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九一三”（优秀飞行员康庭梓口述）（上）

 口述 康庭梓 主笔 李菁
    
     内容提要
    
     1971年初秋，32岁的优秀飞行员康庭梓照例执行了一次让他感到很光荣的专机任务，却没有想到，这一次任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那架256号三叉戟及机上9个人，一直被笼罩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而被遗留下来的5名机组人员的命运，却长期被遮蔽。他们身不由己被抛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体味了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
    
    1、 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
    
     我后来无数次回忆起39年前那个改变命运的事件，曾反复咀嚼事件发生前的每一个细节，仍然找不出一场举世震惊的事件要发生的任何预兆。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的家探望家人，那时我第二个孩子刚2岁多一点。我们飞行员平时都住在机场宿舍，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我一般从西郊机场骑自行车回到和平门的家，星期日晚饭前再赶回来。那时年轻，骑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吃力。但是一天前，我们专机师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周末不回家了，我爱人早就习惯了我的工作方式，从来不问我的去向。
     那一天很平静，我记得太阳很好，我把毛巾被洗了，拉了会儿二胡，又学了会儿外语。飞行的专业词汇我基本上能看懂，三叉戟的飞行手册就是我翻译出来的。
     18点钟开饭，因为是周日，我们不需要像平时一样排队吃饭。我记得很清楚，晚饭吃的是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我把蒸饺一推，赶紧往宿舍跑。
     路上，我远远地看到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说话，然后李平拔腿往机场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说了声：“中队长，潘副政委说要把油料加到16吨！”我一愣，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
     不过也没来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个航行包，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然后把脚上的凉鞋换成皮鞋——因为要踩刹车，所以飞行员飞行时必须穿皮鞋；天气有点凉，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裤。
     当我到达团值班室时，领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经到了，他的家就在机场，也是被一个电话从家里揪出来的。等了一会儿，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了个小资料包。“你们上值班室要车吧！”他就交代了这一句，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
     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李平说：“潘副政委，就加了15吨油，油车加完了，没油了。”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也没有要求再来一辆车继续加。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这架三叉戟被改装后，分为三个舱：第一舱里，左边是张床，右边是一个沙发，算是首长的包厢，外边用一个隔扇隔开。中部是第二个舱，摆着茶几和沙发，也就是办公的地方。再往后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随行工作人员大多坐在这里。
     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之后，汽车突然一加油门，从飞机左翅膀下急驶而出，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心想，开得这么快撞了飞机怎么办。
     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车来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人，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后来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

2、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
     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这是256号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飞比较长的航线，或者领导当机长的时候，一般会配第二副驾驶，以便可以随时提供帮助。但驾驶舱里没有第二副驾驶的位置，所以飞机起飞后，我就坐在包厢的沙发上。我无意间往后舱扫了一眼，正好看见林立果和刘沛丰隔着茶几在交谈。林立果见了我之后不再说话。事后想起来，他的表情异常沉重。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在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我在后面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里加润滑油。这时，我看见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到17吨。”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当时我满脑子想的是把“林副统帅”拉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哪用得着17吨油？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他这么一说我也没吭声。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加油进去。但是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和我们自己带的压力接头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其实如果强行加，也能加进去，就是和其他飞机一样，站在机翼上，打开盖儿，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样速度比较慢。潘景寅没坚持，我们也没再加，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
     其实就在5天前，也就是9月7日，我自己刚刚飞了一次山海关。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因为她以前在我们部队蹲过点。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那一次飞的是三叉戟252号，也不是后来出事的256号。
     9月12日的256机组一共9个人：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是我，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和服务员小魏。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我没想到，这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3、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时拉过几次江青
    
