出来的烂事，连日本烂污帝国主义都未必干得出来。
当然这是后话，这里只想出示英国人自己留下的证据。1907年，英国与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签订《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关于西藏的安排
大不列颠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考虑到大不列颠因其地理位置而对维持西藏对外关系的现状具有特殊兴趣，作出以下安排：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保证不参加对其内政的一切干涉行动。
第二条：为遵循双方承认的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的原则，大不列颠和俄罗斯保证，除非通过中国政府中介，不与西藏举行谈判。（下略）
第三条：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政府各自保证不向拉萨派驻代表。
第四条：缔约双方保证，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臣民，都不在西藏寻求或获取建造铁路、道路、电报、矿山的特许权以及其他权利。
第五条：两国政府同意，西藏的税入，无论是实物还是金钱，都不得抵押或派给大不列颠与俄罗斯及其臣民。”
这条约文本就放在“西藏正义中心”（Tibet Justice Center）网站上，请革命群众前往围观，并指正笔者的翻译可能有的错误，谢谢！
http://www.tibetjustice.org/materials/treaties/treaties12.html
该组织似乎是个提倡西藏人权与民族自决的公益组织，开在美国，并非中共宣传喉舌，所载外交条约大概是可信的吧？不仅如此，该条约的内容（尤其是第二条）为多种西方学术著作证实。如果丁先生敢于承认该文献的真实性，那恐怕就得解释一下协议的第二条是什么意思，是否能与您那斩钉截铁的断言 “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捏在一起。本人迟钝，以为那条款说的恰是西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当然，我英文不好，误译也是有可能的。这就请网上英文高手“沿小巷过短桥僻静安全”（调寄《红灯记》），通过上给链接，前往该网站校对，谢谢！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三） 时间: 27 1 2011 19:41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丁一夫先生大概绝不会意识到，他的胡说八道恰好命中了印度人的死穴，那就是无论在中印边界的西段还是东段，印度比中国更没有资格声称那些争议领土“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
丁先生（或许还有那蠢妪）可以说的无非是，那些领土就算不是印度的，也是西藏的，跟中国无相干。上面已经说过了，当时的国际社会不但认为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而且将西藏视为The Chinese Empire的一部份（请参考下面将要附上的英国人在18世纪末绘制的印度地图）。就算忽略这点不计，现在的问题是，今天不是西藏与中国争领土，而是印度与中国争领土。如果说今日中国没有法理权利继承原来的藩属国的领土，那么印度就更没有法理权利染指今日中印的争议领土，因为那些地区“自古以来”不但不是印度的直辖领土，而且从来不是印度的藩属。
丁先生说得很对，印度与中国原来并非邻国，但这是因为印度原来与新疆和西藏都不接壤，看一眼英国人绘制的1700-1792年间的印度地图便能洞察这一铁的事实：
18世纪的印度四分五裂，是多国殖民地，莫卧儿帝国已极度衰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只是该地图没绘出那些林立的小国。即使如此，也足以说明问题了。请注意图中用黄色粗线加绿点标出的莫卧儿帝国大致的北部疆界，它与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根本就不接壤，从西北到东南隔着一系列国家，依次为：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与阿萨姆。克什米尔上文已经介绍过，它与中国接壤的部份是拉达克，该国是西藏的附庸国，其人种、语言与宗教都与西藏本部高度同源，但在19世纪中叶被多格拉并吞，成了克什米尔的一部份。即使在此之后，克什米尔仍然是部份独立的所谓“土邦”，并不属于“英属印度”（解释见下），尼泊尔则是中国的藩属，不丹则是西藏的藩属，阿萨姆原名“阿豪姆王国”，位于后来的中印边界东段争议领土（亦即中国的藏南，印度如今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之南，是一个独立的傣族国家，一直成功地抵御了莫卧儿帝国的入侵，但在1817年被缅甸征服，1822年变为缅甸的一个省，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逐渐被英国吞并，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份，印度独立后变成了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
因此，印度和中国之间原来确实隔着一系列的国家，这些国家“自古以来”直到19世纪初就不是“印度的神圣领土”，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印边界西段”和“中印边界东段”之说。19世纪以后，英国人吞并了阿萨姆，造出了“英属印度”与藏南的边界，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东段”，而英国人将克什米尔化为藩属国（“土邦”），造出了“英属印度帝国”与新疆的边界，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西段”。因此，这些边界都是英国人侵略人为制造出来的。
还不仅此，如果说印度共和国有资格接管原属“英属印度”的阿萨姆，那它又是否有资格接管克什米尔那个半独立的“土邦”？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解释“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英属印度帝国”与如今的“印度共和国”的区别。把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就是丁一夫（或许还有那蠢妪）胡说八道的根据，也是自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以下的一代代前赴后继的阿三们惯用的障眼法。可悲的是，自人民的好总理以下一代代前赴后继的中国痞子“外交家”们，似乎从来也就没弄清这些概念，至今貌似仍然如此，反正本人看过的官方文告从未提示过痞子们具有最起码的专业知识。
在旧作中，我多次指出用西方来的一系列观念去解释古代中国国情民俗的荒唐，屡屡讥笑中共动辄声称“某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我没有机会指出，印度在这些方面比中国更原始落后（亦即偏离西方观念和行事准则更远）。从国际法（也就是西方发明的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的角度来看，直到印度独立之前，世人所谓“印度”，其实是类似“印度次大陆”那样的地理名称，连country都不能算，遑论nation。尼赫鲁所谓“阿克赛钦自古以来就是印度领土”的声称，比中国类似的声称更可笑万倍。
如所周知，中国的特点是，尽管治乱交替，中国这片地方“自古以来”总是由一个或数个强大的政府的治理。大一统的朝代就不必说了，即使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之时，它也从未崩解成几百个小国家。这与印度可完全是两回事。“自古以来”，印度次大陆上就从未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半岛在历史上只是几乎统一过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了除迈索尔地区之外的印度半岛。但阿育王死后国家立即分崩离析。第二次是蒙古人在16世纪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但莫卧儿帝国不久就衰败了，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殖民帝国相继入侵，印度半岛上列国林立，英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攻城掠地，最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or British Raj） ，由维多利亚女王出任“印度皇帝”。从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地理等无论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所谓“英属印度帝国”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杂烩，它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以及位于波斯湾的特鲁希尔，甚至一度包括非洲的索马里与东南亚的新加坡。您说它与现在的“印度共和国”能是同一个概念么？
这是从地域来看，从主权来看就更复杂了，“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由“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与“土邦”（Native States or Princely States）两大部份组成。英国议会于1889年通过的“解释法案”对此作了明确定义：
“‘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一语，指的应是女皇陛下通过印度总督或是通过总督下属的所有总督或其他官员统治的所有领土与地区。‘印度’（India）一语，指的应该是英属印度与处于女王陛下的宗主权之下的所有土邦的领土加在一起，女王陛下的宗主权通过印度总督或其下属总督或任何其他官员行使。”[5] （翻译说明：这儿的“印度总督”原文是Governor-general of India，而他下属的“总督”的原文是Governor，中文词汇贫乏，是以无法从字面明确区分这两者。若要从字面区分，似乎只能把前者翻译为“总总督”，后者翻译为“总督”）。
所以，中文所用的“英属印度”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与“英属印度帝国”混淆不清。其实按英国国会的定义，只有“英属印度”才是英王的领土，由印度总督代表女王治理，而“土邦”则只是英王的藩属国，英王对之只享有宗主权，不享有主权。印度独立时，有将近600个土邦存在，其总面积占印度面积的五分之二。
这就出来个问题：印度从原来的“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中独立出来后，到底有什么理由去并吞那些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的土邦国家，把它们纳入印度共和国的疆域之内？这比越南独立后想去吞并寮国与柬埔寨还没道理——好歹越寮柬原来的地位还是平级的，都是法国殖民地，而英属印度与土邦印度在法律地位上根本不同级，一是殖民地，一是藩属国，前者毫无主权可言，后者则只是丧失了对外的主权而已。要说谁更有资格独立，应该是土邦印度而不是英属印度。与中国就更不能相比了——辛亥革命不是民族独立运动而是改朝换代，中华民国的主权是清廷和平让渡的，因此它仍然是西藏的宗主国。宗主国将藩属改为直接治理的领土，总比殖民地去吞并原来的半独立国家要更有理由吧？
更何况无论是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哪一个方面来看，印度共和国根本就没有理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民族是Hindustani people，仅占人口的46.3%，其他种族和民族之繁多，大概没谁能弄清楚，光是官方承认的语言就有20多种，信仰的宗教也是五花八门。除了英国人，谁也没本事把这种大杂烩统一在一个帝国内。靠英国人搭起了一个统一国家的框架，还有什么理由觍颜自称“某某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印度的神圣领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请问您说的那个“自古以来”的印度国家到底在where啊？作为一个地区，印度当然自古以来就存在；作为一种文化，印度文明之古老之辉煌，令华夏文明望尘莫及。然而作为一个国家，不要说是nation，就说country也罢，印度实际上是直至近代才出现的，还全靠英国人帮忙，有什么好吹的涅？
|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四） 时间: 29 1 2011 00: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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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段
中英边界本来没有什么中段，印度独立后几十年内也没有什么“中印边界中段”。只是因为印度在1975年吞并了原来的独立国家锡金，中锡边境才变成了中印边界中段。因为它是75年后才出现的，而中印大打出手是62年的事，所以彼时在这段边界上尚无冲突。只是我记得印度有次在中锡边境线上中方一侧设立了边防工事，被中国政府下最后通牒限期撤出。限时未到，印军就很明智地撤走了，避免了流血冲突。这段边界很短，而且已为1890年的中英条约划定（见下），印度没什么文章可作。不过它曾是诱发英国1904年入侵西藏的导火索之一。那侵略不但导致13世达赖喇嘛仓皇出逃，激化了西藏当局与清廷的矛盾，而且引出了1906年的中英条约，涉及到西藏归属问题，因此值得介绍一下。
地质学中的“板块学说”主张，西藏之所以成为世界屋脊，是印度次大陆板块漂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挤压而形成的。这说法有点像进化论，本质上是难以获得直接证据的回溯性假说，但颇能解释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印度次大陆原来与西藏、中亚等地分属不同板块，因板块漂移，印度次大陆板块挤压上来，在两个板块的边缘挤出了层层皱褶，那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等一系列大山，同时把西藏高原抬成了桌面。从卫星地图上不难看出，西藏高原很像张桌子，平均海拔较高，但“桌面上”并无什么相对高度很高的崇山峻岭，相对高度很高的山脉其实是在周边，尤其是西南缘。
因此，所谓“世界屋脊”，说的乃是藏族住的平顶房，不是汉人的瓦沟房。但西藏与印度连接的地方便是层层皱褶，海拔在那儿急剧下降，一直降到平原。山麓上有一系列国家或地区，从西向东依次为阿富汗、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以及藏南。这些地带的人民居住在世界上最陡峭的山坡上。例如藏南的海拔从5000米一直下降到150米，植被从寒带迅即变为亚热带，完全是垂直分布。打个比方：藏族居住在屋顶上，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藏南的人民居住在楼梯上，而印度人则居住在楼下。
19世纪初，英属印度帝国的疆域只限于平原地区，此后英国佬向北扩张，一直到了山脚下。约翰牛跟老芦差不多，对登山没什么兴趣，因此没有并吞那些山麓国家，而是把它们化为能被英国影响或控制、或至少起码中立的缓冲带。赶紧说明：“怕爬山”不过是插科打诨，英国人的考虑上面已经说过了，其实跟老祖宗“封藩建屏”的想法差不多：建立一系列拱卫中央帝国的藩篱屏障，以确保女王皇冠上的钻石——印度金瓯永固。
为此，英国人先后把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变成了“保护国”（protectorate）。对尼泊尔，英国人只满足于禁止它与中国以外的国家打交道，但没有禁止它对天朝保持忠诚，以免为此与天朝开战，虽然不至于打不赢，但犯不上。不丹原来是西藏与中国的藩属，英国尽管夺走了它的一片领土，但一直没有干涉它与中国和西藏的特殊关系。直到1910年，英国才与不丹签约，获得对该国的外交控制权，包括干涉它与西藏和中国的交往。但条约并未给予英国派使节驻该国首都的权利，因此不丹仍然保持着与拉萨的来往 [23]。
锡金王国与中国的关系，比不丹和尼泊尔还密切。但英国于1860-1861年与之开战，签约迫使它变成大英的“保护国”。1888年，西藏当局与锡金发生冲突，藏军入侵锡金，被英军击退。1890年，中英签订协议，中国承认了英国对锡金的宗主权，并与大英划定了西藏与锡金的边界 [24]。这条约完全由中英代庖，锡金与西藏都无置喙余地。因此，锡金人痛恨英国人视他们如无物，而十三世达赖既不满于大清，又恨英国，宣称不承认中英签订的条约。他更痛恨在大英保护下的锡金，于是便想去寻求一个更强大的靠山，与英国对抗。一个俄国喇嘛便及时登场了。
此人名叫阿格旺多杰（俄语：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 英语：Agvan Dorjiev，又译为Dorzhiev），是西伯利亚的蒙古人，格鲁派佛教徒，1873年即到西藏研习佛学，15年后，他获得了最高佛学学位，成了达赖喇嘛的精神导师、密友与高参 [25]。他曾经两次回国，受到沙皇的奖赏，与彼得堡的贵族也混得很熟。回到西藏后，他利用其位置大肆宣传，俄国就是佛经中说的极乐世界（“白色的香巴拉”），沙皇是“白观音”转世来援救佛教的，将要援助西藏；俄国向蒙古推进表明该国将会改信佛教，西藏可以利用俄国抗衡英国人的阴谋。达赖被他说动，准备出访俄国，但因清廷与藏民代表大会（“冲都”）都反对而未能成行，只好派出代表团出访俄国，阿格旺多杰就是代表之一 [26]。他们在克里米亚谒见了沙皇，带回了沙皇赠送给达赖的私人礼物以及一批军火 [27]。
英国细作将这些情况报回加尔各答（当时印度总督所在地），引起了英国人的疑心。再加上达赖喇嘛自以为有了奥援，再度挑起了与锡金的武装冲突。英国人于是怀疑俄国人将取代中国成为西藏的宗主国，使得印度直接暴露在俄国人的威胁下。1903年，印度总督寇松（Lord Curzon）要求中国和西藏政府派出代表，与英国代表痒哈死笨蛋上尉（Francis Younghusband）在中锡边界的一个藏族村庄会面，举行英国与西藏的商务谈判。清廷同意了这一请求，命令达赖前往，但达赖拒绝了，而且拒绝为驻藏大臣提供车马人夫，使得他无法前去赴会。“少夫”（也就是那个英国笨蛋）在那村庄等了半年之久，都不见中国和西藏官员前来。
根据印度政府的命令，少夫笨蛋于是率领三千士兵于1903年底攻入西藏。次年3月31日，他率领的军队与藏军在古鲁（Guru）遭遇。笨蛋在藏军毫无动武意愿与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下令部队用马克辛重机枪扫射藏军，打死六七百人，打伤168人 [28]。7月6日，英军攻破江孜宗要塞，通往拉萨的道路就此打开。
江孜宗抗英遗址，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此后向拉萨推进的征程中，英军再未遇到抵抗。在阿格旺多杰的安排下，达赖仓皇逃到蒙古的库伦（即今日乌兰巴托）。清廷因他不服从朝旨，擅启边衅，革了他的职位，命驻藏大臣代理。8月3日，英军进入拉萨。驻藏大臣迎接英军入城，但告诉他们自己无权签订条约。笨蛋于是威逼达赖指定的代理人和他签了《拉萨条约》。该条约共有十条，重大规定是西藏政府保证尊重中英于1890年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与锡金的边界；开放江孜等地对英自由贸易；确保通往那些区域的道路畅通；平毁从英国边境到江孜和拉萨的路上的一切要塞与堡垒；赔偿英国50万磅等等。其中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是第九条：
“第九条：西藏政府保证，未经英国政府事前同意，
a. 不得向任何外国出让、出售、出租、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其占据领土。
b. 不得许可这些外国干涉西藏事务。
c. 不得许可任何外国的代表或代理进入西藏。
d. 不得向任何外国或其臣民授予建造铁路，道路，电报，矿山或其他权利的特许权。如果同意授予此类特许权，则应向英国政府授予类似或同等的特许权。
e. 西藏的税入，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都不得抵押或指派给任何外国或其臣民。” [29]
这实际上是把西藏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从此彻底出局，再不是西藏的宗主国了。驻藏大臣当即公开宣布条约无效。当时大清已经开始实行新政。在挨了半个多世纪的痛打后，迟钝的中国人总算开始学会西式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一支职业外交官队伍正在建立成长起来。这些人与刚愎自用、坐井观天、轻狂祸国的林则徐、叶名琛等老前辈不同，既有足够的世界视野，又熟悉国际法规，更真正有着“茍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在内有清流攻讦，外有列强环伺，腹背受敌时，却并不忧谗畏讥，羽毛自珍，而是忍辱负重，老成谋国，在清末民初（尤其是北洋时代）国脉如丝的险恶处境下，创造了“弱国有外交”的奇迹，写下了中国外交史上至今是最辉煌的一页。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真正值得后人敬重与缅怀的先贤。
