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就本人阅读所及，最精彩﹑最富于想象力的，乃是某位海外作家写的英文惊险小说。该书称，林副根本就没有坐上那飞机，是去西山赴毛之宴后回家，坐在红旗轿车里，还没下山就被毛通过周恩来，下令汪东兴用火箭筒干掉的。而那在蒙古坠毁的三叉戟上坐的，据说乃是林立果和他的情妇们。

   相比之下，张宁女士的大作就毫无娱乐价值。令人惊诧的，乃是它不但广有市场，而且还哄得胡适弟子﹑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上了当。更奇怪的是，自称熟悉史学考证的丁凯文先生，竟然不对各家证言作起码的比较辨析，在不假思索摈斥官方证言的同时，把张宁那破绽百出的孤证，当成了为林彪翻案的重大依据。其实若将该书和李文普的回忆录一比，真伪立见。李可能也撒了谎，但张基本无话而非谎言

 我认为，所有发表了的证言中，以四个关键证人作的证词至为重要，亦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与汪东兴。这些证词其实含有前人未予充分注意的丰富信息，使用基于常识的简单逻辑推理加以对比分析，不难判定谁说的是真话，并初步查明这千古疑案的真相。


一﹑林豆豆的机密情报内容是什么？


要查明谜底，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那个晚上发生的事至关重要，而在这点上，林立衡﹑李文普﹑张耀祠﹑汪东兴四人的证言相当一致。其实官方并没有怎么撒谎，不过省略了关键情节。这才是最高明的伪造历史的手段。

   汪东兴的证词就是官方版本，他介绍的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和林彪﹑叶群密商，引起豆豆怀疑，前去偷听，“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1）

   由此可见，林豆豆报告的情况非常重要，各级领导片刻不敢耽误，立刻就层层向顶头上司汇报。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张的话：“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如果林豆豆真是如汪说的那样，只是“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那张又何必如此惊慌，谈得上什么“情况很紧急”？又怎么会引起周的高度重视？如果不是事关重大，周又何至于追问什么“报告可靠吗”？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下令张随时向他汇报最新动向，可见此事非同小可。

   汪接下来的证词更证实这一点：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它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 （1）

   请问：作为饱经沧桑的铁血政治家，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如今林副不过只是“要走动”一下，周又何必“也紧张起来”，如临大敌，连重要会议都“不能继续主持”了，要去专门“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还同时严令汪守着电话不许离开？

   周立即打电话给吴法宪，查问是否确有飞机到了北戴河。吴查问下属期间，周又令汪东兴与北戴河的负责保卫林彪的警卫干部张宏联系，要他查明是否山海关确实到了一架专机。“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至此，周已经先后从林立衡、张宏、吴法宪等三个不同途径落实了256专机确实停在山海关机场，但他仍然不满意。据汪回忆，当晚11点半钟，周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询问山海关是否有专机。叶群先推不知道，后又改口说有，是林立果坐去的，林彪次日想上天去转一转。周问去哪儿。叶答想去大连。周以天气为由，劝叶不要飞了，并说他想去看看林彪，据汪说，就是这关键的电话，吓得林彪终于下定决心，改变次日行动的计划，当晚便提前出逃了。

   接下来的事情更奇怪，据汪说：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1）

   据汪说，林豆豆汇报的情报，乃是“首长”想走动一下。就为这么点事，周先后通过多个途径查问，最后得到叶群本人的证实。如果林豆豆提供的情报真是那么简单，那不是丝丝入扣了么？周有什么必要吓成这个样子，要特地派出可靠陆军将领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临时负责指挥，还派可靠监军杨德中监视着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林彪那专机又不是战略轰炸机，去空军司令部指挥什么？

   那么，林豆豆到底向张宏和姜作寿汇报了什么，会让党国大员吓成这个样子？

   李晨所著《世纪风铃》中披露的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似乎并不完整，其中多次使用“林立果对我说的事”这话语来指代她的情报内容，但她毕竟在一处注明那是什么事：“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注：指林彪，下同）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这话她不但对林彪的秘书李文普报告过，更多次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反复报告过，并一再恳请他们采取行动保卫林彪，不要让林立果和叶群阴谋得逞，绑架了她爹（２）。

   这证词得到了李文普的证实：

   “就在这天（芦按：指９月１２日）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3）

   “林立果要害毛主席”，到底怎么个害法？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远比汪东兴老实，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这一天（芦按：即９月１２日）下午，林立衡报来了林立果他们在北京西郊机场策划逃跑，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等情况，并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逃跑。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真相，说是挟持。她打电话到警卫团，说我要找团领导报告，接电话的是二大队长姜作寿。姜作寿就说我们的副团长张耀祠在这里，我就接了电话。情况传给我之后，我就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总理。总理这个时候也紧张了，他就想办法要空军的总机。

   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但有关安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早有部署，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这边有汪东兴，钓鱼台那边有邬吉成。地面是不容易冲进来，就是怕飞机，所以我们劝主席离开中南海，到了大会堂的118那边。后来，主席在大会堂住了半个多月。”（4）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的证词与此一致：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5）

   汪东兴告诉邬吉成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是在9月12日晚上10时左右，而据汪东兴说，林立衡举报乃是9点20分左右。如果林立衡举报内容没有“轰炸中南海”一条，只是汪说的“林彪要走动”，中南海何必在此后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舒云的调查报告也说，当晚十点四十分，周恩来听了一个“神秘电话”后，“天安门广场上彩排国庆游行的高音喇叭戛然中止，准备国庆游行的群众队伍也提前解散了。”（6）虽然她语焉不详，没有说明游行队伍“提前解散”究竟是何时的事，但这仍是对 “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的重大情报的有力旁证：如果中南海挨炸，必然累及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群众，所以周恩来在确保了伟大领袖与中南海和钓鱼台等重地的安全后，才想起来赶快下令疏散在广场上云集的群众，以免万一立果得手，为我党造成不良影响。

   真相于此大白：１２日晚间，林豆豆向张宏和姜作寿报告，林立果和叶群准备说服或挟持林彪准备逃往广州，不行就去香港，还要出动空军轰炸中南海，暗杀毛泽东。

   这种十万火急的特大军情，当然引起了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就向各自的顶头上司汇报，迅速传到了周恩来那儿。因为涉及到轰炸中南海的性命攸关的大事，所有的人，从张耀祠﹑汪东兴直到周恩来才会那么紧张。这才会有毛从中南海搬出，住到人民大会堂去，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怪事，也才会有周恩来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指挥，并派监军杨德中去监视吴法宪。他们去那儿的使命毫不难猜：密切监视全国空军异动并指挥首都防空，以防林立果的空袭计划付诸实施。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二﹑毛泽东是何时得知林豆豆的情报的？

   这理由显而易见：

   第一﹑此乃涉及谋杀伟大领袖的紧急军情，谁也不敢隐瞒不报。漫说周是第三把手，就连北戴河那些小喽啰也不敢不立刻汇报，从二大队长姜作寿起直到汪东兴，整个指挥系统的每个环节的反应方式都一模一样：立即向顶头上司汇报。此乃党的组织原则，周那个资深党棍岂有不懂的？他的顶头上司是谁？难道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党也只有他才有那权力和资格，背着林彪直接向毛汇报。

   第二﹑林彪是周的名义上司，周乃是权力斗争高手，生存术全靠恪守“组织原则”。事涉副统帅，没有毛的授意，他绝对不敢自作主张。

   第三﹑此事可不是一般小事，涉及到毛的安全。周并不知道林立果轰炸中南海部署到了何种地步，只能按最坏结局考虑。万一轰炸真的发生，就算他最终能从同案犯的嫌疑中解脱出来，也绝对承担不了“蓄意欺君害主”的责任。因此，他绝对只会立刻报告毛，并请求毛立刻搬出中南海，

   第四﹑就算他此前没有向毛报告，那么，他通过亲自试探，初步证实了林豆豆情报的可靠性之后，就再也没有理由拖延下去。此时箭在弦上，他若再拖延，只怕免不了同案犯的罪名，跟李作鹏后来为“放跑林彪”背黑锅一样。

   由此可见，汪东兴和张耀祠都强调，周是在林彪飞机已经起飞后才报告毛的，绝对是别有用心的谎言。在九一三事件中，毛自始至终都是最终决策者，周恩来不过是个忠实执行人而已。汪东兴张耀祠等人刻意隐瞒真情，致使坊间流传“林彪出逃是周恩来瞒着毛泽东布下的奸计”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三﹑毛的奇怪对策


三﹑毛的奇怪对策


由上文分析，可以确定以下几个事实：

   １﹑９月１２日晚间（按，各人回忆稍有出入，林豆豆自己的回忆是晚间９：５０分），林豆豆通过北戴河保卫林彪的８３４１部队干部姜作寿和张宏，向周恩来报告了重大情报，所有的关键证人汪东兴﹑张耀祠﹑李文普和林立衡在这点上完全一致，唯一稍有出入的只是情报内容。汪故意淡化之，而张﹑李﹑林的说法基本一致。

   ２﹑汪﹑张都证实，这一情报不但迅速报到了周恩来手上，而且引起了周强烈的情绪反应和迅速果决的防范措施，包括下令中南海和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请毛离开中南海搬进大会堂，疏散在天安门举行国庆游行预演的群众，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临时负责指挥，等等。这些事实证实张﹑李﹑林说的是真话，亦即林豆豆向中央报告林立果准备挟持林彪飞往广州，并轰炸中南海，暗杀毛泽东。这就是林豆豆的情报内容。

   ３﹑根据常理和党的组织原则，当天中午即从南方返回中南海的毛泽东应该大致与周恩来同步获得这个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

   ４﹑汪的证词证实，在此危机期间，周﹑汪和北戴河8341副团长张宏始终保持联络，张数次与汪通话，并及时查明了山海关机场的情形，这些情报当然也会由周恩来及时传递给毛。

   以上都是官方承认的事实，官方唯一不承认的是毛与周大致同步掌握情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说直到林彪专机起飞后，周才去向毛汇报。此说我已指出不能成立。

   那么，毛在得知最亲密的战友要暗杀他之时，可以有些什么对策？

   １﹑立刻下令逮捕林彪。这在他不过是一句话之劳。

   ２﹑立刻下令山海关机场警卫部队扣押飞机，封锁机场。

   ３﹑立刻下令在山海关机场待命的飞行员和机师紧急起床，把飞机开回北京，或是干脆把所有飞行员机师统统抓起来（林立果从北京带过去的所有机组人员包括后来走了的飞行员潘景寅，都住在机场待命，并没住在北戴河。坐红旗轿车从北戴河逃走的乃是林彪﹑叶群﹑立果﹑刘沛丰﹑以及司机杨振刚５人），这两条均为釜底抽薪之计。

   以上第二招和第三招还可以双管齐下，即既封锁机场，又开走飞机，或抓飞行员，万无一失。这么办不但最有效，在政治上也毫不为难。哪怕最后证明林豆豆不过是犯精神病谎报军情，采取此二招也丝毫无妨。从时间上看也完全来得及：据李文普和林豆豆回忆，当晚林立果从北京飞山海关，８点到机场，９点才到了北戴河住地，花了约１个小时。因此，在周恩来１１点３０分与叶群通话后，完全有足够时间命令飞行员和机师起床，把飞机开回北京。就算叶群在通话后立即决定逃跑，赶到机场也来不及了。如果飞行员借口飞机出了故障不能起飞，那就立即逮捕机组人员。

   然而这些是人都能想出来的有效措施，毛都没有采用，却使用了一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怪招。

   据吴法宪说，9月12日晚11时左右，他正在空军大院与空政文工团指导员们谈话，周恩来打电话问他三叉戟飞机调动的事。他为此特地于12点左右赶到西郊机场，正向胡萍查问时，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不能起飞，不管是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7）

   从以上证词可见一系列疑点：

   首先，周应该立即命令该机返回北京，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可他不此之图，却毫无必要地去向李作鹏下令，规定启动256飞机必须要有周、黄、吴、李四人的联合命令。让飞机马上返回北京的命令反倒是由吴法宪主动下达给胡萍的（8，亦见于下引舒云采访报道）。

   其次，在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后，周仍然无所事事，不去直接命令潘景寅不许起飞，反倒是从他那儿得知林彪出走的吴法宪这么干了。吴能想到的对策，周何以迟钝到想不出来？

   最后，潘景寅明明接到了吴法宪“不管是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的死命令，那“不管是什么人”当然也就包括了林彪在内，潘不会不知道，而且在电话里也满口答应了他的顶头上司，可最后却抗命起飞了。不仅如此，根据舒云对吴法宪的采访，潘景寅还欺骗了吴法宪和胡萍：

   “吴法宪回忆，我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五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这是胡萍听了潘景寅的假话），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9）

   欺骗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于前，抗命起飞于后，潘景寅哪来这么大的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奉了比吴来头更大的人的命令。那人如果是林彪，则潘就会被谴责为周宇驰一类林彪死党，然而这与官方结论不符。

   官方对李作鹏“假传命令，放走林彪”的指控也极度可疑，李不但对舒云否认了该指控，而且解释了他没有作假的动机，把此中利害讲述得清清楚楚： “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不管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没有让三叉戟起飞。三叉戟是强行起飞，并没有经过调度室。李作鹏不服气，为什么把三叉戟起飞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我也不知道他往苏联飞，他要是往北京、广州、大连等地飞，什么白天飞、晚上飞，有什么了不起。总理都说‘不能打呀，他是党的副主席。’毛主席都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你们都没办法我怎么有办法？！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林走对我有好处，还是不走对我有好处？不走对我有好处嘛，不走他还是副统帅嘛，我放他走干屁！你周总理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 （9）

   舒云调查报告含有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缺陷是她缺乏专业训练，常在访谈录中“夹叙夹议”，使读者分不清哪些是她的诠释和议论，哪些是采访对象的话。文中常常突兀出现使用第一人称的直接引语，读者必须使出推理破案的手段，从头找到尾，才能大致推断那是谁的话。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又差极，行文杂乱无章，读来宛若古人的“错简竹书”，非常费解。好在此处记述的李的意思还是清楚的：第一，他没有放走林彪的作案动机，林彪留下比出走对他更有利。第二，周恩来若想拦住林彪易如反掌，可该采取的措施周却全没有采取，既不直接通知山海关机场，又不命令8341部队拦截。第三，让李去阻拦副统帅起飞，根本就不符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

   李忘记说的是，篡改周恩来的指示什么意思都没有，除非黄永胜、吴法宪和他之中有一人敢承担罪责，下令256起飞，否则此举并不能帮助林彪逃走，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黄、吴、李就算再忠于他们的林总，也决不会让林彪跑了，自己留下来顶罪。要下这种命令，除非是全家和林家一起逃，可事起仓促，根本就来不及这么做。既然篡改指示毫无意义，事后又势必被揭穿，天下又有哪个白痴会去干这种蠢事？

   既然四大金刚中谁也不敢单独批准该机起飞，周恩来那“四人联合批准才能放飞”的指示也就毫无意义了。如此奇特而且无效的命令，出自最讲究“组织原则”又极度精明的周恩来，与其一贯作风实在不相符。李当然不敢说穿这一点，更没敢说放走林彪的不是他而是周恩来，但此话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既然“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那当然只能由从头到尾直接监控此事并深知内幕的周恩来负责。

   由此可见，事后伪造机场调度室记录的可能性更大。其实李作鹏对此也心知肚明，据舒云说：“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引文出处同上)

  耐人寻味的是，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这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常识问题，然而官方说法却处处违背常识，堪称破绽百出，惨不忍睹。

   根据汪东兴的证词，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立即向林彪汇报，说周要来探望，林当机立断，改变了次日动身的原定计划，决定当时就逃跑，“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1）

   李文普和林豆豆对此所说除细节有所出入外，基本情节一致，证实了以下事实：

   １２日晚间１０点左右，周恩来即已接获了林豆豆的特急情报。此后又迅速初步证实了该情报，然而直到林彪在夜间零点半起飞前，这么长的时间内，毛周却毫无动作，在获悉林彪要炸死他们之后，竟然不先发制人，采取上述是人都会想到的那三招，擒贼擒王，釜底抽薪，却去调兵遣将保卫中南海和钓鱼台，“忙得不可开交（汪的原话）”，对祸首林彪却无所事事，坐待其从容逃跑，等到人走之后，８３４１部队才去追。

   一旦承认这些事实，则任何人都能立即看出蹊跷：这分明演的是“捉放曹”。不幸演戏演得过了火，反倒露出了马脚。

   最可笑的乃是那“追”的闹剧：难道毛﹑周﹑汪﹑张耀祠﹑张宏等人不知道电话是即时通讯，速度比吉普车快到没法比？张宏有如率部下去装模作样地追，不如打个电话到机场去，下令那儿的部队封锁机场。他为何不这么干？就算做不到这条，难道连下令机场部队把飞行员统统抓起来都不会？这该是最简单而又不会导致重大政治后果的行动吧？

   幸亏张宏他们没赶上敬爱的林副统帅。倘若赶上了，那又该怎么办？按官方的说法，对拿林彪怎么办，毛周始终没给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首长张宏和姜作寿作过什么明确指示。那么，张宏他们到底凭什么要去﹑敢去追林副统帅？

   据林副的老警卫员回忆，他因为失眠，半夜起来坐车兜风是常有的事，尔等大惊小怪什么呢？难道就因为李文普下了车，又被打伤了？可老李当时为了保护副统帅的光辉形像，说的是枪走火受伤啊？汪前副主席以“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来解释他们的追击动机，说得过去么？

   就算追上了，又能怎么样？既然毛没给他们发过尚方剑，他们敢逮捕副统帅么？敢拦阻起飞么？哪怕连陪同林副一道上飞机都没希望──首长脸一板，让他们下去，他们敢不服从么？三大纪律第一条是干嘛的？

   所以，这“跟踪追击”的闹剧，实在演得太蹩脚。借张宏等人一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追上首长。一旦追上了，那戏反倒没法演了。他们肩负的使命，就是跟在后面甩响鞭，让惊马跑得越快越好。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四﹑林豆豆讲的才是真话


四﹑林豆豆讲的才是真话


据豆豆说，早在９月７日，她就向李文普报告了“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但李文普开头并不相信，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她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２）。

   １２日晚上９点，林彪的卫生员张恒昌告诉她，他听见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小张说他始终没听见首长答话。于是豆豆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为了以防万一，她决定去8341部队讲明情况，让他们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8341部队与中央取得联系。９点５０分，她找到张宏和姜作寿，问张：“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张表示相信她说的话，说必须马上请示中央，并满口答应与此同时采取措施，派兵保卫车库，让林立果无法把林彪弄走，还发誓：“就是拼了也要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

   得到张宏满口保证之后，豆豆算是放了心，回到大楼去。不料叶群跟周恩来通话后，立即决定动身，通知李文普马上就走。豆豆听说后，让李保护林彪，自己去找张宏，汇报这一紧急情况。下面是她在事后写给中央的材料节选：

   “我告诉张宏：‘李处长和姜副大队长叫你赶快到96号楼去。’并请他立即命令部队封锁通往山海关机场的道路。

   奇怪的是，当我反复讲这些话时，张宏虽然满口答应，却又在屋里走来走去，欲言又止，犹豫不决，然后忽然离开大队部值班室不知去向。

   等他回来时，我生气地说：‘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到时候你就带人上去吗？怎么现在你又不上去了？’

   张宏看着我，一声不吭。

   我说：‘你不上去，那就在这里给李文普打电话联系！李文普让你快同他联系。’

   他还是不吭气。不论我怎样急切地恳求他，无论我说什么，他仍然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低头思索着什么，态度完全变了，他始终没有用身边的电话和李文普联系，始终没有上去！

   ……

   这时已是11点30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默不作声，一转眼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值班室，不慌不忙地当着我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接着，只见他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放下电话后，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我气愤之极，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对张说：‘我这样找你们，苦苦请求你们采取措施，你的就是不听，李文普也调动不了你们的部队，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问张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飞机？’

   张宏说：‘这是中央指示。’

   我质问道：‘中央是谁下的指示？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杨森也对张宏说：‘飞机上了天，黑乎乎的，你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张清林（芦按：豆豆的未婚夫）挥动着拳头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要是你们不拦住，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我不禁哭着喊：‘中央？！首长难道不是中央负责人吗？首长的安全你们难道不管吗？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求求你们快拦住吧！副团长！’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萧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我们可冲上去了！下命令吧，副团长！’

   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 我对张宏说：‘你们是专门负责保卫首长安全的，如果首长被弄走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张宏一声不吭，我反复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

   他说：‘中央。’

   我问：‘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

   他又不回答。

   我进一步问：‘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

   他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我指着值班室的电话机，要求他立即给张耀祠挂电话，催促他几次，他都不挂。

   我抓起电话筒说：‘你不挂，那我就挂了！’

   他一听马上接过话筒向北京挂电话，说了声：‘挂通了。’就把电话筒递给了我，可是我呼喊了几声也无回音，只听见军委总机的话务员说：‘是叶主任吗？’

   我佯声嗯了一下，话务员说：‘总理正在开会，马上就来。’

   我知道这是叶群在给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在1972年8月26日见到我时告诉我，叶群打电话说他们要请假去广州──接着，我在话筒里听到话务员不断地呼叫：‘叶主任，叶主任’我没再吭气。

