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十二﹑结语
十二﹑结语
自毛死后，一直有人试图为林彪翻案，开头只是张宁和豆豆，如今颇有越演越烈模样，最起劲的似乎是丁凯文先生。
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努力有何意义。在我看来，查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才是最重要的事。所谓“平反”，无非是主观价值判断，要作这种主观价值判断，您先得弄明白自己用的是哪家的价值观，以免一不小心强奸了您试图为之辩护的人。
在豆豆和张宁那些同志看来，我党对林副的指控之所以是奇耻大辱，无非是两条，一曰叛国投敌，二曰谋刺伟大领袖。所以她们要千方百计把林副从这两条罪名中解脱出来，张宁甚至为此发明了“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的林副语录。
这种辩护法，完全是对敬爱的林副统帅那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不可容忍的放肆污辱。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眼中只有阶级，没有国家民族。
敬爱的林副统帅终生身体力行了这一条，当年他任东北最高党政军领导之时，就和苏联阶级弟兄密切配合，在后者提供的强大武力援助下，痛击当时中国合法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立下了无人可以取代的汗马功劳。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表现么？
在马列主义者看来，在国内革命斗争失败时，跑到苏联那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林副统帅此前曾经多次去过苏联，包括上那儿去治疗枪伤。东北抗联在走投无路之际，也曾逃往苏联那庇护所。后来我党之所以看中东北那战略根据地，无非也就是因为东北三面为苏蒙包围，实在不行可以退到苏联去。那阵子可以跑苏联，为何后来就不行？那阵子没有民族主义一说，为何后来却跑出个“民族大义”来了？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价值观的彻底翻转，跟民族主义什么相干都没有，乃是意识形态分歧造成的。我党和苏共互相认定对方背叛了马列，因此成了意识形态仇敌，那敌人乃是阶级敌人，不是民族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林副投奔苏联，当然要在中共眼中成为革命叛徒。
因此，林副或许确实是叛徒，但他背叛的是毛式马列，不是民族和国家。希望为他老人家翻案的人们务必弄清这一点，坚持使用一重价值标准。如果您要站在民族立场，就得把林副乃至整个中共当成卖国贼加以谴责，从我党在莫斯科策划下成立那天谴责起，从林副投身旨在推翻中国合法政权的中共革命那天谴责起。如果您要站在阶级立场为他翻案，那就得证明苏联的马列才是正品，而毛的马列乃是严重失真的盗版光盘。这才是坚持一重标准，不是诡辩。
“谋刺伟大领袖”这罪名也同样如此。列宁主义认为，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翻身解放，什么规矩都可以不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这完全是神圣的。无论是列宁，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毕生坚持了这一神圣“原则”。
列宁在俄国立宪会议投票结果对布党不利后，立即就派兵解散了立宪会议，此后又建立超越于一切法律之上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实行红色恐怖，疯狂屠杀党外政敌甚至与布党合作过的社会革命党人。斯大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把这套用去对付自己的同志，建立起由秘密警察保证的绝对个人权威。毛泽东则历来以“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傲，践踏宪法党章，毫无法理依据便秘密逮捕监禁国家主席，将之迫害至死。他可以这么做，林彪又胡不可这么做？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不恰好证明了他是伟大领袖最好的学生，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么？
所以，您要翻案，就得坚持一重标准。您要是采用现代文明价值观，就得谴责整个中共的一切无法无天犯罪行为，不但得谴责毛的胡作非为，而且同样得谴责林副竟然在我党非法审查国家主席的项目报告上，非法亲笔批下“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3）的犯罪行为；您要是认同我党的价值观，以“人民利益需要”作为采用非法手段的正当理由，那在我看来，林副试图动用非法手段干掉伟大领袖，要比伟大领袖动用非法手段干掉刘少奇更符合人民利益需要。既然是正确的事，那又何必去为林副解脱他的功劳？