1906年中英签订的协议就是这批人初出茅庐第一功。曾负笈哥伦比亚大学的前留美幼童唐绍仪力主通过外交谈判推翻《拉萨条约》，被清廷任命为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达十次之多，因英方坚持不让步而主动中断谈判回国。此后英方不得不改换代表，赴北京与唐绍仪继续谈判。经过艰难的折冲樽俎，双方终于签订了新的协议。中国以确认（confirm）《拉萨条约》的让步，换来对该约条文的重大修改，使得英国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该协定第一条说明，中英双方确认《拉萨条约》，但必须作出为本约指定的修改。第二条由英国政府保证不吞并西藏的领土，也不干涉西藏的行政；中国政府则答应不允许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干涉西藏的领土或是西藏内部的行政。该条约还以附件的方式列出唐绍仪给英国特使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的照会，声明中国答应不雇用任何非中国臣民或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在西藏担任任何职务。 [30]
这个条约、尤其是附上的互换照会，写得非常巧妙，充分表现了唐副部长（他是以大清外务部侍郎的名义签约的）杰出的政治智慧与高超的外交技能。它充分照顾了英国人生怕毛子插足西藏的心病，也充分照顾了他们的面子，没有完全推翻《拉萨条约》，而是把条文中说的“外国”间接界定为“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国照样有向西藏派出官员的权利。于是，《拉萨条约》中对外国人的限制就此化为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在法律上把外国人拦在西藏门外，却没剥夺中国对西藏事务的管理权。这样，虽然条文没有明确说出，该条约实际上确定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正因为有了这条约，次年英国与俄国签约时，双方才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两个条约束缚了“文明帝国主义”的手脚，使得英国后来在策划西藏独立时顾虑重重，哪怕就是在《西姆拉条约》的附件中，也写上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从这些历史条约来看，窃以为西藏独立的国际法律依据不足。
那位藏独朋友要说了：“宗主权”是殖民时代的法律观念，如今已经是后帝国主义时代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未必吧？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与赵紫阳签订的中英条约，好像比与1906年的中英条约对中方的约束更严重。在80年代的新约中，双方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香港的宗主权，亦即香港没有外交与国防权，但具有充分的对内主权，北京不得干涉，更不派官治理。北京对香港拥有的，不是宗主权又是什么？只怕连1906年的中英协议都不如——该约可是用附件的方式表明了北京有任命中国官员的权利的。而且，虽说香港政府没有外交权，可它竟然能发放护照，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好使多了，晚清的西藏政府似乎还没这特权吧？澳门也是这样。如果将来两岸统一了，我看台湾最好的前途，也就是变成中国的藩属国。实际上，所谓“自治区”，如果名副其实的话，就是过去的藩属国。当年中共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规定的中央政府的权利，我看也就是宗主权。
最后说说那盼望“白观音”救世的阿格旺多杰的下场。1909年，他上书沙皇，请求在彼得堡建造一座喇嘛庙。沙皇同意了，1915年，该庙建成，沙皇还批准9个喇嘛入住该庙。那庙还挺象样的：
然而十月革命不久就爆发了，阿格旺多杰一度被捕并被判死刑。后虽获救，他在彼得堡建的喇嘛庙却被平毁了，经卷也被毁。这家伙确实不是个好鸟，长于见风使舵。20年代他率先提出将喇嘛庙改为“集体农庄”。政府批准了他的恳切请求，将布里亚特（蒙古人在西伯利亚的聚居地）的喇嘛庙统统“国有化”，剥夺了僧侣们的管辖权，由共党派出的干部管理。阿格旺多杰没事可干，只好去做蒙古大夫（行藏医）。1937年11月，他被NKVD以叛国罪、间谍罪、煽动暴乱罪逮捕，两个多月后死在监牢里。至此，他终于在白观音的殷勤引领下，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白色极乐世界”。这位同志的遭遇，似乎值得铁木一类至今还在歌颂“白香巴拉”的同志深长思之。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七） 时间: 05 2 2011 20:35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补充说明一下：前文的Younghusband上尉已有经典翻译，乃是“荣赫鹏”，并不是我捏造的“少夫笨蛋”。请读者原谅老芦的无知。说实在的，我不是很相信中方的史料，觉得倾向性太强，难以做到客观，而且非常简略含混，令人常常慨叹中国人对自己的事还不如鬼子清楚，所以看的有关史料基本是英文的。当然我也尽可能多方对照，以期尽可能逼近真相。好在英国早就是民主国家了，人家的文字总是多元的，不存在舆论一律，可以互相参详对照。
下面接着写。
（三）东段
中印边界东段位于不丹与缅甸之间，争议地区边界长约1200公里，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中方称“藏南”，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
该地区与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完全不同，根本不是荒凉的无人区。相反，它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从5000米降到150米。从印度洋上吹来的潮湿的季风被喜马拉雅山挡住，使得山北地区干燥，却使得此区湿润多雨，成了世界上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该区土地肥沃，能种植多种亚热带作物，人称“西藏江南”。此外，该区森林覆盖率达90%，水力资源极为丰富，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就在那儿，风景美不胜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该区都是整个西藏最难得的明珠。
因为湿润多雨，海拔较低，习惯于高寒干燥气候的藏族不喜欢在这地区居住。除了达旺地区外，此区的主要居民为部落民族，据说共有82种部族，人口约为90万，有许多信奉藏传佛教。此区的东部是达旺地区（英文称Tawang Tract，“达旺林带”之意），紧挨着不丹，“自古以来”就是西藏的领土。它是六世达赖喇嘛的故乡，建有非常有名的达旺寺，是西藏的宗教圣地之一。它还是传统的西藏到印度的商业交通要道。
此区的南面是印度的阿萨姆邦。前文已经介绍过，阿萨姆“自古以来”就不是印度领土，原是傣族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名为“阿豪姆王国”。阿豪姆王国一直成功地抵御了莫卧儿帝国的入侵，但在1817年被缅甸征服，1822年变为缅甸的一个省，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逐渐被英国吞并。英国人之所以要吞并阿萨姆，是因为他们喝茶上瘾，本土又种不出来，因此把中国的茶树偷出国境，拿去那儿试种成功，使得该地逐渐发展成了重要的产茶基地。再加上森林资源丰富，因此该地便在大英的茶叶与原木的生产贸易中占了重要地位。
正因为此，便有许多英国浪人跑到那地方去做买卖。为了加强管理，英国人便在印度帝国的北面边境画了两条线，第一条线是行政管理线，称为“内线”，凡是进入该线以北的人都需要执照。内线以北则是所谓“外线”，它才是真正的国境线。在阿萨姆以北，它沿着山脚走，和中共所说的“传统边界”一致。直到1909年，英国绘制的印度帝国的边界地图仍然沿袭了这条“外线”：
由图可见，直到1909年，英国人画的边境仍和中方后来声称的一致，后来被印度侵占的达旺地区（也就是不丹东面那一块）完全被划在西藏境内。事实上，英国人原来一直都承认达旺是西藏的一部份。1847年，印度帝国东北边疆局（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NEFA）的官员简金斯（Major J. Jenkins）就曾向该局报告说：“达旺肯定是拉萨总督的一块领地”。1872年，英国与不丹划界之后，顺便也想确定与达旺的边界。NEFA的官员格兰姆（Major R. Graham）会同拉萨派来的官员，划定了达旺地区与印度帝国的边界，把达旺地区划为西藏的一部份 [31]。就连印度人自己出的书也不能不承认：
“看来正确的是，除了英属阿萨姆与达旺林带由英国与西藏官员在1872年共同勘定之外，直到19世纪（芦按：应为20世纪）的头十年，大英帝国的东北部都没有英国与中国/西藏共同同意的确定的边界。” [32]
那么，达旺地区以东又如何？是否真如上引印度人所说，没有双方都同意的边界？
上面已经说过了，该地区主要由部族居住，但历来处在拉萨的影响下，英国人也一直把它当成是西藏领土。1873年英国划出“外线”时，该线从从不丹边境直到北纬27度延伸到东经93度20分的Baroi河（很抱歉，我居然在中国地图上查不到中文地名，中国人的糊涂，于此可见一般），在该河以东虽未标出国界线，但作了文字描述，指出该线沿着山脚走，直到Nizamghat（位于今日印度之“阿鲁纳恰尔邦”，again，我无法找到中文地名，只能在网上找到印度人的介绍，http://www.maplandia.com/india/arunachal-pradesh/dibang-valley-anni/nizamghat/。看看这就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唯一本事就是闭着眼睛瞎嚷嚷，连中国政府把那地方送出去了都不知道，呸呸！）[20]。
不仅如此，1905年，一位英国官员力主越界向北推进，进入部族居住区域，建立英国哨所，当时的印度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摩尔里（Lord Morley）还驳斥道：
“（建立英国哨所）意味着实际上的并吞，随之后来的将是难以限制的持续并吞……在Abor山后面是外国的领土——西藏。而在Abors与西藏本部之间可能住着部族，他们或多或少都处在西藏的影响下。” [33]
这毕竟还只是一方的表示。1910年，赵尔丰带兵入藏，“改土归流”（详见下）。中国军队在瓦弄（Walong）以南插下了标明边界的旗帜。1913年年底，英国人深入阿萨姆北部探察，检查了中国军队在瓦弄设置的边界旗，在旁边也栽下了英国的边界标志[20]。因此，这等于是双方同意的分界线。
那么，这瓦弄在哪儿？在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的察隅县，见下图：
要从地图上寻找该地，先找到下察隅镇，再沿着察隅河南下，快到边境线时就是此地。可惜这不过是在中方地图上，它早就在印度治下了，位于所谓 “阿鲁纳恰尔邦”内。在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共军与印军在此激战，双方都损失惨重，但据说中国军队的伤亡是印军的五倍。在付出沉重代价夺取了它后，中共却又使出龟孙子兵法来，撤回麦克马洪线以北。于是印度人太太平平地卷土重来，在该地修建了个烈士纪念亭，由参战老兵们赋诗勒石：
群山如哨兵一般环绕着我们悄然耸立
它们见证了我们是怎样地热爱自己的土地
在粉碎的岩石与燃烧的松树之间
我们在纳姆提平原上奋勇捐躯
啊，罗西特河从我们身边轻轻滑过去
苍白的星星在我们头上柔和地闪烁
我们长眠在此，沐着阳光，浴着风雨
这儿的“罗西特河”，原文为Lohit，估计就是中文地图里标出的察隅河。2002年，当地建立了一座更大的纪念馆 [34]。看来印度人学会了英国人的传统，很把为国捐躯者当回事。而我们的将士却成了伟大领袖那盘“很大的棋”上无足轻重的棋子，全都白死了。
从卫星地图可以看出，瓦弄位于争议领土的东端，距离不丹边境很远，这就是说，从此地直到1872年英国与西藏确定的达旺以南的边界线，都是西藏的领土，起码当时英国人是这么认为的。
英国人为何后来改了主意？这又是“推进派”干的好事。前文已经说过，英国人最忌讳的是俄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因此希望西藏成为挡住老毛子的缓冲带。为此，他们与毛子在1907年签订了条约，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尊重西藏领土完整。那阵子中国在他们眼里并不构成威胁。然而过了两年，情况就变了。
晚清新政，其实是中国从中世纪的天朝（country）剧变为西式民族国家（nation）的努力。朝廷开始有了西式“主权”意识，察觉到周边藩属因为主权不是很明显，容易被列强鲸吞蚕食，于是开始“改土归流”，也就是将过去由土司自治的地区，改为流官治理。为此，朝廷先后将新疆和东北等特区都改为省，并准备进一步把蒙古与西藏也改为省。以后发生的事，简直就跟50年后的“西藏叛乱”一模一样。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八） 时间: 07 2 2011 23:58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尽管咱们的教科书很正确地谴责1904年荣赫鹏的入侵，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其实有利于中国重建宗主权。清朝对西藏控制以康雍乾时期为顶峰，以后逐渐弱化，到了晚清已经只是个名义了。上文介绍过，1890年，中英签约划定中国与锡金的边界，后来中国又与英国签订商务协议，同意在西藏开放对英贸易。但十三世达赖概不承认这些条约，在与锡金的边界划定后，还派藏军去武装入侵该国，并顽固拒绝开放西藏对英贸易。荣赫鹏要求在中锡边境谈判，清廷命令驻藏大臣和达赖前往。但达赖拒绝服从朝旨，也不给驻藏大臣派人夫车马，使他无法前去。可见朝廷权威衰微到何种地步。
英国人的入侵打破了这权力格局，达赖喇嘛出逃，造成了权力真空，被清廷迅速填充进来。此时清廷已经有了“主权”的西洋意识，也懂得了国际法规是怎么回事，在与英国人打交道时处处遵照西洋游戏规则，刻意凸显自家的主权。《拉萨条约》规定的西藏赔款（原为50万镑，后来被印度代总督削减了三分之二 ）由清廷一手揽了过来，没要西藏掏一分钱，并竭力争取缩短归还期限，以换取英军尽早从春丕河谷撤走（《拉萨条约》规定，赔款还清前，英军占领春丕河谷作为抵押）。在还钱时还竭力防止英国人直接和西藏人接触 。1906年唐绍仪等人改约成功，中国政府在该约中完全以西藏的主人身份说话，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肯定了对西藏的宗主权。达赖逃走后，清廷派了新的驻藏大臣联豫去代替有泰，又派了钦差大臣张荫棠入藏，达赖留下的摄政没有足够的权威与之抗衡，于是钦差和驻藏大臣便成了最高权威。张荫棠借机在西藏推行新政，用二手西洋文明去改造西藏。他走后，联豫也推行了类似政策，在西藏编练新军，办陆军学堂与巡警教练所、开创警务、办洋学堂、办报纸、开办译书局和印刷厂、敷设川藏电报线，等等 [37]。
荣赫鹏入侵也唤起了清廷的警觉。1904年，清廷作出了“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以为藏援”的“固川保藏”的战略决策，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即昌都），幷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滇边推行新政并“改土归流”。凤全过于操切，傲慢不逊。中国本是个野蛮国家，顶多只能算半开化，推行新政就是承认自家文明不如人，可他还要鄙视“蛮子”，要去“移风易俗”，强迫喇嘛还俗，于是激起民变，在巴塘为暴乱僧民杀害。
时任建昌道台的赵尔丰受命会同提督马维骐前往讨伐，平定了叛乱。赵尔丰负责善后，绥靖了周边地区，升为川滇边务大臣。1907年，他任护理四川总督，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于是遥策边事，凡前所奏陈，皆以次举，察吏尤严，多所举劾，僚属肃然” [38]。1908年，清廷命他为驻藏大臣，他坚持“固川保藏”的战略构想，认为应先巩固川边的战略后方，奏请朝廷仍以联豫为驻藏大臣，他自己巡视藏边，以巴塘为根据地，开始在康区推行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亦即以武力为后盾，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将康区改为朝廷派官直接治理的州县。所谓“康区”，英语翻译为Kham，大致包括如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东部、林芝地区东部、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些区域与西藏噶厦政府并无隶属关系，但为藏文化覆盖区，住民奉达赖或班禅为精神领袖，历来由土司自治。如今赵尔丰却要废除原有的权力结构，自然要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于是赵尔丰便以铁腕无情镇压之。
用今日西方的人道眼光来看，赵尔丰无疑是帝国主义侩子手。但用东方眼光（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来看，他恰是屁民能盼望到能让他们又敬又畏的最理想的清官：公正廉明、心狠手辣、勇毅明决，虽然杀人不眨眼，但同时也有爱民心肠，杀的多是贪官与暴民（含反叛的土司与僧俗民众），无怪乎他至今还在康藏威名赫赫。从才干来看，此人似乎并不亚于林则徐、曾国藩等著名能员干吏，集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于一身，民国以后似乎再没出过类似人才。
赵尔丰在藏边搞“改土归流”，与后来中共在藏边搞“民主改革”一般，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不但引起了当地叛乱，而且引起了拉萨的反弹，最终使得十三世达赖再度出奔。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
达赖喇嘛逃到蒙古后，不受蒙古大喇嘛待见，颇为郁闷。1908年初，对英国最后一笔赔款偿清，英军从春丕河谷撤回印度。朝廷把达赖从蒙古召到北京去，再度任命他为达赖喇嘛，将他送回西藏。为了彰显朝廷对西藏的宗主权，慈禧太后坚持要达赖朝见时下跪，后来虽然改为只跪一腿，他仍然倍感屈辱。1909年12月间，他回到拉萨，便把这气发到驻藏大臣联豫头上去，在联豫率百官出城前来迎接他时视若无睹，洋洋不睬。联豫恼羞成怒，便扬言达赖带来了俄国军火，派兵到布达拉宫内搜查，搜不到又去搜达赖尚在途中的行李，仍然一无所获。达赖恼怒之下，便使出林则徐林大帅当年对付英夷那一招来，下令停止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粮秣与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汉通商 [39]。
此前联豫在西藏推行新政遇到消极抵抗，想以武力作为权威的后盾，便向朝廷请求派兵，朝廷派锺颖率领四川新军入藏，而这却引起了达赖的恐慌。他早就知道赵尔丰在康区铁腕实行的改土归流，在回拉萨的路上便命令藏军堵住川军入藏的道路。入藏川军是所谓新军，由同治皇帝的表弟锺颖招募训练编成，全军共约三千人，军官由毫无战斗经验的军校毕业生充任，士兵多是黑社会的袍哥，战斗力极差，军纪一塌糊涂。受到藏军阻拦后便在昌都停了下来。赵尔丰闻报后，派出“边军”救援。他的边军是在原来驻防旗兵基础上训练编成的，能征惯战，会同川军大破藏军，平定了周边地区，并乘胜越过丹达山，抵达江达，此时离拉萨只有六天路，“尔丰请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 [40]。于是边军将川军护送到此就返回去了。因此，后来进入拉萨的是川军而非边军，赵尔丰本人更没有入藏。
川军先头部队到达拉萨后，刚刚回来不到两个月的达赖喇嘛又吓得再次出逃。当时的英国报纸对此事的报导是：
“由于民众抗议，达赖喇嘛被安置回Polasta宫（原注：原文如此），被再度授予最高级的世俗权力。作为统治者，他赦免了那些曾向荣赫鹏上尉宣誓效忠的人。平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月后，因为中国军队在四川边界侵占寺庙、屠杀僧侣的过火行为，达赖喇嘛向主管军务的中国官员提出了抗议。这个抗议引出了西藏的地位的根本问题。驻藏大臣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可以随意处置叛乱者。其他关于权限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最后驻藏大臣命令驻扎在城外的500名士兵入城。几个由达赖喇嘛的信徒组成的连队被以‘黄金士兵’的名义匆忙地召集起来，被派去抵抗中国军队，但因为装备不足，他们被中国军队击败，遭受惨重伤亡。与此同时，达赖喇嘛与他的3位部长和60名随从从宫殿围墙后门逃走，并在穿过城市时遭到射击。” [41]
1911年出版的《不列颠尼卡百科全书》则如是说：
“1909年，中国军队被派到四川边境镇压喇嘛们的骚乱并严厉地处置了他们。当达赖喇嘛试图命令他们停止时，驻藏大臣否定了他的权威，并召唤中国军队入城。中国军队这么做了，而达赖喇嘛则于1910年2月间逃往印度的大吉岭。中国军队一直追到边境，他被朝旨褫革了职位。” [42]
中方则将此事变主要归咎于中国军队的胡作非为：
“因川军、边军与藏军火力悬殊，及藏人不愿抗拒大军之故，达赖虽严饬沿途拒阻，藏兵皆徒张声势，未敢拒战。故闻川逼近即自奔溃。乌苏江距拉萨二站，为其最后防线。此线既溃，已更无险可扼。其时联豫与达赖交恶，久不相晤，赖帮办大臣温宗尧转圜调停，达赖已许川军人驻拉萨。殊锺军毫无纪律，入拉萨日张狂失度，击毙贵喇嘛于琉璃桥。达赖大惧，当夜出宫南奔，初未决奔印，不过欲逃死于尼泊尔、布丹界间耳。英政府遣人迎之途决投印度云。” [43]
“川军至拉萨，枪杀喇嘛，达赖喇嘛于正月三日惧而出亡。” [44]
“……川军的军纪如此败坏，他们一抵达拉萨，便开枪打死了几名巡警，向拉萨传召大法会的总管彭康台吉射击，幷捉拿了台吉；彭康台吉助手孜仲强央坚赞和仆人中弹而死；川军又向布达拉宫开枪射击，抢夺民众的财物，一时全城大乱，达赖喇嘛处境艰难危险。” [45]
“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不久，钟颖率领的川军也到了拉萨。这支军队进入拉萨时，正逢传召大法会。驻藏大臣联豫的卫队在迎接之际，殴打西藏地方官员，幷向大昭寺及布达拉宫鸣枪示威，致使一大喇嘛中弹身亡。一时间，人心惶惶，拉萨城内大乱。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联豫不对其安全承诺的情况下，不得不再次出走。” [46]