   话务员问：‘怎么回事？没声音了？’

   我放下话筒，告诉张宏电话没接通，请他再向北京挂电话。

   他很快就与张耀祠接通了电话，并且还告诉张耀祠我们不肯跟着上飞机。

   我急了，一把从张宏手里夺过话筒，简单地向张耀祠报告了一下情况，强调说林彪是被欺骗的，不是要逃跑，现在情况万分危急，请马上下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

   张耀祠在电话里只是：‘嗯，嗯，嗯’。

   我不断急促地向他呼喊：‘张团长！求求你，现在就下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

   他还是在电话那头儿，‘噢﹑嗯﹑嗯’着，说他要‘再请示’。

   就在这时，萧中队长等干部冲着张宏嘶喊起来：

   ‘副团长！一辆黑车从上面下来了！’

   ‘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

   ‘还等什么呀？！’

   与此同时，大队部的哨兵跑进值班室报告：‘一辆红旗车已穿过56号楼至大队部之间的公路，正从大队部门前开过去！’

   在张宏仍然没有下命令的情况下，萧中队长和值班室里的其它干部带领战士冲了出去，张清林也要了一把手枪冲了出去，只剩下张宏和一位参谋呆在室内。

   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

   这期间我一直拿着话筒，没有中断与张耀祠的通话。

   我向他报告了红旗车从96号楼开下来，经过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接着有人开枪的情况，哭着请求他：

   ‘立即命令部队从反方向阻拦！’

   ‘立即封锁山海关机场！’

   ‘现在就采取措施！时间还来得及！’

   我还对他说了山海关机场附近有海军﹑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情况。听到这里，张耀祠说：‘那就让部队快追吧，我马上再去请示。’张耀祠让我把电话交给张宏。

   张宏接过话筒和张耀祠说了几句话，然后扎上腰带便跑出去了。

   我仍拿着话筒不断呼叫张耀祠，等着他请示上级的结果，……

   令我气愤的是，在8341部队大队部值班室里，任我对着话筒呼天喊地，张耀祠始终没有在电话里再次回答他请示的结果。

   按照过去的惯例，8341部队要在林彪上飞机之前派先行车到机场布置安全保卫工作，登机检查安全措施，然后站在飞机四周和舷梯两旁护卫林彪上飞机，并要派警卫人员随机护卫；同时，还要有大批警卫干部﹑战士搭乘另一架飞机护送同行；如果目的地没有8341部队驻守，还要派部队乘飞机或火车到预定地点打前站，布置严密的警卫措施。

   多年来，林彪从未脱离过这种‘严密’的护卫和跟随，但在这次事件中，8341部队却一反常态，不但不严格履行警卫规则，还拒绝执行周总理于当晚10点多迅速下达的各项确保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

   按当时的紧急情况，8341部队应该在确保林彪安全的前提下迅速进入情况现场，分析情况后果断进行处置，包括立即逮捅林立果和刘沛丰等相关人员，这都是很普通的警卫常识

然而在三个小时内，他们面对我的报告和请求，除了让我跟着上飞机外，并没有采取张副团长一开始向找保证的：‘到时候我们就上去问问，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负责警卫的，比李处长﹑刘科长和你去问还合适些，我们装作不知道你讲的事，只去问叶群和林立果，你们这么晚上哪去？为了保证安全，请他们等我们布置好安全工作后再走’的具体措施。

   唯一的举动就是最后的‘快追’。

   而这个‘快追’又起什么作用呢？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什么目的呢？

   晚12时左右，那架三叉戟飞机亮着指示灯隆隆地从我头顶掠过，徐徐盘旋，向南﹑向西，最后向北飞去。”（２）

   有趣的是，第三节中我列举的应变措施，军人林豆豆其实早就想到了。不仅如此，她还历数了林家出走严重违反了她从小就熟悉的内卫制度：没有警卫开道，登机时亦无警卫在飞机四周警戒，更无警卫随机同行，等等。

   那么，资深保卫干部张宏何以敢渎职到这个地步？更何况他原来满口答应豆豆的请求，还说办这种事是他的本行，根本不用开枪，用擒拿格斗就能生擒林立果和刘沛丰，让豆豆大为放心，为何后来却态度骤变，食言而肥？更重要的是，豆豆披露，早在林家出走之前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在接到张宏的报告后，曾于当晚10点多向警卫部队迅速下达了各项确保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至此，张宏不仅践踏了他对豆豆作的私人承诺，严重违反了严格的内卫制度，而且胆大包天，拒不执行周恩来的专门命令，事后竟然也不因此受到严惩。如果他不是奉命行事，这种种怪事难道还能找到合理解释？

   从考证的角度来看，上引豆豆证词的某些细节当然无从落实，但并非孤证。

   据豆豆说，她当晚去找了张宏两次，第一次是于９：５０前去报告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先逃广州，后去香港。李文普﹑姜作寿﹑刘吉纯（林办警卫科长）的证词都证实了这第一次会面。当晚１１点多，林彪出走前，她又去找张宏，并和张耀祠通了电话。对这第二次会见，涉及到的当事人张宏和张耀祠都讳莫如深。但近年来豆豆出来为她爹翻案，原空军副政委高厚良代表官方出来批驳，却不幸说走了嘴，引用了林彪另一女儿林小霖的话：“林立衡当时在８３４１部队２大队给北京打电话，根本没有亲眼看到林彪上车出走的情况，在场看到的还有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怎么能坚持说林彪是被绑架走的呢？”（10）证实了豆豆在林彪出走前和出走时确实一直在与北京联系。

   而且，这是豆豆在９１３事件后受审查时写给中央的交代材料，如果她虚构了张宏和张耀祠的言行，立即就会被戳穿。她在受审查之中，不可能再去造谣诽谤张耀祠那种中南海的实权派。更不用说她绝不敢凭空捏造周恩来曾在当晚１０点多下令警卫部队严密保护林彪一事。

   更重要的是，上述证词，其基本情节完全符合前文第三节中根据各家证言中总结出来的基本事实，亦即中央早就得知了她提供的情报，本来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林彪出逃，却奇怪地没有采取任何举动，坐视林彪一家逃跑，等跑了后才去追。这种离奇作法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那是有意为之的。

   因此可以判定，林豆豆在这儿说的，基本是真话。张宏是奉中央指示办事。很明显，这“中央”的权威高过或至少等于周恩来，这才能撤销周在１０点下的保护林彪的紧急命令，改令警卫部队放林彪出逃，而且还让豆豆和她未婚夫张清林“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五﹑是伟大统帅决定放走副统帅

五﹑是伟大统帅决定放走副统帅

由以上论述可知，林家三人之所以得以顺利出走，全靠张宏违反警卫制度，更违反了周在当晚１０点左右下达的保护林彪的紧急命令，故意不采取任何措施拦阻林彪等人的行动。很明显，党内只有毛和周两人有权下令撤销周先前的命令﹑改令张宏放跑林彪。那么，下此命令的到底是毛还是周？

   类似地，潘景寅先从胡萍那儿接到了吴法宪把飞机开回北京的命令，后又直接接到吴不许他起飞的死命令，但第一次他欺骗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无法回京。第二次则满口答应，过后却悍然违令起飞（7-9）。他敢这么干，只可能奉了更高级的命令。能发出这种命令的只有三个人：毛、林、周。根据官方给潘的“组织结论”，可以排除林彪，剩下来的就只有毛周二人，那么，给他下此秘密命令的究竟毛还是周？

   如所周知，毛凡事只做决定，不管具体执行，据此可以推定，无论是给张宏下令撤销周先前保护林副统帅的命令，还是命令潘景寅对吴法宪的命令阳奉阴违，都只能是周干的。问题在于，周这么干，到底是他自作主张，还是奉毛的圣意行事？

   如今网上流行着一种说法：无论是林彪﹑叶群还是林立果，都丝毫不知道那飞机飞往苏联。那事件是人民的好总理一手炮制的阴谋。他下令飞行员潘景寅秘密飞往苏联，把林副﹑主任﹑部长甚至连伟大领袖都蒙在鼓里。所以事后周没有迫害潘的亲属，云云。

   持此论的人忘记了以下事实：

   第一，周根本没必要去搞掉注定要被老毛活活整死的林彪。

   根据吴德回忆，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南巡回京，特地在丰台车站召见了他﹑吴忠和其它大员，最后一次下达倒林动员令：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６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11）

   毛在此将林彪一伙定性为“坏人”﹑“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行动”，完全是宣判林的政治死刑，以致大员们一听就知道“这个问题大了”，“都感到很紧张”。

   据舒云透露：

   “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5）

   因此，周早就知道林彪的覆灭是注定了。此后他更从豆豆情报获悉林立果犯了谋反暗杀大罪。就凭“轰炸中南海”一事，叶群与林立果就得经军法审判被枪决，林彪一家从此万劫不复，根本不需要“叛逃”才能入罪。那周又何必设下这复杂而风险极大的阴谋去坑害林？

   第二，把林弄到外国去，于公于私对周都毫无好处。于公，林彪熟知中国的政治军事绝密，又是党章确定的副统帅，如果跑到苏联，就算不另立中央，也定将为党国弄出无数麻烦来；于私，把林彪搞垮根本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林彪派系乃是周恩来对付中央文革的事实盟友，是他赖以抗衡制约江青飞扬跋扈的唯一力量。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里讲得很清楚，自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后，政治局和国务院各部委瘫痪，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加入中央文革碰头会，使得后者变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局。碰头会内部不久就分化为“笔杆子”与“枪杆子”，亦即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两派，冲突越来越尖锐。周恩来在两派间取调和态度，但屡遭江青当面折辱与背后中伤，丘八们为此愤愤不平，甚至还于1969年5月间去向毛泽东告状（12）。但周老谋深算，不比丘八们头脑简单，深知江青是毛的心腹，开罪不起，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尽管如此，吴法宪仍然认为：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个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很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13）

   两派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宪法修改小组中。为了是否在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是否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那三个“副词”（统统是文盲，那其实作状语的形容词，英文才是副词作状语），陈伯达、吴法宪和李作鹏与康生和张春桥发生了激烈争执，周恩来明确表态支持了吴法宪。这冲突一直延续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因此作了关于“称天才”的讲话，周恩来也站在林彪一边。据吴法宪回忆，当汪东兴提出要再听一遍林彪讲话录音时，周恩来很高兴地同意了，还特地提出要放两遍（14）。在此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吴法宪等人有说有笑，对江青表面应付，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15）。在毛向陈伯达发动突然袭击、风向骤变之后，吴法宪还接受了周恩来要他写检讨、为周分担责任的要求（16）。

   由此可见，在与江青等人的缠斗中，林彪派系实际上为周恩来分担承受了江青一派的恶意攻击。“二月逆流”之后，周在国务院和军界的袍泽悉数垮杆，林彪派系便成了周恩来唯一可以借以制衡文革派的政治势力。他不但以丘八们作为权力斗争的利害盟友，在感情上也是偏向他们的——起码自林彪以下的军头们对他非常尊重，从不曾如江青那样屡次当着众人的面无情折辱他。直到林彪出走后，他才改变了对两派的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倒向江青一边，舒云的采访录记述了这一戏剧性变化：

   “五点左右，周恩来宣布开会，他对江青的态度大为转变，总理对江青客气地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总理以为江青知道了，其实她不知道，因此毫无反应），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出处同注9。芦按，作者一如既往地未注明这是谁提供的情况，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断是邱会作的回忆而非作者的亲历记）

其次，林彪垮台对周恩来只意味着从此要遇到无穷凶险。周此前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全靠他毫无当二把手的野心。据吴法宪说，周恩来曾告诉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周：“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周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17）如果林彪上台对周不利，周会推荐他么？有林彪做他的挡风墙，周才能在无比险恶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林彪一垮台，则他立即要变成第二把手，直接暴露在毛无穷无尽的猜疑之下。以周之绝顶聪明，又伴虎狼之君一生，熟知毛的心事，岂有事前不知利害之理？要他主动去搞掉林彪，无异于逼他自杀。

   更重要的是，毛的南巡讲话表明，他已经下定了除去林彪的决心。如果说此前周还认为林彪是钦定接班人，那么此后毛的真实意图周还会看不出来？据吴法宪说，林彪曾对他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18）。如果此话属实，则林彪若顺利接班，周还能当“太平宰相”；江青若作了女皇，周只怕要当李斯。

   因此，林彪倒台，对周带来的打击是多重的：首先是他成了二把手，就此变成毛病态猜疑的主要对象；其次是他失去了能分散或转移江青火力的林彪派系；最后是皇储从关系良好的林彪变成了一贯骑在他头上拉屎撒尿的江青。这一系列不利变化立刻就使得他处于危境之中。

   周的卫士的证词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底，毛一度病危，昏迷过去，周立刻赶到毛身边。根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转述周的卫士张树迎的回忆，当时情况如下：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按：指周恩来）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19）

   的确，没有什么比周这句话，更能说明他对毛生怕大权旁落之心是何等洞若观火。正因为熟知毛对可能夺权的接班人充满猜忌，而周千方百计要避开这致命的嫌疑，这才会在毛复苏之时脱口说出这最能安慰毛的话。可惜无论周如何表白自己，毛都不会放心。随着林彪那挡风墙的倒塌，毛对周的迫害不久就开始了，并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林彪事件后，在周主持下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极左思潮”，但到了1972年12月在毛的干预下迅速变为“批极右”，此后又变成名为批林﹑其实针对周的“批林批孔”。周对此也心知肚明，1973年夏，他对邓颖超的表妹说，他也会连累亲戚（20）。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开始直接抨击周，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责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21）次日又在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22）

   熟悉毛共语言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不是毛真的指责周不抓大事，而是指责周在大事上独断专行，向毛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也就是后来批《水浒》时说的“架空晁盖”。此乃彭真被整的罪名，而“修正主义”的指责则让人想起刘少奇那“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间，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见了基辛格。后者提议为中国提供旨在防备苏联的核保护伞，周未置可否，说要请示毛之后才能答复。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当时没说什么，但过后以此为周的把柄，无限上纲，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并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周在家等候通知，叫去才去，开完立刻离开。就连周身边的人都察觉了危险，周的卫士张树迎对周的保健医说：“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咱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23）

   与此同时，毛还把当初对付林彪那套使出来对付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他数次接见中央军委及相关负责人，说什么：“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24）

   在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再说这种话，“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的人究竟何所指，周就是再迟钝也不会猜不出来。他似乎知道毛想把他整死。根据耿飙的回忆，1974年初，周对他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25）

   毛确实想把周害死。早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医疗专家们就已发现周患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尽快动手术。毛却通过汪东兴下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致使检查治疗工作被耽误了整整９个月。直到次年３月间周恩来大量尿血后，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毛还要通过汪东兴下令，只准医疗组作膀胱镜检查，不准作电灼手术。最后还是医疗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延误了病情（26）。

   １９７５年８月，毛发动批《水浒》，指责“宋江架空晁盖”，扬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时能够或曾经“架空晁盖”的“宋江”，非周恩来莫属。至于“投降派”的罪名则是毛的最新发明，无论是对刘少奇还是林彪都没用过，当然不会是指那两人。根据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的背景，不难猜出那是指谁。

   对已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毛还如此狠毒地“痛打落水狗”，逼得只会奴颜媚骨作检查的周恩来第一次作出了绝望的抗议。他在进手术室前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景如实报告毛泽东。（27）

   综上所述，林彪垮台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周成了毛的猜疑和迫害对象。上引周的卫士张树迎的证词提示，这一结局早为周恩来预知了，他怎么还会去主动扳倒林彪？相反，林彪死讯传来后他放声大哭，兔死狐悲之感应是原因之一。

   第三，飞机上有空军作战部的林立果和刘沛丰那些内行在，当此逃命之际，岂会任飞行员潘景寅愚弄？

   第四，前文已经论述过，整个事件是林豆豆密报触发的，而那关系到毛泽东的安危，周恩来绝对不敢隐瞒不报。一旦上报之后，他便夹在正副统帅的生死拼搏之中，走错一步便是杀身大祸，所以绝对不敢自作主张，遑论搞阴谋整死林彪，只会随时请示毛泽东并忠实执行其指示。

   第五，周没有作案时间和技术可能。如上所述，周是当晚１０时才得知豆豆情报的，过后立即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达保卫林彪的一系列命令，１２点多飞机就起飞了。在两个多小时内，他怎么来得及去收买飞行员潘景寅？即使潘是他早就安排好的特工，除非两者之间有秘密电台联系，否则他根本就无法绕过层层官僚机构，去把熟睡中的潘唤醒，下令让他把飞机飞到苏联去。就算潘真有电台直通周恩来，那也只能是在约定时间联系──大国总理日理万机，岂能随叫随通？

   因此，哪怕潘是周早就布下的卧底，周真要紧急下令让潘作弊，也必须先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令，取消先前下达的保护林彪的命令，改令他们不得阻拦林彪行动，更不可跟随林彪上飞机，并命他们立即和山海关机场联系，或令军委总机接通山海关机场，把潘叫起来听电话，再在电话中给他下命令。无论是通过上述哪个渠道，都不但有警卫部队参与，还非通过山海关机场不可，泄密的可能性颇大。奉毛之命这么干倒是无妨，但背着伟大领袖搞阴谋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难道他就不怕毛以后查出来？背着毛把副统帅骗到苏联去是何等严重的叛国大罪，周恩来能用这种通讯方式儿戏从事么？但如果不使用这种通讯手段，请问他又如何紧急通知潘景寅？

   综上所述，“周恩来私自放走或骗走林彪论”根本无法成立。这可能排除之后，则决定放走林彪的人就只可能是毛泽东。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六﹑林立果到底干了些什么？

六﹑林立果到底干了些什么？


既然林彪是毛故意放走的，那么，林彪案件真是许多人嚷嚷的那样，是“千古奇冤”，乃是毛强加到他头上去的窦娥式冤案？

   为林彪翻案的论者们似乎从未澄清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是认定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统统都是无辜的，并未如官方所指的那样卷入暗杀毛的阴谋，还是只将平反对象限于林彪一人，默认官方对林立果和叶群的指控，但认为林彪本人既未与闻密谋，也不知道飞机是飞往外蒙，乃是被叶群和立果绑架上飞机的？

   窃以为，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讨论，本节先确定叶群和立果是否无辜。

   上文论述确定了三个基本事实：

   １﹑９月１２日晚间９：５０左右，林豆豆通过张宏向中央报告，林立果准备挟持林彪先去广州，后去香港，并轰炸中南海，暗杀毛泽东。

   ２﹑汪东兴和林豆豆的证词都说，周恩来曾在当晚１１：３０左右给叶群打过电话，而根据李文普和林豆豆的证词，此前林彪已上床睡觉，这提示林家出走是临时决定，很可能是那电话触发的。

   ３﹑林彪一行于此后违反内卫制度，扔下警卫，不顾安全，于夜间起飞，属于仓惶逃走，不属于正常旅行。

   这里隐含的推导前提，是假定林豆豆证词可靠。如果那证词完全是谎言，则据此导出的上述三条“基本事实”也就无法成立了。的确，近年林豆豆自己也说，“九•一三”后她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10）。

   但那证词根本就无从否定。至今我未见到翻案者们包括林豆豆本人否认她曾向中央举报，而这正是触发一连串事件迅速发生并恶变的触媒。类似地，他们也无法否认林立果和叶群两人仓惶出逃的事实。

   一旦肯定了这两条事实，那就必须承认她的举报内容中确有“害毛主席”这条，非此不足以解释立果和叶群为何要不顾一切地逃跑，更何况它得到了李文普与张耀祠的证实。因此，至少这部份证词内容是真实的。

但若确立了这部份关键证词的真实性，则证词的其余部份就更不可能是逼供产物了──官方炮制的谎言绝不会含有如此众多的不利信息：诸如周恩来曾于当晚１０点多紧急下令保护林彪，而张宏和张耀祠都不顾她声泪俱下的请求，拒绝执行该命令，故意放走林家三人，等等﹔更不会含有她那困惑而余愤犹存的质问：“唯一的举动就是最后的‘快追’。而这个‘快追’又起什么作用呢？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什么目的呢？”正是她披露的这些重大线索，使得笔者得以确定汪东兴和张耀祠都作了伪证，并发掘出官方蓄意隐瞒的“毛早知林彪要逃”的真相来。难道官方竟会有意揭穿自己的马脚？

   翻案者们还忘记了一个问题：如果林家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则林豆豆的举报就是诬告。她这么做，不仅要毁灭林立果，连累林彪，而且对她本人而言也是政治自杀，作案动机何在？即使假定她是被毛收买的伪证者，那也无从解释为何无辜的叶群和立果要逃跑。

   因此，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林豆豆证词，除了下面要讨论的个别细节外，基本上是真实的，由此导出的立果确有暗杀密谋﹑事泄时不得不与叶群合谋仓惶逃跑的结论也是正确的。换言之，至少这两人不是无辜的，官方对他们的指控在这点上确实成立。

   支持这结论的还有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该案给毛带来了空前的心理打击，成了毛健康从此恶化的转折点。对此，所有的知情人士，从我党高干直到流亡海外的李志绥大夫，作出的证词高度一致。据李志绥大夫说，毛甚至一度自暴自弃，放弃医疗，直到尼克松要来访华才改变了态度。（28）据张玉凤证词，事过许久毛还在向我党高干以及来访外国政客叨叨数说：“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29）。张耀祠、吴德等人的回忆录也证实了这一点（5，12）。如果此事完全是毛炮制的冤案，则这种无比强烈并持续的情绪反应根本就无从解释。

