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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57 个评论)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回郭镇公社党委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办好人民公社、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方针政策，学习大寨、昔阳、遵化等先进单位的经验，联系社队工业几起几落、农业生产几上几下的事实，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斗争经验。他们深刻认识到，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发展社队工业，不断提高公社、大队工业产值在三级所有制经济中的比重，是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的。农业实现集体化后迫切要求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形势，也要求人民公社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工业装备农业、支援农业的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芦医庙大队是全公社办工业最早的大队之一，现在每年工业和副业收入二十多万元。他们的工业和副业收入，除用于当年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外，几年中就投资打深井七眼，买大小拖拉机十二部，粮食平均亩产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一倍，达到一千一百五十四斤。西圪垱大队一九六五年还是一个穷队，连三十元的打井工具费都得向生产队摊派。他们从一九六六年起，逐步办起了机修、炸药、机瓦、滤蕊器、磨面等多项工业和副业生产，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向农业投资逐年增多，使农业生产条件迅速改变，去年粮食亩产一千二百五十三斤。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认识到办工业的必要性，就继续坚持发展社队工业和副业，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七三年全社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较一九七二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万元，水利建设进度随之加快，一年就扩大水浇地一万亩。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今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丰收，小麦平均亩产七百三十四斤，比去年增长一百零一斤，秋粮收成从已经收打的部分看，也高于去年。经验证明，社队工业的发展同粮食生产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正确处理工业、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回郭镇公社的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是发展社办工业的根本条件。随着水利化的实现，使用化肥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公社决定办一个化肥厂，消息一传出，群情振奋。为了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工人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用“蚂蚁啃骨头”等土办法，制造了一些设备，总共用了一百四十万元资金，就把一个年产两千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建成了。今年春季又进行了扩建，只用了八十天时间，就使设计能力提高到五千吨，全社化肥自给有余。
公社、大队能够办工业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发展工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劳力、资金、原料和市场。社、队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程度和农业基本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逐步把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到工业方面。目前，公社和大队的工业和副业占用的劳力，占全公社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七。社队工业劳力实行亦工亦农，农闲做工，农忙务农，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多种经营的开展，为办工业开辟了资金来源，仅大白菜一项，全社每年即可为国家提供商品菜三千万斤，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现在，公社办的工厂有化肥、磷肥、水泥、农机修造、铸造、化工、机制砖瓦、电器材料等十多个；大队办的有机械修配、砖瓦、制钉、油封、农产品加工、镀锌等六十四个厂、组，每个大队都可以生产两种以上工业产品。生产队也都有一些副业生产。中、小学校勤工俭学生产的滤油器、砂轮、电池成了畅销货。电管所生产的互感器，早已供应外地。实践证明，公社社员可以依靠集体力量办好工业、办好副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财富。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回郭镇公社党委在领导办工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社队工业办起来后，仍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表现形式是围绕农业转，还是脱离农业干？