这些说法相当一致，都是说中国军队无故杀人启衅，唯一的分歧只在于到底是新到的川军，还是联豫的卫队首先开枪，但都没有说达赖喇嘛派兵去城外阻挡，招致两军交战。因此，英国人当时的电讯明显有误。达赖确实派兵去阻挡中国军队入藏，但不是在拉萨城外而是在藏边。他派去的军队早被赵尔丰的边军会同川军击败了。等到川军进入拉萨时，他并没有派兵拦阻。至于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我认为根本就查不出来。在那种混乱的事件中，无论是新来的川军，还是联豫的卫队都一定会开枪。泛言之，1949年前的中国军队的军纪多一塌糊涂，中国军队有军纪，应该说是从共军始。当时入藏川军的军纪之坏就更是众口一词。辛亥蠢动爆发后，川军在革命乱党与袍哥的控制下，完全堕落为土匪，把拉萨变成了恐怖世界。这为多位过来人的证词证实。
这与英国军队可完全是两回事，无怪乎达赖这次会投入他原来的死敌英国人的怀抱。据说与荣赫鹏签约的摄政曾说：“当一个人见识过蝎子后，就连青蛙也是神圣的。”大英殖民者再糟糕，也不兴无故残杀平民。就连荣赫鹏在古鲁用重机枪扫射藏军，也在国内引起了抗议的声浪，就连其部下也觉得那是屠杀，胜之不武。
中方的证词与英国的报导的另一区别是，中方没有提到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在双方矛盾中起到的作用，主要局限于分析具体的人事原因，除了谴责烂兵外，便不是指责联豫，就是唾骂锺颖，而英国人则把这看成了主要原因。
窃以为，人事原因其实只起到了火上加油的激化作用。真正的原因还是赵尔丰在川边搞的改土归流给达赖喇嘛带来极大的震撼。他就是再笨也能看出朝廷下一步的棋，那就是把宗主权提升为主权，将西藏改为由中央直接治理的行省。他那“神王”迟早不是给废黜，便是被架空。因此他才会早在归家的路上便下令藏军阻击入藏川军。只要朝廷不改变“化宗主权为主权”的打算，他与清廷的矛盾根本就无法解决。即使联豫是帮办大臣温宗尧那样的统战高手，入藏军队也个个如同南京路上好八连一般，双方也迟早要翻脸为仇，而达赖也只会去投靠洋人。这道理王力雄已经在其巨著《天葬》中讲过了：过去西藏没有选择，所以只能臣服于中国。如今在中国之外出现了更强大、更文明的国家，中国对藩属还能有什么感召力和吸引力？你能拿出手来的，无非是二手西洋文明，也只能靠西式武器去震慑对方。人家又胡不可直接去鬼子那儿学？即使不独立，仍然当藩属，那当大英的也比当中国的强，起码人家只是软性输入西洋文明，为百姓保留了自由选择，并不兴“破除迷信，移风易俗”，以暴力逼迫土著民族放弃传统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1909-1910年的事件非常像1959年的“西藏叛乱”。促使两者爆发的基本原因其实是同一个。100年过去了，中方面临的困境仍然如故：没有让四海真正归心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只能如100年前一样，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九） 时间: 09 2 2011 10:07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当然， 1909-1910年的事件与50年后发生的事件，虽然都是北京试图强行改变西藏旧有制度引出的反抗，但毕竟有一个本质区别：前者是清廷试图将西藏变为西式民族国家的一部份，而后者则是中共试图把西藏变为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份。稍知马克思主义ABC的读者都知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水火不相容。民族主义在正宗马列主义者眼中乃是一种罪行，并不是如今的“马列爱国志士”们认定的光荣。虽然斯大林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偷换为俄罗斯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毛泽东却忠实遵循原教旨，奉行无耻阶级卖国主义，结束了自晚清新政以来将中国改造为民族国家的全民努力。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毛共政权“无故主动卖国”的种种怪事。
“改土归流”运动虽然吓得达赖出逃了，但清廷将国家迅速改造为西式民族国家的努力基本还是成功的。这其间，赵尔丰“赵屠户”立功厥伟，其政治军事战略眼光令后人尤其是中共那卖国老手羞死。
赵尔丰的主要战略主张是两条，都是针对东方式非民族国家的弱点的补救之道：第一，“改土归流”，化宗主权为明确的主权。第二，抢在列强之前占领“无主地带”，把它们化为归属明确的中国领土。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弱国的防御反应，这两条都非常必要，也有相当的可行性。藩属国与宗主国是一种松弛的臣服关系。这在只有中国一强独大时倒没问题，但列强来了后，人家就会“改投明主”（这里顺便答复布朗运动网友的质疑，你不同意靠枪杆子维持的政权没有内聚力，认为东西方在这问题上无区别，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种族与民族的数量超过美国，为什么该国从来没有民族独立运动？印度的种族民族成份也非常复杂，语言更是五花八门，请问那种杂烩国家是靠什么维系在一起的？靠的是枪杆子，还是内聚力？为什么人家不像中共那样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国家散板？）。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朝鲜和越南都要比蒙、藏、疆久远密切得多。要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秦代便已设郡的朝鲜和越南比云南更有资格，后者是在元代才纳入帝国版图的，比台湾就更不用说了。然而这俩国家如今都是独立国家。歪？就是因为它们是大清藩属国，没有像云南那样在元代就变成行省了。这就是袁世凯何以要在甲午战争前力主将朝鲜废藩设省。
当然，“改土归流”是否可行，关键要看是与列强的哪一家打交道。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害得中国人（国共两党在内）统统成了白痴。鉴于这个问题对饱受毛子洗脑的国人认识真实的历史非常重要，这里再吹一次轱辘笛。
首先，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就从来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
其次，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垄断的资本主义”，它是一种对外政策，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毫不相干。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蒙古帝国、拿破仑帝国、俄罗斯帝国（含苏俄）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遑论“垄断、没落、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同为帝国主义国家，也有本质区别。英法属于“文明帝国主义国家”，其特点是有明确的契约精神、信义观念、荣誉感与产权意识，其扩张政策与军队在海外的表现受民意约束，因此一般只会向“无主地带”亦即“产权”不明确的地域扩张，不会轻易侵占“产权”明确的领土，签订了的条约也一般都能信守。而俄国、纳粹德国与日本都是烂污帝国主义国家，毫无上述特点，签订条约都是为了在未来撕毁之。苏俄尤其烂污，与所有邻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都被斯大林撕毁了。纳粹德国其次，日本在这方面还算好，但其军队与苏俄的一样，毫无文明观念与人道情怀约束。正因为此，也因为地理邻近，给中国带来最大苦难就只有这两大烂污帝国主义国家。真正夺去中国领土的，也就只有这两家。敬请爱国者们看明白了，不要把所有的西方国家一马勺捞进去，更不要骂到中华民族的世代恩人山姆大叔头上去。
第四，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民主帝国主义国家尤其如此。上文已经反复说过了，大英帝国内部有“推进派”与“稳健派”（这儿的“派”不是“宗派”[faction]，而是“观点派”[school]，不是组织派系隶属不同而是观点分歧）。大英的对外政策就在这两派持续争吵中摇来摆去。稳健派之所以出现，不光是因为他们的“成本vs收益”的意识更强烈，也是因为他们对可能引发国会风暴顾虑重重——非经英国国会表决批准，印度帝国不得对外动武。即使国会批准了，若是金钱和人命成本太高，或是远征军干出议员绅士们无法容忍的兽行来，也可能引起政治风暴，严重者可致内阁垮台或总督换人。因此，越是后方的政客，就越比前线的军人谨慎。对民主国家来说，占据无主地带倒没关系，但要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则并不是那么容易作出的决定。
所以，改土归流是否可能，端看对手是哪一家。如果中国及时将越南改为行省，则法国有可能尊重该地业已确立的“产权”。但在朝鲜就不然了。即使改成行省，日本照样要夺走，台湾与后来的东三省就是证明。
但中国在西南地区面对的是英国，情况就完全不同。正如事实昭示的那样，英国基本还是信守它先后与中国和俄国签订的条约的。所以，将西藏改为行省并不会招来英国人干预。达赖出亡后，“尔丰请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40]，怕引起英国干涉而拒绝了，这担忧其实并无必要。
在西南地区抢占无主地带也非常必要而且可行。上文已经解释过了，天朝的边缘是模糊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明确勘定的边境线，无论是中印边境还是中缅边境，都存在着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部族居住地带或甚至无人地带。因为对手是尊重产权的英国人，这些地区就成了“先入关中为主”。只要在英国人之前抢占下来，再与之谈判划定疆界，那就一般不会再改变了，中锡边界就是先例。即使改变，那也无非是用“租借”名义，将来总是能收回来的。
赵尔丰把这些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在达赖出逃后，他给朝廷上疏，“请乘胜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尔丰上疏力争，略言：‘我国幅瀼辽阔，强邻环伺，属地多有侵占。自革达赖喇嘛，阿旺郎结叛逆，不惟藏人摇动，即外人觊觎之心亦因而愈炽。今我兵虽已入藏，然阿旺郎结已入英手，英人必挟以图藏。若再姑容，将成大患。臣因一面由巴塘进兵攻破南墩，一面由察木多进兵贡觉、桑昂、曲宗，我兵所到，番人亲附，即洛隆宗、硕板多等亦皆远来输诚，备陈藏中苛虐情形，坚恳内属。臣初意务在保境息民，并无开疆拓土之念。唯桑昂、曲宗属地杂瑜与倮罗野番接壤，时有英人潜伏。倮罗之南，为阿撒密，西为波密。英人若得杂瑜，即可直接波密，由工布入藏，与印度联成一片。则波密不可不收入版图，其势至迫。请及此将边兵所到之地，概收归边。并函商联豫以乌苏里江以东隶边，以西属藏。’疏入，枢府以外交责言为虑，联豫亦不允划界。然边军所得江达以内地，尔丰已逐渐改流，早成辖境矣。”[40]
这儿说得非常明白，他并不是好大喜功，开疆拓土，而是为了防止“强邻环伺，属地多有侵占”的情形在未来一再发生，针对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推进派”，实行自己的“推进政策”。尤其是在达赖逃印以后，这必要性就更加迫切。为了保住西藏，必须抢在英国人前面将藏南的杂瑜（即今西藏察隅县，赵尔丰派兵占领后设县，改名“察隅”）等地收入版图。若让英国人抢占了，那相邻的波密也会落在他们手里。英夷再从工布（今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入藏，则整个西藏都将与印度连成一片。为此，他请求朝廷把乌苏江（原文为乌苏里江，误）以东地区划入为他管辖的川边，由他去放手经营。虽然朝廷不许，但赵尔丰仍然在所辖地域内改土归流，“计尔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 40]。在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民族英雄”取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
这其间最重要的成就，是他的部下首次把大清黄龙旗插到了前文说过的瓦弄（也就是印度人刻石立碑纪念他们的卫国烈士的地方）。此举最令后人佩服的，乃是他出众的战略眼光。后世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连赵大帅几十年前就洞若观火的事都看不出来（或是不愿看，待考），向弱国缅甸慷慨赠送滇西领土，使得老赵高瞻远瞩的苦心经营悉数落空，也使得藏南的夺取与防守几乎成为不可能。
1894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确定了一段滇缅边界，其最北端为北纬25度35分的尖高山，条约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据此，从尖高山以北直到中印交界，都是“先入关中为主”的未定界地区（请参看下图）。
此后中英数次就北段边界谈判，从未达成共识。英方欲以高黎贡山山脊为界，把江心坡、野人山等地区划归英国，于1905年正式向中国提出以该山为界的“紫色线”，而中国则先后提出了绿、红、黄、蓝等四条线，其中绿色线以小江为界；红色线位于小江与恩梅开江之间；黄色线以恩梅开江以西之扒拉大山为界；而蓝色线则以恩梅开江为界。无论是哪条线，都没同意英国的无理要求，都不以高黎贡山为界山。
在1913-1914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提出的麦克马洪线除将藏南划归英国外，还向东延伸，一直画到了高黎贡山北段的伊索拉西山口。虽然无论是麦克马洪线，还是紫色线，都从未被中国政府同意过，也从未成为事实上的边界，但后来在与缅甸政府谈判中，毛周竟恭顺地全盘接受了英国人的“地图开疆”，既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东段，又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紫色线，把高黎贡山以西、喜马拉雅山东南的大片地域打包，顶在头上，膝行而前，跪送给弱国缅甸，而这些地区既未被英国人亦未被缅甸人占领过。该地区为今日缅甸之克钦邦北部，而直到现在，整个克钦邦都还没处在缅甸政府的有效治下。
无耻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前段海外华人指责中共“量中华之领土物力，结与国之瞬息欢心”，举出江心坡作例子。中共政府以及卫党志士们（其中有一位壮士名曰wm，也就是前段在此争论三峡问题时那位冒充水利专家的好汉）竟然有脸把“五色线图”（也就是中方先后画的四条色线加英国画的紫色线）贴出来，把那当成中共政府按麦克马洪线与紫色线划界的历史依据！连积弱的大清与民国都敢断然拒绝强大的英国的无理要求，空前强大的中共却不但把前人力争的领土跪送给软弱无能的缅甸政府，还讽刺国民党画的国界是“地图开疆”！这TMD屁股到底坐到哪边去了？英国人画的麦克马洪线和紫色线又何尝不是“地图开疆”？！难道他们曾治理或甚至控制过那些地区？！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洋人这么做，爱国壮士们毫无怨言，甘之若饴，奉命唯谨，反倒来讥笑针锋相对回击英帝领土野心的国府！这TMD还配冒充中国人么？呸！
如此送国（不是卖国，是白送），其结果就是危及西藏的防务。这点赵大帅当年早就看出来了，他认为，“自滇缅划界，英指高黎贡山脉以西为瓯脱之地，今我不取，西藏万难扼守。遂于八月初令程凤翔先据桑昂以分宾主之势，俾使英人无所借口，树我藩屏以舒民困。” [47]
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瓯脱”，意为“脱出金瓯”，或“金瓯之外”，也就是不在天朝疆域之内。赵认为，如果我们不把高黎贡山以西的地方夺取过来，被英国人占据，则防守西藏就很困难了。这道理他已经向朝廷讲过了：从察隅北上占领波密，再从波密侵占工布江达，进窥拉萨，西藏就可能与印度连成一片。而中国若是先去抢占下来，造成既成事实，则后到的英国人也就无所借口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是何等英明。请大家再看看上面那幅图。若中国坚持按1951年的地图划界，则整个江心坡与野人山都在中国边界内，印度的阿萨姆东北部就成了突入中国境内的狭窄地域，很容易被切断，印度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按1957年的地图，以野人山为界，中国仍可经营江心坡地区，从云南腾冲开始建造公路网，将该地与藏南连接起来，则防守藏南又有何难？
即使不修公路，从那儿步行去西藏，也比从藏北进入容易多了。辛亥丑剧发生后，十三世达赖号召藏民驱逐汉人，不但入藏川军最后被缴械逐出西藏，就连赵尔丰改土归流的藏边地区也统统反水。当时中央政府决定派川军与滇军去“援藏”。云南都督蔡锷就提出滇军不宜从川藏古道入藏，而应从云南维西县出发，经江心坡入藏南，直取拉萨。此策虽未被中央接纳，但确为上策。当然，后来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的昏庸指挥下，翻越野人山翻得九死一生，但援藏并不需要翻越该山，沿着恩梅开江河谷北上就是了。按英国人划定的高黎贡山山脊为界，这可能性便再不存在了。
自王力雄先生首先指出，共军在收复失地后又主动撤回麦克马洪线以北，是因为后勤困难决定了该区无法长期防守 [48]之后，党朋们如获至宝，一直在以此搪塞真正的爱国者们的责难，而后者也就哑然。双方都不知道，这困境完全是中共主动送国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政府，把无偿赠送领土当成了阿波罗登月式的系统工程，去煞费苦心地惨淡经营，务求点水不漏，在暗送了中印边界东段后，还要成龙配套地将滇西万里河山跪送给风雨飘摇的缅甸政府，以确保藏南即使夺回来也无法长期防守。只有到了共党手上，送国才被发展为巨细无遗的精密科学与炉火纯青的艺术。这或许就是毛泽东被称为伟大战略家，而周恩来被称为伟大外交家的缘故吧？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十） 时间: 11 2 2011 10:50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因为看到了抢在英国人前面占领无主地带的重要性，赵尔丰便在清廷派兵入藏时刻意经营藏南，据《清史稿》：
“川军协统锺颖率新军三千入藏，被困察木多。尔丰闻报，立驰往援，锺颖军出，并驱剿类伍齐、硕般多、洛隆宗、边坝各部落逆番殆尽，三十九族波密、八宿等部咸纳款。而江卡藏兵忽抄边军后路，犯巴塘，尔丰分兵击败之，乘势收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四部落。”[40]
上文已经介绍过，川军奉旨入藏之初，被藏军拦阻于昌都。这里说的是，赵尔丰派他的边军驰援，会同该部平定了周边地区。驻扎在江卡的藏军却突然进攻巴塘，企图抄边军的后路，赵分兵击败之，乘势将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四部落纳入管辖。其中的“杂瑜”在设县后改名“察隅”，该县大部份地区现为印度所占，前文说的“瓦弄”就在那个地区。他的部下程凤翔奉命南征，于1910年2月间进兵察隅，在瓦弄以南插了标志着大清领土的黄龙旗。据程凤翔、段鹏瑞的禀报，插旗之处名叫压必曲龚；而根据英方记载，该地位于叶普克(Yepuk，或Yepak)河与洛希特（Lohit）河汇合处、麦尼克赖(Menilkrai)对岸，应在东经96度9分北纬28度0分附近 [49]。
在插旗之后，赵尔丰更命部下继续向南向东招抚部族，发给大清护照。他的考虑非常周密。程凤翔向他报告，倮罗人居住的地域是察隅的门户，如果能招抚这片地区，则可以杜绝英人的窥伺，但不知倮罗人是否已经投英，请示赵是否允许他们投诚 [50]。赵尔丰当即指示：“惟倮罗一层颇费斟酌，只在投英与未投英耳。如未投英，将来自必收归我属为主，惟不宜冒昧从事，慎之又慎，才于国事有益无损。”并开列了十条应查事项令程凤翔确查 。
这说明，赵尔丰完全明白中英之间问题的实质以及正确的对策是什么——两国之间有着大量的无主地带，英文所谓“no man’s land”。中国必须抢在英国人前面，把它们化为“产权”明确的领土。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向无主地带推进不是侵略，因为并没有触犯他人的“产权”。如果英国人落在后面，即使来了也无话可说。但若英国人已经占了还要去抢，那就必然要引起领土纠纷。以中国之积弱，绝非英国对手。因此，他要程凤翔一定要查明英国人是否已经捷足先登。如果英人已经占了就算了，如果还没去就赶快占领之。可见此公深知，弱国照样可以对强国实行推进政策，只是要把握好安全线在哪里，其才智韬略远胜后世所谓“战略家”、“外交家”万倍。尼赫鲁后来搞的，基本也就是这一套，区别只在于，即使是中国业已捷足先登之地，他仍想夺走。
就这样，赵尔丰抢在英国人前面，招抚了大片地域。他上报朝廷：“遴员抚绥，西至习戈猓，已与印度毗连。现已就抚者有：原梯龚拉、妥坝、珞夷、犬求夷十余种，地方数千里。籍旷古不化之野番，同沾雨露，划区分司，遵照部章‘地足能以养民，民足能以养官’者，择要设治：以桑昂曲宗改为科麦县，杂瑜改为察隅县，同属于昌都府……原梯龚拉拟设原梯县，妥坝拟设归化州，复设木牛甲卜县丞隶属之。俟将界址划清，再委员前往。底定西南半壁，以固国防” [52]。随即颁布地方章程，宣告：“照得桑昂曲宗、杂瑜、妥坝、原梯龚拉、木牛甲卜各部地方，原为中国大皇上百姓，因未设汉官……今既情愿设为汉官，以后同为国民。” [53]
这一手还真见效了。1911年2月间，英国官员威廉森（Noel Williamson）“窜入”（国内学者的论文用语，但不知程凤翔率领的官兵是怎样“入”进去的，“插入”？或是如《红楼梦》上的瑞大叔“硬帮帮的就要顶入”？）瓦弄一带，看到了中方前一年在压必曲龚插的两面龙旗，其中一面已成碎片，另一面则尚可见到中国龙 [54]。据当时赵尔丰收到的下属报告，威廉森见到后即在该旗对面插旗，“该洋人插旗之后，即于是日往密巴家再三讯问，是否投过汉人，有无凭据。密巴称去岁汉人来到桑昂，我等即投诚，又蒙汉官给予各家护照，以资保护。洋人索取护照，详细看过，始谓尔等投汉甚好，我等虽插旗，尚未奉有我国明文，所插之旗即应拔去。当将旗帜扯下收卷而去等语。”
此后英国人又到过该地。1912年1月间，因为威廉森被土人杀害，英国人组织了所谓“密什米使团”（Mishmi mission）深入“外线”以北考察，在瓦弄以南发现原来的龙旗还在，而距那旗帜约75码处又插了一面龙旗，旁边栽了块红色牌子，上用中文与藏文写道：“察隅，大清国南疆边界”（从英译翻回中文，原文是：“Zayul, southern limit, boundary of Manchu Empire”） [56].