   除此之外，官方更出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影印件。迄今似乎无人质疑该件的真实性。我认为该件是真实的，理由非常简单：它含有大量对毛本人十分严厉而且相当准确的抨击，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即使是获得毛事前同意，当时中国自周恩来以下，也绝对无一人敢伪造这种“大逆不道”的文件，而毛本人就更不会去披露逼死自己的秘书之类的丑闻了。

   但关键问题在于，暗杀密谋是否进入了已在实际运作的阶段？《纪要》本身似乎不过是一伙人的派对谈话记录，空谈发泄而已。从我党出示的所有罪证来看，那伙人完全是一群光说不练的清谈客，从无过硬证据表明他们除了“运筹帷幄”之外，还曾采取过任何具体行动来将他们的空想付诸实践。就连“运筹帷幄”也停留在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清谈阶段。

   汪东兴倒是描述过几个具体暗杀方案，但即使那是真的，也只能说明密谋者们临阵退缩。例如他说，“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如果密谋者们真有胆气动手，这就是再不能错过的最佳时机。但据汪说，在陈励耘同意用强击机轰炸毛的专列之后，于新野却又决定改到上海去干（1）。既然陈确知毛在杭州的住所，何不直接轰炸那儿？却要改为去上海袭击毛可能住的顾家花园，难道他们不会想到毛不一定住那儿？难道他们不知道“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简单道理？

   因此，现有证据支持林立果确曾密谋杀害毛泽东，不过，官方证词似乎只表明密谋者们没有足够勇气将计划付诸实施。林立果等人其实“谋而未反”，始终只处在密谋阶段。这“清谈博浪锥”的唯一结果，就是吓坏了密谋者们自己。

   据官方说法，密谋之所以未能实施，乃是因为伟大领袖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打破国庆前夕才回北京的惯例，突然提前结束南巡，启程迅速回京。致使林立果因此放弃密谋，不得不仓惶逃跑。

   立果仓惶出逃确是事实，但他未必能知道毛已回京的绝密消息。林豆豆和李文普的证词都表明，早在毛回京前，他就在酝酿“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２，4），那晚和叶群一直在游说林彪同意他的计划。之所以如此，是他以为自己的密谋业已暴露。据刘吉纯的证词，林豆豆曾对他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 （30）可见林立果此前已在怀疑毛知道了他的清谈活动。之所以突然决定半夜出走，是因为周恩来不但查问三叉戟下落，劝叶群不要起飞，还提出要来拜访。这不祥的举止，使得林家不能不猜测周要前来宣布逮捕林彪。

   就算官方所说是真，林家是被毛突然回京吓跑的，那“因毛突然回京而以为密谋败露被吓跑”与“因毛突然回京而无法实施密谋”也是两回事。立果畏罪潜逃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而密谋流产则只是官方一面之辞。上面已经说过，如果那群人真有胆量，就绝不会错过毛在杭州时的最佳机会。因此，现有证据只支持前一可能。

   还有个问题：官方从未明确解释毛到底是怎么察觉立果的密谋，又察觉到什么程度。据汪东兴证词，毛起了怀疑，乃是在杭州的事：

   “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而据毛的警卫队长则说，那是因为“毛主席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将陈励耘布置的向他汇报毛主席活动情况的特殊任务，报告了毛主席。”（1）

   如果这些证词可靠，则当然足以引起毛的怀疑。毛因此下令立即转移专列，于１０日又决定离开杭州北上，１１日晚间离开上海，１２日便到了北京。

   这就又引出个问题：那告密者会不会是李文普？据林豆豆说，从９月７日起，她便向刘吉纯﹑李文普等人泄露了立果计划。而据汪东兴所说，毛收到情报恰是９月８日晚间的事。那他收到的会不会是李文普发来的情报，汪所谓“杭州的好同志”其实是李文普？

   这可能性似可排除。如潘景寅不可能与周直接联系一般，李文普也不可能是能与毛单线联系的特务。因此，他若向毛汇报，就只能通过８３４１部队张宏那个渠道。如果李早在９月８日之前就这么干过，那么毛早就给了张宏如何行动的指示，张在９月１２日两次会见豆豆时的态度就不会前后截然不同。同理，因为汇报要通过中央警卫局，周恩来也必然与闻此事，他也就不会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点多还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保护林彪的紧急命令。

   而且，如果毛确实掌握了“小舰队”密谋的证据，官方一定会披露，以彰显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并证实林彪的滔天罪行，但官方并未这么做。因此，看来毛其实并不知道立果等人的密谋。他突然改变计划回京，看来主要还是因为疑神疑鬼。这种心理疾患乃杀人无算的大独裁者的通病，毛当然不能免，李志绥大夫早就观察到了（29）。但这却吓坏了梦幻阴谋家林立果，他不熟悉毛的性格，却以为密谋败露，吓得连夜出逃了。最关键的触媒，看来还是周恩来那个电话。

   下一个问题是，林立果是否真如我党所说，准备和乃父到广州去另立中央？

   仔细审阅豆豆证词可以发现，她的举报只说“去广州，万一不行就去香港”或是“先去广州，后去香港”，并未解释去广州干什么，更从未说过“另立中央”的话，李文普﹑姜作寿﹑刘吉纯等人的证词在这点上和她完全一致。所谓“另立中央”乃是官方后来作的指控。对此，中央向全民出示的物证，只有据说是林彪的一份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以及给黄永胜的一封信：“永胜同志：很惦念，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但据胡萍向舒云提供的证词，那手令和信件都有可能是周宇驰伪造的：

   “９月１２日午睡后我回机场。下午６点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三叉戟。我打电话给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那天晚上在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手令’让我看。我曾经看见周宇驰苦练林彪签名，我还奇怪，练那个干嘛？是不是林彪的字，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吴法宪早有话，他要用飞机就用呗。以后我才慢慢想，他用飞机像用汽车一样方便，还要什么‘手令’？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

   我还想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３２开纸，‘手令’也这么大，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一个内容。下面是林彪签名。当时我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你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31）

   “73年底，纪登奎向中央政治局报审查结果，说黄、吴、李、邱与‘两谋’、政变，无关。有人问手令和林彪通过王飞交给黄永胜的信怎么解释？纪说手令和信根本没有到黄的手上，连王飞都没有看到过。”（9）

   其实就算这两个文件可靠，也根本不能用作政变证据。“手令”连抬头都没有，传达命令是什么内容也毫无交代，随便怎么解释都行﹔而给黄永胜的信更是什么信息都没有。

   不仅如此，豆豆和李文普的证词，实际上否定了“另立中央”的指控。 豆豆证词说：“林彪的卫生员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小张说他始终没听见首长答话。”（２）她就是听了这情报才决定去向中央举报的，就连汪东兴自己都承认这一点。

   由此可见，直到９月１２日晚上９点多，林彪都还认为“去广州不行”，那又何来什么“去广州另立中央”一说？

   坚持官方指控的人可以说，那是林彪阴谋暴露后放弃了原计划。可汪东兴本人说得明明白白：周恩来获悉豆豆举报后，于当晚１１点半钟打电话给叶群，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 （1）。可见官方所谓“林彪放弃去广州另立中央”发生在豆豆举报之后，但此前林彪就向叶群表示过不同意去广州了，那还能有什么“放弃原计划”可言？

李文普证词不但证实了豆豆以上所说，而且直接否定了官方对上述两个“物证”的解释：

   “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3）

   林立果此话表明，直到９月１２日晚９点多，他尚且无法指挥黄﹑吴﹑李﹑邱，直接否定了所谓“林彪手令”是写给这四人的。那据说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当然就更与所谓“另立中央”无关。

   不仅如此，所谓“另立中央，武装割据”之说也根本不符合中国当时国情，丝毫没有可行性。文革中，调动一个排的部队都需要毛批准。林彪后来出逃，连警卫部队都无法指挥。副统帅尚且如此，何况黄吴李邱？没有指挥权，搞什么“武装割据，另立中央”？难道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林彪元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而没有林彪参加，光是立果一人又怎么个“另立中央”法？儿童团中央？

   所以，所谓“林彪意图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实行武装割据”的指控，既无证据支持，又违反常理，乃是诬蔑不实之词。黄吴李邱后来因此受审，完全是冤案。

   下一个需要确定的问题是，叶群是否也与闻了小舰队的密谋？我认为这点可以基本肯定。为林彪翻案的人们从来不敢正视的一个事实，就是林彪一行不顾一切地仓皇逃跑，而这极度反常的行为只能用做贼心虚来解释。但要林彪同意突然改变原定去大连的计划而半夜出奔，没有叶群关键性的努力，光靠公子三寸不烂之舌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刘吉纯的证词也支持这点。据刘说，林豆豆告诉他：“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 （30）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表明，虽然“另立中央”是向壁虚构的罪名，但林立果确有过停留在幻想阶段的“暗杀伟大领袖”的密谋，而叶群很可能与闻其事。以为密谋暴露就是他们不顾一切仓皇出逃的原因。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七﹑林彪在密谋中卷入了多深？

七﹑林彪在密谋中卷入了多深？


愚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官方指控还是翻案者们的说词，都是粗暴的“代死人立言”，根本经不起推敲。

   根据官方指控，林彪乃是林立果密谋的后台，炮制了所谓“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1）

   上面已经讨论过，暗杀毛的密谋确有之，但并无证据证明林彪是主使人，“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说则根本无法成立。上文已经指出，无论是林彪还是四大金刚都调不动部队，根本就没有另立中央的本钱。更重要的是，林彪在全党全国全军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最最忠于毛主席”，而这彻底剥夺了他公开反毛的可能。小舰队的空谈家们作白日梦不足奇，林彪乃是我党最杰出的将领，精通敌我强弱分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致命弱点。

   另一方面，林彪也完全知道伟大领袖立意搞掉他。根据李文普回忆录，“９月６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 （3）。

   见惯了毛收拾假想敌的程序，林彪便再笨也明白那乃是他的政治死刑判决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毛那阴森森的预言：“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这话透出了什么血腥气，副统帅绝不会不明白。林鉴不远，在刘少奇之世，那才是昨天的事。而且，当年倒刘之初，毛还有一番“治病救人”的做作。如今正式总攻尚未发动，便断然预言了对方不可挽救，可见对方狠毒的决心早已下定。

   林彪作为我军最杰出的将领，身经百战﹑屡仆屡起，在困境中求生已经成了本能。因此，他在得知伟大领袖立意搞掉他之后，不大可能束手待毙，定会奋起自救。而他完全知道无论他怎么忏悔，伟大领袖都不会饶他，等待他的只会是刘少奇惨死狱中的下场。因此，这自救只能是破釜沉舟的反击。因为没有道义权威和实力公开反毛，暗杀看来似乎是林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了。

   但这么作完全是拿全家性命去赌博，毫无胜算。批准使用这种非常手段，不符合林的一贯性格。他曾对部将说：打仗要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如果没有那三分冒险，就会坐失战机；如果没有那七分把握，就会打败。而林立果那套完全是零分把握，十分冒险。一旦暴露，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由此看来，林彪不大可能指使儿子去搞暗杀活动。他只能什么都不做，延颈以待毛的斧铖，这就是他为何说出“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的消极绝望的话来，而这就成了翻案者们的主要依据。

   林立衡﹑张宁和丁凯文等人都坚持“绑架说”，认定林彪是在服用了安眠药的情况下，稀里胡涂地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上飞机的。丁凯文先生更推测，飞机飞到苏蒙边境后又掉头往南飞，就是因为林彪终于醒过来了。

   此说官方已经批驳过：林彪是自己从驾驶舱舷梯登机的，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此说当然无法证实，但以常理度之，“绑架说”无法成立。

   持此说的论者忘记了一个生活常识：正常剂量的安眠药诱导的睡眠并非全身麻醉，可以被弄醒，和正常睡眠也差不多。如果到了任人摆布还一无所知的地步，那就过了安全剂量。漫说豆豆此前已经一再给林彪的卫生员打过招呼：“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3），就算叶群亲自下手，卫生员无法干预，她也不敢冒毒死副统帅的巨大风险。

   于此，“绑架说”便陷入无从解决的两难：如果是正常用药，林彪便睡着了也会被弄醒﹔用药过量倒是可以让他丧失知觉，但那不但有毒死他的危险，而且使他同时丧失了被人挟持着行走的能力，立果等人就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搬运不省人事的副统帅。现在“绑架论”说的乃是由叶群和立果两人“挟持”着走，可见并未过量用药。但如果林彪还能让人扶起穿衣﹑行走﹑上车﹑听见旁人开枪，以后又下车﹑登机，经此长达近一小时的惊心动魄的折腾后，还能继续“神智不清”，那就只有使用传说中的“勾魂术”才能做到了。

   根据豆豆证词，在她第二次去见张宏之前，李文普曾告诉她：林彪在１１点时和往常一样上了床，而根据李文普证词，林彪在出走前又起来了，神智完全清醒：

   “大约１１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3）

   这证词是可信的，无论此前林彪是否服用过安眠药，是否一度短暂入睡，他在出走前已经起床了，而且神智完全清醒。如果不是林本人下令，李文普就不会去调车──此前豆豆做他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连豆豆自己都承认：

   “我一听急了，对李文普说：‘你一定要守在首长身边，要绝对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我先去一下放电影的地方，然后马上去找张宏。’李文普神情紧张地点着头，当着刘吉纯的面急促地说：‘你快去，叫张宏快和我联系﹗快，快去﹗’” （2）

   由此可见，虽然李文普对豆豆的诚信有深刻偏见，但此时还是达到了怀疑首长临界点，所以他不但令豆豆去找张宏，自己还在值班室给张打电话通知林彪要走的消息。如果不是林彪先下令，后又主动上车，他还会跟着上车么？上去又何必再跳下来？他上车下车似乎是所有当事人都承认的事实，请问这该怎么解释？

   最重要的还是上面说过的那条：在警卫重重环绕之下，没有林彪主动合作，出走无法实现，光是李文普那关就过不去。而且，即使假定林彪上车时真的稀里胡涂，除非是上了全身麻醉，否则在听到枪声时也早该惊醒了，决不会如丁凯文先生设想的，要飞到苏蒙边境时才大梦初醒。

   遗憾的是，丁先生的所谓“考证”，就是不加辨析，照单全收豆豆和张宁那些丝毫经不起推敲的一面之辞，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只有使用传统的“勾魂”国术，才能完成在众目睽睽之下“绑架副统帅”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

   综上所述，林彪出走乃是出于自由意愿，“绑架说”无法成立。该说的发明，只反映了豆豆以“舍车保帅”方式维护父亲形像的苦心。早在９月７日她就主张此说了，在林彪离开时她自己不在现场，然至今坚持此说，却非但始终未能解释其依据何在，更未敢面对上文指出的一系列技术难题，而且在她父亲面临被绑架的危险时，竟不采取最简单也最有效的防范措施，直接去向她父亲那受害人报告，却去要求警卫员违反军纪和组织原则，逮捕政治局委员叶群和空军作战部部长林立果。这些彻底违反常理和逻辑的言行，只能证明“绑架”说是她为了个人需要发明出来的。

   下一个问题是，林彪是何时得知立果暗杀毛泽东的计划的？

   官方的指控我已经在前文质疑过，说林彪指使立果谋刺毛，不过是毫无证据的武断认定。立果的密谋毫无成功把握，林彪不大可能事前批准这种可能为儿子招来杀身大祸的冒险行动。而且，这也和李文普以及林办其它工作人员的证词不符。他们一致反映，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很消沉，不像密谋总指挥应有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豆豆坚持说她父亲毫不知情，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武断认定。有趣的是，她自己的证词其实就否定了这一说法。

   豆豆证词披露，早在９月７日她就知道了立果的密谋，并向李文普﹑刘吉纯﹑陈占照﹑张恒昌等人泄露了。据李文普回忆，９月７日林立衡到达北戴河不久，林立果就把她接到５７号楼他的住处密谈，从下文提到的张清林大闹大队值班室的轶事来判断，她此前对立果暗杀密谋可能已有所耳闻。立果那天和她密谈，可能主要是披露“先去广州后去香港”的计划，因为他正考虑出亡，不能把她一人蒙在鼓里，扔在中国。

   这就引出了上面已经说过的豆豆那个令人无法理解的反应：如果她坚信林彪毫不知情，是叶群和立果要违背他的自由意愿绑架他，那她保护父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他举报。林立果８日就到北京去了，直到１２日晚９点左右才返回北戴河。在这５天中，她有充分机会避开叶群，去向父亲举报。

   如果她这么做了，林彪又真不想出逃的话，可有三策选择：

   上策是将叶群和立果召来严加训诫，令其打消轻举妄动之念，并令警卫不许此二人再来晋见﹔中策是隐瞒真情，捏造个借口，下令把两人抓起来。以上两策不但可以保护林彪自己，而且也保护了叶群和立果。下策就是由林彪大义灭亲，亲自审讯查明真相后，令８３４１部队把他们抓起来，送给毛发落。此策其实就是林豆豆一直在苦苦奋斗而未能实现的目标，但在她父亲那全军副统帅办来却易如反掌。

然而奇怪的是，林豆豆居然不选择这最容易﹑最安全﹑也最有效的方式去解决危机，却不惜出卖母亲和弟弟，舍近求远，弃易就难，徒劳无益地实行“曲线救父”之计。

   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她认定向父亲举报无效。换言之，她知道林彪其实知道此事。这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她从立果那儿得知林彪早知此事，而她也相信了这点，要么她在得知立果密谋后，曾向父亲试探过，但林彪并没有流露出震惊和反对的意思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的确，当她乍闻立果的密谋时，必然极度震惊，第一反应只会是问立果：“首长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事？”这是她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绝对不可能不问。而立果既然敢跟她说，必然也只会作肯定回答。事情如此重大，她不可能就此满足，势必还会向林彪试探，并从林彪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正因为她知道林彪不会听她的，她才不得不诉诸非常手段，要警卫部队去强行拦阻首长，绝望之余甚至不惜同意张宏去报告汪东兴和周恩来那些低于他父亲的“中央”。

   这在我看来就是她那一系列怪诞举动的唯一合理解释。豆豆自己的解释则是李 文普﹑刘吉纯不让她报告林彪：

   “当我跟张宏说李文普﹑刘吉纯等工作人员不让我把林立果对我讲的话告诉林彪时，张宏说：‘这些就不要向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 （２）

   可李文普却在回忆录里愤怒地质问：

   “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 （3）

   而刘吉纯则说他建议报告中央警卫局，但豆豆不同意，并没有说他曾劝阻豆豆不要向林彪报告：

   “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芦按，指豆豆未婚夫张清林和豆豆的随从人员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杨森）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30）

   该证词得到林办秘书宋德金证实：

   “大约９月１０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它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32）

   愚以为，豆豆提供的解释根本无法成立。假定她说的是真的，李﹑刘确实劝她不要报告林彪，那又便如何？她又不是小孩子，不但是郡主，而且是我军高干，自己就有个空军保卫部副处长作保镖。她的证词处处显示，她本人个性很强，凡事都是自己拿主意，下命令，让别人服从，甚至在林彪出走时试图指挥张宏，以致引起后者抗议。为何偏偏在涉及父亲生死大事之时，要听从地位比她低的李﹑刘的劝告？

   由此可见，尽管无证据表明林彪是立果密谋的主使人，但至迟于９月７日，林彪已经得知了内情并至少采取默许态度。

   还有个问题：为何李文普﹑刘吉纯不敦促林豆豆向她父亲报告？按常理，这是他们最好的推脱办法。可无论是李还是刘，似乎都没有提出这种建议。李无所作为，最后只怂恿她去向张宏报告，而刘则建议她向汪东兴等人报告。

   由此可见，豆豆所说“李文普﹑刘吉纯等工作人员不让我把林立果对我讲的话告诉林彪”，恐怕不完全是遁词。李刘虽然没承认这一点，但起码没有怂恿她去报告林彪。为什么？莫非李真如他人后来指责的，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窝点’的特务”？

   为此必须澄清豆豆和李文普证词中另一个不一致之处，那就是，林豆豆是何时向李文普泄露立果密谋的？据她自己说：

   “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

   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２）

   刘吉纯的证词证实，她确在９月７日晚间向他泄露了立果密谋（30），但李文普本人却说直到９月１２日下午，她才告诉他这事：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3）

   两相比较，虽然豆豆没有说明告诉李文普是哪天的事，但从文义来判断，他不但是豆豆的重点游说对象，而且那是个较长的说服过程，不大可能从１２日下午才开始。豆豆既然早在７日晚间就能跟刘吉纯泄露此事，当然也可能在此后不久就向比刘更重要的李和盘托出，可见李文普有可能在这问题上撒了谎。倘若真如此，那这是否能作为他是中央警卫局特务的证明之一？

   我认为这难以成立。首先，前文已经说过，如果李文普早在１２日前就通过中央警卫局报告过，那么张宏和周恩来应该早已有备，１２日晚间就不会出现两种前后矛盾的反应。其次，李文普在事后成了监护审查对象，被关押４年之久。连张宁本人都不能不承认，李文普被放出来就没有工作，没几年就退休了，靠在街道居委会找点事挣钱养家。这不是立了头功的特务该享受到的待遇。第三，李文普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似乎并不能起到掩盖他特务身份的作用。最后，如果李文普真是毛安插的特务，那他就不会在证词里为林彪鸣冤，驳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谎言（3）。