遗憾的是那些同志见不及此，却去尝试不可能完成的业绩，蓄意把林从“谋刺伟大领袖”的罪名中解脱出来。对此，我已经指出：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林彪曾从头到尾地与闻“小舰队”的活动，他至少在后期是知情的，这就是林立衡不得不舍近求远，舍内求外，不向她爹举报，反倒求警卫人员帮忙，最后不得不报告中央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还是，无任何证据表明他曾试图制止林立果“轰炸中南海”的空谈，而林立衡不但从未证明林彪确实给蒙在鼓里，甚至从来没敢表示过她可以说动林彪去制止林立果。
彼特•***姆的文字甚至更奇特。据他说，林彪和陶铸竟然向蒋校长效忠，乃是蒋公埋在中共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所以，据说蒋总统听到林彪死讯时还黯然泪下（44）。
这种天方夜谭都能编出来，而且还在网上广泛流传，不能不让我想起文革期间流行的“梅花案”来。当时敬爱的王光美同志被中央文革指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我那时还不到２０岁，就觉得天下荒唐之事莫过于此：王同志乃是准国母，她丈夫一人之下，８亿人民之上，而且是党内确定了的皇储，未来的国母不做，却去做美国小特务，就算是头给碓打晕了，也不会蠢到这个地步吧？
就算那是真的，那又便如何？评价政治家乃是看他的实际政治表现，不是旁人强加给他的什么主观意图，更不是这种既离奇又无从求证的“秘密”。
其它翻案努力则比这要高明些，集中在林彪事件是毛一手制造出来的冤案上。而所谓冤案，则是说林彪原来其实不想反对毛，是活活给毛逼反的。
这话当然基本是事实。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林彪根本没有反毛的动机。他已经是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只需等到毛寿终正寝就能作皇帝，又何必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抢班夺权？
我党捏造出来的“抢班夺权”的罪行，连当年的小芦都骗不过去。所谓“称天才”之罪，林副不是第一次犯了。早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１９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２０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为何那时不但不犯法，毛还龙颜大悦，不但把那讲话印发全党，而且还在此后将林提拔为我党唯一的副主席？可见完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至于“林彪想作国家主席”这条更搞笑。国家主席乃是个礼仪职务，在中国那种枪杆子才是唯一实权的流氓国家，什么意思都没有，只会引起毛的疑心病发作。
正如李志绥大夫指出的，刘少奇之所以引起毛的嫉恨，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出了两个主席：毛主席和刘主席，俨然成了个两主席分庭抗礼的局面，这让毛非常不痛快（28）。这就是后来毛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根本原因：他自己不想做那个累死人而毫无实质意义的官，又不愿意别人去做，再度弄出两主席分庭抗礼。
林彪那么聪明，他会看不出这点来？所以，据李文普说，林曾建议“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3），我觉得非常可信。林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毫无外交才能，天性羞涩，见了生人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根据师哲回忆，在斯大林招待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斯大林向林彪祝酒，他竟然誓死不饮。斯大林讨了没趣，讪讪地说“我这酒里没有放毒”，他仍然无动于衷，弄得宾主非常扫兴（46）。他更因为恐水症不兴洗澡，不注重衣饰。这种人，你就是用枪逼着他去担任那种礼仪性职务，他也绝不会干。
其实庐山会议，林无非是想把张春桥搞下来，所以拿那天才论作借口。这当然是突然袭击，但在文革中司空见惯。张春桥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搞他也不是什么大事。林唯一的错误是没有准确揣摩圣意，不知道自己早就引起了毛的忌讳，绝不能再去火上加油，只能深自韬晦。
文革乃是毛毁党造党，彻底搞掉刘邓的权力基础的政治权力再分配。在这过程中，林彪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势力空前崛起，其实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在全国党政组织瘫痪后，为了控制危局，毛不得不实行全国军管，连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都是军人作主任，使得中国一度成了军人统治的国家，而这些军人只能基本上是林彪派系的人，因为在１９６７年所谓“二月逆流”中，四总四帅大闹怀仁堂，毛整肃了老帅们，当然不能再用这些人的袍泽，遑论贺龙那种惨死者的部下。
毛当时的权宜措施，为林提供了积极利用的空间，这样一来便造成林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于是党的九大便成了军队代表最多的一次党代会。九大选出的名政治局委员，林彪派系的人竟然占了１２名之多。毛本人早就察觉了这一点。据李大夫的回忆，早在九大之前毛就对身边全是军人而极不自在。