这两次考察都是由英国官员进行的，都看见了中国的边界标志。第一次英国官员威廉森还承认了中方划定的边界，虽则他后来又把自己插下的旗帜拔走了，但那不过是因为他虽是英国官员，但未奉命与中方共同勘界，插了也作不得数而已。第二次英方的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起码没向中国政府作过任何交涉，更不曾提出过抗议。
美国学者Calvin声称，英国人曾检查了中国军队在瓦弄以南设置的边界旗，在旁边也栽下了英国的边界标志，但原文写得十分含混：“By the end of 1913, the British had explored much of the Assam Himalayas. The British had inspected the Chinese boundary markers near Walong and put up British markers beside them.” [20] 在前文中，我曾理解为此事发生在1913年年底，但重读之下，觉得那是泛指1913年年底以前。因为作者未给出文献来源，故而无法确定是何时的事。现在看来，他说的很可能就是1911年威廉森插旗一事。此后辛亥国难发生，英国人就算是天使，也不至于在中国彻底崩溃后，还傻到要去承认中方单方面确定的界碑。
赵尔丰有理有利有节的推进战略，引起了英国人的恐慌。上面已经反复说过，英国人的领土野心基本限于印度次大陆，他们只想把西藏当成缓冲国，为他们挡住俄国人。但这盘算却造成了矛盾心理：当中国太弱时，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缓冲国一点用处都没有，根本挡不住俄国人，有如让那些土地落在俄国人手里，不如先下手为强去把它抢过来；当中国强大起来后，他们却又会觉得受到威胁，为了自己的安全，必须尽可能把边界往北推。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能促使“推进派”抬头。
上文已经介绍过了，推进派之所以在中英边界西段嚷嚷“詹森-阿达线”，就是因为觉得中国太弱，挡不住老毛子。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开始强大起来，实行自己的推进政策后，英国人又陷入恐慌。达赖出逃后，伦敦的《晨报》惊呼：
“一个无人可以预见其未来军事实力的伟大帝国，突然出现在印度的东北边境。从长远来看，那儿可能会遇到与（印度的）西北边境同样的问题，并为印度帝国的防务资源施加双重的压力……一句话，中国已经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这一事实不容忽视。” [57]
加尔各答的战略家们就更是嚷翻了天。1910年5月间，细作报来：中国军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日马（Rima，在察隅北面，只有在英国人的地图上才能找到，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爱国主义），并向当地居民征税，还让他们修筑通往印度阿萨姆的道路 [58]。阿萨姆富裕的茶叶种植园主们无不陷入恐慌，一位英国官员大声疾呼：“想想种植园主们在受到中国人威吓时发出的哀嚎，还有那上涨的茶叶价格！” [59]
但是英国政府并未试图制止中国。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披露：
“鉴于中国在西藏建立有效的宗主权的明显意图，英国政府提请北京政府注意严格遵守其条约责任的必要性，特别指出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边境国家的领土完整必须受到尊重。对试图让英国干预北京的达赖喇嘛，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他无权这么做，因为英国政府只承认事实上的西藏政府。”[35]
就连新任印度总督哈定领导下的印度政府也持慎重态度，驳斥了推进派的主张，哈定指出，如果中国进攻印度，英国可以从海上进攻中国，印度政府“目前看不到有什么必要推进到现在处于我们控制之外的部族地域，从而招来风险与责任。” [60]
英国人的克制，倒也不完全是因为过去曾在国际条约中保证“不干涉西藏内政”。当时中国正在“大国撅起”，国际上看好大清，犹如今日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上引伦敦《晨报》的评论不过是一例。英国要去打西藏的主意，就必须与一个“具有无限军事潜力”的“伟大的帝国”作对，就必须承担西藏的防务，而这是精于“成本vs收益”计算的“店主的国家”（nation of shopkeepers，这是拿破仑对英国的蔑称，每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都耳熟能详，而且乐于引用）绝不愿趟进去的浑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密友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已经把这心事说得清清楚楚了：
“善待达赖喇嘛和他的部长们，比任何别的事都更能改善我们和西藏的关系，因为所有的西藏人都崇拜达赖喇嘛，所有的人都觉得，在六年前的荣赫鹏远征中他们和我们作战之后，英国政府还能殷勤接待达赖喇嘛和他的部长们，为他们提供卫队，这是非常慈悲的。而且，我们的政府只要了不多于5000镑的赔款，而中国在类似情况下会要那个数目的一百倍。
所有的西藏人都十分满意。他们的政府愿意按照我们最近和不丹签订的协议的路子，把他们的国家变成我们的保护国。但对我们来说，承担亚洲高原上一百万英里的防务纯属发疯。我们不想建立这个保护国，这再次显示了我们并不贪图他们的领土。” [61]
此乃典型的旧式英国绅士的诚实与伪善的“对立统一”。英国人对西藏人当然要比汉族对西藏人好得多，无论是他们的平民、官员还是军人都如此，他们即使内心傲慢也深藏不露，而汉族的势利完全就是融化在血液里，铭刻在骨头中，印刷在面孔上。汉族特有的一个天赋，就是特别能招人痛恨、厌恶与鄙视。世上大概再没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让所有的邻国齐齐痛恨，也没有哪个民族像汉族那样，让所有的少数民族乃至被中国统治过的外国人（尤其是外蒙人）恨进了骨子里去。这也没能逃过那家伙的眼睛：
“外国人到西藏的越多，中国人的反对也就变得越强烈，比西藏人自己更甚。中国人一向将西藏人视为极度劣等的种族。新来的欧洲人对待西藏人就像朋友一样，向他们显示了更新更温和的言谈举止，与中国官员经常表现出来的严苛形成对照。此后中国威望又受损，尤其是中国与俄国以及与日本的战争使得中国的威望跌落（芦按，这家伙弄错了，除了拳乱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外，中国和俄国并没打过仗）。西藏人开始明白了他们的太上皇的弱点。因此，中国自然要把外国人拦在西藏外面。” [62]
这完全是事实，直至今天，汉族对少数民族仍然如此。我认识的新疆汉人无一不把维族当成劣等种族。世上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汉人更恶劣的种族主义者了。此所以蒙古人、哈萨克人连对残杀他们的老毛子都要深堕爱河，情难自已，要谀之为“白天使”（请参考拙作《中国何以让邻国如此痛恨》上引用的哈萨克学者的语录）——“见识过蝎子后，就连青蛙也是神圣的”。
然而这家伙也将其伪善表现得十足十。他一面爽直地说出英国不想套上防卫那广袤高原的重轭，一面又自吹英国不贪图西藏的领土，所以不把它变成保护国。那不丹、锡金、尼泊尔又是怎么回事？就连荣赫鹏入侵后索要的赔款他都要撒谎（当然也可能是弄错了），荣赫鹏索要的是500,000镑，正好是他说的5000镑的一百倍。后来虽然减少了三分之二，但也远不止5000镑，而且完全是由清廷赔偿的，没要藏胞掏一分钱。
因此，英国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清廷开展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但也没有直接干预中国内政，更未利用手中的达赖喇嘛成立流亡政府，宣布西藏独立。这原因我觉得是多重的：既是出于国际条约的束缚，又忌惮国内民意反弹，更觉得为了一个荒凉的难以防守的高原，去冒犯一个正在撅起的大国得不偿失。不管怎样，改土归流运动并未招来列强干预，取得了很大成功。随着达赖喇嘛出逃与被废，西藏的最高行政权落在了驻藏大臣手中，其实与行省也差不多了。
1911年3月，驻库伦办事大臣也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改革外蒙古的行政管理机构，废除不准汉人到蒙古垦荒的禁令，设立兵备处，统领外蒙驻军。中国正处于从原始落后的“天朝”向西式民族国家的急剧转型中。如果这社会转型能再持续二三十年，那么大概后来也就不会有什么藏独、蒙独、疆独的问题了。
然而历史无情地证明，洋人错估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爱国志士孙文、黄兴辈决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早在达赖出逃前十五年，还在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孙中山便开始了他的独立圣战，图谋与日本南北夹击中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将汉族居住的十八行省从大清帝国中独立出去。苦苦奋斗了十六年，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撅起”的中国屁股让流氓兵痞们踢成了开花馒头，而令鬼子一度心惊胆战的那个“伟大的帝国”在瞬间内摔成了七八十块，为西姆拉会议拉开了亮丽的序幕。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十一） 时间: 13 2 2011 02:47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先纠正前文的笔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密友英国人贝尔说：“承担亚洲高原上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防务纯属发疯”，被我打成了“一百万英里”。我在牛博的博客是我在此地的文集的镜像，我又忘记了那儿的密码，无法上那儿去改动，只好在此说明，让其在那儿自动出现。另外还要说明一下，本文写得很凌乱，但我觉得发的某些议论颇有价值。窃以为，老芦的史论的价值不在于揭示新史料，而在于我的议论。正因为此，我在写作本文时才不以结构为念，时常偏离主题去大发谬论，还请读者耐心去看，窃以为有助于国人理解中国在近现代的运行轨迹。
在我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成败参半的西化史。西化的最主要内容，便是在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将中国从中古的country，改造为西式的nation。硬件改造就是按西方模式，从头建立国家的政治、司法、军警、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诸如废除祖传的六部，建立西式政府部门，议会，法院，西式军队，警察，设立国库，开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实行西式教育制度，开办各级洋学堂，等等。软件的改造则是学会并娴熟运用西方处理内政与外交一系列观念、游戏规则、思维方式，等等。
毋庸赘言，这社会工程规模之宏大之艰难，甚至超过了在新大陆上从头新建一个国家，不亚于让文盲去办大学（不是指58年的“红专大学”或龙国政同志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典出红色经典电影《决裂》]）。现代人很难意识到这点，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西学东渐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是何等原始落后。不仅如今大众耳熟能详的政府部门一律阙如，而且军队就连个总参谋部都没有，实行的还是远古的幕府制度，警察的职能则由绿营兼办，朝廷甚至不会编制国家预算，建立国家银行与西式国库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大众熟知的一系列国家硬件，统统都是从西方进口来的，并非传统国家结构的后代，正如如今的学校与过去的私塾、书院等并不出于同一祖宗一般。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应变能力不能不令人五体投地。日本人的本事就那么一条：迅速学会西洋那一套，按人家的规矩玩游戏，玩得比对方还熟，藉此迅速出人头地。而中国人的愚钝，恰在于顽固拒绝西方游戏规则，坚持按祖传的龟孙子兵法打“超限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而这正是中国在拳乱前反复遭列强痛打的主要原因。直至八国联军入侵，朝野才总算悟出了“不按人家的游戏规则乱来就要挨打，按照人家的模式全面改造国家才能富国强兵”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开始了将country改造为nation的全民努力。
要变成一个西式民族国家，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具有西式主权观念以及行使主权的能力。所谓“主权”，有对内与对外两方面内容。实行新政以前，朝廷既无西式主权观念，也没有足够的国力去行使对外主权；虽对内地具有充分的主权，但对藩属国只具有名义上的宗主权。推行新政后，朝廷获得了西式主权观念，开始强化行使内外主权的能力，短期内便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尤其是外交官员已经学会了西方的游戏规则，并能娴熟地运用它来维护中国的对外主权。1906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以及次年英俄签订的条约捆住了英国人的手脚：英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保证尊重西藏领土完整，承诺不干涉西藏内政，中国政府却未受到类似约束，由此奠定了中国在西藏提升主权的国际法理基础。这就是西藏的“改土归流”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而他们却无法直接干预的缘故。
辛亥自爆，使得中央政府彻底丧失对内行使主权的能力。国家分崩离析，一直处在内战或外战中。直到1949年后，国家才重获对内行使主权的能力。既然不能安内，当然就无法攘外。没有国防军去承担守土之责，则对外捍卫主权也就只好全靠外交官的一张嘴。好在晚清—民国的外交官与他们的前任昏官和继任痞子有两个本质区别：第一，有鲜明的主权意识。第二，熟悉西方游戏规矩亦即国际法规，知道怎么利用它去尽可能维护国家权益。正因为此，中国外交史上才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特的一页：在他们之前，是“弱国无外交”，在他们之后，是“强国无外交”，而在他们手上，则是“弱国有外交”。这儿所谓“弱国”与“强国”，说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是否享有足够的对内主权”，而所谓“有无外交”，指的是“外交官是否具有运用西方游戏规则去尽力维护国家权益的意愿与职业能力”。
古谚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如果把那“善”字改为“易”字，大概就不需要老芦解释了。总之，那意思是“穿着长袖，舞姿就容易显得好看（传统舞蹈只限于女性，基本动作就是甩袖子，并不兴跳起来，因为是小脚）；资金雄厚的人，做起生意来当然也就容易左右逢源”。强国的外交官再容易做不过，拿破仑、斯大林能成为世界史上有数的外交大师，与他们拥有的军事实力分不开，弱国外交官就占不到这便宜了，因此常常是浅薄愤青的辱骂对象。“旧中国”外交官多成了“卖国贼”就是如此。国人居然看不见，该骂的不是他们，而是革命乱党祸国贼。辛亥自戕对民初外交官的职业能力构成的严峻考验，在世界史上大概并无二例。革命乱党造出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全靠他们殚精竭虑，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去匡救弥补。西藏问题就是一例。
武昌兵变发生后，消息通过英国《泰晤士报》传到了拉萨，迅即扩散到了川军下层。川军内部本为哥老会的地痞流氓控制，也有革命乱党，至此立即哗变。驻守波密的士兵殴辱杀害长官，连指挥该军的参赞大臣罗长裿都被哥老会首领勒死 [63]。拉萨的炮队绑架了联豫，哥老会成了军队主宰，忽而“革命”，忽而“勤王”，毫无固定的政见。烂兵们先向噶厦政府说要返回内地，勒索了十万两银子和五千匹牛马，但拿到钱后又不走了。在袍哥流氓的率领下，烂兵们在拉萨酗酒行凶奸淫抢劫无所不为。“白昼率兵四出，探知殷实番家，即诬以藏有蛮兵，入室抄去私财，形同盗贼，诬百姓为蛮兵，即拿回枭首剁指。” [64]甚至为了抢色拉寺的金器，竟然动用大炮去攻打该寺。结果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反而引来藏军的围攻 [65]。
驻藏军队的兽行，激起各地藏民纷纷起义。达赖喇嘛抓住这千载难逢之机，发布文告，号召藏民驱逐汉人：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军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藏人各寨营官，刻已召集，啜血同盟，共图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览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以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苟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我藏民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66]
中国学者认为，这文告就是藏独人士说的“西藏的独立宣言”。但此文告的发布时间与内容，都与藏独人士在海外贴出的英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宣言（1913年）》不一样。我未能在中方出版物中找到后一文件，兹将该宣言涉及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的段落翻译如下：
“在蒙古的成吉思汗和俺答汗的时代，在中国的明朝和满人的清朝期间，西藏与中国在施主与僧侣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年前，中国在四川和云南的当局致力于殖民化我们的国家。他们以维护商业市场秩序为借口，向西藏中部派了大量军队。我和我的部长们离开拉萨，到了印度-西藏边境，向满清皇帝发电报，希望澄清西藏和中国的现存关系是施主与僧人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基础上。因为中国军队试图活捉或杀死我，我别无选择，只好越过边境。
在我到达印度后，我曾几次发电报给皇帝，但他给我的答复被北京的腐败官员延迟了。在此期间，满清皇帝垮台了。西藏人被鼓励起来将中国人从西藏中部驱逐出去，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拥有权利的神圣国家。我现在正处于把中国军队的残部从西藏东部的多康地区驱逐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人试图在施主-僧人的关系下殖民化西藏的企图，现在已经像天空中的彩虹那样消散了。
……
4、西藏是一个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但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科学发达。我们是一个信教的独立的小国。为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一致，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国家。鉴于过去外国人的侵略，我们的人民有可能遇到某些困难，但他们必须无视这些困难。为了保障与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个人都必须自愿地努力工作。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臣民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派出专门的信使向政府报告一切可疑的事变。我们的臣民也不能因为小事，便制造两个国家之间的大的冲突。” [67]