   因此，李文普若在此问题上真的撒了谎，更可能的还是为了掩盖他“丧失革命立场，在得知豆豆情报后迟迟不向中央举报”的过错，为此他才把豆豆向他告密的时间推延到了１２日下午。

   其实“丧失革命警惕性”才可能真是李文普无动于衷的原因。他自己也承认，一开头根本不拿豆豆的举报当回事，因为林家家庭关系一塌糊涂，豆豆和母亲感情不好，曾经自杀过，和弟弟也有矛盾，感情平淡，“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3）。

   林家家庭关系不好似乎是林办人员公认的。就在９月７日，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和保镖杨森还演了一出“狼来了”：

   “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林立衡随从人员）有事找你。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林彪随身警卫员），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他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回到房间，我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事关重大，也不敢同别人讲。”（30）

   豆豆那时不见了，乃是立果约她去密谈，由周宇驰把门，连李文普都不让进（3）。张清林和杨森不知就里，却闹到姜作寿那儿去，下令刘吉纯去逮捕政治局委员叶群和空军高干林立果。这种闹剧演多了，你让李文普和刘吉纯还怎么会拿她的重大情报当回事？

   因此，看来李﹑刘之所以没有怂恿豆豆去向林彪报告，还是对豆豆所说将信将疑。如果怂恿她去报告林彪，万一又是杯弓蛇影，林彪震怒，怪罪下来，他们就成了挑拨林家关系的替罪羊。俗语说“疏不间亲”，李刘岂有不知之理？刘吉纯为了表示革命立场，不能不建议她去向中央警卫局报告，那样即使出了漏子，顶多也就是由中央警卫局背着林彪责备积极分子们几句，而非家长来追究挑拨家庭不和的外人。李文普则比刘吉纯更世故，所以他连这步都是到最后才迈出去的，自己还不出头，而是让刘陪伴豆豆去找张宏。直到１２日晚间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太反常，他不仅不知道首长去向如何，向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询问不得要领，与张宏通话又被林立果粗暴制止，这才终于相信了豆豆的话，开始怀疑原来不敢怀疑的首长，在上了车后还从车上跳下来。

   澄清了这一系列问题之后，可以作出结论：至迟于９月７日，林彪已经与闻了立果密谋，后来出走也是自愿的。这结论乃是根据公认的已知线索，经过严密推导得出的，在本质上不属于推测性质。

   至于林彪是否从一开头就与闻林立果的“５７１清谈工程”，则因为三个知情人全都死了，无法提供破案线索，所以无法以类似的考证功夫确定，只能作合理猜测。我的猜测是，林彪事前并不知道此事，完全是立果自己瞎折腾，因为那“工程”智力含量太低，不像是得到老爷子指点的结果。因此，看来还是少爷闯了大祸后，到了实在无法隐瞒之时，才不得不向老爷报告。

   这样一来，林彪别无选择，只有出奔一法了。原来他以为少爷没卷入，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才能说什么“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现在连这大话都无法说了：少爷犯了弒君大罪，要给整死的不光是他一人，整个林家都得完蛋。他老了，无所谓，少爷可犯不上搭进去。

   因此，我认为，出逃苏联的主意其实是他拿的。立果原来的计划是次日逃往广州，倒不是上那儿“另立中央”，而是躲到那儿去窥测风向，并继续陶醉在“暗杀”的梦幻中。如果暗杀案败露，就逃往香港。

豆豆和李文普的证词都提示，直到１２日晚９点左右，叶群和立果都还在游说林去广州，而林彪认为根本不可行，所以叶群才会说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的话来，三人议而不决，到１１点林彪就上床了。

   但１１点半周恩来却给叶群打了那个电话，不但查问三叉戟下落，劝叶群不要飞行，而且扬言要登门拜访，必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叶群不能不立即通报林彪。他判断立果的密谋业已暴露，其实这也没错到了哪儿去──对方虽然尚不知细节，但身边的豆豆已经出卖了他父子俩，彻底查明那空谈俱乐部不过是迟早的事。再加上周恩来派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查问林立果私调飞机的事，周宇驰打电话报告林立果通报这一紧急情况。这些迹象更加表明密谋已经暴露，对方开始动手了。如果再耽误下去，势必坐以待毙。于此他当机立断，决定立即逃往苏联。此后立果即去通知周宇驰改去苏联。

   必须强调指出，和此前的论述不同，“逃往苏联是林彪的主意”这个结论，不是基于已知线索的严谨考证，只是推测。但可以肯定，逃往苏联即使不是他出的主意，那也一定得到了他的认可，不可能被骗到外蒙。这儿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他的同意，林家三人不可能出逃。而如果林彪没有感到足够威胁，就用不着率家人半夜三更不顾一切地逃走。但逃广州并不能摆脱这种威胁：既然８３４１部队已在后面追击，他又不知道那是毛逼他狗急跳墙的诡计，只会认定一到广州就得乖乖就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被逮捕，除了外逃苏联还能怎么办？从北戴河到外蒙边境，直线距离只有７００多公里，三叉戟１Ｅ巡航时速９００－９３０里，中低空飞行时速也能达到６００公里，只需一个多小时即能飞出国境，乃是当时情况下最安全的选择。

   而且，要逃出国去，就只能投修，绝不能投帝或投反。投修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列主义者，照样可以当党领袖（诸如“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之类），投帝投反若不是作许家屯那种政治难民，就只能如张国焘一样作小特务。从林的背景和信念来看，投修是形像和地位损失最小的选择。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八﹑毛为何放走林彪？

八﹑毛为何放走林彪？ 


 如上所说，伟大领袖早在当晚１０点多就得知了豆豆情报，但他没有采取我在前文第三节中列举的所有其它措施，却命令８３４１部队按兵不动，坐视林副从容逃跑，甚至还让张宏传达“中央”的意思，让豆豆也坐上飞机，“跟着走”。

   这对策非常奇怪，一般人根本无法理解，然而愚以为，此举恰好反映了毛作为权谋大师的高明，非常符合毛的一贯谋略思想与行事作风。

   贯串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战术的一条红线，乃是“后发制人，因势利导”的八字真言。毛是老子千载之后的知音，他不但极度赞赏老子阴柔老猾的谋略思想，而且终身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奉为座右铭，把这套“后发制人”的策略应用到党内外一切权力斗争中去。毛时代过来的人都熟悉这套阴谋诡计，党棍们尤其如此，以致“引蛇出洞”已经成了每个毛共成员都耳熟能详的反应定式。

   “引蛇出洞”的基本操作程序如下：先用种种手段造成对方错觉，令对方误以为毛同意自己的施政主张，或自己的阴谋未被毛发现，按原计划行动，却不知道一切都在毛的算中，等你“主动表演”够了，毛突然变脸，把这当成你的罪状，一棍子打死你，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毛不但在反右中使用了这一手，刻意鼓励煽动知识分子出来给党提意见，而且在倒刘战役中也使用了这一手。如所周知，１９６６年文革初兴，毛先同意刘邓派工作组，无视刘邓请他回京领导运动的反复请求，在南方无故稽留不归。等到他觉得刘邓“犯的错误”已经足够，立刻回到北京，主持８届１１中全会，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刘邓“实行白色恐怖”，一棍就把刘少奇打入阴山背后。

   引蛇出洞的目的，不但是为对方罗织罪名，更是“暴露阶级阵线”，通过暂时的“战略退却”，鼓励大众跳出来混战，据此查清双方的基本队伍，并“锻炼考验中间派”，以决定在运动后期该收拾哪些人，提拔哪些人，用“网民运动”把可疑分子一网打尽。

   但对林彪，这一手却无从施其伎，原因很简单：林彪根本不是个活跃的人。相反，他深居简出，潜心研究的是中药书，写点“吃鱿鱼膀胱出汗”，“吃松花蛋脚背出汗”的零碎心得，“恐水症”严重到了只要看见山水画就会腹泻的地步，根本也就不主持什么国家日常领导工作。既然不做事，当然也就不可能犯错误，与承担党国日常领导工作的刘邓周等人完全不同。而且，他的所有讲话都深得毛的真传，根本就抓不出不符合毛思想﹑毛路线的把柄来。

   这种进入冬眠状态的蛇最难对付：你根本就无法引他出洞。自林于１９６６年８月间任副统帅以来，５年之间，毛可以抓住无限上纲的唯一借口，也就是庐山会议上“主张毛主席称天才”和“想作国家主席”。前者说下大天来也就只能扣个“唯心论的先验论”帽子，后者已被现代学者证明是诬陷，就算是事实，那又怎么的？毕竟无法构成死罪吧？纵然以毛绝顶高强的文字狱手段，也无法以这俩借口将他往死里整。

   其实毛也知道，哪怕他再说“路线是个纲，路线错了，一切都错”，而所谓“路线”也就是他整人的个人意志，但光凭这一条，根本也就无法陷人于死罪。这一点他早就在１９６６年发现了。当时他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打倒了刘邓，但迅即发现那并不彻底：刘邓写了沉痛检查，再整他们的借口已经丧失，两者都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职务，总不能因为人家犯了路线错误就把人家当阶级敌人抓起来正法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才特地捡起红卫兵从旧报纸中翻出来的“６１人叛徒案”大作文章，方便地忘记了那原是得到他本人同意的营救共党高干的权宜措施，故作震惊，批示严肃处理，自此将刘邓立案审查，最后捏造出了“叛徒﹑内奸﹑工贼”一系列罪名。那罪行之严重，使得周恩来和林彪都不能不在报告上批下“此人可杀”（据说是周的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林的批示，来源见注解3）等表明自己坚定立场的话语，而党的８届１２中全会也才能“名正言顺”地通过将刘贼“永久开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的英明决议。

   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据说曾被捕数次。陈伯达也让毛抓住了“历史问题”。老邓就比较难搞些，因为他从来没给敌人抓住过，顶多只能在“逃兵”问题上作文章。林彪同志就更别提了，就连无耻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本事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把他“做”成叛徒特务内奸。副统帅的历史比正统帅还清白。据毛亲口向斯诺承认，他曾被国军士兵抓住，靠以银元贿赂对方才逃了一命。敬爱的副统帅连类似的污点都不曾有过。

   因此，林副恐怕是毛搞倒过的所有假想敌中最难收拾的一个，难处不但在于林本人的历史和现行革命言行滑不留手，找不到下嘴处，更在于他是毛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

   自１９６６年８月党的８届１１中全会召开起，整整５年时间，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下的媒体为敬爱的林副造足了势，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关系类比毛林，说林是毛考察了几十年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最最忠于毛主席，毛主席的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这一条不但写进了党章，而且写入宪法草案，以此反复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强化洗脑，使得全民都牢记在心。毛本人也多次吹嘘过林彪，早在文革前就亲自指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下令“全国学习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更多次吹嘘，甚至在党的９大开幕之际提议选举林彪作大会主席，吓得后者灵魂出窍。

   如今却为了个普通百姓根本整不明白的“主张毛主席称天才”和“想作国家主席”的莫须有罪状，要把敬爱的副统帅往死里整，说得过去么？哪怕以伟大领袖那能把洲际核导弹反弹回去的超级厚脸皮，恐怕也无法自圆其说，更没脸按处理刘贼的既定方针办吧？

   “引蛇出洞”之计于此触礁，便只能稍加变化，改为“打草惊蛇之计”──冬眠的蛇拒绝出洞，那就打草鞭树，吓得他自行窜出来。人一惊恐，就容易干出蠢事来，到时要抓把柄就毫不为难了。

   我想，这就是伟大领袖何以要巡视大江南北，那其实是一箭双雕：既是“到处游说”（毛的原话），给各路诸侯“打招呼”，下达倒林战役动员令，又是打草惊蛇之计。

   唯其如此，伟大领袖才会破例公开宣讲他使用的阴谋诡计“打石头，搀沙子，挖墙角”，还生怕潜在的听众不明白，特地不厌其详地一一加以解说：“打石头”是三块：批陈伯达关于“称天才”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报告，在文件批示上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搀沙子”是往中央军委办事组里派亲信；“挖墙角”则是改组北京军区（1）。

   这不但违反了兵法大忌──把自己的底牌公开亮给了对手，而且违反了毛的一贯整人策略，他从来是隐忍不发，先旁敲侧击，最后才动如搏兔地全力扑出，一招即至对方死命。最辉煌的表演就是他收拾刘少奇。据他后来跟斯诺坦白，早在１９６５年初他就下定了除刘决心（33），但一直隐忍不发，等文革发动后，也是先拿刘的亲信彭真开刀，最后才动到刘少奇头上去。

   正因为此举太违反毛的一贯风格，我当时听了文件传达才惊奇得不敢相信：伟大领袖的脸皮当真能把洲际导弹反弹回去，难为他一边得意洋洋地宣讲这种肮脏阴谋诡计，一边郑重其事地教育全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只是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毛这些话其实是故意泄露给林彪听的，目的是触发他的恐慌自救反应，授毛以柄。这一招他其实已经在１９７０年接见斯诺时使过。在与斯诺谈话中，他特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34）可惜那一招并没有达到目的，这才会有毛的次年南巡，而且他还特地把话说得那么明白，连使用过的阴谋诡计都向对方明白交代了。

   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才能理解为何１９６６年倒刘战役初期，毛曾出来假惺惺地唱“治病救人”的高调，甚至指令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说了刘少奇的若干好话，而这次他连那高姿态的做作都干脆省了，直接就宣布林是不可挽救的：“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他生怕刺激不起林彪那冬眠的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见他获悉林豆豆情报时惊喜交加的复杂心情：冬眠的蛇总算让他给逼出洞来了。对双方不成比例的实力对比，他心中绝对有数，如他后来自承的：“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反对我”。豆豆情报说林要逃到广州，实在不行就逃香港，林立果还计划轰炸中南海，那正中他的下怀：就怕林不闹，林闹腾得越欢，就越给他省去了找借口的麻烦，再不用伤脑筋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特别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解释，为何要在毁党造党、把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捧上去后，只是因为后者声称毛是天才，并且想当国家主席，就要把他搞下来，而且还要往死里整。

至于豆豆那“轰炸中南海，谋害伟大领袖”的惊人消息，毛虽然疑心病入了骨，而且喜欢危言耸听，动辄夸张到“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小丑程度，但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全军统帅，判断敌情从青年时代就成了本能，不是那么容易听风就是雨。如果他连自己的武力家底都不清楚，那怎么还能独霸江湖一世？他预期的最坏结局，就是个把飞机投弹轰炸中南海，绝无可能狂轰滥炸。所以他才会只从中南海移驾到大会堂去，而不是紧急转移到早就在玉泉山修好﹑据说能防核弹的党中央和军委的地下指挥总部去。

   我想，毛基本的基本部署应该如下：

   １﹑令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敲山震虎，一则核实豆豆情报，再则进一步打草惊蛇。

   ２﹑让周恩来取消原来命令８３４１部队保卫林彪的命令，令张宏不许阻拦林彪的行动，他爱上哪儿随便，走后可以假装追击，让其更死心塌地﹑义无反顾地实行原计划。

   ３﹑让周恩来下达“四人联合批准始可放飞”的命令，以此向黄、吴、李变相通告毛已经开始剥夺林的行动自由，诱使他们向林彪通风报信，逼他抢在被捕前仓皇出奔。与此同时，周奉毛之命，密令潘景寅不管上级禁令，驾机带林彪上他要去的地方去。

   ４﹑调动重兵拱卫北京。加强对空军监控，加强首都防空和中南海防空，以防“轰炸中南海”的情报兑现。

   ５﹑实行佯装的“战略退却”，放手让林副跳梁，在一段时间内不反击，听任支持林彪的人跳出来，藉此查明林彪的基本队伍，并“考验”中间派的“路线觉悟”，等“牛鬼蛇神”暴露得差不多了，再动手镇压。

   以上分析，当然只是推测，并无直接证据。尽管如此，这些推测不但非常符合毛“后发制人，因势利导”的一贯战略思想，而且舍此无法解释毛为何要下令８３４１部队放跑林彪的怪事，这怪事可不是类似的推测，而是经过严谨论证的基本事实。

   因此，既然“毛故意下令放跑林彪”这个基本事实无从否认，就得为这种奇怪的行为找出个合理的解释来。我个人认为，以上分析就是唯一符合毛的一贯心理﹑性格和指导思想的合理解释。这虽然是推测，但和前节末尾作出的推测性质不同，乃是可以验证的。如果当时的档案没有毁去，日后总有真相大白之一日，那时就可以验证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确了。

   还必须指出，以上推测还假定毛照单全收了豆豆情报，认为林彪准备逃到广州去，实在不行再逃往香港。可惜他低估了林副的智力。林准确地判断出那行将布下的陷阱，飞机上天后，先装模作样地向南飞，接着又改为向西，最后在转到向西偏北４０度（亦即３2０度）的方位时，从山海关机场雷达上消失。在场的副驾驶康庭梓的证言是：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号飞机的信息。雷达标图员将雷达员从雷达屏幕上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信息，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标图员手中的笔尖连着在场每个人的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划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当我们迫切想了解这一轨迹的去向时，标图员紧握划笔的手不动了。他一直俯在圆桌上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镇静地说：

   ‘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此时，256飞机离机场约120公里。”（35）

   我想，伟大领袖就是这时才发现他上当了，林副并未如他所愿，跑到广州去蠢动。

   九﹑关于“礼送林副出境”的神话

   关于此事，我查到的说法一共有三个主要来源：官方版本、吴法宪回忆录以及舒云的采访报告。不但这些说法彼此矛盾，就连同一来源的说法都破绽百出。史学考证中还真难得见到如此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其中所有当事人的证词都无法自圆其说，似乎都是谎言或起码部分是谎言。惟其如此，也就难以在比较辨析不同证言、排除不可能事件之后，推导出谁的说法更可信，只能另起炉灶，提出更可信的假说。

   各方唯一不持异议的，便是由官方提供的林彪一行出逃的时程：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专机256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凌晨1时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在中方雷达上失去踪迹。凌晨2时半，256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同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因遇到空军拦劫，该机于6点多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

   除此之外，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所有的说法都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

   １、谁在监视以及怎样监视256专机飞行

   官方版本有两个，分别由汪东兴与李德生提供。汪说：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它的话，我没有告诉他。”（1）

   该证词提示，负责雷达监控的乃是在西郊机场的吴法宪。

   李德生则说他在空司进行了监控：

   “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6’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36）

   此说与他的另一份回忆录基本一致（37）。

   然而吴法宪却说，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他在西郊机场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潘景寅的表态，周却告诉他，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要吴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于是吴便奉命跟踪256飞机：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了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下来。’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至于豆豆那“轰炸中南海，谋害伟大领袖”的惊人消息，毛虽然疑心病入了骨，而且喜欢危言耸听，动辄夸张到“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小丑程度，但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全军统帅，判断敌情从青年时代就成了本能，不是那么容易听风就是雨。如果他连自己的武力家底都不清楚，那怎么还能独霸江湖一世？他预期的最坏结局，就是个把飞机投弹轰炸中南海，绝无可能狂轰滥炸。所以他才会只从中南海移驾到大会堂去，而不是紧急转移到早就在玉泉山修好﹑据说能防核弹的党中央和军委的地下指挥总部去。

   我想，毛基本的基本部署应该如下：

   １﹑令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敲山震虎，一则核实豆豆情报，再则进一步打草惊蛇。

   ２﹑让周恩来取消原来命令８３４１部队保卫林彪的命令，令张宏不许阻拦林彪的行动，他爱上哪儿随便，走后可以假装追击，让其更死心塌地﹑义无反顾地实行原计划。

   ３﹑让周恩来下达“四人联合批准始可放飞”的命令，以此向黄、吴、李变相通告毛已经开始剥夺林的行动自由，诱使他们向林彪通风报信，逼他抢在被捕前仓皇出奔。与此同时，周奉毛之命，密令潘景寅不管上级禁令，驾机带林彪上他要去的地方去。

   ４﹑调动重兵拱卫北京。加强对空军监控，加强首都防空和中南海防空，以防“轰炸中南海”的情报兑现。

   ５﹑实行佯装的“战略退却”，放手让林副跳梁，在一段时间内不反击，听任支持林彪的人跳出来，藉此查明林彪的基本队伍，并“考验”中间派的“路线觉悟”，等“牛鬼蛇神”暴露得差不多了，再动手镇压。

   以上分析，当然只是推测，并无直接证据。尽管如此，这些推测不但非常符合毛“后发制人，因势利导”的一贯战略思想，而且舍此无法解释毛为何要下令８３４１部队放跑林彪的怪事，这怪事可不是类似的推测，而是经过严谨论证的基本事实。

   因此，既然“毛故意下令放跑林彪”这个基本事实无从否认，就得为这种奇怪的行为找出个合理的解释来。我个人认为，以上分析就是唯一符合毛的一贯心理﹑性格和指导思想的合理解释。这虽然是推测，但和前节末尾作出的推测性质不同，乃是可以验证的。如果当时的档案没有毁去，日后总有真相大白之一日，那时就可以验证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确了。