     我是河南巩义人，1959年8月，我读高中三年级，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考试，那一年我20岁，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还在地里干活儿。当时全市的高中应届生被挑中了3个，由于身体、技术等原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飞了出来。正式入伍后，我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当时叫第六航空学校，从初级教练机苏制雅克-18飞机开始，学习驾驶歼击机。
     1964年，4年的航校学习生涯结束，学员基本上被淘汰了一半，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被分到了空军第34师，也就是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是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当时就是专机师的苏制里-2飞机担任的。
     当年能被挑进专机师的，当然都是“根红苗正”，我在学员班任班长，很快就被选拔出来学习飞相对先进的苏制“伊尔-14”。经过一段集中训练后，除了给老飞行员做副驾驶执行任务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担任机长单独执行任务。在我刚刚完成夜间的飞行训练科目不久，我又被调到专机师的第100团。100团是专机师主力团，重要任务都是由100团来执行的，比如毛泽东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我们用苏制的“里-2”专机送的。100团的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18，这是当时最好、最大的专机。当时周总理出访一般都用这个机型。因为执行中央领导一级的任务，在部队里多少有些优越感，感觉像“御林军”一样。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当时负责去巴基斯坦交涉买飞机之事的，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回来后，也由他牵头组建了三叉戟中队，他的副手是陈联炳。那时我已是伊尔-18的中队长，就成了我们班唯一被挑出来训练飞三叉戟的人选。我们组成一个三叉戟空勤中队，我任中队长。我们一起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
     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伊尔-18要好，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但在当时，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而且位于飞机尾部，不但飞得快，噪音又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为第一批乘客。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江青。江青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落地。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样要停在跑道上。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冻得直跺脚。但江青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
     江青每次出行，要带炊事员、医生、卫士、护士等一大堆人，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有一次飞行结束后，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在飞行上她看见江青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江青的服务员说：“咖啡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所以只能这样。”还有一次江青想从广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但江青坚持一定要去，最终惊动了周总理，总理不同意飞。江青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
     最后一架，也就是第4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给我国的。是我带领机组和机务人员去广州负责交接。

4、我以为9月12日派256号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统帅”回京参加国庆
    
     4架三叉戟飞机就全部到齐了，它们的号码分别是250、252、254和 256。其中 250和252号算是一般的专机，254号是江青经常乘坐的专机，256是这4架飞机中设备与客舱改装比较好的一架。
     三叉戟来之前，林彪冬季和夏季都来往于北京—扬州、北京—北戴河—山海关之间，坐的都是英国的“子爵号”，专机师有两架“子爵号”。从1967年以后，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决定不让他坐飞机，因此，“林副统帅”的任务在专机的级别中就是最高的。所以，虽然没人明说，但大家都知道，“林副统帅”肯定是这个专机的第一人选。
     每逢10月1日国庆盛典，林彪是必须参加的，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1971年9月12日派256号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统帅”回京参加国庆的。此前，我从来没有拉过林彪，但我做梦也不会预料到，这竟然是一次走向死亡的飞行……
     山海关机场原是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撤走，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场站工作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基本上是同海军方面打交道。因为是重要专机，当晚海军特别安排排以上干部担任飞机警卫。不仅如此，山海关场站还特意在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分机电话。
     9月12日晚上，到达山海关机场后，一切都顺利。我们在整理飞机的时候，那两个年轻女兵突然又回到飞机上，各自拿了军用挎包下去。晚上9点多，我们机组一起到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也在食堂吃饭。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刚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我们分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那两个女孩子显得比较沉默。
     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房间是我分的：最东边第一间是我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他本来应该在北京工作，后来只要林彪在北戴河，空军就专门派他在山海关负责调度；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我分给了3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第五间是陈联炳和陈松鹤。过了一会儿，潘景寅来了，我们机组9个人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按惯例，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小魏还检讨自己没固定好用具，摔了个茶杯。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我还插嘴问了句：“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看天气？”他说：“这就甭管了，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呢，咱们听他们的。”潘景寅最后交代：“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待命。”
     睡觉的时候接近晚11点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我的窗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9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海彬在门外急呼：“首长到了！快起床！”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打开电灯，李成昌也起来了，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轰——”，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更着急了，没顾上系鞋带，衣扣也没扣好，提个包就往机场跑。