我相信有这个《独立宣言》，但它并没有什么国际法理价值，盖它是对西藏人而不是对国际社会发布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完全符合所谓“辛亥革命”的精神——革命乱党追求的目标，恰与西藏人一模一样。藏民要驱逐汉人，汉人要驱逐“鞑虏”。这两档子事的原则究竟有什么区别，老芦迟钝，还真是看不出来。爱国志士们饶是口舌如簧，想来也没本事硬把它们分开吧？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藏人用语比较文明，没有用“鞑子”的辱称，也不曾把汉人骂为“强盗”（“虏”）。左中右派的爱国志士们一边歌颂孙文那个分离主义的祖师爷，一边谴责藏族人民的独立运动，不知是何高妙道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藏那阵子的独立运动，与当时全国各地的独立运动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两者似乎都可以算成是所谓辛亥革命的一部份。不但内地的十八省在辛亥乱起时大部份都独立了，而且从那时直到抗战爆发，许多省都一直处在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中央政府只保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不但东三省和新疆如此，就连山西、四川、云南都如此。此外还有个在中国腹地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非但不是中国的藩属，完全就是中国的敌国。莫非这些事实上乃至名实兼备的独立国家或地区也能认真？关键还是要看国际社会是否承认。
（绝食斗争再也无法坚持，得赶快吃饭去，否则胃病又要犯了，未完待续）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十三） 时间: 16 2 2011 22:52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辛亥自屠大概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做梦也没想到的佛陀赠送的厚礼。他不但藉此逃过了其后身十四世达赖喇嘛终生流亡的命运，返回拉萨重作神王，而且逆赵尔丰之道而用之，实行自己的“推进政策”，试图把广袤的“川边”地区收入版图。对这战略意图，他在1913年发布的“独立宣言”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我现在正处于把中国军队的残部从西藏东部的多、康地区驱逐出去的过程中。”西藏不但从此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凡40年，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中国的敌国。
这段时间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实质是什么，实在是难说清楚，完全取决于各人视角。
在藏独人士看来，上文介绍的川军与滇军的西征，当然是国际战争。但若作此理解，那就是中国反对西藏入侵“川滇边特区”的反侵略战争，上文已经解释过了，赵尔丰并没在西藏境内改土归流。他推行行政改革的地区，除了瞻对一个地方原归噶厦政府管理外，原来都由当地土司治理，与噶厦并无隶属关系。但据赵尔丰当时发布的檄文，瞻对原属四川，是朝廷赏给西藏的。光绪二十年，当地叛乱，西藏丢失了该地，现在朝廷派兵收回，当然应该属于朝廷，“藏官畏尔丰威，献户籍去”[13]。此说能否成立，当然值得研究，但即使不能成立，争议地域也就只有瞻对一地。“川滇边特区”的绝大部份地域原来都不是噶厦政府的辖区，许多地区完全就是无主地带，用赵尔丰的话来说：“地方数千里，籍旷古不化之野番。”换用现代语来说，那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没有明确的国家归属。当时的国际惯例是捷足者先得。既然中国已经在那儿设官分治，西藏就再没理由夺走了。藏独朋友若要坚持那是国际战争，恐怕也得同时承认那是西藏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独立宣言同时也是侵略宣言与“种族净化”（ethnic cleansing）宣言。
在大一统人士看来，那当然是“平叛战争”，“叛乱”不但发生在川边，而且发生在西藏。可前文已经讲过了，西藏的“叛乱”，在我看来完全是辛亥革命的一部份，只是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改为“驱逐汉人，恢复西藏”罢了。为何武昌兵变不是“叛乱”而是“起义”，而西藏与川边的暴动反倒要被称为“叛乱”涅？好像后者的草根性还要远远强过前者吧？既然兵变都可以冒充“人民起义”，为何人家十足十的人民起义反而不能？
窃以为，西藏发生的骚乱，除了多了种族与文化冲突的特殊因素外，基本应该属于辛亥引出来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的一部份。十三世达赖喇嘛武力割据西藏并向川边地区扩张，与张作霖父子武力割据东北并向关内扩张并无不同。其区别只在于达赖喇嘛野心有限，只想把权力扩张到整个“大西藏”，而张氏父子想统治全中国而已。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并不敢强加于人。大约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问题就会争论下去。可以肯定的只是几个事实：
第一， 当时西藏全力提防的唯一敌国，便是中国。官方所谓“十三世达赖喇嘛想回归祖国”云云，完全是只有智障者才会相信的意淫宣传。
第二， 这种敌意极不对称，西藏统治者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提防中国入侵，但中国人正忙于自相残杀，根本不以西藏那寡苦高寒的地方为念，与西藏有武装冲突的只有较小的地方军阀。
第三， 西藏之所以今日还是中国的一部份，只不过（purely and solely）是因为西藏人没想到去国际上宣布独立、并与西方国家建交罢了。如果西藏这么做，忙于自相残杀的中国人根本无力制止。在中国内战结束后，无论新政府怎样强大，也绝无可能改变几十年的既成事实。
许多作者包括王力雄先生都指出过最后一条，它大概也是最令藏独人士后悔乃至埋怨的前辈的失误。论者们都把这失误归咎于天然的封闭环境造成的西藏统治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偏安心态（起码我看过的西方论著与王力雄的《天葬》似乎都这么说）。这当然不错，但忽略了重要的一条：英国人没有教唆西藏人去国际上宣布独立。如果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俄国人，那么西藏早就走上外蒙的道路了，再铁杆的爱国志士也没本事去把它拿回来。
这就是文明帝国主义与烂污帝国主义的区别。我已经反复在前文说过，有无契约观念与信义感，是区分两类帝国主义的标准之一。英国于1906年与1907年签订的两个国际条约（尤其是后一个），捆住了它的手脚。如果没有这两个条约，或是英国人像俄国人那样烂污，那么英国人完全可以煽动西藏在国际上正式宣布独立，并带头承认它。此时稳健派原有的一切顾虑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自爆，再不是什么不可轻易结仇的大国了；而且，中国的自爆也解除了它对西藏的威胁，西藏独立后完全可以保卫自己，并不需要英国承担其防务。因此，英国若煽动西藏独立了，等于白得一个友好的缓冲国，那又何乐而不为？
即使要尊重国际条约，那英国人最顾忌的还是1907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但就连这最有力的束缚也在1921年给解除了——是年，英国和苏俄双方宣布废除该条约。而国共两党受苏俄唆使，恰在此后接连煽起一系列大规模反英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南京事件，等等。如果英国想报复中国，只需告诉西藏人：你们想要永久杜绝中国人的贪欲吗？再简单不过，去申请加入国联就行了，那就是专门保护弱国不受大国欺负的国际组织。以后中国若再来侵略你们，我们一定会在国联为你们主持公道。西藏人听了还能不脚后跟跑朝前？他们一直没这么干，只是因为不懂西方游戏规则而已。英国人虽是此道行家，但还是没有这么做。
这当然不是说英国人是天使，文明帝国主义国家中也有烂污分子，其与烂污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别是，前者是部份或断续烂污，后者是整体全时烂污。前者干的烂污事体多是烂污分子一时一地捣鬼，而后者则是集体持续行为。西姆拉会议前后“推进派”的一系列猫腻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不但印度政府欺骗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也欺骗议会。之所以需要欺骗，就是因为正派人在文明国家中总能发出声音，因而或多或少对烂污分子有点约束，哪怕是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如此。
上文说过，中国军队进驻日马，引起了推进派的鼓噪。但印度总督哈定反对向北推进。中国的辉煌自爆却让他变成了推进派。他向伦敦提出，应该把“外线”尽可能地向北推，把山麓地区的部族地域都包括进去，但不必标定“外线”，“内线”也不必改变，其目的是“保护部族不受未经挑衅的侵略，并预防他们侵犯我们的或是中国人的领土” [85]，这话清楚地表明，所谓“内线”才是当时印度帝国的实际边界，而“外线”与“内线”之间的地域实际上是被英国人当成了分开中英边界的缓冲带。
于是，在1911年和1912年间，印度政府组织了几次越过“外线”进入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远征，印军总参谋部给测绘人员发了份备忘录，要他们记住战略需要，提出一条遵循分水岭原则的边界，把雅鲁藏布江、罗西特河以及伊洛瓦底江的支流统统划入印度一侧 [86]。
自从推进到阿萨姆平原上以后，英国人一直认为，印度帝国的边界是沿着山脚走的，山麓地区尤其是达旺林带是中国的领土，因此，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引来中国抗议并在国会中惹上麻烦，上述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当英国反对党议员听到风声后，在下院质问政府为何未经国会批准就在部族地带开展活动，政府竟然欺骗国会，说那个区域并不在“外线”以外而是在“外线”以内。那位议员当即拿出地图反驳，政府竟然抵赖，说那地图画得不准确，并向国会保证，印度政府并不想扩大行政管理区域，云云 [87]。从这插曲中可以看出，民主帝国主义国家即使是在推行侵略政策时，也没有国人的一元化头脑（所谓“整体思维”）想象的那么简单。
俄国人趁火打劫更是刺激了推进派的领土野心。辛亥丑剧爆发后，俄国立刻派军队进入库伦，培植亲俄势力，发放大批武器，并强占了唐努乌梁海。1911年11月30日，在俄国人一手导演下，外蒙古宣告“独立”。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次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规定由俄国扶助外蒙古“自治”以及训练外蒙古军队；外蒙不得允许中国军队入境，不准华人移居外蒙；外蒙准许俄人享受广泛的特权诸如如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开设银行、邮局，等等，使外蒙沦为俄国殖民地。民国外交部经过与俄国人的艰难谈判，才争取到外蒙放弃“独立”，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中俄双方于1913年11月4日签约。
俄国的榜样给了英国人灵感。英国外交部1912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说，英国政府的目的是，“将西藏置于在现实中绝对依附于印度的位置，同时在名义上仍是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下的自治邦，以及建立一种将中国和俄国都排除在外的有效机制” [88]。其具体目标是两个，一是让西藏变成英国的附庸，二是将英国与西藏的边界向北推。很明显，如果英国政府把这要求直接向西藏政府提出来，那就双重违反了英国在1907年与俄国的条约中作的保证——既没有尊重西藏领土完整，又没有经过中国的中介便与西藏直接谈判。
英国人绕过这两个障碍的花招，充分地反映了“文明人的老奸巨猾”——即使玩猫腻，也必须循规蹈矩，在游戏规则里面玩。他们利用了当时中国与西藏之间的战事，以和事老身份出场，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于1913年10月到印度的西姆拉开三方会议。英国政府告诉国会，他们在会上扮演的是 “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 [89]。
参加会议的英方代表是印度外交部长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中方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西藏代表为十三世达赖特使伦钦夏托拉：
英国人扮演的是和事老，因此提出来的协定草案表面上完全是为了调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其重要条款如下：
“第二条，英国和中国政府承认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也承认外藏的自治，保证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外藏的行政（包括达赖喇嘛的选择与坐床），这些权利应该属于西藏的拉萨政府。
中国政府保证不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英国政府保证不吞并西藏或其任何一部份。
第三条，中国政府承认，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英国对于一个有效的西藏政府的存在以及维护印度及邻国边境的邻近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具有特殊兴趣，中国政府保证，除了本协定的第四条规定以外，不派军队进入外藏，不派驻文官或军官，不在该国建立殖民地。如果在本协定签字之日有这类军队或官员在外藏居留，应在不超过三个月的期限内撤走。
英国政府保证不在西藏派驻军官或文官（不包括1904年9月7日英国与西藏的协定中的有关规定）或任何军队（不包括商务代表的卫队），也不在该国建立殖民地。
第四条，上条规定不禁止中国高级官员以及适当的卫队如过去那样继续驻于拉萨，但在此规定上述卫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300人。
第五条，中国和西藏政府保证，除非按1904年9月7日的英藏协定与1906年4月26日的英中协定的规定，他们不与对方或与任何别的国家举行关于西藏的谈判或签订任何协定。
第六条，1906年4月27日的英中协定之第三条在此取消。各方均理解，1904年9月7日英藏协定中第四条D款中所用的“外国”一语不包括中国。
给予英国商务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中国或最惠国商务的待遇。
……
第九条，为达到本协定的目的，西藏的边界以及外藏与内藏的边界将于在此所附的地图上以红色和蓝色分别标出。
本协定的任何内容都不得用于损害西藏政府现今在内藏拥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挑选和任命寺庙的高级僧侣，以及保有对影响宗教机构的一切事务的完全控制。
……
附件目录
……
交换的照会大致内容如下：
1、 缔约各方理解，西藏构成了中国领土的一部份。
2、 在达赖喇嘛由西藏政府选出并坐床后，西藏政府将通知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拉萨的代表再将与其尊严相符合的封号正式授予尊者，这些封号由中国政府颁与。
3、 各方也理解，挑选和任命外藏的所有官员的权利属于西藏政府。
4、 外藏在中国国会或其他任何类似机构中不派代表。” [90]
这条约真是狡猾之极。把西藏划为“内藏”与“外藏”，虽是学俄国人把蒙古分为“内蒙”与“外蒙”，但更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那阵子中国并未与蒙古打斗，也不存在外蒙来侵夺内蒙地盘的问题，所谓“内外蒙”完全是毛子人为划分的。西藏的问题可不是这样。前文已经介绍过，清时西藏的疆域比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小得多，而且清廷对西藏与“川滇边”的政策也不同，改土归流只限于不属西藏噶厦政府管辖的“川滇边”。辛亥蠢动发生后，藏军将汉官汉军统统逐出西藏，还向“川滇边”扩张，引来了中国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提出划分内外藏，确实很像调和中国与西藏的纠纷，而提出来的条款也貌似回到了清廷与西藏的关系上去：中国政府派高官带卫队驻藏，但不派兵入藏，也不干涉西藏政务，达赖喇嘛的封号也由中国政府正式授予。
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似乎是中国能争到的最好的结果了——中方连失去的川边地区都无力全部收复，遑论卫藏，最怕的还是西藏趁机独立或是变成英国的保护国。条约好歹还确保了中国对“外藏”的宗主权，而且各方还在附件中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估计是陈贻范发的照会被其他两方接受了，同意列在附件中）。无怪乎陈贻范要同意草签该约，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藏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内外藏”边界怎么划分上去。西藏人没要求正式的独立（那是英国当时无法答应的，因为有过去的条约限制），一心只想用条约的形式把他们抢来的领土固定下来（英国人画出来的“外藏”的幅员基本也就是今日的西藏自治区），而中方代表又觉得吃亏太大——川边原来并不在噶厦政府的管辖下，于是这就成了汉藏双方的争执焦点，最后也是因此谈崩的。
陈贻范大概没看出以下恶果：
第一， 所谓“宗主权”可以被提升为主权，中英1906年条约限制了外国对西藏内政的干涉，却未对中国的权利作任何束缚，因此中国可以将宗主权提升为主权。但此条约却明确具体地限制了中国对西藏内政的干涉，从而取消了这种可能性。
第二， 协定第五条甚至剥夺了中国与西藏的谈判权利，因而排除了双方通过谈判改约的可能。
第三， 英方在再次“保证尊重西藏领土完整，保证不吞并西藏的任何一部份”的动听言辞下，以为“内外藏”划界为由，偷偷塞进了中英边界线。为避免引起中方注意，除了在条约文本中只字不提中英边界问题外，在条约所附的地图上也只标出“内藏”、“外藏”、“中国”等地名，竟然连“英属印度”的字样都未标出，只是用红线标出了整个西藏（亦即内外藏加在一起）的边界。中方若把它当成单纯的内外藏划界，没有意识到那划的同时也是中英边界，一旦签了字，也就同时批准了中英边界，而那边界线非但不是英属帝国的实际管辖线（所谓内线），甚至也不是它过去声称的边境线（所谓“外线”），而是从山脚下向北向东推进了许多。
丁一夫：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 时间: 2011-1-24 周一, 上午11:44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丁一夫：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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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夫·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交往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争执和战事，因为两国从来就不是相邻的大国，没有边界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别的位于沙漠和高原的国家，比如西藏。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成功地维持了中印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成为一触即发的冲突导火索。对于当代中国民众来说，围绕着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颇有一些看不懂的问题：中印之间的边界争议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军队收复失地以后又为什么主动放弃？中印边界冲突的前景如何？最近，李江琳所著《1959 拉萨！》一书，提供了一些史料，让读者看到，中印边界问题走到今天这一步，和西藏问题分不开。
麦克马洪线的来历
麦克马洪线源自于1914年的中英藏三方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中国的出版物从来不肯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直捷了当地告诉民众，因为有话语权的学者们都得受“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紧箍咒约束，于是在他们的出版物里，怎么绕着弯也讲不清楚了。关键的一点是，当英国提出中英藏三方联合召开会议确定西藏边界线，时为1913年，而那时，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不仅对内行政管理是独立的，而且对外也是独立的。不明白这个前提，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就讲不清麦克马洪线。
