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的居民小区为何问题重重？

     人民大众在市场上辛勤劳作不是为劳作本身，而是为在居住社区里生活，为更美好的生活，为8小时之外的16小时，为5天之外的2天周末，为每年将近1/3时间的节假日，为了养小、送老。居住社区还是社会公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不爱社区共有的家怎么可能爱国家？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曾庄严宣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现代居民社区里的“小事”早就不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要求了。纠纷来自商住混合、房东与房客、违章建筑、物业管理、垃圾处理、噪音扰民、宠物猫狗、占道停车、送小孩上学拼车、老人买菜做饭、陪伴说话以及临终需要医院接纳，等等。但“小事”就是民心，久拖不决会变成“大事”，还会爆炸。

      而今，城乡大量居住社区沦为一盘散沙，公德不彰。没组织可依赖的居民们只好自救，自私自利，互坑互害，彼此占彼此和公共集体的便宜，国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乡村盛行六合彩之类的赌博。大城市里到处是违法、违规现象，诸如商住混合、楼顶违章建筑、楼下圈地和挖地下室、野蛮装修危害居民楼结构、肆意占社区共有财产便宜、拒缴物业费让邻居们为自己承担公电、电梯、清洁、保安、技术设施养护维修等费用。居民、政府、物业管理公司都没有集体共有财产观，满脑子充斥私有财产观念。私有财产观在现代城市生活里早就陈旧过时。现代城市人生活在有电梯的高楼里，大楼在结构和各种管线等基础设施上是社区集体的共有财产，小区内的空地、花园、噪音、垃圾也共有，一损俱损。除地理区位，居民楼的生命、寿命、价格都取决于居民们把几乎均等份的财产集体信托给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而今居民楼公共区域又脏又破，各种共有管线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卫生条件恶化，抗交物业费与物业服务下降成了恶性循环。还有，大城市房子贵，很多劳动者买不起，要租房居住，但租房市场一片混乱。房东没组织，房客没组织，有组织的中介赚钱不择手段，还哄抬房价。房东、房客、中介形成了三角互坑互害关系。

       然而，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城管，眼睛向上，忙着为上级办“大事”、完成“政治任务”，没钱、没空、没人手来社区进行“吃力不讨好”的执法。所有“小事”都推给物业管理公司，出事就向物业公司课种类繁多的罚款，但物业公司并无执法权，连收取十来年没涨过的物业费都难如登天。如此，遍地出现“破窗效应”，一个窗子被打破没人管，很快所有窗子都被打破。居民们郁闷、心怀不满，绝望地想组织起来。组织“业主委员会”是当下大城市业主们的激烈诉求，却因自私分裂基本组织不起来。缺乏行政和执法支持，有了组织也不顶用，业主委员会甚至经常被占邻里便宜和带头违法的霸道居民劫持。包括宗教势力在内的国内外各种势力看到我国居住社区陷入自组织的真空，纷纷前来渗透，混乱的居民社区里无不点缀着教会和NGO租赁的房屋。混乱的城乡居民区就是居住在“单位大院”及“高尚社区”难以感受到的“众人之所恶”的低处了。

        常见有官员和学者辩称社会失序是因为社会进步导致“利益多元化”，却忘掉西方多元社会的居民社区秩序井然。与西方深厚的社会组织传统截然不同，中国缺少清晰稳定的阶级划分，却有深厚的独立小农传统，居民们自私自利，极难产生健康的基层社会自组织，一盘散沙的脏和乱是常态。在美国，房屋买卖和租房中介完全分开。房屋买卖中介需要通过严格的法律资格考试以获得证书；但租房中介却是由“居委会”规范的、非盈利的志愿服务机构，在固定区域内只可有一家。房东免费在此机构贴出租广告，租房者则在固定期限内以成本价获取信息列表。房东与潜在房客自行谈判，谈成了房东会通知服务机构撤下出租信息。

       科层体系专为办“大事”而生，“小事”只能由扁平组织办，由社区自组织动员群众们自己办。与建国早期不同，社区组织不会涉足居民的“私事”，“私事”当然是居民自己的事。国家办“大事”，社区办“小事”，居民自己办“私事”。“党政系统”办了许多漂亮的“大事”，但解决不了“小事”，百姓与党离心离德怎能不是必然？而今因为“小事”办不好，国家建设的“大事”得不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逐渐不好办了。当我国居民们在互坑互害，大量居民社区的秩序每下愈况，人人不满，社会秩序焉能不紧张？