   还必须指出，以上推测还假定毛照单全收了豆豆情报，认为林彪准备逃到广州去，实在不行再逃往香港。可惜他低估了林副的智力。林准确地判断出那行将布下的陷阱，飞机上天后，先装模作样地向南飞，接着又改为向西，最后在转到向西偏北４０度（亦即３2０度）的方位时，从山海关机场雷达上消失。在场的副驾驶康庭梓的证言是：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号飞机的信息。雷达标图员将雷达员从雷达屏幕上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信息，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标图员手中的笔尖连着在场每个人的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划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当我们迫切想了解这一轨迹的去向时，标图员紧握划笔的手不动了。他一直俯在圆桌上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镇静地说：

   ‘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此时，256飞机离机场约120公里。”（35）

   我想，伟大领袖就是这时才发现他上当了，林副并未如他所愿，跑到广州去蠢动。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九﹑关于“礼送林副出境”的神话

九﹑关于“礼送林副出境”的神话

   关于此事，我查到的说法一共有三个主要来源：官方版本、吴法宪回忆录以及舒云的采访报告。不但这些说法彼此矛盾，就连同一来源的说法都破绽百出。史学考证中还真难得见到如此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其中所有当事人的证词都无法自圆其说，似乎都是谎言或起码部分是谎言。惟其如此，也就难以在比较辨析不同证言、排除不可能事件之后，推导出谁的说法更可信，只能另起炉灶，提出更可信的假说。

   各方唯一不持异议的，便是由官方提供的林彪一行出逃的时程：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专机256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凌晨1时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在中方雷达上失去踪迹。凌晨2时半，256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同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因遇到空军拦劫，该机于6点多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

   除此之外，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所有的说法都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

   １、谁在监视以及怎样监视256专机飞行

   官方版本有两个，分别由汪东兴与李德生提供。汪说：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它的话，我没有告诉他。”（1）

   该证词提示，负责雷达监控的乃是在西郊机场的吴法宪。

   李德生则说他在空司进行了监控：

   “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6’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36）

   此说与他的另一份回忆录基本一致（37）。

   然而吴法宪却说，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他在西郊机场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潘景寅的表态，周却告诉他，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要吴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于是吴便奉命跟踪256飞机：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了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下来。’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上空，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看到飞机了。但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38）

   这儿说得明明白白，跟踪林彪座机出逃由吴法宪在西郊机场独力进行，建议拦截256飞机的是他，建议拦截直升飞机的也是他，根本就没有李德生和梁璞什么事。两人是在直升飞机起飞后才到空司的，那时林彪座机已在温都尔汗坠毁几十分钟了。空司作战值班室那晚根本就不是指挥中心，李德生顶多只在后来参与了跟踪迫降直升飞机。

   就连对迫降直升飞机一事，两人的说法也不一致。吴说是直升飞机起飞后他向周报告，周当即同意拦截，于是吴便命令歼七起飞，而李说的则是他向周报告，周请示毛后才下令拦截，于是李便命令北空起飞八架歼六迫降了该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军事指挥只能有一个中心，决不能政出多门，否则下级无所适从，必然导致灾难。如今吴、李二人一在西郊机场，一在空司，平行指挥同一行动，究竟让下面听谁的？如果两个司令部都派出战机，两批战机就算不发生误会打起来，也要干扰对真正目标的搜索。难道戎马一生的周恩来连这都不懂，竟然会在此重大危机时刻犯下这种劣等错误？

   以常理度之，周派丝毫不懂空战技术的陆军将领李德生去空司，并不是让他去指挥作战，而是让他去监视空军，防止异动。因此，李德生多半是自吹自擂。至少在拦截直升飞机这件事上，吴法宪说的是真话，是他在指挥，老李不过是在密切监视该行动罢了。

   舒云的调查报告则兼收并蓄了上述两种说法，丝毫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39）。

   这两种说法不但互相冲突，而且在以下细节上破绽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

   １） 通过雷达监视器竟能确定256的航线

   前节所引256专机副驾驶康庭梓的证词已介绍了雷达监控飞机的操作过程，那就是由雷达员从荧光屏上判明飞机的高度、方位、速度等信息，将这些信息通过报话机报告给标图员。头戴耳机的标图员根据所报信息，“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描出飞机的轨迹。如此才能看出飞机在地图上的位置，而这从雷达屏幕上是看不出来的。

   这就是当时进行雷达监控飞行的操作常规，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陆军将领李德生无此常识，就连空军司令吴法宪甚至空司作战部的参谋人员也居然不懂这常规。

   李在一份回忆录说的是从雷达屏幕上监视256机的航线：

   “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36）

   但另一份回忆录上却变成了标图板：

   “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37）

   舒云采访的空司人员（未指明出处，只好笼统判为“空司人员”）则忽而说标图板：

   “李德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来和汪东兴的‘红机子’。白云指着总空情标图板，向李德生报告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动态和飞行特点。” （41，下同）

   忽而又说是雷达荧光屏：

   “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雷达荧光屏上的三叉戟飞机，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还必须指出，无论是李德生说的“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还是舒云说的（当然只可能是她转述，可惜她习惯性地“省略” 了出处说明）“空军指挥所的标图板是布满整幅墙壁的大荧光屏”，都不可能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组合电视技术。

   类似地，吴法宪也在回忆录里也说：“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

   很难想象亲历了雷达跟踪的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特别是李德生对那“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上的亮点移动”的生动描述，不能不让人怀疑发源于好莱坞。

   ２） 航线各说不一

   舒云在《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中先说：

   “此时，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西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飞机飞出去是一条直线。”（40）

   所以，四个地方都看得清清楚楚，林副越境是直线叛国。

   但同一篇文章马上又说：

   “据梁璞回忆，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这有些让人想不通，到了国境，要逃还不快逃，为什么还要绕上一圈？”

   这又变成了曲线叛国。她采访的据说都是目击者，这些人目击了一生最刻骨铭心的事件，却会在这本不可能出错的事上互相矛盾，不亦怪哉？

   类似地，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当飞机飞到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飞机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可空司作战参谋朱秉秀却说：“看样子，林立果一伙事先仔细研究过航线，考虑过如何躲过地空导弹和空中歼击机的打击。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40）

   因此，要么飞机没有飞过赤峰一带，要么赤峰附近的“歼击机部队”是影子部队，只存在于吴法宪的想象中，要不就是有歼击机部队而无机场，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

   ２、能否监视

   一般人不知道，同步追踪不按固定航线飞行的林副专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当时极度落后的中国很难想象。

   胡萍在接受舒云采访时介绍过当时跟踪专机的常规操作：

   “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这在内部很平常，别的首长也这样。改航线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起飞后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中起码的空中联络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键，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31）

   因为缺乏专业采访训练乃至起码的文字整理能力，舒云的调查报告中除了来历不明的叙述与议论外，可以判明来源的证言似乎都是原始录音稿，“信噪比”极低，有意义的信息被大批无关宏旨而且常常不知何所指的“干扰噪音”淹没，如同密码一般难懂。胡萍这段杂乱无章的话就颇典型，但在过滤了噪音之后还是可以破译的。这儿有用的信息就只有几句话：专机起飞后，沿途雷达都要接力跟踪，以确保安全，因此其动向无法对地勤人员保密，保密措施只能是同时多发几条航线，不让地面知道乘客是谁，并严格管制空中联络。

   由此可见，中国当时没有远程警戒雷达，否则跟踪专机飞行就会采用，以使掌握专机行踪的地勤人员数目减到最低限度，以免让众多的雷达站接力跟踪，增加泄密的风险。据此可以判定，跟踪256飞机不是西郊机场的雷达可以独力完成的，飞机的动态必须由沿途雷达站报到西郊机场后，标出图来才能查明。但256根本没按航线飞，沿途是否有雷达站大可存疑。在这种情况下要查明它的去向，就必须开动华北地区所有的雷达站去搜索。

   前文已经介绍过，根据康庭梓证词，林副专机在飞到距山海关机场１２０公里处即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而那轨迹乃是用原始的标图作业显示的。按常理推测，因为到北戴河避暑开会的中央首长经常使用山海关机场，所以该机场应为重点保护对象，那儿的雷达功率﹑分辨率等等一定是国内第一流的，然而林副专机因为在低空飞行，在１２０公里处便逃出了机场雷达的监视。

   雷达发现目标，乃是靠飞机把雷达发射的无线电波反射回来，而这电波是直线传播，由此便形成了与地球球面相切的切面，处在这切面以下的空域便是雷达盲区。飞机飞得越低，处在这盲区的时间也就越长，也就越不会被敌人发现。这就是兵家所谓“超低空突防”的原理。

   据蒙古前副外长永栋介绍，林副的专机与众不同，上面装了苏联最先进的测高仪（41）。虽然这不是军用飞机超低空突防所用的雷达，不能防止飞机在作超低空飞行时撞到眼前突然冒出的山或其它较高的障碍物上去，但在平原地区作低空飞行还是相当安全的，因为那仪表能准确指示高度，不会因为高度指示不准而撞毁。

   根据李德生以及舒云采访的空司人员的证词，那飞机一直在作低空飞行。假定它的高度始终保持在逃出山海关机场雷达监视时，那么，要让飞机始终处在雷达网的监视下，它的行经地域之内就得跟栽秧一样，以２４０公里的“行距”与“株距”种下雷达站。考虑到雷达搜索面是圆形而非正方形，将因此造成的站点之间的盲区考虑进去，则各站点相距还得从２４０公里降为１７０公里，才能有效覆盖所有区域。

   换言之，北中国得像棋盘格子一样，每隔１７０公里就建一个雷达站，这才能持续监视该机的飞行轨迹。如果雷达站之间相距超过了这个距离，则必然要出现衔接不上的盲区，此时飞机就要从前一个雷达屏幕上消失，而下一个雷达站还没有发现，这就要给其它雷达站带来麻烦。特别是当用手工作业标记飞机轨迹之时就更是如此。三叉戟１Ｅ低空飞行时速约６００公里，飞机从雷达站中心到飞出搜索面只需要１７分钟左右。如果飞机未飞越雷达站中心，只是雷达搜索圈边缘倏忽穿过，时间就更短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手工描图而不是计算机处理，就很容易丢失它的踪迹，无法准确得知它到底是从哪个方位消失了。

华北雷达密度是否达到了上述“合理密植”的要求，非常值得怀疑。文革大串连中我在京广线﹑陇海线上来回旅行了若干次，似乎从来没见到什么雷达站。

   上文还假定那飞机始终保持在山海关附近的高度，如果此后飞机降低了高度，那雷达站的密度就得急剧增加，才能保证飞机不逃出视野。如果再考虑上山区的复杂情况，同步追踪那飞机就更困难了。

   此外，林立果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官方还说他出逃前带上了三北地区的雷达兵部署图，难道他不会专找没有雷达站的地方走？上引空司参谋朱秉秀的证词就指出：“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就算华北真是密密麻麻地种满了雷达站，覆盖了所有空域，让林立果无法逃避，那些雷达首先还得开机才行。可上引吴法宪证词说得明明白白，林彪出境后，周恩来给他下的第一个命令是不许有任何飞机飞到北京。吴立即向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传达了此令，命令他打开所有雷达进行警戒。可见此前连北空都没有打开全部雷达，何来李德生说的“全国雷达都打开了”？既然没有开机，又如何能接力跟踪？既然不由各地雷达站接力，吴法宪又怎么可能光靠西郊机场的雷达便能全程跟踪256专机？

   有趣的是，吴法宪自己也说，当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飞过西郊机场，向东飞去之后，他便命令空二十师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见上引证词），这等于证实监视低空飞行的目标必须由各地雷达站接力，那他又是如何在全国雷达站开机前，靠一个雷达便能目送林副出境的？

   这结果就是，吴法宪实际上指控李德生、舒云采访过的所有的空司人员以及他本人都撒了谎。李德生和梁璞是在林彪越境后才到空司去的，所以两人声称在空司监控林彪越境乃是谎言，而且吴本人“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的故事更是双重谎言。

   然而无论是汪东兴还是李德生都承认，吴在西郊机场完成了那不可能的业绩，而且还主动提出了拦截256的建议。他们这么说，等于是参与吴一道撒谎。于此，我们便遇上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谎言瀑布（cascade），其中所有的当事人都撒了谎。

   突破这谎言瀑布只有两种可能答案，第一种是吴法宪错了，李德生和舒云采访的空司人员才是对的，全国雷达站确实及时打开了，双方都参加了全程监控。吴法宪之所以这么说，或是有意撒谎，或是记忆出错，或因他当时不在空司，不了解空司当晚的活动而在回忆录里瞎说一气。

   吴有意撒谎抹杀他人功劳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他同时也间接指控了自己撒谎，那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从字里行间泄露出来的。不是思虑周密、阅读仔细的读者就不能察觉。用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诬陷他人，如同说吴晗用《海瑞罢官》曲折隐晦地攻击毛泽东、为彭德怀翻案一般离奇。更不必说谁也不会干为诬陷他人把自己也套进去的蠢事。

   吴记错了的可能性也很小。九一三事件是他绝无可能淡忘的最重大的命运转折点，为此受过无数次审讯，写过无数次交代，本来就难以忘却的记忆早被强化为永久记忆了。他会在这种生死系之的大事上出记忆差错么？

   吴那晚不在空司、在西郊机场看来倒确实是事实，因为各家证词一致。那他会不会因为不了解空司的活动，误认为空司当晚无所事事？这也不大可能。他交代得清清楚楚：256专机越境后，周恩来先来电话警告吴，绝对不许有飞机来京，否则他和吴都要掉脑袋，紧接着又下了全国禁航令。吴闻命后立即打电话到空司找参谋长梁璞，但后者不在，只好令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向各军区传达该令。当时空司除他外，无任何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更无从预知他即将倒大霉。他传达的是以脑袋作担保的紧急军令，如果梁璞当时真在空司，绝对不敢佯称不在，不来接电话。因此，吴说的若非真情，那就只能是有意撒谎。但若他是有意撒谎，未见得会如此丝丝入扣，连梁璞何故缺席、何时回到空司都交代得明明白白。

   因此，我认为，对李德生、梁璞何时到达空司一事，吴法宪弄错的可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极低。

   退一步说，就算吴法宪错了，李德生说的才是实话，全国的雷达都打开了，那还有个雷达站间协调联络的严重问题。中国幅员这么大，从各地涌入空军司令部或西郊机场的信息需要大型计算机处理，才能在瞬时内标记出飞机轨迹来。二战期间还没计算机，英国人解决这个问题乃是雇佣大批女郎，如同打弹子一般，围着一个大地图用长杆推飞机模型，指挥员站在大厅高处往下看。但这种原始的手工作业，在英国那小国倒没太大问题，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便难以想象了。

   何况那还是７０年代极度落后的中国。从跟老大哥闹翻后，先是３年大饥荒，后是林副的“突出政治”，军队根本就不练武，遑论技术投入，接着又是文革，军队科技落后到极点，能有大型计算机处理各地报上来的信息么？更何况各地只能用电话口头汇报情况，根本就不是今天这种各地计算机联网的局面。哪怕有现代计算机都还难处理各地纷至沓来的口头信息，再迅速将其综合后，描出某个特定飞机的运行轨迹来。要在当时中国完成这任务根本就不可思议。

   再退一步说，假定中国当时确有远程雷达，能在西郊机场和／或空司全程礼送林副出境，用不着各地雷达站接力，那也无从解释吴法宪、李德生等人能从雷达荧屏上历历看见256专机航线的咄咄怪事。

   既然吴法宪在此事上撒谎或弄错的可能性都很低，剩下来的可能就是，他的间接指控是真的：那晚其实谁都没能监控林副出逃，整个“开枪为他送行”的故事乃是按照中央文件的大致精神，由各人自行虚构出来的，未经集体讨论，统一创作。此说非但不像“全程监控林副”说那样可以轻易被逻辑证伪，而且能解释为何所有的人都扬言参与了全程监视，但所有的证词都破绽百出，不但无法捏在一起，而且无从通过比较辨析来判断谁说的更接近事实。

   按福尔摩斯的教导，在所有其他可能被排除之后，最后剩下来的那种可能不管表面上看来何等荒谬，都只可能是事实。在此案例中，所有当事人的说法虽然不能彻底否定，但成立的概率都极低，无法取信，只能采用与之相反的假设。虽然此说与大众坚信的相抵触，但它成立的可能仍然要比那些言之凿凿、活龙活现的证言高得多。

   3、能否拦截

   要拦截256专机，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地面警戒雷达能发现该机位置。第二，战斗机起飞后能找到该机。前文已经讨论过，当时中国很难做到第一条，所谓“全程监控”多半是谎言。这条做不到，还谈什么拦截？

   但汪东兴却说，并不是我英勇的人民空军没本事拦截，而是毛顾及影响，决定放林彪出国：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

   这时时针指向13日凌晨1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1）

   这位军委常委真是个典型的毛共大老粗，丝毫不知现代战争为何物，蔚为富有中国特色的奇观。吴法宪回忆录中说的是用歼击机（战斗机）“拦截回来”，不是他说的“强击机（战斗轰炸机）拦截”。“拦截”的意思很模糊，包括击落和迫降在内。共军首长居然使用这种暧昧语言向最高统帅汇报作战方案，而且到最后也没说清楚，甚至变成 “拦截下来”，带上了更多“击落”的意思，天知道辩证法（＝模糊思维）大师毛泽东最后弄明白了没有。如此头等军国大事都稀里糊涂，难怪国人的模糊思维习惯无从破除。

   如果“拦截”或“拦截下来”的意思是动用战斗机击落之，则我想毛大概不会同意，这理由就是汪说的那条：无法向全党交代。人家还在境内巡视大好河山，你就把人家打下来，这不成了正主席谋杀副主席了么？伟大领袖虽是超级流氓，不过这种拙劣的流氓手段品位太低，他老人家看不上。当初放走达赖喇嘛，据说就是毛的决定。这决定确实显示了他的流氓段位：无论是把万家生佛抓来坐牢还是处死，都实在说不过去，不如让他跑掉算了。

   但如果“拦截”是指“迫降”，则我实在看不出伟大领袖为何会不同意。毛当初决定放走林，乃是让他到广州去自我暴露，不是让他去投靠苏修。现在既然发现上了当，只怕既定方针得及时修改才行，那也没什么“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全国人民能知道什么？怕的是林不明不白地死了，只要活捉，只管批倒批臭，不提这出走被抓的事不就行了么？

   不仅如此，汪副主席居然没有意识到这说法和官方其它说法构成了明显矛盾：张耀祠不是曾下令８３４１部队追击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说：“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 （36）

   无论是追击林彪座车，还是“阻止飞机起飞”，和动用战斗机迫降他的专机究竟有何区别？无非是一在地面一在空中罢了。地上拦得，空中拦不得？这是什么逻辑？所以，根据汪东兴传达的主席思想，警卫部队其实违反了主席指示，反倒是“没有下令阻止起飞”的李作鹏才是深得主席思想真髓的伟大战士！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后来审判李作鹏时，要把“故意放跑林彪”当成他的反党罪状之一？仅此一端就足以表明，毛放走林彪不假，但只想放他在国内跳梁，并没想让他逃到苏联去。

   毕竟，林彪逃到苏联去意味着极大麻烦，起码要给我党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极大尴尬──林副可是党章决定的接班人，如今这接班人竟然投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头号仇敌，到底算什么事？该怎么向人民解释这空前丑闻？虽说中国人民好糊弄，但如果林彪跑到莫斯科电台去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毛泽东及其一切走狗”，那又该怎么办？偷听敌台的人有的是，我党不可能一手遮天，那消息迟早要泄露到民间去。

   何况副统帅大人熟知党国的政治军事绝密，包括党国领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这些绝密落到了中共头号意识形态仇敌手中，能有什么好处？时驻蒙古使馆二秘孙一先就披露:

“对于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上是否装带有机密文件，当时谁也不清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还来不及彻底清查核对。总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当然要十分重视现场有没有机密文件。‘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 （42）

   更别说此举可能引发的其它连锁反应了。官方曾透露，当时生怕苏联趁机入侵。孙一先在回忆录中披露：

   “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１９６８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作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同上）

   既然如此，故意放走林彪，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毛就算再想显示气度，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不是就被迫降了么？为何不能如法炮制林副专机？

   所以，看来更可能的还是，中共没有把林彪拦下来，其实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心有余而力有所不逮，没有那个技术能力。舒云采访的空司作战参谋已经老实承认了：

   “据朱秉秀回忆：吴法宪弄不懂，对付直升飞机我们有手段，打三叉戟飞机，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手段，我们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来打。真正落实打，技术上不好解决。当时夜航大队的飞机都是歼五、歼六，没有装备空空导弹。配有空空导弹的飞机不在引导范围。而且歼击机起飞不那么简单，要有准备的时间。三叉戟飞机的速度并不比歼击机慢，拦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导弹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时中国的地空导弹主要是打台湾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都是2万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飞机高度太低，无线电跟踪不到，导弹无法制导。看样子，林立果一伙事先仔细研究过航线，考虑过如何躲过地空导弹和空中歼击机的打击。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 （40）

   就连“对付直升飞机我们有手段”其实也是大话。李德生业已承认，地面雷达虽能找到直升飞机，但负责空中搜索的八架歼六都找不到：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六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

   “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六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37）