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搞利润挂帅？斗争的实质是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曾经主张：啥厂利大办啥厂、啥产品多挣钱生产啥产品。也有人在“挣钱为集体，咋干都有理”的错误口号下，搞非法协作，高价出售产品。公社党委坚持向干部和工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使广大职工认识到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会越办越好;离开农业办工业，就会走偏方向。路线是非分明了，他们真正急农业之所急，干农业之所需。一九七三年全社试种水稻二千亩，稻种才落地，公社机械厂就开始研制插秧机，待秧苗长成，插秧机也做好了。稻子还没收，打稻机也做成了。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每一个工厂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从土开始，由小到大。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化工厂，就是由一口大锅熬硝起家的。现在可以制造简易车床、变压器和多种农业机械的公社农机修造厂，开始也只有七个人、一盘红炉、一个手摇石磨和三间庙房。事实说明，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具有自力更生办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巨大积极性和力量。没有技术力量，就派出去学，请进来教，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提高。缺少设备，就以土代洋，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自己装备自己。原料靠就地取材。缺少资金，靠勤俭精神，用“滚雪球”的办法，以厂养厂，边建厂边生产，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并且用老厂带新厂、大厂带小厂、社办厂带队办厂的办法，逐步发展。公社办工业以来，坚持人民公社现阶段“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实行等价交换，从未向大队、生产队平调过一草一木。社办工业的工人来自生产队，由贫下中农推荐。工人在厂劳动，在队记工分配，工厂除发给工人本人一定的生活补助费外，直接和生产队结算工人劳动报酬。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社有经济在三级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公社现有公共积累九百四十万元（固定资产四百九十六万元，流动资金四百四十四万元），占三级公共积累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按全社人口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大队经济力量也比较雄厚。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几年来，社办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几笔大账是引人注目的：（一）从设备上装备农业：为生产队制造变压器、脱粒机、播种机、扬场机、插秧机、打稻机、氨水耧、封墒器、水泵、铲运机、打井机、高压杀虫灯、推土装置等中小型农业机具一千二百多台，小件农具三十多万件，修理各种机械四千多台次。（二）从技术上装备农业：采用厂队挂钩，厂校挂钩和巡回辅导的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了三百九十名农机具手、电工和机修工，还为每个大队配备了一套包括简易车床、小台钻、电焊机在内的修配工具，做到有机器有人，能开会修。（三）从资金上支援农业：文化大革命以来，公社、大队投入农业“四化”资金已达一千一百三十四万元。六年来，公社、大队两级光水利建设投资即达二百三十九万元。大队联办的大型工程和每个大队打的头一眼机井、买的第一部拖拉机、第一部发电机组，都是由公社出的钱。目前，全公社拥有汽车九部，大、小拖拉机一百四十九部，各种动力机械一千七百四十台，共二万三千二百马力。各种牵引农业机械二千八百台，发电机组三十五部，高低压输电线路二百三十九里。自产化肥平均每年每亩施氮肥二百多斤、磷肥一百斤。社员们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农业机械买得起，小型农业机械会造会修理，机械用得起。
- 1 回复 浮平
- 收取全社会全民众劳动成果的计划经济就做这点事还饿死那么多人，吃不饱那么多人也好意思天天数家珍？当时最多只能是 low job rating。
这些属于现在进行时衡量的范畴，不是事后涂脂抹粉的任务。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人民公社三级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社员看到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更加热爱集体，更加热爱国家，更加向往着共产主义未来。亦工亦农队伍的增长，农业“四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员生活的日益提高，给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创造了条件。农村“五匠”参加社队工业生产，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小生产的影响逐步克服。复员军人、回乡知识青年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全社现有工人和农机操作人员四千三百多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五五。他们会种田，会做工，会开机器，会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热爱农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农业和社队工业生产，一代有文化、有技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正在茁壮成长。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在蓬勃发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社队工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回郭镇公社的社队工业显示，它不仅为壮大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而且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临朐县政府官员、恶霸地主和还乡团分子纷纷窜回临朐，疯狂进行报复，全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1993人，其中96人被填到县城文庙井里，造成骇人听闻的文庙惨案。