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费时最长，争议最激烈，最终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并不是印度北方和西藏接壤的边界问题，而是西藏东部、北部和中国接壤的中藏边界问题。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中国代表陈贻范伤透脑筋的是，西藏代表提出要把西藏的东部边境按照历史往东移，并且准备充足，提出了大量“自古以来”的证据。陈贻范不敢让步，于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出面在中藏之间调停，仿照划分内外蒙的方法，划分内藏和外藏，提出内外藏的分界线，内外藏分别处理。麦克马洪要中国政府接受这条线，条件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它就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同时，麦克马洪让西藏谈判代表接受了他划出的英印北方和西藏之间的分界线，其中把历来是西藏达赖喇嘛治下的达旺地区，划入了英印一方。
所以说，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是给西藏划一个完整的边界线。英国人以为，这个确立了边界的西藏，就是英印在北方的安全缓冲区。最后，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由于不能接受内外藏的划分，还要在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上留下一个“将来再议”的机会。而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则就印藏边界签署了协议，也就是后来称之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
西姆拉会议被英国政府内部和西方学界很多人评论为一次失败的会议。印度是这次会议的得益者，因为它有了一条在国际会议上签署了的北方边界线，包括签给它的达旺地区。西藏谈判代表由于丢失了达旺地区，在会后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斥责和贬撤。以后，西藏政府只要有机会就提出，要把达旺地区要回来。
在西姆拉会议上，三方形成的格局是，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为友好的一派，联合对付中国代表。对于西藏政府来说，它不再觉得英印是一个威胁，反而觉得中国是一个让他担心的威胁。这一格局的形成，源自于清末朝廷派川军入藏，在拉萨胡作非为，逼迫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可惜，历来中国政府从没有人反省过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犯下的错误和教训。西姆拉会议以后，中国和西藏之间在二三十年代陆陆续续地发生过几次边境局部战争和停战协议，西藏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一度在拉萨连一个“外交人员”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国政府趁机派出以黄慕松为首的吊唁团，才重新和拉萨有了官方正式接触。据说，在吊唁期间，黄慕松为西藏噶厦政府的高层官员都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藏人知道这又是老一套伎俩，以后就可以声称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表彰。噶厦政府于是授予黄慕松一行所有官员“札萨”的称号，并附有全套官服，一报还一报，从此大家不提。
简单地说就是，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产物，而这个会议和这条线的历史背景里，不能抹煞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不说明这个事实，自然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弄不明白麦克马洪线了。
尼周密谈
麦克马洪线以后，西藏和英印之间再没有发生上世纪初荣赫鹏入侵前那样的争议和冲突。西藏没有“南顾之忧”，麦克马洪线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西藏政府始终主张，达旺地区等应该从印度还回来。
事情到了1956年。那一年在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终于要产生突变了。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国家，到了最为自信的时刻。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民主改革”引发藏人反抗，藏人暴动有星火燎原之势，一些反抗武装在中共军队的镇压下，被迫向拉萨方向转移。中共党内对于在藏区和西藏的“民主改革”采取什么策略的分歧意见开始明朗（见范明将军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中共一方面决心在周边藏区把“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继续搞下去，一方面仍然需要稳住西藏的局势，要维持和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表面上的合作。
年轻的达赖喇嘛那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向中央政府呼吁维护藏区稳定却得不到响应，身为藏民族政教领袖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就在这时，他有机会应邀前往印度参加佛诞2500年，他决定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诉说藏民族的遭遇，作好了要求在印度避难不归的准备。这样的做法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从而给中国政府以压力，抑制中共在西藏和藏区的“民主改革”，以达到保护藏民的目的。
根据范明将军的回忆，达赖喇嘛的这一心愿，当时的西藏工委和军区通过渗透到西藏政府的线人，早已有所掌握。就在这时，周恩来访问亚洲多国，在出访和归国途中两次经过印度，两次都紧急约见正在朝圣佛教圣地的达赖喇嘛，说服达赖喇嘛无论如何不能留在印度，并且承诺，西藏的“民主改革”延后六年不搞，只有在藏人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才搞。六年以后还可以延长。同时，周恩来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否能在印度避难，主人的态度非常关键。周恩来动员尼赫鲁去说服达赖喇嘛回归。为此，在和尼赫鲁密谈的时候，周恩来主动谈起了中印边境问题。李江琳在《1959 拉萨！》一书中，引用了尼赫鲁收入全集的尼周密谈的记录，以及列为印度政府机密的内部报告。可以说，周恩来的谈话，让印度政府又惊又喜：
“…麦克马洪线——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直不知道，直到最近才了解这件事。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那些北京的军阀和国民党自然是知道的。…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从未承认过这条线，然而，英国同西藏有个秘密条约，在西姆拉会议的时候宣布过。现在这已是既定事实，我们应该接受它。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咨询西藏政府。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里 ，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我相信印度独立后，西藏政府曾立即就此事写信给印度政府。不过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这个问题也同中缅边界有关，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尚未决定，而且对我们不公平，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没有比接受这条线更好的办法。”
这一段话可圈可点。简单地说就是，尽管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却相当明确地答应尼赫鲁，中国现在将承认麦克马洪线，只是声色不动地有一个小小的暗示：“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要是达赖喇嘛不返回拉萨呢？这等于是开出了一个价码：你让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我们就承认麦克马洪线。
这段话里，没有机会了解西姆拉会议之历史背景的中国读者可能会有好几处看不懂。为什么说“我们尚未咨讯西藏政府”，“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如果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一级单位，那就根本没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事实上，周恩来比谁都明白，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内部行政管理系统，国防、司法、货币、邮政等体系，而且有对外贸易，和邻国签署过相关条约。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和英印政府签订了有关边界的协议，此后又签订了《印藏贸易条例》，这一条例每十年续签一次，于是在1924、1934、1944年续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指出，“所有这些续签都是英属印度和西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的。”到了1954年，中国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再次讨论续签这一国际条例。这次续签所签订的协议有一个长长的序言，这就是周恩来一向引为骄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周恩来讲话里说的“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这个条约和“五项原则”是对1914年印藏贸易条例的延长续签，周恩来的讲话无异于承认，西藏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外发生的边境和贸易关系，都是合法的、有效的，是符合国际法的历史事实。
而在中印边境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局面和历史上倒了过来，是西藏政府坚持要把达旺地区从印度要回来，希望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其大国的力量帮助西藏做到这一点。而周恩来为了当时中共在展开自己“民主改革”的政治纲领的形势要求下，答应尼赫鲁，“说服”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来接受麦克马洪线。
中印边境之争
尼赫鲁在得到周恩来的承诺后，确实按照周恩来的愿望，帮了很多忙。除了给达赖喇嘛施加压力，劝他回国外，在印度议会里尽力为中国的形势说好话。尼赫鲁把周恩来看作像自己一样是从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民族自由的亚洲领袖。于是，不难理解，当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印度议会大哗，纷纷抨击尼赫鲁多年来在西藏和中印关系上欺骗了议会，而尼赫鲁本人却觉得是周恩来背叛了他。尼赫鲁不久后去世，西方学界认为，中印战争是对尼赫鲁精神上最大的打击。
1956年尼周密谈是印度政府解密档案后，在尼赫鲁的著作中公开出版的。除了谈话记录以外，还公布了当时尼赫鲁及身边助手的笔记，以及印度政府内部绝密的知会。至今国际学术界无人质疑公开出版的密谈内容之真实性。
1962年中印战争中，中国军队一度占领了达旺地区，越过塞拉山口，但是立即不战而退，退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这是为什么？这一直是个谜。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尼周密谈内容的披露，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破解此谜的思路。周恩来和中共领袖其实最明白，西藏并非自古以来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完全可能获得完整主权，成为当代国际舞台上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解放军入藏并不能保证“收回主权”，所以，放弃达旺地区而得到西藏，还是一笔上算的买卖。西藏政府曾经希望强大的中国能帮他们要回达旺，可惜中国政府即使强大了，也并没想过帮西藏去要回达旺地区。
与此同时，受中印战争的刺激，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强化了边境地区实际控制，在达旺地区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以后，印度还有可能把自己的一个邦“交还”给外国吗？
达赖喇嘛的和平倡议
对于西藏和周边边境问题，达赖喇嘛有着极为隽智的思考。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第一条就是建议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以后，达赖喇嘛又很多次地阐发了他的这个建议。
达赖喇嘛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在这里和平地生活了几千年了。这个地区历史上的大小王国之间，是没有明确边界线的，在王国之间的边境上是从来不驻兵的。总的来说，相比世界其它地方，这里显然是一个特别和平吉祥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和平是由其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条件来保障的。
恰恰是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主权概念和边境划界的概念得以引进和强调以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之间出现了边境驻兵和紧张局势。尊者呼吁这个地区的各国领袖，从共同的佛教慈悲与智慧理念出发，恢复和平睦邻的状态。尊者希望，广袤的西藏高原首先成为无核无污染、不驻兵无军火的和平区域。事在人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和平区域的存在，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产生巨大的样板作用。
历史上，喜马拉雅地区不少大小王国是西藏的朝贡国，现在独立的不丹、印度的锡金、拉达克地区，以及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历史上都曾经向西藏朝贡。那里的各族人民，至今仍然有很多是虔诚的佛教徒，至今仍然视达赖喇嘛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对于那里的人民来说，拥有自己的心灵自由，追随自己的精神领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比自己属于什么国家重要得多。
中印边境问题和中印之间的永久和平，只有在西藏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才有可能，世界的领袖们，只有在拥有达赖喇嘛倡导的慈悲与智慧后，才有办法找出一个出路。
因为看到了抢在英国人前面占领无主地带的重要性，赵尔丰便在清廷派兵入藏时刻意经营藏南，据《清史稿》：
“川军协统锺颖率新军三千入藏，被困察木多。尔丰闻报，立驰往援，锺颖军出，并驱剿类伍齐、硕般多、洛隆宗、边坝各部落逆番殆尽，三十九族波密、八宿等部咸纳款。而江卡藏兵忽抄边军后路，犯巴塘，尔丰分兵击败之，乘势收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四部落。”[40]
上文已经介绍过，川军奉旨入藏之初，被藏军拦阻于昌都。这里说的是，赵尔丰派他的边军驰援，会同该部平定了周边地区。驻扎在江卡的藏军却突然进攻巴塘，企图抄边军的后路，赵分兵击败之，乘势将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四部落纳入管辖。其中的“杂瑜”在设县后改名“察隅”，该县大部份地区现为印度所占，前文说的“瓦弄”就在那个地区。他的部下程凤翔奉命南征，于1910年2月间进兵察隅，在瓦弄以南插了标志着大清领土的黄龙旗。据程凤翔、段鹏瑞的禀报，插旗之处名叫压必曲龚；而根据英方记载，该地位于叶普克(Yepuk，或Yepak)河与洛希特（Lohit）河汇合处、麦尼克赖(Menilkrai)对岸，应在东经96度9分北纬28度0分附近 [49]。
在插旗之后，赵尔丰更命部下继续向南向东招抚部族，发给大清护照。他的考虑非常周密。程凤翔向他报告，倮罗人居住的地域是察隅的门户，如果能招抚这片地区，则可以杜绝英人的窥伺，但不知倮罗人是否已经投英，请示赵是否允许他们投诚 [50]。赵尔丰当即指示：“惟倮罗一层颇费斟酌，只在投英与未投英耳。如未投英，将来自必收归我属为主，惟不宜冒昧从事，慎之又慎，才于国事有益无损。”并开列了十条应查事项令程凤翔确查 。
这说明，赵尔丰完全明白中英之间问题的实质以及正确的对策是什么——两国之间有着大量的无主地带，英文所谓“no man’s land”。中国必须抢在英国人前面，把它们化为“产权”明确的领土。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向无主地带推进不是侵略，因为并没有触犯他人的“产权”。如果英国人落在后面，即使来了也无话可说。但若英国人已经占了还要去抢，那就必然要引起领土纠纷。以中国之积弱，绝非英国对手。因此，他要程凤翔一定要查明英国人是否已经捷足先登。如果英人已经占了就算了，如果还没去就赶快占领之。可见此公深知，弱国照样可以对强国实行推进政策，只是要把握好安全线在哪里，其才智韬略远胜后世所谓“战略家”、“外交家”万倍。尼赫鲁后来搞的，基本也就是这一套，区别只在于，即使是中国业已捷足先登之地，他仍想夺走。
就这样，赵尔丰抢在英国人前面，招抚了大片地域。他上报朝廷：“遴员抚绥，西至习戈猓，已与印度毗连。现已就抚者有：原梯龚拉、妥坝、珞夷、犬求夷十余种，地方数千里。籍旷古不化之野番，同沾雨露，划区分司，遵照部章‘地足能以养民，民足能以养官’者，择要设治：以桑昂曲宗改为科麦县，杂瑜改为察隅县，同属于昌都府……原梯龚拉拟设原梯县，妥坝拟设归化州，复设木牛甲卜县丞隶属之。俟将界址划清，再委员前往。底定西南半壁，以固国防” [52]。随即颁布地方章程，宣告：“照得桑昂曲宗、杂瑜、妥坝、原梯龚拉、木牛甲卜各部地方，原为中国大皇上百姓，因未设汉官……今既情愿设为汉官，以后同为国民。” [53]
这一手还真见效了。1911年2月间，英国官员威廉森（Noel Williamson）“窜入”（国内学者的论文用语，但不知程凤翔率领的官兵是怎样“入”进去的，“插入”？或是如《红楼梦》上的瑞大叔“硬帮帮的就要顶入”？）瓦弄一带，看到了中方前一年在压必曲龚插的两面龙旗，其中一面已成碎片，另一面则尚可见到中国龙 [54]。据当时赵尔丰收到的下属报告，威廉森见到后即在该旗对面插旗，“该洋人插旗之后，即于是日往密巴家再三讯问，是否投过汉人，有无凭据。密巴称去岁汉人来到桑昂，我等即投诚，又蒙汉官给予各家护照，以资保护。洋人索取护照，详细看过，始谓尔等投汉甚好，我等虽插旗，尚未奉有我国明文，所插之旗即应拔去。当将旗帜扯下收卷而去等语。”
此后英国人又到过该地。1912年1月间，因为威廉森被土人杀害，英国人组织了所谓“密什米使团”（Mishmi mission）深入“外线”以北考察，在瓦弄以南发现原来的龙旗还在，而距那旗帜约75码处又插了一面龙旗，旁边栽了块红色牌子，上用中文与藏文写道：“察隅，大清国南疆边界”（从英译翻回中文，原文是：“Zayul, southern limit, boundary of Manchu Empire”） [56].