   连缓慢飞行的直升机都没有本事迫降或击落，真是说不出的窝囊。但六七十年代的空军确实是饭桶，中国领空乃无人之境，谁都可以大摇大摆闯入，再从容全身而退。当时的防空只是对高空侦察机有点辙，那还全靠刘亚楼想出来的所谓“导弹游击战”，亦即用苏联人装备训练出来的几个导弹营在全国到处“救火”。哪儿有敌机频频骚扰，就把导弹营拉到那儿去。但那类导弹是对付高空侦察机的，对付中低空飞行毫无用处。中国的主力战机都是高空战机，机载雷达乃是从苏联引入的原始的圆锥扫描体制的脉冲搜索雷达，有效作用距离短，抗干扰能力不强，低空探测效果差，很不可靠，更缺乏配套机载武器，得靠地面雷达指引到达作战空域。在夜里从高空根本就无法找到低空目标，李德生已经坦率承认这一事实了。

   地面警戒雷达更是提不起。国军空军人员多次驾机“起义”飞入中国领空，竟然无一次被发现，遑论遇到战斗机拦截引导。其中以黄植诚、李大维和林贤顺的案例最搞笑。

   1981 年8月8日，国军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驶F-5E教练机 “起义”。当他飞入福州空域时，後座学员许秋麟发现到了大陆，便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尊重他的意愿，便掉头飞出大陆，飞到国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让许跳伞，随後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如入无人之境，中共空军从头到尾毫无察觉。直到他降落在福州机场上后，机场人员才大吃一惊。

   1983年4月22日，国军陆军航空兵第1支队第1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飞往大陆。因当时天气恶劣，他无法找到机场，在福建宁德三都港盘旋时被港内军舰误会，遭到高炮射击，便在海滩上迫降。李在福建上空为寻找机场盘旋良久，连军舰上的官兵都用肉眼发现了，空军的雷达却就是毫无所觉，笨到这个地步，令人咄咄称奇。

   那位看官说了：这是突发事件，我英勇的人民空军猝不及防；林副则是大摇大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的，全军高度注意追踪，当然也就容易发现。可问题是，哪怕事前通知我英勇的人民空军，空中地面一齐搜索，人家还是照样没本事找到前来“投诚”的林贤顺。

   1989年2月11日，国军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F-5E战斗机飞往大陆。台湾机场迅即发现他的出逃，命令12架战斗机起飞追击。因为心情急切，台湾指挥部竟然在无线电话中用明语发令，若林的飞机飞越海峡中线，发现后立即击落。这明令被对岸中共空军监听到后，当即派出4架战斗机去迎战12架飞机。光这数量比就提示，共军乃是从无线电监听中获得情报，并非从雷达上发现台湾飞机的异动。那4架战斗机其实是飞上去作肉眼侦察的。

   台湾方面为避免恶化情势，在战斗即将爆发前把己方飞机召回去了。于是共军的4架飞机就开始寻找林贤顺的飞机。但据说因为当天大陆上空雾很大，始终找不到，只好返航。林飞入大陆后，到处寻找机场，一直找到汕头、丰顺都未找到，最后燃料用尽，只好在丰顺城外跳伞。他在大陆上空安全旅游了很长时间，从福建一直玩到广东。我英勇的人民雷达兵竟然懵然无觉，而我英勇的人民空军也就慷慨大方地让他到祖国各地看看大好河山！

   最搞笑的还是官方媒体披露的另一则笑话，只是无法确定故事发生在何时。

   话说当年空七军航修厂修好一架歼6飞机，组织试飞，鉴定修理成果。飞机起飞后按照规定的试飞航线飞行。跟踪雷达起初还能准确掌握该机动态，通报其飞行坐标。不料试飞航线上有几个山头，飞机飞过山头时，跟踪雷达竟丢失了目标，却把山头当成目标，围绕着几个山头报来报去，以为飞机在试验转弯盘旋的飞行性能。等到该机返航时，被警戒雷达发现，报到了雷达团指挥所，值班人员误判为敌机入侵，以敌情编批通报了出来。空七军指挥所随即命令驻宁明机场的航空兵团紧急起飞四架歼6迎敌。

   那试飞飞机完全给蒙在鼓里，平安返航。4架歼6用肉眼找了一阵找不到，也就返航了。空七军指挥所却忘记了自己发的命令，把它们当成了入侵敌机，便下令导弹二营击落之，总算因导弹营长惦记那飞出去的4架歼6的下落，没有听令，才避免了击落自家的飞机（43）。

   以上故事都是官方媒体披露的，由此可见我英勇的人民空军当年是什么窝囊样。

   所以，伟大领袖听任林彪逃往苏联，多半是我党为了掩饰自己没用编造出来的神话，毛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云云，恐怕是在下级报告无法找到林彪专机时使用的精神胜利法，他老人家可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专家。

   如果林彪专机真的成功逃出了我军雷达监视，那么老毛就只能瞎猜一气，根据山海关机场报上来的最后方位，猜测副统帅是逃往苏联了。这一下可够他受的：他本以为副统帅如同如来佛手中的孙猴子，他只需作个翻腕动作，便能如捻死臭虫一样地捻死之。如今副统帅竟然斗智赢了他，跑到哪儿去都不知道了，他还不得气个半死？或许，这就是他此后大病一场的一个因素吧？虽然那不会是主要因素。

   既然“全程监控林副出逃”极有可能属于虚构，那为什么不光是官方坚持此说，就连吴法宪乃至舒云采访的所有空司人员，都要众口一词地维护那谎言？我想，除了出于对揭穿官方谎言的政治后果的恐惧心理之外，更是空军的职业荣誉感使然——要让他们承认连那么大的三叉戟客机都没本事找到，岂不过于丢脸？吴法宪更急于表白他不但和林彪出逃无关（那毕竟在他心目中是叛党叛国的可耻罪行），而且还尽了一切努力想法拦截该机。是毛决定放走林彪，并不是他没本事拦下来。这和他在回忆录里坚持虚报志愿军空军战果的作法一致。

   当然，必须承认，和前文大部分结论不同，本节的结论并不是在通过排除不可能事件后，严格推导出来的未知事实，更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论本质只能算一种假说。但从思辨的角度来看，它虽是假说，却比上述三个来源的各种版本破绽更少，可信度更高。坚持“全程监控林副出境说”的人就算无法出示直接证据，首先也得弥缝本文列举的大量破绽，才能谈到让人信服，光喊“那么多人都这么说，当然就是真的”，并不能证明该说确为事实。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十﹑迫降失事，还是导弹击落？

十﹑迫降失事，还是导弹击落？

   这是个争论了３０多年的老问题。

   据我理解，所谓野外迫降，乃是不放起落架，机身以一定仰角，以近似水平的轨迹接地，让飞机后半身先着陆，靠机腹去擦地面，整个机身随之着地，在地上滑行，靠摩擦力减速，最终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野外土地松软，如放下起落架，则轮*在接地时施加的巨大压强必然使轮*陷入地面，使飞机滚翻撞毁。

   正因为此，迫降现场一定会留下飞机机腹擦地的痕迹，而这就是鉴别飞机是坠毁还是迫降的根本依据。如果飞机被导弹或炮弹击中，无非是三种结局：（１）飞机在空中爆炸，如恐怖分子在苏格兰上空爆炸客机一般，残骸广布几十英哩﹔（２）飞机受伤后完全失控，俯冲接地爆炸，在接地处留下爆炸坑，残骸相对集中。在这两种情形下，现场都不会留下飞机滑行的擦痕﹔（３）飞机受伤后没有失控，还能迫降，在接地后或失事或成功，后者如１９７８年４月间南韩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歼击机用导弹把机翼尖打掉了一截，但飞机并未失控，仍然成功地迫降在冰湖中。无论最后成功与否，只要是迫降着地，则现场一定会留下飞机滑行痕迹。

现在来看各方证词。外蒙古前外交部副部长永栋（又译云登）说：

   “对于坠机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并未遭到外界攻击亦未有机器故障的迹象，也有说法指系燃料用尽，抑或过于低空飞行而与地面撞击摩擦等等，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因为引擎﹑仪表等均十分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场是宽广的草原地带，地上留有长达八百公尺的滑行痕迹，而令人揣测该机系拟准备降落，但是因为土质过软，途中机体陷落，机翼折断而引发爆炸起火；总之飞机失事并不是如坊间所传的原因，系因降落着陆失败所致。”（41）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草案则如是说：

   “１﹑９月１３日２时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当地人员前往灭火，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在８００米Ｘ２００米的面积上，燃烧着飞机残骸及周围的茅草，扑灭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事飞机的情况。观察飞机失事的情况，从最初着陆的地方强烈擦地，从２９米起着火，又２１米起机身部分破碎，并向周围散落。从第一个点开始到二三百米处有标着‘５６’号码的机翼部分﹑三连靠背座位两个，在５００米处留下了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喷气发动机（按：飞机尾部残骸实际上已没有喷气发动机，当时我方不知道）﹑编有‘２５６’号码的飞机尾部，在东边约５０米处，作为失事要害的头部已完全烧毁，金属熔化﹑凝结。

   ２﹑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着用腹部着陆时，左翼（按：在会谈中我方提出，根据现场调查应为右翼，蒙方确认为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下略）”（42）

   参与现场调查的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的描述则更具体：

   “我们下了小山，踏着枯草向南走了约１５００米，来到盆地中央，查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２９米，宽约２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Ｓ’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２０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约３０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42）

   上述证词基本精神一致，不一致的只是擦痕的长度。永栋说是８００米，而蒙古官方提出的《调查纪要》草案和孙一先说的都只是２９米。根据《纪要》，所谓“８００米”乃是整个现场的长度而非“滑行痕迹”，而孙的描述则是“北往南长约８００米，宽约３０至２００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子形”，比蒙方《纪要草案》说得更具体。

   蒙方提出的《调查纪要》草案虽由孙一先转述，但那是蒙方提出的外交文件，虽未公开，但他如捏造，有被对方戳穿的危险，他也没有必要缩短飞机的滑行痕迹。何况永栋独立作出的证词的实质与之一致，都是认为迫降失事。因此，可以相当安全地判定，孙一先并未撒谎，其证词还比其它两份更准确具体些。

   根据以上证词，可以确定以下事实：

   １）飞机不是俯冲接地，引起爆炸燃烧，而是近似水平着陆，属于迫降。

   ２）飞机上有相当多的剩油，足以引起猛烈爆炸和继发燃烧。

   这爆炸的原因，据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分析，乃是三叉戟的结构所致。该机是所谓“下单翼”，机翼装在机身下面，几与机腹处于同一水平，而油箱是所谓“结构型油箱”，亦即直接利用机翼蒙皮下面的空间作油箱。因为着陆时机身向右倾斜，导致右翼翼尖犁入地面，致使右翼扭曲变形，油箱内部因金属摩擦起了火花，摩擦产生的高热也会从机腹传到内组油箱去，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便点燃了剩油，引起爆炸。

   许多人怀疑飞机不是迫降着陆。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彼特•***姆文章，前克格勃调查人员扎格沃兹丁将军和中国前任驻蒙大使许文益都认为飞机没有迫降，扎将军的理由是“苏联飞行专家估计三叉戟撞地的时候，接近其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五十公里”，这不可能是迫降速度，而许的理由则是没有使用减速板与其它减速装置。（44）

   ***姆引用的证言不知是否可靠，不过，扎将军所说，在我这外行看来实在匪夷所思。三叉戟１Ｅ巡航时速９００－９３０公里，不是他说的５５０公里。姑不说飞机在低空不可能达到巡航速度，就算可以，飞机后半身以如此高速拍击地面，势必造成巨大转矩，不是让飞机滚翻爆炸，就是让巨大的张力扭断机身引发爆炸，不但不可能保持完整的机身在地面滑行２９米，而且现场必然要留下爆炸坑或至少是机尾猛烈拍击地面留下的痕迹。现在他还说飞机不是迫降的，那就只能是俯冲堕地，那就只会立即引起爆炸，更不可能以完整机身在地面滑行了。

   至于飞机的减速板没有打开，这倒是各方一致的证词，但据康庭梓说，“减速板只有在带起落架正常落地后，才能放出，场外迫降中，既然不放起落架，减速板的作用已经不存在”。所以，光凭这一点似不足以否定飞机试图迫降。

   所以，林彪座机乃是带油迫降，在着陆后失控，引起燃油爆炸，机毁人亡。此点似乎可以肯定。

   下一个问题是，潘景寅为何要冒险带油迫降？

   据康庭梓解释，那是因为潘以为燃料已经耗尽。据他介绍：三叉戟１Ｅ有３组共５个油箱，都在机翼里。机身正下方机翼中的中央油箱可装８吨多油。装在两边机翼中有内外两组油箱，可装１３吨油。中央与内外组油箱一般不相通，但内外组油箱之间相通。飞到温都尔汗时，中央油箱早已耗空，残油都在内外组油箱中，“内外组４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４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35）

   这一推测已被网人“京华孤魂”有力质疑。他指出，该类飞机使用燃油的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再用机翼外侧油箱，最后用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这样，当燃油剩下两吨半时，５个油量表应该有３个读数为零，剩下２个读数均为1.25吨，离零还远着呢，不存在什么“４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的问题。

   那么是否确如某些论者所说，迫降是因为飞机已经着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彼特•***姆和苏珊•劳伦斯采访过目击256飞机坠毁的杜卡嘉汶•丹基德玛和纳瓦卢桑吉•索若尔，两人当时是守卫当地一个炸药库的卫兵。丹基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44）。

   类似地，中国《环球时报》记者也采访了另一位目击者拉哈玛大娘。据她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从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方向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恼尔布苏木（县名）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后，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44）。

   据此证词，着陆前，飞机在空中作了个Ｕ转（从西南方向飞来，又向西南方向飞去），历时将近２０分钟。据康庭梓判断，飞机落地前肯定不止一次飞过大娘家上空，她被惊醒时飞机是第一次飞过，起床后出去，飞机早已过去了。等她发现着火的飞机时，已经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经过了。此话言之成理。如此说来，飞机至少在当地盘旋了两圈，历时至少２０分钟，机上大火非但没有引起爆炸，而且似乎也没有引起严重故障，康庭梓先生认为这不可能：

   “如果飞机真的在空中已经着火的话，不可能出现带着大火的机体还能继续飞行近20分钟。飞机上最容易着火的部位是发动机，三叉戟飞机的发动机在机体的尾部，大火不但会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炸，也会在短时间内使飞机尾部的操纵舵面失灵而导致飞机失去操纵。三叉戟飞机上又没有紧急情况下的放油设备，发动机也不能在空中投掉，因此，一旦空中着火，迅速灭火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飞机带着大火在空中飞行20分钟，最后又按场外迫降的程序进行降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35）

   但三位目击者都说飞机着火了，这一事实不能不正视。据康先生认为，那大娘是把飞机迫降前打开的着陆灯误看成火光了。但网人“京华孤魂”先生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他指出，着陆灯是照射前方的聚光灯，从侧面或后面看上去根本不耀眼，不可能误认为火光。

   愚以为，这儿有个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目击者对所见现象描述的可靠性。心理测验表明，目击者对某项事物的形体描述往往与真实情况出入很大，在下意识中不自觉增添主观幻想成份。飞机低空飞行，噪音震耳欲聋，惊动了目击者们，随之而来的就是爆炸燃烧。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感受，很容易在她们记忆中增加“飞机冒火”的幻想成份，以此作为一系列事件的初始原因的潜意识解释。这并非证人有意作弊，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事件越是年深月久，这种倾向也就越严重。

   最不支持“飞机着火”说的线索，还是潘景寅在着陆前似乎寻找挑选了迫降地点。

   必须指出，２５６专机在旷野上迫降，比前述迫降成功的南韩客机的难度高多了。两者虽然都在夜间进行，但后者是在冰湖上，天生就是坦荡如镜，毫无障碍物，湖面还能反光，驾驶员可以根据反光判断飞机高度和机身是否左右倾斜。在旷野上则完全是两回事，在多数情况下地面起伏不平，或有凸起的岩石﹑大树﹑建筑等等。但根据孙一先的描述，迫降现场却相当理想：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南北长３０００多米，东西宽约８００米。北端是一座高２０米上下的小山包，南头是几个起伏并列的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一连串５到１０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慢坡”，而迫降方向乃是从北向南，着陆点在盆地中央，距北方的小山包大约１５００米。（42）
 这看来确实是个理想的野外迫降地点，偶然碰上的可能性实在太低，可见潘景寅确实作了寻找挑选，并在着陆前调整好了方向，使之沿着盆地长轴，把飞机高度降到既不至于撞上北面的小山，又能保证飞机在盆地中央着陆，留下了１５００多米的滑行余地。

   所以，目击者的证言和现场留下的线索都提示，驾驶员确实在事前寻找挑选了迫降场地，此后还能盘旋减速，按场外迫降的程序进行降落。如果飞机已经出了严重故障，这一切行动都不可能完成。因此，愚以为，“飞机着火”的可能似可排除，起码它没有造成飞机失控。

   那么，飞机既未失控，为何还要冒险带油迫降？

   这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官方的“油量耗尽”说，此说经康庭梓引申解释为潘景寅判断失误，在尚有燃油２吨半时即以为燃料已经消耗到安全程度了﹔要么是飞机遭到攻击，虽未造成严重损害，但继续飞行有被击落的危险，所以不得不迫降，犹如１９７８年遭到苏军军机攻击的南韩客机一般。就已有信息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虽然第一个原因无法彻底排除。

   康庭梓之“潘景寅估计油量失误说”已经由“京华孤魂”先生质疑过了，确实难以成立。不过，康说仍有一定道理。

   据康先生说：

   “飞行条令规定：落地时飞机上应有不少于一个小时的备份油量，以防止降落场地出现天气突变等特殊情况时，可以飞到备降机场落地。平时训练飞行时，落地油量往往多于4吨，从来没有哪个飞行员敢把备份油量飞到少于4吨的。”（35）

   须知潘景寅是在夜间陌生地域迫降，不可能在空中靠肉眼看清迫降场地地貌细节，所以不能不留下点燃料以防万一。例如在将要着陆前，倘若前方突然出现空中无法看清的障碍物，诸如山包﹑较大的岩石﹑树林﹑房屋建筑等等，如果燃料业已彻底耗尽，就算能靠滑翔力把飞机暂时拉起来，毕竟没有动力可作机动飞行。但如果还有足够剩油，则他可以将飞机再度拉起来，重找更合适的天然跑道。所以，似不能完全排除潘虽然明知尚有存油２吨半，但仍然主动决定迫降。

   另一方面，网人“京华孤魂”先生提出的飞机因被击伤起火而不得不迫降的假说似乎更有说服力。不过，此说若加适当修正似更完美。

   如前所述，“飞机着火说”难以成立。我认为，飞行员决定迫降，倒不是因为飞机起火，而是因为遭到了攻击。飞机虽然只是受了不妨碍飞行的轻伤，但若再飞下去，势必要再遭攻击。此时被击落的危险超过了迫降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飞行员便选择了后者。三叉戟１Ｅ没有紧急放油装置，他又不敢长期稽留空中耗油，于是只好带油迫降。此说既能完美解释飞机为何要冒险带油迫降，又能解释飞机何以能寻找到理想场地，并完成了野外迫降的一系列程序。

   京华孤魂先生认为攻击者不是中方而是驻蒙苏联空军。他指出，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是歼七，没有机载雷达，只能靠肉眼寻找目标，必须由地面雷达引导，而飞机在低空飞行时雷达难以发现，很难引导战机。战机升空后又是在高空飞行，不可能在夜间靠肉眼居高临下地找到目标。专机越境后，边防雷达站就更不可能引导战机攻击了。

   这里唯一需要纠正的只是歼七战斗机有机载雷达，但上面已经说过，那是很原始的圆锥扫描体制的脉冲搜索雷达，低空探测效果很差，夜里从高空根本就无法找到低空目标，上引空司参谋朱秉秀的证词已经证实这点了。

   京华孤魂先生认为，飞机遭到中国地空导弹攻击的可能也不存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此外，此种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目标，对于中低空目标效力大打折扣。林立果了解中国防空部署，只要在低空飞行同时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即可保无虞。

   他还驳斥了“定时炸弹”或“遥控引爆炸弹说”：林彪一行出走乃是临时决定，事前无人得知准确起飞时间，如何定时？中国更没有技术手段去遥控引爆千里之外的炸弹。这些论证都非常有力，笔者完全同意。

   京华孤魂先生认为疑凶乃是驻蒙苏联空军，并给出了多个理由：

   悍然击落误入领空的客机是苏联的一贯实践，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从巴黎飞往汉城的韩国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战机拦截击伤后，迫降在一个冰湖里。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的南韩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被拦截苏机悍然击落坠海，全机２６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在这两例中，苏军飞行员都在攻击前辨认出了目标是民航机，报告了地面指挥员，但地面都命令他们照样攻击。当时中苏之间为准交战国，苏联又是丝毫不讲人道主义的极权国家，攻击飞机是完全可能的。此其一。

   其二，苏联抢在中国使馆前头到达现场，拿走了飞机上的黑匣子以及一台发动机。拿走黑匣子的目的就不用说了。据京华孤魂先生分析，拿走发动机一事也十分蹊跷：如果只是为了拆开了测绘，按理说应该拿走两台才是，以便在拆开一台时可以参照另一台重新组装。京华孤魂先生由此怀疑，那台发动机上可能留下了被导弹攻击造成的损伤，苏联人其实是拿走罪证。我觉得此说有理：如果苏联人的兴趣只是技术上的，那又何必要抢在中国人之前？等使馆查看过现场再拿，不是更无暴露盗窃之虞么？