      而今不少党政官员相信“钱能办到的事都不是事”，于是花钱“维稳”，雇佣大量协警、城管、保安，再加上高科技的摄像头、手机监控、大数据。如此“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人力、财力越来越紧张，百姓税费负担居高不下。当代政治的特征是认同政治，认同组织的政治。基层行政执法机构执行力的前提更是基层社区自己有组织。少数不安分的人最先看清“维稳”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按闹分配”的，小闹得小利，大闹得大利，不闹不得利；但这冷了绝大多数本分百姓的心。心灰意冷的人们正犹豫着是否跟着一起闹。于是“党政系统”又有了向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外包”社会服务的“创新”。有些地方连“党的建设”也“外包”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官做老爷，花钱买平安。无怪乎“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组织基层社会，为人民服务，为自己居住的社区居民服务，所以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尚、光荣。我党有近九千万党员，几乎每十个成年人中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义工”组织，有人、有钱、还领导着政府的行政和执法力量，党却要把组织社会的责任和权力“外包”出去，且不说承担“外包”服务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需要腾挪大比例的经费做行政开支甚至“利润”。

        共产党在每个村庄建立支部，有组织基层社会的出色本领，所以能取代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当然有自己的科层机构，但不能丧失扁平组织这一党的基本性质。丧失了扁平性就没有党、只有科层体系了。扁平的党组织才是党的科层体系有执政权的缘由。“处众人之所恶”的基层党组织，而非庙堂上的领导机构，才是党的最大活力和权力所在。基层党支部不应因上级搞“党建检查”而被迫伪造数年支部活动记录，不应是上级压迫的对象。基层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也是监督上级、督促上级，拒绝腐败的主体，是党生命力的全部基础。

       笔者对党重走“群众路线”，既解决党本身的腐化问题又解决组织基层社会的难题，充满了希冀。在国家的上升期，看到和承认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希望。

       我希望，党员交纳的党费至少一半要拨付给该党员居住的社区，把党费和党员在自己居住社区里的带头作用紧密联系起来。工作社区组织资源过剩，党费应该向居住社区倾斜。用社区党员的党费把社区里居住的退休党员们组织起来，建设社区党支部、党小组，支持社区党支部的活动。在职的党员们多出钱，退休的党员们多出力。党员都有从本职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党，终生是人民义工，循环往复无穷尽。为什么当党员高尚、光荣？因为党员出钱、出力，服务于自己社区居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九千万党员在每个居民区里以身作则，组织居民办“小事”，我国数以百万计的社区就都会井然有序，十四亿人民就安居乐业。如此，党员们的共产主义情怀就有了实在的寄托对象。

        我希望，每个居民小区、每栋居民楼都有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居民都亮明身份，带头组织业主委员会、房客委员会、学童家长会、老年康乐会、宠物交流会、家具电器交换会……基层为大，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最重要的组织，能调动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行政执法资源，支持党解决社区居民们的纠纷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从电视广告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群众就会感到踏实有依靠。如此，我党在每个有党员居住的社区里都会享有崇高声望。

        我希望，选拔“党政系统”干部必须以服务基层社区组织两年为必要条件，使党政干部全部来自基层，有组织群众的经验，并因组织群众自治、解决社区“小事”的本领而升迁。把“群众”组织成“人民”的能力是我党最重要的干部资源，也应是组织路线的核心标准。干部们每次升迁需要上党校，但党校应拨出几个月让学员们去最混乱的基层社区组织居民，为居民自治组织排忧解难，让居民们而非党校教员们评估他们回炉学习的成效。入党不是为当官，绝不是为当官做老爷。恢复了与人民的血肉和情感联系，我党才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党以基层百姓自组织的诉求为政治路线和大政方针的起点，方能“不忘初心”。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以基层组织为重，才有中华政治的悠久道统，即“以民为本”、“以孝治天下”。因为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组织起来的人民有无穷尽的伟力，所以中国共产党能推翻“三座大山”。“上善若水”。党抗拒腐化、长期执政的根本在于“处众人之所恶”，组织和领导居民自治。若我党密切联系八千万普通党员，深深扎根于社区居民，以“小事”为“大事”，尊最下层的组织为至高组织，下情必然上达，我国在各宏观领域大政方针的指向就会确定无疑。

      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有共产党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下盘稳固，上盘才有灵活机动的本钱。靠土豪劣绅帮着“抓壮丁”建立的军队，其“战略战术”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