在这种情况下，毛感到林彪对他构成了远比刘少奇更实在﹑更可怕的潜在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还不知韬晦，竟然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下达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因为叶群插手，该件在次日才送给毛审批，令毛极度不快，把那文件烧毁了。这暴露了作为政治家，林彪根本不如周恩来那么精明，再加上叶群作他的办公室主任，于是便使林犯了毛之大忌讳尚不自知。所以，用马列行话来说，庐山会议其实是“必然的偶然”，哪怕林彪没作那闯了大祸的讲话，迟早要被毛抓住别的借口搞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林彪案件当然是冤案，所谓“冤枉”，无非也就是说他是毛的疑心病的受害人。但如同先驱刘少奇一样，林并不值得同情。唯一的区别是，毛搞倒刘后，自己并未受伤，而林彪事件则弄了个毛林两败俱伤。其实是双方自作自受，谁也怨不得谁。
在我看来，林彪是我党少有的敏感的聪明人，早在大饥荒时代便看出了毛刘之间的裂隙，深谋远虑地进行了一系列运作，换取毛的欢心。此乃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在旧作《真话的力量》中，我列举了这一系列事实：
“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林彪远在1960年主持军委工作时就成了造神运动的总设计师。在七千人大会上，别人都忙着检查党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有他是唯一歌颂伟大领袖的人，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没听毛的话的结果。等他讲完了话，毛带头起立鼓掌。不是深谋远虑的野心家，决不会在毛的威信处于最低潮时去作那些反常的铺垫。王若水先生说：‘有一个人把毛的心事摸得很清楚，那就是林彪’，确实如此。因为毛的胡作非为导致大饥荒，他最担心的就是像斯大林一样，在死后被人清算。林彪看穿了这一点，对症下药，师刘少奇在七大前捧毛打‘国际派’的故智，毅然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出来反潮流，捧毛打刘邓。
比起少奇同志来，林彪元帅的创造性简直是无穷无尽。他发明了‘小红书’，写了《再版前言》，说毛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崭新阶段’。无论在公开还是内部讲话里，林吹捧毛的话之肉麻，堪称空前绝后。许多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例如：‘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谁要是敢在毛主席身后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那就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坏蛋，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解放军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成最重要的一条，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高得多。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等等。比起来，连‘四个伟大’（导师﹑领袖﹑统帅﹑舵手）都只是小菜一碟。
林不仅是拍马冠军，而且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思想。他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提出了以亚﹑非﹑拉的‘世界农村’包围西方国家的‘世界城市’的国际战略，以后又发展出‘把世界当成一个国，中国当成一个省’，去‘争取一省到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理论。不是造诣高深的铁杆毛主义者，绝对提不出这种有创造构想﹑有生动的个人特色的说法来。
林更在文革前就以‘突出政治’治军，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的口号，发明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多种花样，让伟大领袖赞曰：‘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他治下的共军是率先冲上极左轨道的全国学习对象。就是他主导的造神运动和极左政策为文革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和气氛烘托，使全国人民脑袋热度越来越高，为文革那个大脓包的溃破作足了铺垫。
文革爆发前夕，如果没有他的枪杆子和毛的联盟，光靠几个文痞，老毛决不敢一意孤行，去一网打尽几乎所有的元老。文革中，林不但提拔了所有袍泽，而且直接整倒罗瑞卿﹑整死竞争对手贺龙（毛颇喜欢罗﹑贺，两人完全是林整垮的，所以林一死此二人最先平反）﹑斗垮‘二月逆流’的老将和‘杨﹑余﹑傅集团’。林给毛这只虎插上了双翼，可以说文革有一半是为他搞的。毛对他倚重究竟有多大，连从他的出逃把毛气病这事中都可以看出来。林死后不久毛就开始大幅度修改国策，请老干部复出，以此安抚他们。科研中确定因果关系的一个常用手段，是把要研究的那个因素除去后，再看其效应。同理，对比党的十大和九大时的政局，足可看出副统帅对中国的极左事业究竟做出了多大的个人贡献。如果毛林不翻脸，可以断言，老邓绝无复出可能，今天的中国也绝对不会是这个光明样子。”