   其三，蒙古外交部和中国交涉时，始终强调两条，一是那是军机，二是在无外来影响而坠毁，似乎意在抵赖责任。

   其实参与谈判的二秘孙一先当时就有这感觉，他说：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这是会谈的要害所在。”（42）

   京华孤魂先生这些论述都有一定道理，还可以补充一条：据孙一先披露，此前外蒙防务很松弛，但事件发生后，驻蒙苏军如临大敌，进入战备状态（42）。就算真是中国军机深入外蒙领空进行侦察，有必要这么小题大作么？就连孙一先都根据机上座位很少，猜出了该机不是普通客机，而是首长用的专机，难道苏联专家们还看不出来？所以，更可能的还是，他们不知道那是林副统帅前去投奔，以为是中国领导人的专机误入外蒙，被他们胡乱打下了来，生怕中国大举报复，为此加强了战备。

   蒙方强调飞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似乎也有助于排除中方击落该机的可能：苏联人抢先到那儿作了调查，人家可比中国老粗或是外蒙牧民有文化多了。如果飞机是中方击落的，他们不至于看不出蛛丝马迹，又岂会替中方洗刷？

   不过，要彻底排除中方击落的可能性，还得正视一个事实。

   据时驻蒙古使馆二秘孙一先披露，他９月２１日回京，同日深夜即向周恩来汇报坠机现场情况。次日凌晨，外交部给使馆发电，电文由副部长韩念龙起草，由周恩来修改，经毛审阅后发出。电报大意为：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９月１３日２时左右，中国民航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９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所有遗物交还我方，云云（42）。

   据孙一先披露，电文中的“自行坠毁”，乃是周恩来亲笔加上去的，当时他“感到相当意外，怎么顷刻就作出了这个判断？”的确，孙汇报后不过几小时，又没有经过正规空难调查，周恩来就能迅速作出这结论，不亦怪哉？这岂不是中方有意掩盖自己作案的铁证？

   但他后来也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

   “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作出了‘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使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基本上同国外脱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这是高度政治睿智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晶化。当然，这个结论后经多方面论证，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不过９月２２日凌晨就作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风险。‘自行坠毁’４个字，可称得上是字字千钧。”（42）

   熟悉我党行事的人，不难一眼看出这话的真实意思：作为外交老手，周恩来不会看不出二秘孙一先能看出来的事，他完全明白苏蒙方是想抵赖责任，但他不给人家写感谢信就已经殊不过意了，又岂还会去追究责任？所以，他索性主动为对方解除责任，以免此事化为国际纠纷，引起万国瞩目。飞机到底是怎么坠毁的，他毫不放在心上（孙自己就说：“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真正关心的是人死了没有。所以，周在情况不明前就武断地作了“自行坠毁”的结论，有如说是自己抵赖，还不如说是帮对方抵赖。

   最后要说的是，据官方披露，林立果出逃前作了周密计划，带上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圈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以及广州﹑福州地区机场的数据”（1）。真情是否如此，大可怀疑。如上所述，飞机在迫降前并没失控，还能在迫降场地上空盘旋达２０分钟之久。而温都尔汗机场就在７０公里外。三叉戟１Ｅ作低空飞行时速度仍能达每小时６００公里。如果林立果等人知道那儿有机场，飞到那儿去只需７分钟。可见，林立果至少没有带上出逃路线外围的机场分布图。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２５６号飞机在野外迫降着陆后失控，引起机内燃油爆炸而导致机毁人亡。迫降原因不明，或为燃油不够，或因遭到苏军战机攻击，后一可能性更大，但中方攻击或破坏的可能可以基本排除。

   无论是哪种情形，真相很可能永远不会水落石出。如果飞机确实遭到苏机攻击，则俄国绝不会披露真相。许多人寄希望于俄国交还该机的黑匣子，这其实没什么盼头。苏联击落南韩客机后，交给韩国的黑匣子据说被做了手脚，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更何况据康庭梓披露，当时我党我军那些大老粗们根本不知道黑匣子有什么用，从来不兴测试维修更换（45）。倘若情况真的如此，那即使飞机真是因燃料不够迫降，俄国也交回了未经手术的黑匣子，那里面是否录下了爆炸前３０分钟驾驶舱内的对话，还在未定之天。所以，看来这段历史只能是用假说来填补的空白记录，而最言之成理的，还是上述经过修正的“京华孤魂假说”。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十一﹑案情总结

十一﹑案情总结

   本节根据上文推导论证写出，除了已知事实和证明了的未知事实外，尚含有推测部份，这些推测虽然缺乏严格证明，但乃是可能性最大的未知事件。读过前文的读者应该知道哪些是确凿的事实，哪些是合理推测，故不再在文中一一注明。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上林彪第一个发言，借“天才”问题向张春桥发难，引起毛的怀疑，以为他要“抢班夺权”。“为了保护林副统帅”，毛以其惯伎，揪出陈伯达作替死鬼，发动“批陈整风”，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被迫作了检查，但林未作检查。以此为转折点，毛林关系急转直下。

   林的脾气很倔强，迟迟不肯认错，在叶群的催促下，他让新来的秘书代他写了个检查，但是否交了上去不清楚。

   １９７０年９月间，美国记者斯诺应毛邀请，再度访问中国，参加十一庆典。毛要林彪会见他，林竟然不从命。毛非常恼怒，在１２月间接见斯诺时，特地批评了林发动的毛的个人崇拜狂潮，公开说“四个伟大讨嫌”，并亲自将谈话记录批发给全党，作为“打招呼”的一种方式。林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更加抵触。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在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劳动节，林只露了个面就走了，竟然没和伟大领袖打招呼。

   当然，林副的心情与表现也很矛盾。在抵触的同时，他也曾试图与毛改善关系，据李文普介绍：“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据说，林为了见毛，在江青提出为他照相之后，不顾对江青的厌恶，竟然迫不及待地跑去，连胡子都顾不上刮，为的不过是在那儿见到毛，但毛却不在那儿，令他大失所望而归（3）。

   １９７１年夏季，伟大领袖巡视大江南北，正式发动了讨林战役，他沿途对各路诸侯发表针对林彪的讲话，下达讨林动员令。这些谈话迅速为林侦知，明白了伟大领袖终将制他于死命。

   此前，林立果成立了“５７１空谈俱乐部”，邀集二三花花公子，专门空谈如何用战术原子弹﹑强击机轰炸中南海﹑用火箭筒轰击专列﹑爆炸机场汽油库等等匪夷所思的手段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至今无任何证据表明该俱乐部成员有过将这些离奇设想付诸实践的任何尝试，亦无任何证据提示敬爱的林副统帅曾与闻或甚至指导过这些空谈活动，更无任何证据提示他曾授意黄吴李邱等部将发动政变，另立中央。现有证据只提示林彪至迟于９月７日已经得知了林立果出逃广州，不行便逃往香港的计划，但并不赞成。

   同年９月上旬，伟大领袖疑心病发作，打破在“十一”前夕才回京的惯例，突然中断南巡，兼程返回北京，于９月１２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在此前还不忘在丰台车站接见吴德等大员，向他们最后一次下达讨林动员令。

   花花公子林立果侦悉毛的南巡讲话后，以为空谈密谋已经暴露，于当晚匆忙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于当晚９时许到达北戴河，准备于次日偕父亲南下广州，空谈俱乐部成员则准备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同往该地。

   此前的９月７日，林立果曾和他姐姐林立衡（豆豆）有过密谈，把他的空谈计划泄露给后者，亦即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并逃到广州去窥测风向，如果密谋失败，就流亡到香港去。

   该计划遭到豆豆的强烈反对。为了挫败立果的计划，自９月７日以来，她便有意识地做林办警卫处长李文普﹑警卫科长刘吉纯以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的工作，向刘吉纯和李文普泄露了林立果计划，但把它说成是立果背着林彪一手策划的密谋，要李“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

   ９月１２日下午，豆豆更明确要求李防止林彪上飞机，在李表示为难之后，她于当晚９点５０分向负责保卫林彪的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宏﹑二大队长姜作寿等和盘托出，要他们“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57号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96号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接到密报后，立刻报告顶头上司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立即报告汪东兴，后者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接到报告后，怕林彪真的跑到广州作乱，便立即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于当晚１０时多向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迅速下达各项确保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以此巧妙地限制林彪的行动自由。

   但周恩来向伟大领袖汇报此事时却遭到了否决。他正苦于找不到借口整死林彪，现在后者自己跳出来表演，如此良机岂能错过？他于是英明地指示，８３４１部队不许拦阻林副统帅的一切活动，副统帅要上哪儿听便，顶多只许在出走后佯作追赶，但绝对不许赶上。

   鉴于豆豆情报泄露了立果“轰炸中南海”的空谈，伟大领袖还指示周恩来迅速处理这一潜在危机。为此，周下令李德生接管空军司令部，纪登魁接管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杨德中到首都西郊机场监视吴法宪，并防止空军异动。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轰炸中南海”的空谈得逞，伟大领袖从中南海移驾大会堂，在那儿调兵遣将，忙着和副统帅决战。他调动了１０个师的重兵团团围住北京，令汪东兴负责保卫中南海和钓鱼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后，他便专等副统帅上广州去蠢动，以此为他提供最终搞掉皇储的罪名，暴露双方基本队伍，并借此“考验”广大军民，以便日后“稳准狠”地斩草除根。

   为促使林下决心，他还命令周恩来下达那个毫无意义的“四人联合下令才能放飞”的命令，以此暗示正统帅已经开始剥夺副统帅的行动自由，指望吴法宪或李作鹏将此情况泄露给林彪。他更令周于当晚１１点半左右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林副专机的事，劝她不要飞行，甚至提出要去登门拜访林彪。叶群将此汇报给林彪，副统帅当即迅速判断出，伟大领袖已经察觉了公子的清谈活动，立即就要下手了。虽然叶群和立果一直在游说他“先去广州，风向不对就逃香港”，但他知道那根本毫无可行性，南下一定是送死，逃往香港更不是办法，唯一的求生之道，乃是北上苏联，投入社会主义大家庭怀抱。

   于是他当机立断，改变了次日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出逃。他令叶群去找豆豆，叶群找了一下回来报告豆豆找不到，只好放弃。为迷惑迟滞警卫部队，他改变常规，令叶群不要坐她自己的车，一家三人坐进红旗轿车，开出驻地。

   此时豆豆一直在疯狂劝说张宏立即执行周恩来一个多小时前下达的指示，采取行动保护林副统帅，迅速堵截即将出发的车子，但后者因为接到毛主席后下的明确指示，故意按兵不动，最后在林副已经离开，得到张耀祠的明确指示后，才和姜作寿坐上吉普车装模作样地在后面跟追，一直追到了山海关机场，目送林副的专机飞去，圆满完成了伟大领袖交给他的光荣任务。

   这一情况立即报到了伟大领袖那儿，他得知飞机确实飞向南方时，不觉志得意满，自觉智珠胜算两在握：林彪一个娃娃，懂什么三韬六略，还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去？不料山海关机场随即报告，飞机在向南飞行一段之后，随即转向西方，似有回京模样，但接着又转向北方，在西偏北４０度方位从山海关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

   周恩来立刻命令吴法宪注意搜索，但因为林彪的飞机一直在低空飞行，而我国雷达站分布非常稀疏，存在着广阔的盲区。机上又坐着林立果﹑刘沛丰那些空军作战部的人，熟知全国雷达站的分布，专挑雷达盲区走，所以无法找到飞机。

   周恩来迅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伟大领袖，告诉他雷达无法找到林副的专机，但根据该机从山海关雷达屏幕上最后消失的方位判断，该机是往西北飞去，估计是经外蒙逃往苏联。本可以派出战斗机拦截，但据空军报告，如无地面指点目标方位，战斗机派出后两眼一抹黑，根本不可能找到该机，无法拦截，请示伟大领袖该怎么办。

   伟大领袖如同挨了当头一棒：８０老娘竟然倒绷孩儿，栽在这个娃娃手上！他这才想到，所谓南下广州云云，乃是声东击西，虚晃一枪，此乃该娃娃最擅长的把戏，他怎么就会忘了防这一招？他不觉恼恨起豆豆那个不中用的情报员来：过去党派到国军高层去的间谍，送上来的情报绝对准确，保证了他用兵如神，如今这豆豆却如此无用，送了个假情报给他，坑了他一世英名！

   过了许久，他才发现周恩来还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回答，他只能悻悻回答：

   “拦截什么？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总理顿时心领神会：反正是无法拦截，最高明的应对还是效法阿Ｑ，巧妙地“反败为胜”，干脆说成是自己不想拦截。

   周不知道，林彪的专机飞入外蒙后，因遭到驻蒙苏军战机攻击，不得不在温都尔汗迫降，失事炸毁，全机９名乘客无一幸存。周只能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忙着制定紧急应变措施，调兵遣将，防止林彪在苏联另立中央，借苏军入侵中国。

   ９月１４日中午，外蒙使馆启用了多年未用的直通电话线，用电报向外交部报告了一架中国民航在外蒙失事的消息，电报迅速传到了刚躺下休息的周恩来手上，他迅速地看完，顿时异常兴奋，立刻驱走了困乏，两肩一耸，对着秘书纪东连声说：“你看，摔死了，摔死了！”他顾不上换衣服，披着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走到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厅，向毛报告这个好消息。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无第三者在场，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此时他们宽慰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42）。

   ９月２１日，二秘孙一先奉周恩来召唤回京，当晚即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周直接报告。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报告并审视了他带回来的照片，证实林彪已经死亡。他把重要的照片选出来专送仍在大会堂居住的毛泽东。此后，他在东大厅与党国领导人们置酒高会，举杯欢庆林彪死亡。待到众人离开，屋里只剩下周恩来和纪登奎时，他却突然大哭失声。

   “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19）

的确，只有他才能最痛切不过地感受到，此事乃是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不但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像戳了个补不起来的大窟窿，更彻底毁了伟大领袖知人善任的英名。他该怎么向历史交代文革的闹剧是怎么回事？而且，副统帅自我爆炸了，挡风墙就此垮了，他给推到了第一线，在日日独力承受江青的明攻暗算的同时，还要蒙受伟大领袖的无穷猜疑，实在是吉凶多吉少，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说不定他的下场比副统帅的还惨。

   伟大领袖也病倒了。此前处于决战斗智的兴奋中，他只觉得巨大的快感，似乎活得更有意思，精力更充沛。如今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事情的涵义才逐渐浮现出来。纵是戎马一生，他也经不住有生以来这最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被俘的空谈俱乐部成员李伟信供出了“５７１空谈纪要”之后。

   第一个打击当然就是那再明显不过的个人失败。他以为如同猫玩老鼠一般，玩弄林彪于掌上，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对方上当，不料对方识破机关，突出重围，竟然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了！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人，当然只会看到林彪自我爆炸那结果，但他比谁都清楚，这次斗智是他输给了自己的学生。那爆炸乃是偶然的，并不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如果林彪活了下来，哪怕一言不发在苏联作寓公，也意味着林的光荣胜利和他的彻底失败。自建军以来，他还没栽得这么惨过。

   好在这心事，他不说，周恩来也心领神会。在向全民解释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中，毛下令８３４１部队放走林彪的事被细心割除了。这一招非常高明，瞒过了全国人民，成功地解释了为何林彪可以跑掉的怪事：伟大领袖既然没介入，万事全由总理作主，当然谁也不敢拦阻副统帅。

   类似地，林副专机逃脱了雷达搜索，突出天罗地网成功跑掉的丑事也被隐瞒了。全国人民被告知，从飞机上天那一瞬间起，就一直牢牢处在我军监视之下，只是出于主席宽大为怀才给放走的。于是，“林巧妙地逃脱了毛的捕捉”的可耻失败便化为“毛网开一面”的伟大胜利。

   第二个更沉重的打击，乃是毛万万没有料到部下竟然会有人胆敢起来反对他。虽然疑心病入骨，动辄怀疑谁谁想反对他，但他自遵义会议后崛起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他无论要摧毁谁，对方都毫无招架之功，甚至连招架的意愿都没有。

   他的胜利从来是彻底全面的，不光是要在肉体上消灭对方，更要从精神上彻底征服压倒对方，让对方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样，跪倒在他面前苦苦求饶，这样才能既保证征服之乐的完美无缺，又能显示他的宽宏大量。这就是他何以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要对方写检查的原因。他整过的人，从国际派到高饶﹑到彭黄张周，直到刘邓陶，没有一个不在被整死之前沉痛忏悔的。

   如今却出了林彪这例外，无论他怎么示意，林都不肯沉痛检查，甚至还胆敢反对他，竟然在背后搞阴谋诡计，令儿子组织小舰队，试图以各种残忍无比的手段暗杀他，甚至还纠集四大金刚准备另立中央。他当然不会相信那不过是个空谈俱乐部，不会相信那俱乐部的成立未必出自林彪授意，更不会相信黄吴李邱在这事上完全是无辜的。这是他那阴暗心理必然决定的盲区。只有到他死后公审林彪集团时，法庭才会以“有战功”的理由轻判四大金刚，变相承认法庭其实也知道那是冤案。

   这些阴谋活动，特别是试图暗杀党主席，乃是我党有史以来从未有过骇人听闻的丑闻，而这种事竟然是他最得意﹑最宠爱﹑倍加重用的学生和战友干出来的！这不但是无法容忍的背叛，而且意味着他的权威并不是不可挑战的。既然会有林彪，当然以后也会有张彪马彪王彪，那一瞬间，他怀疑自己是否真能彻底控制全党，只觉得脚下的地在崩摧。

   最沉重的打击，还是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彻底失败。

   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推翻国民党，第二件就是这文革。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不惜毁党造党，把老干部那些殭尸打下去，把林彪那最能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得意弟子提上来作接班人。林彪深得毛泽东思想神髓，全党除了张春桥外无人能比，那“精神原子弹”﹑“四个第一”之说，连他本人都未必想得出来，以致他情不自禁地要称赞：“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高度肯定了林的首创精神。

   如今这最忠实的弟子却背叛了他，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证明他有眼无珠，重用了一个阴谋家﹑两面派。被文革打下去的老干部们一定会借机反扑。他不能不几次在接见我党我军高干时亲口承认自己错了，并把非平反不可的人放出来。这样一来便改变了权力的天平，光靠中央文革小组那伙秀才，绝对镇不住那伙人，翻文革的案乃是迟早的事。该怎么办？再来一次毁党造党？可他已经快到８０岁了，还有时间“而今迈步从头越”么？

   此外还有那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解释这怪事的难题。为了证明是林彪负他，不是他负林彪，他不惜决定以空前的透明度向全民披露那惊天丑闻，不仅详细披露了林彪外逃经过，“小舰队”的密谋，甚至力排众议，向全民公布那准确抨击了他倒行逆施造成的全民灾难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这对他本人和党的形像会造成何等不可弥补的损害，他并不是看不出来。早在５８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就曾英明指示过：“如果办一份报，专登黑暗面，不出半年（我党）肯定垮台。”可他如今却给林彪逼得亲自批准暴露我党建党以来最黑暗的那一面。这种惊天丑闻，无论是传统帝王，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没有出过。

   于是他就只能病倒了，甚至一度自暴自弃，拒绝治疗。直到后来尼克松要来访问中国，为他的统治带来史无前例的光荣，他才又发现了活下去的意义，再度振作起来。但毕竟这打击是太沉重了，他再也无法从中恢复。５年之后，他便跟着林彪去了，恰好也死在红９月那个上帝赐福的吉祥月份。

 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十二﹑结语

   自毛死后，一直有人试图为林彪翻案，开头只是张宁和豆豆，如今颇有越演越烈模样，最起劲的似乎是丁凯文先生。

   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努力有何意义。在我看来，查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才是最重要的事。所谓“平反”，无非是主观价值判断，要作这种主观价值判断，您先得弄明白自己用的是哪家的价值观，以免一不小心强奸了您试图为之辩护的人。

   在豆豆和张宁那些同志看来，我党对林副的指控之所以是奇耻大辱，无非是两条，一曰叛国投敌，二曰谋刺伟大领袖。所以她们要千方百计把林副从这两条罪名中解脱出来，张宁甚至为此发明了“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的林副语录。

   这种辩护法，完全是对敬爱的林副统帅那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不可容忍的放肆污辱。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眼中只有阶级，没有国家民族。

   敬爱的林副统帅终生身体力行了这一条，当年他任东北最高党政军领导之时，就和苏联阶级弟兄密切配合，在后者提供的强大武力援助下，痛击当时中国合法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立下了无人可以取代的汗马功劳。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表现么？

   在马列主义者看来，在国内革命斗争失败时，跑到苏联那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林副统帅此前曾经多次去过苏联，包括上那儿去治疗枪伤。东北抗联在走投无路之际，也曾逃往苏联那庇护所。后来我党之所以看中东北那战略根据地，无非也就是因为东北三面为苏蒙包围，实在不行可以退到苏联去。那阵子可以跑苏联，为何后来就不行？那阵子没有民族主义一说，为何后来却跑出个“民族大义”来了？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价值观的彻底翻转，跟民族主义什么相干都没有，乃是意识形态分歧造成的。我党和苏共互相认定对方背叛了马列，因此成了意识形态仇敌，那敌人乃是阶级敌人，不是民族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林副投奔苏联，当然要在中共眼中成为革命叛徒。

