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口语即北京话是如何发展乃至形成现代北京话的呢?爱新觉罗•瀛生这样描述道:
满人入关之际,大约自顺治至康熙前期,满人仍如以前在关外故土时那样操满语。由于入关到北京,又因与大量汉军旗和包衣,旗鼓人接触密切,所 以从这些人学习汉语。开始时,汉语当然掌握得不正确,说出汉语来,颇似元代白话碑上的所写的元代蒙古人的汉语,用满语语法和句式硬套汉语,因而文理不通。自康熙中后期,由于入关已久,渐渐较为正确地掌握汉语。在康熙皇帝的倡议和指导下,编成《御制清文鉴》,是一部满汉语词典。出版后,李延基按读音整理排列词序,编成《清文汇书》,雍正二年(1724)出版。从《清文鉴》和《清文汇书》中满语词的汉语释义,明显看出当时满人的汉语还不通,很象元代白话碑中的汉语。由此使我们得以窥见清代早期满人的汉语是何面貌。这是清代早期满人的北京话。《清文汇书》的语言是最好的材料,如实反映清代初期满人的汉语水平。到雍正时期出现最早期的满语学习用书《清文启蒙》时,满人已基本上掌握汉语。不过虽然脱离了元代白话碑的汉语境地,但仍有大量满语式汉语,现在读起来极感欠通。再发展下去,就形成《红楼梦》的语言。从《清文鉴》、《清文汇书》释义的汉语到《清文启蒙》会话课本的汉语,说明清代北京话的初步形成过程。由《清文启蒙》到《红楼梦》的语言,说明它的进一步发展而提高。以《儿女英雄传》的语言为代表的清代旗人话,说明北京话自形成到发展成熟。由旗人话就达到现代北京话了。这是一条明显的脉络,一贯相承。( 《北京土话中的满语》,燕山出版社,1993)
根据爱新觉罗•瀛生从满语出发对北京话所作的研究及其所列举的语料,在清人入关直至康熙前期,满人是不谙汉语的,他们操的都是满语,汉语并没有随着他们几十万铁骑的入关而重归故里。到了雍正时期,满人的汉语还类似明朝国语 “八思巴文”,是诘屈聱牙,文理欠通的。写于清末道光年间的《儿女英雄传》,代表的还是清代旗人话,进入咸丰、同治时期,才到达了现代北京话。也就是说现代北京话,大约是在1850年以后才形成的,它距离现在大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爱新觉罗•瀛生与滕绍箴论述的八旗满洲子弟语言变化的年代是大致相符的。
对于北京话来源于满式汉语,近年来虽有不少论著提到,但大多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上的词汇比对,而爱新觉罗•瀛生则不仅根据文献,更借助了满语的音韵和语法,其说服力自当在其他诸家之上。根据他的描述,可知形成于清兵入关后的满族人的北京话,经历了满族式汉语-旗人话-现代北京话的发展。它不仅历史不长,而且是在满族旗人的语言环境中形成的。这样的京音,不仅难以和沉浸已久的中原雅音相提并论,和明代以来的口语官话,也是难以抗衡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照在欲以京音画一天下的同时还会将其比作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苏州码子,他的主张在当时引发“士林诟谇”,以为不屑,亦是在所难免。
现在提起北京话的历史和形成,我们总以为如王力所说 “至少是六百年,全国都承认北京的语音是‘正音’”;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也以不容置疑和不容置喙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说:由于北京既是元、明、清历代的政治中心,北京话也就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并随着政治影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当时北京 话被称为“官话”, 实 际上它不是专为官吏阶层使用的官场雅语,而是全民族的共同语。
这种观念的影响之深,几乎使人们到了对此不假思索地盲从的地步。其实北京话作为国语标准音的历史,只能从1928年9月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 “国音字母第二式”即 “新京音”算起,至今不过才八十多年的历史。音韵学家叶宝奎以为: “北京音系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在这之前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从来就不是北京音”(《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这一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北京的历史悠久并不等同于现代北京话的历史悠久。
以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并无不妥,我们知道语言统一首先是要确立一种权威方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为历代首都,其语言无论经历了多少变故都是具有权威性的,其权威性即在其作为皇城的显赫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