这些话是否历史事实，过来人都可以为我作证。这儿唯一可以争辩的只是，到底林这么作是出于消极自保心理，还是为野心驱使的积极进取。但上面已经说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动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效果，而这客观效果就是，无论林的动机如何，没有他的鼎立支持，毛就绝对无法发动文革。
更何况林彪是否有野心，不是为他翻案的人可以说了算的。那些人引用吴法宪回忆录，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是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怂恿的结果。但此前就连吴法宪都看出了毛“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林在这关键时刻公开挺毛反刘，一口气“讲了总有两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劲”。连吴法宪自己都承认：“林彪和毛泽东的两个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对林彪的讲话，大家都表示了赞同和拥护，这样一来就把刘少奇搞的第一个报告，完全给推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把两位主席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后，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发展，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47）。连吴法宪那个草包司令都能看出这大趋势，难道林彪本人事前对其讲话的客观效果竟会一无所知？既然知道还要那么干，翻案者们还有什么理由为他的主观动机辩护？
有的翻案文章作得更奇妙，居然说林彪身体状况极糟，因而不可能有野心。这些人忘了，林彪虽然是个病夫，但其病态的权力欲并不亚于毛泽东。他整肃引起他疑心的人手段之狠毒，也丝毫不亚于毛泽东。罗瑞卿和杨成武原来都是他的心腹爱将，只因为觉得他们对他不够尊重，便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连吴法宪都看出来：“建国以来有好几个总长倒台了，如黄克诚、罗瑞卿和杨成武，甚至包括粟裕”（48）。总长这职位的风险系数并不亚于毛的名义接班人，乃是因为总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有架空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天然嫌疑。如果说粟裕黄克诚的账算不到林彪头上去，那谁也不能否认罗、杨倒台是因为引起林彪猜忌吧？他这么狠毒地除去自己亲手提拔的死党，和毛泽东除去刘少奇又有何差别？
更别说他老部下陈光的悲惨遭遇了。陈在红四军时就是林的部下，后来在林去苏联养伤后担任八路军１１５师代师长，在内战中担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只是因为他在１９４５年林彪向他索要电台时稍表为难，就此被林彪挟嫌记恨，骂他“霸占电台”。在苏军撤出东北后，陈光违反林彪命令果断攻下了长春，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引起林彪嫉恨，在东北“解放”后便公开点名批评陈“居功自傲”。再加上叶剑英的坑害，陈光终于于1950年以“霸占电台、不按总部部署部队”等罪名被开除党籍，非法关押4年后，因关押所在失火而被活活烧死。从此，这个长期担任共军重要职务、曾被中央党校称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材之一”的历史人物就从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直到1987年才被平反，以致一般人甚至某些学历史的人都从未听说过他，其下场似乎比被毛整肃的人还惨。
所以，过去党宣传说林彪是毛最好的学生，我看并不过分。正因为林彪成了毛毁党造党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毛才破天荒第一次在我党历史上公开建立皇储制度，在８届１１中全会首创只设一个副主席，使得副主席和正主席一道，获得了与其它党内大员划然而别的特殊地位。此后，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的媒体在掀起毛个人崇拜狂潮的同时，也开足马力为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这结果是同时造出了毛林一正一副两个神。党的８届１２中全会决议正式公布了林彪是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党的９大则正式把这条写入党章。这一切都是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正因为毛和林是同一造神运动的产物，所以两人便成了休戚与共的连体胎，一旦剥离，双方都要血流如注。这“造双神运动”彻底剥夺了林公开反毛的道义基础，同时也为毛搞掉林制造了极大的理论难题。在此之后，哪怕是小舰队成功暗杀了伟大领袖，林也没有可能公开反对毛或是严重偏离毛的革命路线。而毛要搞掉林，势必就要否定他自己引为得意的文革，至少是他在文革发生后的许多言行。