   因此，林副或许确实是叛徒，但他背叛的是毛式马列，不是民族和国家。希望为他老人家翻案的人们务必弄清这一点，坚持使用一重价值标准。如果您要站在民族立场，就得把林副乃至整个中共当成卖国贼加以谴责，从我党在莫斯科策划下成立那天谴责起，从林副投身旨在推翻中国合法政权的中共革命那天谴责起。如果您要站在阶级立场为他翻案，那就得证明苏联的马列才是正品，而毛的马列乃是严重失真的盗版光盘。这才是坚持一重标准，不是诡辩。

   “谋刺伟大领袖”这罪名也同样如此。列宁主义认为，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翻身解放，什么规矩都可以不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这完全是神圣的。无论是列宁，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毕生坚持了这一神圣“原则”。

   列宁在俄国立宪会议投票结果对布党不利后，立即就派兵解散了立宪会议，此后又建立超越于一切法律之上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实行红色恐怖，疯狂屠杀党外政敌甚至与布党合作过的社会革命党人。斯大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把这套用去对付自己的同志，建立起由秘密警察保证的绝对个人权威。毛泽东则历来以“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傲，践踏宪法党章，毫无法理依据便秘密逮捕监禁国家主席，将之迫害至死。他可以这么做，林彪又胡不可这么做？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不恰好证明了他是伟大领袖最好的学生，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么？

   所以，您要翻案，就得坚持一重标准。您要是采用现代文明价值观，就得谴责整个中共的一切无法无天犯罪行为，不但得谴责毛的胡作非为，而且同样得谴责林副竟然在我党非法审查国家主席的项目报告上，非法亲笔批下“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3）的犯罪行为；您要是认同我党的价值观，以“人民利益需要”作为采用非法手段的正当理由，那在我看来，林副试图动用非法手段干掉伟大领袖，要比伟大领袖动用非法手段干掉刘少奇更符合人民利益需要。既然是正确的事，那又何必去为林副解脱他的功劳？

   遗憾的是那些同志见不及此，却去尝试不可能完成的业绩，蓄意把林从“谋刺伟大领袖”的罪名中解脱出来。对此，我已经指出：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林彪曾从头到尾地与闻“小舰队”的活动，他至少在后期是知情的，这就是林立衡不得不舍近求远，舍内求外，不向她爹举报，反倒求警卫人员帮忙，最后不得不报告中央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还是，无任何证据表明他曾试图制止林立果“轰炸中南海”的空谈，而林立衡不但从未证明林彪确实给蒙在鼓里，甚至从来没敢表示过她可以说动林彪去制止林立果。

   彼特•***姆的文字甚至更奇特。据他说，林彪和陶铸竟然向蒋校长效忠，乃是蒋公埋在中共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所以，据说蒋总统听到林彪死讯时还黯然泪下（44）。

   这种天方夜谭都能编出来，而且还在网上广泛流传，不能不让我想起文革期间流行的“梅花案”来。当时敬爱的王光美同志被中央文革指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我那时还不到２０岁，就觉得天下荒唐之事莫过于此：王同志乃是准国母，她丈夫一人之下，８亿人民之上，而且是党内确定了的皇储，未来的国母不做，却去做美国小特务，就算是头给碓打晕了，也不会蠢到这个地步吧？

   就算那是真的，那又便如何？评价政治家乃是看他的实际政治表现，不是旁人强加给他的什么主观意图，更不是这种既离奇又无从求证的“秘密”。

   其它翻案努力则比这要高明些，集中在林彪事件是毛一手制造出来的冤案上。而所谓冤案，则是说林彪原来其实不想反对毛，是活活给毛逼反的。

   这话当然基本是事实。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林彪根本没有反毛的动机。他已经是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只需等到毛寿终正寝就能作皇帝，又何必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抢班夺权？

   我党捏造出来的“抢班夺权”的罪行，连当年的小芦都骗不过去。所谓“称天才”之罪，林副不是第一次犯了。早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１９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２０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为何那时不但不犯法，毛还龙颜大悦，不但把那讲话印发全党，而且还在此后将林提拔为我党唯一的副主席？可见完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至于“林彪想作国家主席”这条更搞笑。国家主席乃是个礼仪职务，在中国那种枪杆子才是唯一实权的流氓国家，什么意思都没有，只会引起毛的疑心病发作。

   正如李志绥大夫指出的，刘少奇之所以引起毛的嫉恨，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出了两个主席：毛主席和刘主席，俨然成了个两主席分庭抗礼的局面，这让毛非常不痛快（28）。这就是后来毛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根本原因：他自己不想做那个累死人而毫无实质意义的官，又不愿意别人去做，再度弄出两主席分庭抗礼。

   林彪那么聪明，他会看不出这点来？所以，据李文普说，林曾建议“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3），我觉得非常可信。林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毫无外交才能，天性羞涩，见了生人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根据师哲回忆，在斯大林招待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斯大林向林彪祝酒，他竟然誓死不饮。斯大林讨了没趣，讪讪地说“我这酒里没有放毒”，他仍然无动于衷，弄得宾主非常扫兴（46）。他更因为恐水症不兴洗澡，不注重衣饰。这种人，你就是用枪逼着他去担任那种礼仪性职务，他也绝不会干。

   其实庐山会议，林无非是想把张春桥搞下来，所以拿那天才论作借口。这当然是突然袭击，但在文革中司空见惯。张春桥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搞他也不是什么大事。林唯一的错误是没有准确揣摩圣意，不知道自己早就引起了毛的忌讳，绝不能再去火上加油，只能深自韬晦。

   文革乃是毛毁党造党，彻底搞掉刘邓的权力基础的政治权力再分配。在这过程中，林彪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势力空前崛起，其实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在全国党政组织瘫痪后，为了控制危局，毛不得不实行全国军管，连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都是军人作主任，使得中国一度成了军人统治的国家，而这些军人只能基本上是林彪派系的人，因为在１９６７年所谓“二月逆流”中，四总四帅大闹怀仁堂，毛整肃了老帅们，当然不能再用这些人的袍泽，遑论贺龙那种惨死者的部下。

   毛当时的权宜措施，为林提供了积极利用的空间，这样一来便造成林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于是党的九大便成了军队代表最多的一次党代会。九大选出的名政治局委员，林彪派系的人竟然占了１２名之多。毛本人早就察觉了这一点。据李大夫的回忆，早在九大之前毛就对身边全是军人而极不自在。

   在这种情况下，毛感到林彪对他构成了远比刘少奇更实在﹑更可怕的潜在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还不知韬晦，竟然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下达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因为叶群插手，该件在次日才送给毛审批，令毛极度不快，把那文件烧毁了。这暴露了作为政治家，林彪根本不如周恩来那么精明，再加上叶群作他的办公室主任，于是便使林犯了毛之大忌讳尚不自知。所以，用马列行话来说，庐山会议其实是“必然的偶然”，哪怕林彪没作那闯了大祸的讲话，迟早要被毛抓住别的借口搞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林彪案件当然是冤案，所谓“冤枉”，无非也就是说他是毛的疑心病的受害人。但如同先驱刘少奇一样，林并不值得同情。唯一的区别是，毛搞倒刘后，自己并未受伤，而林彪事件则弄了个毛林两败俱伤。其实是双方自作自受，谁也怨不得谁。

   在我看来，林彪是我党少有的敏感的聪明人，早在大饥荒时代便看出了毛刘之间的裂隙，深谋远虑地进行了一系列运作，换取毛的欢心。此乃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在旧作《真话的力量》中，我列举了这一系列事实：

   “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林彪远在1960年主持军委工作时就成了造神运动的总设计师。在七千人大会上，别人都忙着检查党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有他是唯一歌颂伟大领袖的人，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没听毛的话的结果。等他讲完了话，毛带头起立鼓掌。不是深谋远虑的野心家，决不会在毛的威信处于最低潮时去作那些反常的铺垫。王若水先生说：‘有一个人把毛的心事摸得很清楚，那就是林彪’，确实如此。因为毛的胡作非为导致大饥荒，他最担心的就是像斯大林一样，在死后被人清算。林彪看穿了这一点，对症下药，师刘少奇在七大前捧毛打‘国际派’的故智，毅然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出来反潮流，捧毛打刘邓。

   比起少奇同志来，林彪元帅的创造性简直是无穷无尽。他发明了‘小红书’，写了《再版前言》，说毛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崭新阶段’。无论在公开还是内部讲话里，林吹捧毛的话之肉麻，堪称空前绝后。许多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例如：‘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谁要是敢在毛主席身后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那就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坏蛋，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解放军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成最重要的一条，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高得多。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等等。比起来，连‘四个伟大’（导师﹑领袖﹑统帅﹑舵手）都只是小菜一碟。

   林不仅是拍马冠军，而且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思想。他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提出了以亚﹑非﹑拉的‘世界农村’包围西方国家的‘世界城市’的国际战略，以后又发展出‘把世界当成一个国，中国当成一个省’，去‘争取一省到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理论。不是造诣高深的铁杆毛主义者，绝对提不出这种有创造构想﹑有生动的个人特色的说法来。

   林更在文革前就以‘突出政治’治军，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的口号，发明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多种花样，让伟大领袖赞曰：‘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他治下的共军是率先冲上极左轨道的全国学习对象。就是他主导的造神运动和极左政策为文革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和气氛烘托，使全国人民脑袋热度越来越高，为文革那个大脓包的溃破作足了铺垫。

   文革爆发前夕，如果没有他的枪杆子和毛的联盟，光靠几个文痞，老毛决不敢一意孤行，去一网打尽几乎所有的元老。文革中，林不但提拔了所有袍泽，而且直接整倒罗瑞卿﹑整死竞争对手贺龙（毛颇喜欢罗﹑贺，两人完全是林整垮的，所以林一死此二人最先平反）﹑斗垮‘二月逆流’的老将和‘杨﹑余﹑傅集团’。林给毛这只虎插上了双翼，可以说文革有一半是为他搞的。毛对他倚重究竟有多大，连从他的出逃把毛气病这事中都可以看出来。林死后不久毛就开始大幅度修改国策，请老干部复出，以此安抚他们。科研中确定因果关系的一个常用手段，是把要研究的那个因素除去后，再看其效应。同理，对比党的十大和九大时的政局，足可看出副统帅对中国的极左事业究竟做出了多大的个人贡献。如果毛林不翻脸，可以断言，老邓绝无复出可能，今天的中国也绝对不会是这个光明样子。”

   这些话是否历史事实，过来人都可以为我作证。这儿唯一可以争辩的只是，到底林这么作是出于消极自保心理，还是为野心驱使的积极进取。但上面已经说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动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效果，而这客观效果就是，无论林的动机如何，没有他的鼎立支持，毛就绝对无法发动文革。

   更何况林彪是否有野心，不是为他翻案的人可以说了算的。那些人引用吴法宪回忆录，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是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怂恿的结果。但此前就连吴法宪都看出了毛“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林在这关键时刻公开挺毛反刘，一口气“讲了总有两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劲”。连吴法宪自己都承认：“林彪和毛泽东的两个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对林彪的讲话，大家都表示了赞同和拥护，这样一来就把刘少奇搞的第一个报告，完全给推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把两位主席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后，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发展，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47）。连吴法宪那个草包司令都能看出这大趋势，难道林彪本人事前对其讲话的客观效果竟会一无所知？既然知道还要那么干，翻案者们还有什么理由为他的主观动机辩护？

有的翻案文章作得更奇妙，居然说林彪身体状况极糟，因而不可能有野心。这些人忘了，林彪虽然是个病夫，但其病态的权力欲并不亚于毛泽东。他整肃引起他疑心的人手段之狠毒，也丝毫不亚于毛泽东。罗瑞卿和杨成武原来都是他的心腹爱将，只因为觉得他们对他不够尊重，便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连吴法宪都看出来：“建国以来有好几个总长倒台了，如黄克诚、罗瑞卿和杨成武，甚至包括粟裕”（48）。总长这职位的风险系数并不亚于毛的名义接班人，乃是因为总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有架空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天然嫌疑。如果说粟裕黄克诚的账算不到林彪头上去，那谁也不能否认罗、杨倒台是因为引起林彪猜忌吧？他这么狠毒地除去自己亲手提拔的死党，和毛泽东除去刘少奇又有何差别？

   更别说他老部下陈光的悲惨遭遇了。陈在红四军时就是林的部下，后来在林去苏联养伤后担任八路军１１５师代师长，在内战中担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只是因为他在１９４５年林彪向他索要电台时稍表为难，就此被林彪挟嫌记恨，骂他“霸占电台”。在苏军撤出东北后，陈光违反林彪命令果断攻下了长春，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引起林彪嫉恨，在东北“解放”后便公开点名批评陈“居功自傲”。再加上叶剑英的坑害，陈光终于于1950年以“霸占电台、不按总部部署部队”等罪名被开除党籍，非法关押4年后，因关押所在失火而被活活烧死。从此，这个长期担任共军重要职务、曾被中央党校称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材之一”的历史人物就从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直到1987年才被平反，以致一般人甚至某些学历史的人都从未听说过他，其下场似乎比被毛整肃的人还惨。

   所以，过去党宣传说林彪是毛最好的学生，我看并不过分。正因为林彪成了毛毁党造党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毛才破天荒第一次在我党历史上公开建立皇储制度，在８届１１中全会首创只设一个副主席，使得副主席和正主席一道，获得了与其它党内大员划然而别的特殊地位。此后，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的媒体在掀起毛个人崇拜狂潮的同时，也开足马力为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这结果是同时造出了毛林一正一副两个神。党的８届１２中全会决议正式公布了林彪是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党的９大则正式把这条写入党章。这一切都是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正因为毛和林是同一造神运动的产物，所以两人便成了休戚与共的连体胎，一旦剥离，双方都要血流如注。这“造双神运动”彻底剥夺了林公开反毛的道义基础，同时也为毛搞掉林制造了极大的理论难题。在此之后，哪怕是小舰队成功暗杀了伟大领袖，林也没有可能公开反对毛或是严重偏离毛的革命路线。而毛要搞掉林，势必就要否定他自己引为得意的文革，至少是他在文革发生后的许多言行。

   这就是后来批林批孔为何要从原来的批“极左”改成批“极右”的根本原因。林彪的言论完全符合毛思想，要当成极左批，势必否定文革和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所以只好莫名其妙地把林彪和孔子拉在一起，栽给他个“复辟资本主义”的莫须有罪名。在整个运动中，我党从来没本事像批刘少奇那样，批判林副的公开言论，只好拿什么“克己复礼”﹑“天马行空”之类据说是林的私下言论作文章，可见其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这就是毛的个人悲剧，他其实陷入了一个不可解的悖论：一方面，为了打倒实力雄厚的党官僚集团，实践他的乌托邦理想，他不能不以非常手段，把忠于毛思想的林彪提到副神位置。在打倒各级党官僚之后，他不能不使用林的班底或至少默许林彪以其派系去填补权力真空，但在这么做了之后，他就必然要陷入林的势力急剧膨胀带来的恐慌之中。出于权力斗争需要，他必须搞掉林彪，但出于意识形态需要，他又不能搞掉林彪。最后前者压倒了后者，林彪事件于焉发生，最后是使双方都遭受难以承受﹑无法恢复的意识形态重创。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林彪事件反映了毛理想主义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毛林之争乃是毫无意识形态因素的权力斗争，只有成败，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毛林两败俱伤，乃是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好事。如果林彪不垮，以他法定权威和雄厚实力，必能顺利接班，而今日中国最好的前途也就是苏式社会主义。天幸毛林决裂了，这才不但给了脑筋比较正常的老干部复出的机会，更导致了整整一代人的觉醒，也才会有今日中国的相对光明模样。

   许多人因为钦佩林彪的军事才能，转而崇拜这位天才统帅，我不觉得这种崇拜对非共产党人来说有什么道理可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政治上反动的作品，艺术上越成功，危害也就越大。”林彪投身的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巨大灾难的反动事业，他的军事才能越高，作的孽也就越大。共产党人当然可以歌颂之，但我看不出非共同志有什么理由去跟着唱赞歌。

   不过，从单纯的做人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林彪一生闪现了两个亮点，第一个就是在５８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时，伟大领袖把会理会议的旧账抛出来，说林彪建议彭取代毛出来指挥乃是彭搞的阴谋，当此之际，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却实话实说，说那是他自己的主张，彭事前并不知情。第二个就是他在引起毛的猜忌之后，竟然强项到底，拒绝向毛屈服，最后还奋起逃命。

   这最后一个亮点，当真是当时沉沉黑夜中的耀眼闪电。“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副的英勇逃命壮举，格外衬托出了心甘情愿低眉顺眼听任老毛强奸蹂躏的懦夫之党与懦夫之邦的无耻。

   当然，林副这么做，有如说是出自强悍的天性，似乎莫如说是出自其绝顶聪明。和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等先驱不同，他从一开头就没有侥幸心理，深知沉痛悔罪并不能换来毛的开恩饶恕，唯一的作用只是成全毛的征服感与成就感，纸写的检查挡不住那终将劈下来的利斧，“等死，死逃可乎？”

   即令林副的行为动机真是这样，那也不能抹煞这一亮点的光辉，相反，那更说明了他老人家乃是智勇双全之辈。这一生有了两个难得的亮点，虽然仍然不能免去他作为政治家的大罪，但却足以让他成为一个比较出色的人了。

   2006年1月19日－24日初稿2006年3月24日二稿2008年5月10日改定

   修改说明

   2006年初，我写了本文第一稿，逐日贴在《海纳百川•罕见奇谈》上。该文的写作动机不仅是就此重大事件提出自己的诠释，更是想以实例演示如何在史学考证里使用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阐明的西式推理破案原则，从已知事实出发，通过逐一排除不可能事件推出未知事实，最后导出案情真相。两个月后，我应朋友之命，对第一稿略作修改，请他转给一位前辈高人过目。此后，我陆续看到《吴法宪回忆录》与舒云等人的调查材料，觉得必须加入有关材料，但一直到最近才有时间根据这些新信息修改全文。

   这次修改主要是改写了第九节，着重介绍了过去没有看到的当事人证言，并揭示了其中的诸多破绽。令我欣慰的是，尽管本文初稿是在看到这些新材料之前写出来的，但基本立论（包括 “林副起飞不久后便逃出了雷达监控”的推测在内）并不因为新披露的信息而动摇，说明本文通过严谨的推理论证导出的结论经得住考验。如果本文演示的通过逻辑辨伪推知事情真相的研究方法能给国产史学工作者们带来某些启发，那将是我能获得的最大报偿。

   注释：

   （1）《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亦见《中华网•新闻》，2005年3月23日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ground/11028223/20050323/12188559.html（２）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引自李晨：《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天箭资讯出版社，（3）《林彪卫士长著文透露林彪事件内幕》，《信使文摘》，2000年10月19日，亦见《林彪卫士长：林彪事件真相》，《博讯文坛》。（4）张耀祠：《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群众出版社，2001年8月（5）舒云：《“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突然回京之谜》，中华网摘自《解放日报》。（6）舒云：《林彪案件完整调查》,518页，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版。（7）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862－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第一版。（8）同上，862页（9）舒云：《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林彪案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版，亦见于《舒云文集》，《华程网•电子文库》，2007年8月2日。（10）高厚良：一个林彪事件历史见证人的忠告——林豆豆，请走出谎言》，《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转引自《网络文摘》，http://www.people.com.cn/digest/200011/03/gc110309.html（11）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12）《吴法宪回忆录》，752-756页。（13）同上，751页。（14）同上，784页。（15）同上，798页。（16）同上，805-806页。（17）同上，597页。（18）同上，752页。（19）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1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2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一版。（2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356－3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23）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310-3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71页。（25）石雷：《耿飙在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4期。（2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2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28）李志绥：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94.（29）《毛泽东和机要秘书张玉凤》，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5月号。（30）刘吉纯证词，引自《当事人口述林彪叛国出逃前夜》，《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转引自《新浪读书》。（31）舒云：《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林彪案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版，亦见《多维新闻网》，2008年4月24日。（32）宋德金：《“九一三”事件亲历记》，《博讯文坛》。（3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73页。（3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13页。（35）康庭梓：《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连载于《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36）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华夏经纬网》，2003年12月22日。（37）李德生：《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纵横》杂志，2003年10月。（38）《吴法宪回忆录》，863-865页。（39）舒云：《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林彪案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版。（40）舒云：《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党史博览》,2004年12期，亦见《网易新闻》，2005年10月31日。（41）《蒙古目击者披露林彪事件之谜》，载《新龙环球军事》网。（42）孙一先：《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2月，亦见《中华网•读书》。（43）陈辉亭：《飞鸣镝———中国地空导弹部队作战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44）Hannam, Peter: 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1994. 英文原作无法从网上查出，此处引用的是丁凱文的译文《前克格勃特工披露林彪死亡驚人內幕》，载《大纪元》网2005年9月16日。（45）康庭梓：《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九一三事件坠机之谜》，中华网新闻，2005年7月25日（46）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47）《吴法宪回忆录》，547-550页（48）《吴法宪回忆录》，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