5、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借着招待所外的灯光，我看到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经过林立果的翻译程洪珍房间时，隐约见他站在房门口，两手捂着衣服口袋，呆呆地看着我们往停机坪方向跑。
     当从右前方看到停机坪时，那架256飞机，在白炽灯照耀下更加耀眼。我们4个人还没上，飞机怎么就走了呢？我满脑子都是不解，也顾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机坪跑。
     山海关机场在白炽灯照耀下，如白昼一样。我看到256飞机正在快速移动，准备进入跑道，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这时，海军地面人员也迅速赶来，我们站在一起，不约而同望着飞机，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混乱中，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我确定听到了枪声。人们的喊声、汽车发动机声、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急速跳下车，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知道我是机组人员，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点着正在滑行的飞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也很着急，就一个劲儿问他：“谁在飞机上？”他答非所问，只是不停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你拉我干吗？你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他赶紧上了吉普车，可是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一头，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
     轰鸣声远去，机场突然陷入一片沉寂，站在我身边的领航副主任李成昌，没有忘记他的职业习惯，很习惯抬腕看表：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稍缓过来后，我最急于弄清楚的，是飞机上都是谁。顾不得叫上另外3名的机组人员，我“蹭”一下转身，想找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问个究竟。半路上碰到服务员小魏，手里还拿着两个暖水壶，看见我，她第一句话就问：“飞机怎么起飞了？我的开水还没有打呢！”
     我接过小魏的水壶，我们一同奔向调度室。调度室的门开着。我老远就冲里面喊：“谁在飞机上？”李海彬回答：“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没等老李把话说完，我和小魏扭头朝机场调度室走去。到了那儿一看，8341部队林彪警卫连的人已经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个个荷枪实弹。拿枪的士兵见我们是机组人员也没有阻拦。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里气氛异常紧张。我看见调度员正在用话筒喊“听到请回答”、“快回来”这些话，可是对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机上肯定把与地面的通话系统关闭了。8341的那些人拿着电话呼叫，喊接“北京9局”，电话接通后，我听他们说：“向中央报告，‘老虎’和叶群把首长搞走了！”声音很大，满屋子人都听得特清楚，我们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给绑架了？！
     调度室里有一张罩在玻璃下面的大地图，一名标图员戴着耳机，一边听雷达员传来的信号，一边用红铅笔在玻璃板上划出飞行轨迹图，我们机组剩下的5个人就围在地图旁边，焦急地看着。过了一会儿，标图员的手停下来，他站起来摘掉耳机，很镇静也很职业地说：“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

6、飞机里就剩下12吨半油，能飞到哪儿去
    
     我们从塔楼又回到招待所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房间里。突然，门外冲进一位陆军军官，只见他在房间的中央呈半蹲姿势，手拿着几支“五九式”小手枪，很熟练地从枪膛里退出子弹。这些手枪是从林立果翻译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孩子身上搜出来的，他们3人已经被看管起来。
     原来，程洪珍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皮箱里装着4支五九式手枪，程洪珍可能有点害怕。年龄小的那个女孩子后来亲口告诉我：程洪珍把她俩叫到房间，给每人一支手枪，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咱们听林副部长（注：指林立果）的指挥。”那两个女孩子身上没地方搁枪，就又返回飞机找到了军挎，每人在军挎里背一把手枪。
     在256号起飞之前，程洪珍接到了周宇驰从北京打给他的电话，让他赶快跑。程洪珍问“往哪儿跑”，周宇驰只回答说：“你快跟他们跑！”程洪珍一时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就呆在那儿。其实他是有时间上飞机的。在我们往机场跑的时候，站在宿舍门口的程洪珍，已经将子弹上膛的两只手枪插在腰间。
     一片混乱后，山海关机场渐渐恢复了宁静，8341的人也从机场撤离。可是我们谁也平静不下来，我们5个人不约而同来到机械师们的房间，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有两床被子胡乱叠在一起，另一床铺在那儿，伸手一摸余温尚在。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坐在那儿看表——我们都清楚，飞机里就剩下12吨半油，你能飞哪儿去？顶多能飞两个小时，到时候你不落地也得落地。
     很多信息从各方面汇集过来，我们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细节。那天晚上，潘景寅并没有回他自己的房间睡觉，而是待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程洪珍也没有睡，他们3个在一起聊天。
     9月13日凌晨零点0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随后就通知李海彬给油车加油。在李海彬打电话要加油车的时候，潘景寅走出调度室，先经过程洪珍的门口，再经过我们的房间，直接走到3个机械师的房间，把他们叫起来去机场——我的房间与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我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3位机械师到机场时，油车还没有来，他们开始做飞行前的准备。一会儿，油车来了，一个机械师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时，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零点22分。
     这是林彪的专车，潘景寅随即直奔停机坪。从调度室到停机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在接到电话、把机械师叫醒到登机，中间有十几分钟的空余时间，但潘景寅一直没有把我们其余5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
     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个观点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误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甩下来，而把没用的机械师带走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机械师是飞机的关键人物，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加油也靠机械师。这些飞机起飞前的种种动作没有机械师是完不成的。
     我后来听海军的地面人员说，林彪的红旗车停了以后，第一个下来的是叶群，她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三叉戟是一个软软的梯子，两边用很粗的铁棍固定。一车人陆续下来后，又上拉下推地上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