这两次考察都是由英国官员进行的，都看见了中国的边界标志。第一次英国官员威廉森还承认了中方划定的边界，虽则他后来又把自己插下的旗帜拔走了，但那不过是因为他虽是英国官员，但未奉命与中方共同勘界，插了也作不得数而已。第二次英方的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起码没向中国政府作过任何交涉，更不曾提出过抗议。
美国学者Calvin声称，英国人曾检查了中国军队在瓦弄以南设置的边界旗，在旁边也栽下了英国的边界标志，但原文写得十分含混：“By the end of 1913, the British had explored much of the Assam Himalayas. The British had inspected the Chinese boundary markers near Walong and put up British markers beside them.” [20] 在前文中，我曾理解为此事发生在1913年年底，但重读之下，觉得那是泛指1913年年底以前。因为作者未给出文献来源，故而无法确定是何时的事。现在看来，他说的很可能就是1911年威廉森插旗一事。此后辛亥国难发生，英国人就算是天使，也不至于在中国彻底崩溃后，还傻到要去承认中方单方面确定的界碑。
赵尔丰有理有利有节的推进战略，引起了英国人的恐慌。上面已经反复说过，英国人的领土野心基本限于印度次大陆，他们只想把西藏当成缓冲国，为他们挡住俄国人。但这盘算却造成了矛盾心理：当中国太弱时，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缓冲国一点用处都没有，根本挡不住俄国人，有如让那些土地落在俄国人手里，不如先下手为强去把它抢过来；当中国强大起来后，他们却又会觉得受到威胁，为了自己的安全，必须尽可能把边界往北推。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能促使“推进派”抬头。
上文已经介绍过了，推进派之所以在中英边界西段嚷嚷“詹森-阿达线”，就是因为觉得中国太弱，挡不住老毛子。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开始强大起来，实行自己的推进政策后，英国人又陷入恐慌。达赖出逃后，伦敦的《晨报》惊呼：
“一个无人可以预见其未来军事实力的伟大帝国，突然出现在印度的东北边境。从长远来看，那儿可能会遇到与（印度的）西北边境同样的问题，并为印度帝国的防务资源施加双重的压力……一句话，中国已经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这一事实不容忽视。” [57]
加尔各答的战略家们就更是嚷翻了天。1910年5月间，细作报来：中国军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日马（Rima，在察隅北面，只有在英国人的地图上才能找到，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爱国主义），并向当地居民征税，还让他们修筑通往印度阿萨姆的道路 [58]。阿萨姆富裕的茶叶种植园主们无不陷入恐慌，一位英国官员大声疾呼：“想想种植园主们在受到中国人威吓时发出的哀嚎，还有那上涨的茶叶价格！” [59]
但是英国政府并未试图制止中国。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披露：
“鉴于中国在西藏建立有效的宗主权的明显意图，英国政府提请北京政府注意严格遵守其条约责任的必要性，特别指出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边境国家的领土完整必须受到尊重。对试图让英国干预北京的达赖喇嘛，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他无权这么做，因为英国政府只承认事实上的西藏政府。”[35]
就连新任印度总督哈定领导下的印度政府也持慎重态度，驳斥了推进派的主张，哈定指出，如果中国进攻印度，英国可以从海上进攻中国，印度政府“目前看不到有什么必要推进到现在处于我们控制之外的部族地域，从而招来风险与责任。” [60]
英国人的克制，倒也不完全是因为过去曾在国际条约中保证“不干涉西藏内政”。当时中国正在“大国撅起”，国际上看好大清，犹如今日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上引伦敦《晨报》的评论不过是一例。英国要去打西藏的主意，就必须与一个“具有无限军事潜力”的“伟大的帝国”作对，就必须承担西藏的防务，而这是精于“成本vs收益”计算的“店主的国家”（nation of shopkeepers，这是拿破仑对英国的蔑称，每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都耳熟能详，而且乐于引用）绝不愿趟进去的浑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密友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已经把这心事说得清清楚楚了：
“善待达赖喇嘛和他的部长们，比任何别的事都更能改善我们和西藏的关系，因为所有的西藏人都崇拜达赖喇嘛，所有的人都觉得，在六年前的荣赫鹏远征中他们和我们作战之后，英国政府还能殷勤接待达赖喇嘛和他的部长们，为他们提供卫队，这是非常慈悲的。而且，我们的政府只要了不多于5000镑的赔款，而中国在类似情况下会要那个数目的一百倍。
所有的西藏人都十分满意。他们的政府愿意按照我们最近和不丹签订的协议的路子，把他们的国家变成我们的保护国。但对我们来说，承担亚洲高原上一百万英里的防务纯属发疯。我们不想建立这个保护国，这再次显示了我们并不贪图他们的领土。” [61]
此乃典型的旧式英国绅士的诚实与伪善的“对立统一”。英国人对西藏人当然要比汉族对西藏人好得多，无论是他们的平民、官员还是军人都如此，他们即使内心傲慢也深藏不露，而汉族的势利完全就是融化在血液里，铭刻在骨头中，印刷在面孔上。汉族特有的一个天赋，就是特别能招人痛恨、厌恶与鄙视。世上大概再没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让所有的邻国齐齐痛恨，也没有哪个民族像汉族那样，让所有的少数民族乃至被中国统治过的外国人（尤其是外蒙人）恨进了骨子里去。这也没能逃过那家伙的眼睛：
“外国人到西藏的越多，中国人的反对也就变得越强烈，比西藏人自己更甚。中国人一向将西藏人视为极度劣等的种族。新来的欧洲人对待西藏人就像朋友一样，向他们显示了更新更温和的言谈举止，与中国官员经常表现出来的严苛形成对照。此后中国威望又受损，尤其是中国与俄国以及与日本的战争使得中国的威望跌落（芦按，这家伙弄错了，除了拳乱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外，中国和俄国并没打过仗）。西藏人开始明白了他们的太上皇的弱点。因此，中国自然要把外国人拦在西藏外面。” [62]
这完全是事实，直至今天，汉族对少数民族仍然如此。我认识的新疆汉人无一不把维族当成劣等种族。世上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汉人更恶劣的种族主义者了。此所以蒙古人、哈萨克人连对残杀他们的老毛子都要深堕爱河，情难自已，要谀之为“白天使”（请参考拙作《中国何以让邻国如此痛恨》上引用的哈萨克学者的语录）——“见识过蝎子后，就连青蛙也是神圣的”。
然而这家伙也将其伪善表现得十足十。他一面爽直地说出英国不想套上防卫那广袤高原的重轭，一面又自吹英国不贪图西藏的领土，所以不把它变成保护国。那不丹、锡金、尼泊尔又是怎么回事？就连荣赫鹏入侵后索要的赔款他都要撒谎（当然也可能是弄错了），荣赫鹏索要的是500,000镑，正好是他说的5000镑的一百倍。后来虽然减少了三分之二，但也远不止5000镑，而且完全是由清廷赔偿的，没要藏胞掏一分钱。
因此，英国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清廷开展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但也没有直接干预中国内政，更未利用手中的达赖喇嘛成立流亡政府，宣布西藏独立。这原因我觉得是多重的：既是出于国际条约的束缚，又忌惮国内民意反弹，更觉得为了一个荒凉的难以防守的高原，去冒犯一个正在撅起的大国得不偿失。不管怎样，改土归流运动并未招来列强干预，取得了很大成功。随着达赖喇嘛出逃与被废，西藏的最高行政权落在了驻藏大臣手中，其实与行省也差不多了。
1911年3月，驻库伦办事大臣也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改革外蒙古的行政管理机构，废除不准汉人到蒙古垦荒的禁令，设立兵备处，统领外蒙驻军。中国正处于从原始落后的“天朝”向西式民族国家的急剧转型中。如果这社会转型能再持续二三十年，那么大概后来也就不会有什么藏独、蒙独、疆独的问题了。
然而历史无情地证明，洋人错估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爱国志士孙文、黄兴辈决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早在达赖出逃前十五年，还在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孙中山便开始了他的独立圣战，图谋与日本南北夹击中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将汉族居住的十八行省从大清帝国中独立出去。苦苦奋斗了十六年，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撅起”的中国屁股让流氓兵痞们踢成了开花馒头，而令鬼子一度心惊胆战的那个“伟大的帝国”在瞬间内摔成了七八十块，为西姆拉会议拉开了亮丽的序幕。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十一） 时间: 13 2 2011 02:47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先纠正前文的笔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密友英国人贝尔说：“承担亚洲高原上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防务纯属发疯”，被我打成了“一百万英里”。我在牛博的博客是我在此地的文集的镜像，我又忘记了那儿的密码，无法上那儿去改动，只好在此说明，让其在那儿自动出现。另外还要说明一下，本文写得很凌乱，但我觉得发的某些议论颇有价值。窃以为，老芦的史论的价值不在于揭示新史料，而在于我的议论。正因为此，我在写作本文时才不以结构为念，时常偏离主题去大发谬论，还请读者耐心去看，窃以为有助于国人理解中国在近现代的运行轨迹。
在我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成败参半的西化史。西化的最主要内容，便是在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将中国从中古的country，改造为西式的nation。硬件改造就是按西方模式，从头建立国家的政治、司法、军警、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诸如废除祖传的六部，建立西式政府部门，议会，法院，西式军队，警察，设立国库，开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实行西式教育制度，开办各级洋学堂，等等。软件的改造则是学会并娴熟运用西方处理内政与外交一系列观念、游戏规则、思维方式，等等。
毋庸赘言，这社会工程规模之宏大之艰难，甚至超过了在新大陆上从头新建一个国家，不亚于让文盲去办大学（不是指58年的“红专大学”或龙国政同志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典出红色经典电影《决裂》]）。现代人很难意识到这点，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西学东渐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是何等原始落后。不仅如今大众耳熟能详的政府部门一律阙如，而且军队就连个总参谋部都没有，实行的还是远古的幕府制度，警察的职能则由绿营兼办，朝廷甚至不会编制国家预算，建立国家银行与西式国库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大众熟知的一系列国家硬件，统统都是从西方进口来的，并非传统国家结构的后代，正如如今的学校与过去的私塾、书院等并不出于同一祖宗一般。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应变能力不能不令人五体投地。日本人的本事就那么一条：迅速学会西洋那一套，按人家的规矩玩游戏，玩得比对方还熟，藉此迅速出人头地。而中国人的愚钝，恰在于顽固拒绝西方游戏规则，坚持按祖传的龟孙子兵法打“超限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而这正是中国在拳乱前反复遭列强痛打的主要原因。直至八国联军入侵，朝野才总算悟出了“不按人家的游戏规则乱来就要挨打，按照人家的模式全面改造国家才能富国强兵”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开始了将country改造为nation的全民努力。
要变成一个西式民族国家，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具有西式主权观念以及行使主权的能力。所谓“主权”，有对内与对外两方面内容。实行新政以前，朝廷既无西式主权观念，也没有足够的国力去行使对外主权；虽对内地具有充分的主权，但对藩属国只具有名义上的宗主权。推行新政后，朝廷获得了西式主权观念，开始强化行使内外主权的能力，短期内便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尤其是外交官员已经学会了西方的游戏规则，并能娴熟地运用它来维护中国的对外主权。1906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以及次年英俄签订的条约捆住了英国人的手脚：英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保证尊重西藏领土完整，承诺不干涉西藏内政，中国政府却未受到类似约束，由此奠定了中国在西藏提升主权的国际法理基础。这就是西藏的“改土归流”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而他们却无法直接干预的缘故。
辛亥自爆，使得中央政府彻底丧失对内行使主权的能力。国家分崩离析，一直处在内战或外战中。直到1949年后，国家才重获对内行使主权的能力。既然不能安内，当然就无法攘外。没有国防军去承担守土之责，则对外捍卫主权也就只好全靠外交官的一张嘴。好在晚清—民国的外交官与他们的前任昏官和继任痞子有两个本质区别：第一，有鲜明的主权意识。第二，熟悉西方游戏规矩亦即国际法规，知道怎么利用它去尽可能维护国家权益。正因为此，中国外交史上才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特的一页：在他们之前，是“弱国无外交”，在他们之后，是“强国无外交”，而在他们手上，则是“弱国有外交”。这儿所谓“弱国”与“强国”，说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是否享有足够的对内主权”，而所谓“有无外交”，指的是“外交官是否具有运用西方游戏规则去尽力维护国家权益的意愿与职业能力”。
古谚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如果把那“善”字改为“易”字，大概就不需要老芦解释了。总之，那意思是“穿着长袖，舞姿就容易显得好看（传统舞蹈只限于女性，基本动作就是甩袖子，并不兴跳起来，因为是小脚）；资金雄厚的人，做起生意来当然也就容易左右逢源”。强国的外交官再容易做不过，拿破仑、斯大林能成为世界史上有数的外交大师，与他们拥有的军事实力分不开，弱国外交官就占不到这便宜了，因此常常是浅薄愤青的辱骂对象。“旧中国”外交官多成了“卖国贼”就是如此。国人居然看不见，该骂的不是他们，而是革命乱党祸国贼。辛亥自戕对民初外交官的职业能力构成的严峻考验，在世界史上大概并无二例。革命乱党造出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全靠他们殚精竭虑，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去匡救弥补。西藏问题就是一例。
武昌兵变发生后，消息通过英国《泰晤士报》传到了拉萨，迅即扩散到了川军下层。川军内部本为哥老会的地痞流氓控制，也有革命乱党，至此立即哗变。驻守波密的士兵殴辱杀害长官，连指挥该军的参赞大臣罗长裿都被哥老会首领勒死 [63]。拉萨的炮队绑架了联豫，哥老会成了军队主宰，忽而“革命”，忽而“勤王”，毫无固定的政见。烂兵们先向噶厦政府说要返回内地，勒索了十万两银子和五千匹牛马，但拿到钱后又不走了。在袍哥流氓的率领下，烂兵们在拉萨酗酒行凶奸淫抢劫无所不为。“白昼率兵四出，探知殷实番家，即诬以藏有蛮兵，入室抄去私财，形同盗贼，诬百姓为蛮兵，即拿回枭首剁指。” [64]甚至为了抢色拉寺的金器，竟然动用大炮去攻打该寺。结果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反而引来藏军的围攻 [65]。
驻藏军队的兽行，激起各地藏民纷纷起义。达赖喇嘛抓住这千载难逢之机，发布文告，号召藏民驱逐汉人：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军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藏人各寨营官，刻已召集，啜血同盟，共图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览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以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苟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我藏民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66]
中国学者认为，这文告就是藏独人士说的“西藏的独立宣言”。但此文告的发布时间与内容，都与藏独人士在海外贴出的英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宣言（1913年）》不一样。我未能在中方出版物中找到后一文件，兹将该宣言涉及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的段落翻译如下：
“在蒙古的成吉思汗和俺答汗的时代，在中国的明朝和满人的清朝期间，西藏与中国在施主与僧侣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年前，中国在四川和云南的当局致力于殖民化我们的国家。他们以维护商业市场秩序为借口，向西藏中部派了大量军队。我和我的部长们离开拉萨，到了印度-西藏边境，向满清皇帝发电报，希望澄清西藏和中国的现存关系是施主与僧人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基础上。因为中国军队试图活捉或杀死我，我别无选择，只好越过边境。
在我到达印度后，我曾几次发电报给皇帝，但他给我的答复被北京的腐败官员延迟了。在此期间，满清皇帝垮台了。西藏人被鼓励起来将中国人从西藏中部驱逐出去，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拥有权利的神圣国家。我现在正处于把中国军队的残部从西藏东部的多康地区驱逐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人试图在施主-僧人的关系下殖民化西藏的企图，现在已经像天空中的彩虹那样消散了。
……
4、西藏是一个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但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科学发达。我们是一个信教的独立的小国。为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一致，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国家。鉴于过去外国人的侵略，我们的人民有可能遇到某些困难，但他们必须无视这些困难。为了保障与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个人都必须自愿地努力工作。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臣民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派出专门的信使向政府报告一切可疑的事变。我们的臣民也不能因为小事，便制造两个国家之间的大的冲突。” [67]
我相信有这个《独立宣言》，但它并没有什么国际法理价值，盖它是对西藏人而不是对国际社会发布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完全符合所谓“辛亥革命”的精神——革命乱党追求的目标，恰与西藏人一模一样。藏民要驱逐汉人，汉人要驱逐“鞑虏”。这两档子事的原则究竟有什么区别，老芦迟钝，还真是看不出来。爱国志士们饶是口舌如簧，想来也没本事硬把它们分开吧？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藏人用语比较文明，没有用“鞑子”的辱称，也不曾把汉人骂为“强盗”（“虏”）。左中右派的爱国志士们一边歌颂孙文那个分离主义的祖师爷，一边谴责藏族人民的独立运动，不知是何高妙道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藏那阵子的独立运动，与当时全国各地的独立运动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两者似乎都可以算成是所谓辛亥革命的一部份。不但内地的十八省在辛亥乱起时大部份都独立了，而且从那时直到抗战爆发，许多省都一直处在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中央政府只保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不但东三省和新疆如此，就连山西、四川、云南都如此。此外还有个在中国腹地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非但不是中国的藩属，完全就是中国的敌国。莫非这些事实上乃至名实兼备的独立国家或地区也能认真？关键还是要看国际社会是否承认。
（绝食斗争再也无法坚持，得赶快吃饭去，否则胃病又要犯了，未完待续）
|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么？（十二） 时间: 15 2 2011 11: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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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自屠大概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做梦也没想到的佛陀赠送的厚礼。他不但藉此逃过了其后身十四世达赖喇嘛终生流亡的命运，返回拉萨重作神王，而且逆赵尔丰之道而用之，实行自己的“推进政策”，试图把广袤的“川边”地区收入版图。对这战略意图，他在1913年发布的“独立宣言”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我现在正处于把中国军队的残部从西藏东部的多、康地区驱逐出去的过程中。”西藏不但从此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凡40年，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中国的敌国。
这段时间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实质是什么，实在是难说清楚，完全取决于各人视角。
在藏独人士看来，上文介绍的川军与滇军的西征，当然是国际战争。但若作此理解，那就是中国反对西藏入侵“川滇边特区”的反侵略战争，上文已经解释过了，赵尔丰并没在西藏境内改土归流。他推行行政改革的地区，除了瞻对一个地方原归噶厦政府管理外，原来都由当地土司治理，与噶厦并无隶属关系。但据赵尔丰当时发布的檄文，瞻对原属四川，是朝廷赏给西藏的。光绪二十年，当地叛乱，西藏丢失了该地，现在朝廷派兵收回，当然应该属于朝廷，“藏官畏尔丰威，献户籍去”[13]。此说能否成立，当然值得研究，但即使不能成立，争议地域也就只有瞻对一地。“川滇边特区”的绝大部份地域原来都不是噶厦政府的辖区，许多地区完全就是无主地带，用赵尔丰的话来说：“地方数千里，籍旷古不化之野番。”换用现代语来说，那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没有明确的国家归属。当时的国际惯例是捷足者先得。既然中国已经在那儿设官分治，西藏就再没理由夺走了。藏独朋友若要坚持那是国际战争，恐怕也得同时承认那是西藏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独立宣言同时也是侵略宣言与“种族净化”（ethnic cleansing）宣言。
在大一统人士看来，那当然是“平叛战争”，“叛乱”不但发生在川边，而且发生在西藏。可前文已经讲过了，西藏的“叛乱”，在我看来完全是辛亥革命的一部份，只是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改为“驱逐汉人，恢复西藏”罢了。为何武昌兵变不是“叛乱”而是“起义”，而西藏与川边的暴动反倒要被称为“叛乱”涅？好像后者的草根性还要远远强过前者吧？既然兵变都可以冒充“人民起义”，为何人家十足十的人民起义反而不能？
窃以为，西藏发生的骚乱，除了多了种族与文化冲突的特殊因素外，基本应该属于辛亥引出来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的一部份。十三世达赖喇嘛武力割据西藏并向川边地区扩张，与张作霖父子武力割据东北并向关内扩张并无不同。其区别只在于达赖喇嘛野心有限，只想把权力扩张到整个“大西藏”，而张氏父子想统治全中国而已。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并不敢强加于人。大约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问题就会争论下去。可以肯定的只是几个事实：
第一， 当时西藏全力提防的唯一敌国，便是中国。官方所谓“十三世达赖喇嘛想回归祖国”云云，完全是只有智障者才会相信的意淫宣传。
第二， 这种敌意极不对称，西藏统治者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提防中国入侵，但中国人正忙于自相残杀，根本不以西藏那寡苦高寒的地方为念，与西藏有武装冲突的只有较小的地方军阀。
第三， 西藏之所以今日还是中国的一部份，只不过（purely and solely）是因为西藏人没想到去国际上宣布独立、并与西方国家建交罢了。如果西藏这么做，忙于自相残杀的中国人根本无力制止。在中国内战结束后，无论新政府怎样强大，也绝无可能改变几十年的既成事实。
许多作者包括王力雄先生都指出过最后一条，它大概也是最令藏独人士后悔乃至埋怨的前辈的失误。论者们都把这失误归咎于天然的封闭环境造成的西藏统治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偏安心态（起码我看过的西方论著与王力雄的《天葬》似乎都这么说）。这当然不错，但忽略了重要的一条：英国人没有教唆西藏人去国际上宣布独立。如果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俄国人，那么西藏早就走上外蒙的道路了，再铁杆的爱国志士也没本事去把它拿回来。
这就是文明帝国主义与烂污帝国主义的区别。我已经反复在前文说过，有无契约观念与信义感，是区分两类帝国主义的标准之一。英国于1906年与1907年签订的两个国际条约（尤其是后一个），捆住了它的手脚。如果没有这两个条约，或是英国人像俄国人那样烂污，那么英国人完全可以煽动西藏在国际上正式宣布独立，并带头承认它。此时稳健派原有的一切顾虑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自爆，再不是什么不可轻易结仇的大国了；而且，中国的自爆也解除了它对西藏的威胁，西藏独立后完全可以保卫自己，并不需要英国承担其防务。因此，英国若煽动西藏独立了，等于白得一个友好的缓冲国，那又何乐而不为？
即使要尊重国际条约，那英国人最顾忌的还是1907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但就连这最有力的束缚也在1921年给解除了——是年，英国和苏俄双方宣布废除该条约。而国共两党受苏俄唆使，恰在此后接连煽起一系列大规模反英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南京事件，等等。如果英国想报复中国，只需告诉西藏人：你们想要永久杜绝中国人的贪欲吗？再简单不过，去申请加入国联就行了，那就是专门保护弱国不受大国欺负的国际组织。以后中国若再来侵略你们，我们一定会在国联为你们主持公道。西藏人听了还能不脚后跟跑朝前？他们一直没这么干，只是因为不懂西方游戏规则而已。英国人虽是此道行家，但还是没有这么做。
这当然不是说英国人是天使，文明帝国主义国家中也有烂污分子，其与烂污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别是，前者是部份或断续烂污，后者是整体全时烂污。前者干的烂污事体多是烂污分子一时一地捣鬼，而后者则是集体持续行为。西姆拉会议前后“推进派”的一系列猫腻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不但印度政府欺骗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也欺骗议会。之所以需要欺骗，就是因为正派人在文明国家中总能发出声音，因而或多或少对烂污分子有点约束，哪怕是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如此。