这就是后来批林批孔为何要从原来的批“极左”改成批“极右”的根本原因。林彪的言论完全符合毛思想，要当成极左批，势必否定文革和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所以只好莫名其妙地把林彪和孔子拉在一起，栽给他个“复辟资本主义”的莫须有罪名。在整个运动中，我党从来没本事像批刘少奇那样，批判林副的公开言论，只好拿什么“克己复礼”﹑“天马行空”之类据说是林的私下言论作文章，可见其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这就是毛的个人悲剧，他其实陷入了一个不可解的悖论：一方面，为了打倒实力雄厚的党官僚集团，实践他的乌托邦理想，他不能不以非常手段，把忠于毛思想的林彪提到副神位置。在打倒各级党官僚之后，他不能不使用林的班底或至少默许林彪以其派系去填补权力真空，但在这么做了之后，他就必然要陷入林的势力急剧膨胀带来的恐慌之中。出于权力斗争需要，他必须搞掉林彪，但出于意识形态需要，他又不能搞掉林彪。最后前者压倒了后者，林彪事件于焉发生，最后是使双方都遭受难以承受﹑无法恢复的意识形态重创。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林彪事件反映了毛理想主义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毛林之争乃是毫无意识形态因素的权力斗争，只有成败，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毛林两败俱伤，乃是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好事。如果林彪不垮，以他法定权威和雄厚实力，必能顺利接班，而今日中国最好的前途也就是苏式社会主义。天幸毛林决裂了，这才不但给了脑筋比较正常的老干部复出的机会，更导致了整整一代人的觉醒，也才会有今日中国的相对光明模样。
许多人因为钦佩林彪的军事才能，转而崇拜这位天才统帅，我不觉得这种崇拜对非共产党人来说有什么道理可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政治上反动的作品，艺术上越成功，危害也就越大。”林彪投身的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巨大灾难的反动事业，他的军事才能越高，作的孽也就越大。共产党人当然可以歌颂之，但我看不出非共同志有什么理由去跟着唱赞歌。
不过，从单纯的做人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林彪一生闪现了两个亮点，第一个就是在５８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时，伟大领袖把会理会议的旧账抛出来，说林彪建议彭取代毛出来指挥乃是彭搞的阴谋，当此之际，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却实话实说，说那是他自己的主张，彭事前并不知情。第二个就是他在引起毛的猜忌之后，竟然强项到底，拒绝向毛屈服，最后还奋起逃命。
这最后一个亮点，当真是当时沉沉黑夜中的耀眼闪电。“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副的英勇逃命壮举，格外衬托出了心甘情愿低眉顺眼听任老毛强奸蹂躏的懦夫之党与懦夫之邦的无耻。
当然，林副这么做，有如说是出自强悍的天性，似乎莫如说是出自其绝顶聪明。和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等先驱不同，他从一开头就没有侥幸心理，深知沉痛悔罪并不能换来毛的开恩饶恕，唯一的作用只是成全毛的征服感与成就感，纸写的检查挡不住那终将劈下来的利斧，“等死，死逃可乎？”
即令林副的行为动机真是这样，那也不能抹煞这一亮点的光辉，相反，那更说明了他老人家乃是智勇双全之辈。这一生有了两个难得的亮点，虽然仍然不能免去他作为政治家的大罪，但却足以让他成为一个比较出色的人了。
2006年1月19日－24日初稿2006年3月24日二稿2008年5月10日改定
修改说明
2006年初，我写了本文第一稿，逐日贴在《海纳百川•罕见奇谈》上。该文的写作动机不仅是就此重大事件提出自己的诠释，更是想以实例演示如何在史学考证里使用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阐明的西式推理破案原则，从已知事实出发，通过逐一排除不可能事件推出未知事实，最后导出案情真相。两个月后，我应朋友之命，对第一稿略作修改，请他转给一位前辈高人过目。此后，我陆续看到《吴法宪回忆录》与舒云等人的调查材料，觉得必须加入有关材料，但一直到最近才有时间根据这些新信息修改全文。
这次修改主要是改写了第九节，着重介绍了过去没有看到的当事人证言，并揭示了其中的诸多破绽。令我欣慰的是，尽管本文初稿是在看到这些新材料之前写出来的，但基本立论（包括 “林副起飞不久后便逃出了雷达监控”的推测在内）并不因为新披露的信息而动摇，说明本文通过严谨的推理论证导出的结论经得住考验。如果本文演示的通过逻辑辨伪推知事情真相的研究方法能给国产史学工作者们带来某些启发，那将是我能获得的最大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