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日本的第一年，先在日语学校学了一年日语，第二年进了庆应义塾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在国内不及早稻田大学有名，又有“义塾”两字，听起来好像不要钱似的，谁都能上。其实庆应大学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无人不知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钞票中面额最大的是一万日元，万元日钞上的人头像就是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一个国家钞票上的人头像，是那个国家的象征，所以庆应大学在日本之殊荣，可想而知。
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都是世界名校，孰优孰劣，实在难分轩轾。每年六月有“早庆战”就是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的棒球比赛，这时庆应大学校园里就会早早贴出“打倒早稻田”的大标语，看上去令人心惊肉跳。不过日语里的“打倒”没汉语意思那么严重，也就是“打赢”、“推翻”（推翻早稻田棒球的霸主地位）的意思。庆应大学如果赢了，隔天全校就会自动放假一天庆祝。所以不关心赛事，就有可能不知道停课信息而白跑到学校去上课。
日本人有上庆应大学，须从胎教开始的说法，先是庆应幼儿园，然后是庆应小学、庆应中学、庆应高中这样一路上来。庆应大学学费并不高，但在进来之前，却要撒下一大笔钱。我进的是庆应大学文学院的博士课程，日本政府每年减免学费的30%，所以学费低到连我这样靠打工养活自己的人都没去申请奖学金。
庆应大学颇多名门子弟，所以有“庆应公子”（keio boy）之称，那时校门口常有一些外地或外校来的姝女，等着跟“庆应公子”相识，《诗》云“其出东门，有女如云”，也不过如此之盛况吧。庆应大学校舍颇为老旧，但处处散发着一种醇厚清芬、自由舒展的学术气氛。教员们风格、路数、观点不一，上课的方式也不一样。教员们上课一般不点名，你爱听不听，所以有的学生一学期只来两次，一次是第一节课，认认老师是啥模样，好不好拿捏，还有一次是最后一节考试。不来上课还敢来考试，这也是要有两下子的，并非等闲之辈。那时我们研究室有一位年轻的副教授金文京，据说念书时就经常跷课，而有一次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做演讲时，他却以锐利之辞使吉川幸次郎以为大奇，收为关门弟子。
庆应大学研究生院上课时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读原典（就是原作），一篇原典，每人分摊一段，上课时发表，教授只是总结或点评而已。这种课由于词语艰深，常惹出笑话。记得有一次一位台湾学妹给我讲过，她们读元曲时，某日轮到一位韩国来的博士生做发表，读的是某小姐香汤沐浴，揽镜贴花，斜倚栏杆，伫候某翩翩公子，他老兄或者没睡醒，或者压根儿没准备，随口说“香汤”就是狗肉汤，听者顿时大乐。那哥们现在是韩国的大牌教授、著名学者了，我在韩国或北京见到他时，还会想起那段小姐入狗肉汤沐浴的典故，然后偷笑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