上文说过，中国军队进驻日马，引起了推进派的鼓噪。但印度总督哈定反对向北推进。中国的辉煌自爆却让他变成了推进派。他向伦敦提出，应该把“外线”尽可能地向北推，把山麓地区的部族地域都包括进去，但不必标定“外线”，“内线”也不必改变，其目的是“保护部族不受未经挑衅的侵略，并预防他们侵犯我们的或是中国人的领土” [85]，这话清楚地表明，所谓“内线”才是当时印度帝国的实际边界，而“外线”与“内线”之间的地域实际上是被英国人当成了分开中英边界的缓冲带。
于是，在1911年和1912年间，印度政府组织了几次越过“外线”进入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远征，印军总参谋部给测绘人员发了份备忘录，要他们记住战略需要，提出一条遵循分水岭原则的边界，把雅鲁藏布江、罗西特河以及伊洛瓦底江的支流统统划入印度一侧 [86]。
自从推进到阿萨姆平原上以后，英国人一直认为，印度帝国的边界是沿着山脚走的，山麓地区尤其是达旺林带是中国的领土，因此，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引来中国抗议并在国会中惹上麻烦，上述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当英国反对党议员听到风声后，在下院质问政府为何未经国会批准就在部族地带开展活动，政府竟然欺骗国会，说那个区域并不在“外线”以外而是在“外线”以内。那位议员当即拿出地图反驳，政府竟然抵赖，说那地图画得不准确，并向国会保证，印度政府并不想扩大行政管理区域，云云 [87]。从这插曲中可以看出，民主帝国主义国家即使是在推行侵略政策时，也没有国人的一元化头脑（所谓“整体思维”）想象的那么简单。
俄国人趁火打劫更是刺激了推进派的领土野心。辛亥丑剧爆发后，俄国立刻派军队进入库伦，培植亲俄势力，发放大批武器，并强占了唐努乌梁海。1911年11月30日，在俄国人一手导演下，外蒙古宣告“独立”。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次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规定由俄国扶助外蒙古“自治”以及训练外蒙古军队；外蒙不得允许中国军队入境，不准华人移居外蒙；外蒙准许俄人享受广泛的特权诸如如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开设银行、邮局，等等，使外蒙沦为俄国殖民地。民国外交部经过与俄国人的艰难谈判，才争取到外蒙放弃“独立”，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中俄双方于1913年11月4日签约。
俄国的榜样给了英国人灵感。英国外交部1912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说，英国政府的目的是，“将西藏置于在现实中绝对依附于印度的位置，同时在名义上仍是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下的自治邦，以及建立一种将中国和俄国都排除在外的有效机制” [88]。其具体目标是两个，一是让西藏变成英国的附庸，二是将英国与西藏的边界向北推。很明显，如果英国政府把这要求直接向西藏政府提出来，那就双重违反了英国在1907年与俄国的条约中作的保证——既没有尊重西藏领土完整，又没有经过中国的中介便与西藏直接谈判。
英国人绕过这两个障碍的花招，充分地反映了“文明人的老奸巨猾”——即使玩猫腻，也必须循规蹈矩，在游戏规则里面玩。他们利用了当时中国与西藏之间的战事，以和事老身份出场，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于1913年10月到印度的西姆拉开三方会议。英国政府告诉国会，他们在会上扮演的是 “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 [89]。
参加会议的英方代表是印度外交部长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中方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西藏代表为十三世达赖特使伦钦夏托拉：
英国人扮演的是和事老，因此提出来的协定草案表面上完全是为了调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其重要条款如下：
“第二条，英国和中国政府承认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也承认外藏的自治，保证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外藏的行政（包括达赖喇嘛的选择与坐床），这些权利应该属于西藏的拉萨政府。
中国政府保证不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英国政府保证不吞并西藏或其任何一部份。
第三条，中国政府承认，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英国对于一个有效的西藏政府的存在以及维护印度及邻国边境的邻近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具有特殊兴趣，中国政府保证，除了本协定的第四条规定以外，不派军队进入外藏，不派驻文官或军官，不在该国建立殖民地。如果在本协定签字之日有这类军队或官员在外藏居留，应在不超过三个月的期限内撤走。
英国政府保证不在西藏派驻军官或文官（不包括1904年9月7日英国与西藏的协定中的有关规定）或任何军队（不包括商务代表的卫队），也不在该国建立殖民地。
第四条，上条规定不禁止中国高级官员以及适当的卫队如过去那样继续驻于拉萨，但在此规定上述卫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300人。
第五条，中国和西藏政府保证，除非按1904年9月7日的英藏协定与1906年4月26日的英中协定的规定，他们不与对方或与任何别的国家举行关于西藏的谈判或签订任何协定。
第六条，1906年4月27日的英中协定之第三条在此取消。各方均理解，1904年9月7日英藏协定中第四条D款中所用的“外国”一语不包括中国。
给予英国商务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中国或最惠国商务的待遇。
……
第九条，为达到本协定的目的，西藏的边界以及外藏与内藏的边界将于在此所附的地图上以红色和蓝色分别标出。
本协定的任何内容都不得用于损害西藏政府现今在内藏拥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挑选和任命寺庙的高级僧侣，以及保有对影响宗教机构的一切事务的完全控制。
……
附件目录
……
交换的照会大致内容如下：
1、 缔约各方理解，西藏构成了中国领土的一部份。
2、 在达赖喇嘛由西藏政府选出并坐床后，西藏政府将通知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拉萨的代表再将与其尊严相符合的封号正式授予尊者，这些封号由中国政府颁与。
3、 各方也理解，挑选和任命外藏的所有官员的权利属于西藏政府。
4、 外藏在中国国会或其他任何类似机构中不派代表。” [90]
这条约真是狡猾之极。把西藏划为“内藏”与“外藏”，虽是学俄国人把蒙古分为“内蒙”与“外蒙”，但更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那阵子中国并未与蒙古打斗，也不存在外蒙来侵夺内蒙地盘的问题，所谓“内外蒙”完全是毛子人为划分的。西藏的问题可不是这样。前文已经介绍过，清时西藏的疆域比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小得多，而且清廷对西藏与“川滇边”的政策也不同，改土归流只限于不属西藏噶厦政府管辖的“川滇边”。辛亥蠢动发生后，藏军将汉官汉军统统逐出西藏，还向“川滇边”扩张，引来了中国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提出划分内外藏，确实很像调和中国与西藏的纠纷，而提出来的条款也貌似回到了清廷与西藏的关系上去：中国政府派高官带卫队驻藏，但不派兵入藏，也不干涉西藏政务，达赖喇嘛的封号也由中国政府正式授予。
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似乎是中国能争到的最好的结果了——中方连失去的川边地区都无力全部收复，遑论卫藏，最怕的还是西藏趁机独立或是变成英国的保护国。条约好歹还确保了中国对“外藏”的宗主权，而且各方还在附件中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估计是陈贻范发的照会被其他两方接受了，同意列在附件中）。无怪乎陈贻范要同意草签该约，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藏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内外藏”边界怎么划分上去。西藏人没要求正式的独立（那是英国当时无法答应的，因为有过去的条约限制），一心只想用条约的形式把他们抢来的领土固定下来（英国人画出来的“外藏”的幅员基本也就是今日的西藏自治区），而中方代表又觉得吃亏太大——川边原来并不在噶厦政府的管辖下，于是这就成了汉藏双方的争执焦点，最后也是因此谈崩的。
陈贻范大概没看出以下恶果：
第一， 所谓“宗主权”可以被提升为主权，中英1906年条约限制了外国对西藏内政的干涉，却未对中国的权利作任何束缚，因此中国可以将宗主权提升为主权。但此条约却明确具体地限制了中国对西藏内政的干涉，从而取消了这种可能性。
第二， 协定第五条甚至剥夺了中国与西藏的谈判权利，因而排除了双方通过谈判改约的可能。
第三， 英方在再次“保证尊重西藏领土完整，保证不吞并西藏的任何一部份”的动听言辞下，以为“内外藏”划界为由，偷偷塞进了中英边界线。为避免引起中方注意，除了在条约文本中只字不提中英边界问题外，在条约所附的地图上也只标出“内藏”、“外藏”、“中国”等地名，竟然连“英属印度”的字样都未标出，只是用红线标出了整个西藏（亦即内外藏加在一起）的边界。中方若把它当成单纯的内外藏划界，没有意识到那划的同时也是中英边界，一旦签了字，也就同时批准了中英边界，而那边界线非但不是英属帝国的实际管辖线（所谓内线），甚至也不是它过去声称的边境线（所谓“外线”），而是从山脚下向北向东推进了许多。
|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十四） 时间: 17 2 2011 20: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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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夫：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 时间: 2011-1-24 周一, 上午11:44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丁一夫：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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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夫·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交往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争执和战事，因为两国从来就不是相邻的大国，没有边界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别的位于沙漠和高原的国家，比如西藏。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成功地维持了中印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成为一触即发的冲突导火索。对于当代中国民众来说，围绕着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颇有一些看不懂的问题：中印之间的边界争议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军队收复失地以后又为什么主动放弃？中印边界冲突的前景如何？最近，李江琳所著《1959 拉萨！》一书，提供了一些史料，让读者看到，中印边界问题走到今天这一步，和西藏问题分不开。
麦克马洪线的来历
麦克马洪线源自于1914年的中英藏三方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中国的出版物从来不肯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直捷了当地告诉民众，因为有话语权的学者们都得受“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紧箍咒约束，于是在他们的出版物里，怎么绕着弯也讲不清楚了。关键的一点是，当英国提出中英藏三方联合召开会议确定西藏边界线，时为1913年，而那时，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不仅对内行政管理是独立的，而且对外也是独立的。不明白这个前提，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就讲不清麦克马洪线。
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费时最长，争议最激烈，最终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并不是印度北方和西藏接壤的边界问题，而是西藏东部、北部和中国接壤的中藏边界问题。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中国代表陈贻范伤透脑筋的是，西藏代表提出要把西藏的东部边境按照历史往东移，并且准备充足，提出了大量“自古以来”的证据。陈贻范不敢让步，于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出面在中藏之间调停，仿照划分内外蒙的方法，划分内藏和外藏，提出内外藏的分界线，内外藏分别处理。麦克马洪要中国政府接受这条线，条件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它就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同时，麦克马洪让西藏谈判代表接受了他划出的英印北方和西藏之间的分界线，其中把历来是西藏达赖喇嘛治下的达旺地区，划入了英印一方。
所以说，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是给西藏划一个完整的边界线。英国人以为，这个确立了边界的西藏，就是英印在北方的安全缓冲区。最后，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由于不能接受内外藏的划分，还要在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上留下一个“将来再议”的机会。而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则就印藏边界签署了协议，也就是后来称之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
西姆拉会议被英国政府内部和西方学界很多人评论为一次失败的会议。印度是这次会议的得益者，因为它有了一条在国际会议上签署了的北方边界线，包括签给它的达旺地区。西藏谈判代表由于丢失了达旺地区，在会后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斥责和贬撤。以后，西藏政府只要有机会就提出，要把达旺地区要回来。
在西姆拉会议上，三方形成的格局是，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为友好的一派，联合对付中国代表。对于西藏政府来说，它不再觉得英印是一个威胁，反而觉得中国是一个让他担心的威胁。这一格局的形成，源自于清末朝廷派川军入藏，在拉萨胡作非为，逼迫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可惜，历来中国政府从没有人反省过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犯下的错误和教训。西姆拉会议以后，中国和西藏之间在二三十年代陆陆续续地发生过几次边境局部战争和停战协议，西藏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一度在拉萨连一个“外交人员”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国政府趁机派出以黄慕松为首的吊唁团，才重新和拉萨有了官方正式接触。据说，在吊唁期间，黄慕松为西藏噶厦政府的高层官员都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藏人知道这又是老一套伎俩，以后就可以声称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表彰。噶厦政府于是授予黄慕松一行所有官员“札萨”的称号，并附有全套官服，一报还一报，从此大家不提。
简单地说就是，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产物，而这个会议和这条线的历史背景里，不能抹煞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不说明这个事实，自然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弄不明白麦克马洪线了。
尼周密谈
麦克马洪线以后，西藏和英印之间再没有发生上世纪初荣赫鹏入侵前那样的争议和冲突。西藏没有“南顾之忧”，麦克马洪线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西藏政府始终主张，达旺地区等应该从印度还回来。
事情到了1956年。那一年在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终于要产生突变了。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国家，到了最为自信的时刻。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民主改革”引发藏人反抗，藏人暴动有星火燎原之势，一些反抗武装在中共军队的镇压下，被迫向拉萨方向转移。中共党内对于在藏区和西藏的“民主改革”采取什么策略的分歧意见开始明朗（见范明将军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中共一方面决心在周边藏区把“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继续搞下去，一方面仍然需要稳住西藏的局势，要维持和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表面上的合作。
年轻的达赖喇嘛那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向中央政府呼吁维护藏区稳定却得不到响应，身为藏民族政教领袖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就在这时，他有机会应邀前往印度参加佛诞2500年，他决定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诉说藏民族的遭遇，作好了要求在印度避难不归的准备。这样的做法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从而给中国政府以压力，抑制中共在西藏和藏区的“民主改革”，以达到保护藏民的目的。
根据范明将军的回忆，达赖喇嘛的这一心愿，当时的西藏工委和军区通过渗透到西藏政府的线人，早已有所掌握。就在这时，周恩来访问亚洲多国，在出访和归国途中两次经过印度，两次都紧急约见正在朝圣佛教圣地的达赖喇嘛，说服达赖喇嘛无论如何不能留在印度，并且承诺，西藏的“民主改革”延后六年不搞，只有在藏人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才搞。六年以后还可以延长。同时，周恩来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否能在印度避难，主人的态度非常关键。周恩来动员尼赫鲁去说服达赖喇嘛回归。为此，在和尼赫鲁密谈的时候，周恩来主动谈起了中印边境问题。李江琳在《1959 拉萨！》一书中，引用了尼赫鲁收入全集的尼周密谈的记录，以及列为印度政府机密的内部报告。可以说，周恩来的谈话，让印度政府又惊又喜：
“…麦克马洪线——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直不知道，直到最近才了解这件事。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那些北京的军阀和国民党自然是知道的。…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从未承认过这条线，然而，英国同西藏有个秘密条约，在西姆拉会议的时候宣布过。现在这已是既定事实，我们应该接受它。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咨询西藏政府。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里 ，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我相信印度独立后，西藏政府曾立即就此事写信给印度政府。不过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这个问题也同中缅边界有关，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尚未决定，而且对我们不公平，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没有比接受这条线更好的办法。”
这一段话可圈可点。简单地说就是，尽管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却相当明确地答应尼赫鲁，中国现在将承认麦克马洪线，只是声色不动地有一个小小的暗示：“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要是达赖喇嘛不返回拉萨呢？这等于是开出了一个价码：你让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我们就承认麦克马洪线。
这段话里，没有机会了解西姆拉会议之历史背景的中国读者可能会有好几处看不懂。为什么说“我们尚未咨讯西藏政府”，“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如果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一级单位，那就根本没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事实上，周恩来比谁都明白，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内部行政管理系统，国防、司法、货币、邮政等体系，而且有对外贸易，和邻国签署过相关条约。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和英印政府签订了有关边界的协议，此后又签订了《印藏贸易条例》，这一条例每十年续签一次，于是在1924、1934、1944年续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指出，“所有这些续签都是英属印度和西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的。”到了1954年，中国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再次讨论续签这一国际条例。这次续签所签订的协议有一个长长的序言，这就是周恩来一向引为骄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周恩来讲话里说的“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这个条约和“五项原则”是对1914年印藏贸易条例的延长续签，周恩来的讲话无异于承认，西藏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外发生的边境和贸易关系，都是合法的、有效的，是符合国际法的历史事实。
而在中印边境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局面和历史上倒了过来，是西藏政府坚持要把达旺地区从印度要回来，希望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其大国的力量帮助西藏做到这一点。而周恩来为了当时中共在展开自己“民主改革”的政治纲领的形势要求下，答应尼赫鲁，“说服”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来接受麦克马洪线。
中印边境之争
尼赫鲁在得到周恩来的承诺后，确实按照周恩来的愿望，帮了很多忙。除了给达赖喇嘛施加压力，劝他回国外，在印度议会里尽力为中国的形势说好话。尼赫鲁把周恩来看作像自己一样是从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民族自由的亚洲领袖。于是，不难理解，当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印度议会大哗，纷纷抨击尼赫鲁多年来在西藏和中印关系上欺骗了议会，而尼赫鲁本人却觉得是周恩来背叛了他。尼赫鲁不久后去世，西方学界认为，中印战争是对尼赫鲁精神上最大的打击。
1956年尼周密谈是印度政府解密档案后，在尼赫鲁的著作中公开出版的。除了谈话记录以外，还公布了当时尼赫鲁及身边助手的笔记，以及印度政府内部绝密的知会。至今国际学术界无人质疑公开出版的密谈内容之真实性。
1962年中印战争中，中国军队一度占领了达旺地区，越过塞拉山口，但是立即不战而退，退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这是为什么？这一直是个谜。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尼周密谈内容的披露，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破解此谜的思路。周恩来和中共领袖其实最明白，西藏并非自古以来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完全可能获得完整主权，成为当代国际舞台上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解放军入藏并不能保证“收回主权”，所以，放弃达旺地区而得到西藏，还是一笔上算的买卖。西藏政府曾经希望强大的中国能帮他们要回达旺，可惜中国政府即使强大了，也并没想过帮西藏去要回达旺地区。
与此同时，受中印战争的刺激，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强化了边境地区实际控制，在达旺地区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以后，印度还有可能把自己的一个邦“交还”给外国吗？
达赖喇嘛的和平倡议
对于西藏和周边边境问题，达赖喇嘛有着极为隽智的思考。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第一条就是建议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以后，达赖喇嘛又很多次地阐发了他的这个建议。
达赖喇嘛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在这里和平地生活了几千年了。这个地区历史上的大小王国之间，是没有明确边界线的，在王国之间的边境上是从来不驻兵的。总的来说，相比世界其它地方，这里显然是一个特别和平吉祥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和平是由其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条件来保障的。
恰恰是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主权概念和边境划界的概念得以引进和强调以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之间出现了边境驻兵和紧张局势。尊者呼吁这个地区的各国领袖，从共同的佛教慈悲与智慧理念出发，恢复和平睦邻的状态。尊者希望，广袤的西藏高原首先成为无核无污染、不驻兵无军火的和平区域。事在人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和平区域的存在，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产生巨大的样板作用。
历史上，喜马拉雅地区不少大小王国是西藏的朝贡国，现在独立的不丹、印度的锡金、拉达克地区，以及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历史上都曾经向西藏朝贡。那里的各族人民，至今仍然有很多是虔诚的佛教徒，至今仍然视达赖喇嘛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对于那里的人民来说，拥有自己的心灵自由，追随自己的精神领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比自己属于什么国家重要得多。
中印边境问题和中印之间的永久和平，只有在西藏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才有可能，世界的领袖们，只有在拥有达赖喇嘛倡导的慈悲与智慧后，才有办法找出一个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