还乡团对革命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致使我们许多革命党员、干部群众被害牺牲，革命事业蒙受蒙受巨大损失。在拉锯战中，我们的武工队对这些反革命还乡团的骨干分子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和枪决，为牺牲的烈士报了仇。 反革命还乡团残害革命烈士的手段极其残忍，现把家里老人的惨痛回忆，记述在此，我们绝不可忘记了我们的今天和平幸福的环境，是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活埋：还乡团抓捕去的人，并非马上就被活埋，而是先进行酷刑拷打。如我村翻身农民李大江及其母亲、妻、子一家5口被还乡团从家里抓捕，反革命分子把他全家吊打非刑：老虎凳、压杠子、鞭子抽、棍子打，鲜血淋漓，然后又把他们剥下衣服，绑在村头大树上示众，强迫群众在旁边看守着。还乡团保队喊着：“这就叫零受罪！”还乡团保队把十个月的孩子摔死在地上，把一家4口拖去在一个窝子活埋了，埋完后匪徒又在窝子上面蹦跳，叫喊：“斩草除根，永不发芽。”
杜家官庄翻身委员王文锡被还乡团杜乃羊、杜合山抓住，吊打非刑，直到鲜血直流、皮开肉绽才把他活埋。杜乃羊、杜合山把翻身委员王文锡活埋后，又把他妻子张氏和两个孩子捉去，先是一顿毒打后，把她们母子押到学校院子里，逼着群众集合，审问张氏是谁领着搞斗争的？张氏愤怒地回答：“就是我领导斗争的！”凶狠的还乡团拉张氏去活埋，一路遭到匪徒的毒打。还乡团把张氏活埋后，又把两个不满2岁的孩子打的血肉模糊,死去活来。在场的群众苦苦求情，给王文锡留下这两条根吧。然而这些吃人的野兽却嚎叫：“杀绝这些穷小子，要不长大了又要报仇。”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最后又将两个无辜的孩子活埋了，活埋后野兽们又在上面跳了两跳，说什么：“这会断了根了，不用报仇了”。
在大侯家村，这天下午，还乡团又抓到妇救会长嘉昌媳妇，把她五花大绑带到后河崖上拷打。鞭子抽，木棍打，枪托砸，顷刻血肉模糊…‥这帮畜牲把她踢来踢去，痛得她满地乱滚，保队在一边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要翻身吗？让你翻个够‥…”这帮畜牲还用刺刀在她的身上划口子、撒盐、裹上麻布，等血凝固后，再去撕麻布条子——美其名曰：披麻戴孝！
2.枪杀：一是还乡团在追捕乡亲们直接开枪射杀；二是对被抓捕的人先进行拷打凌辱后进行枪杀。如：赵家官庄农救会长徐怀业及其妻子陈氏，被还乡团杜占魁、赵多山抓住，他们用枪探子将徐怀业的两个耳朵打掉，骂着：“再叫你通风报信。”并用枪托子、刺刀将徐怀业及其妻子陈氏打得死去活来。骂到：“快开吧，快当火车头吧。”匪徒们大骂：“死也叫你们夫妻分开”。 还乡团把陈氏枪杀在杜家官庄以南，把徐怀业枪杀在伏家庄后。
3. 扒心：还乡团把抓捕的党员干部毒刑拷打后，用刀一片一片割皮肉，有的把心扒出炒着喝酒，有的把心挂出去示众。如：张家官庄翻身委员张石泉，还乡团先把他吊起来毒刑拷打，再把他压杠子，张石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扒出他的心挂在大槐树上示众，叫喊着只准看不准动。还乡团直接野蛮透顶。
4. 摸血：这是还乡团杀人最多最常用的一种手段。还乡团抓一些村民，采用自家人埋自家人的“摸血”手段，毫无人性地逼迫邻居埋邻居、父亲埋儿子、小叔埋嫂子、亲侄子埋叔婶、民兵埋军属、贫农埋干部。造成了广大农村社会普遍相互猜疑、相互攻击的冤假错案，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中，许多人在历次运动中因参加了埋人而受到牵连遭到了沉重地打击。摸血手段就是以某几个主谋元凶拉扯胁迫他人作案又嫁祸他人的卑鄙伎俩。还乡团作案后逃跑，把杀人的罪名嫁祸于乡亲们，造成了窝里斗的悲惨局面。影响之深，往往牵扯到群众的政治、经济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危害是巨大的。
5. 照天灯：这是还乡团穷凶极恶的另一种杀人手段，令人发指。如：沙窝大队妇女干部宋子仁之妻，被还乡团抓住，先用铁丝绑着两个大拇指头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满身。匪徒们点燃一扎香，烧其肋骨，烧其乳房，最后向她头上泼上火油，点起来，头发被烧的吱吱响，其凄惨场面历史罕见。在场的群众无不伤心落泪。但还乡团却哈哈大笑：“真是一盏好天灯。”就这样妇女干部宋子仁之妻被活活烧死。
6. 凌辱穿阴：这是还乡团摧残妇女的最卑鄙手段。在大屠杀中，还乡团把抓捕的妇救会长、女青年队长、女民兵等，先关起来，进行凌辱，而后割乳房、穿阴道。如：刘家村刘乔氏被还乡团凶手刘灿基等抓捕拖进杜家祠堂凌辱后吊打，又拖到十里堡南侧用枪探子从阴道穿进去，直到把刘乔氏捅死。妇女的惨叫声就是匪徒的最欢乐的时侯。
7.乱刀砍死：这是还乡团发泄个人私恨，零刀杀人的一种典型手段。如杜家官庄翻身农民张宗法，被还乡团杜占太、张家贵抓捕后：“你翻身翻得不错吧？现在就叫你尝尝滋味。”说着被保丁张宗宝从背上一连砍了六镰刀；被张家贵从背上连刺两刀，接着又朝肚子刺进一刀，张宗法当场倒在血泊中。匪首张宗宝疯狂地叫嚣，别叫这小子再活了，他用剥皮刀没头没脸地乱砍一通，张宗法死于刽子手的乱刀之下。
8. 上吊勒死：这是还乡团杀人让人零受罪的又一种酷刑。还乡团把干部群众抓捕，有的吊在屋子的梁上，有的吊在树上，有的吊在栓牲口的石头滑拉上，受尽了刀砍鞭抽，最后吊死。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民国时期不管是政界、工商界还是文艺界都涌现出大批的先富英雄，可谓是乱世出英雄，而很多人的发家先富，都与鸦片有着撇不开的渊源，比如蒋介石剿共的军费很大一部分就是靠鸦片来的；李宗仁白崇禧统一广西和鸦片有很大关系；上海滩的杜月笙和黄金荣等大佬主要靠贩卖鸦片发家先富。教育家严复、名媛陆小曼、末代皇后婉容、著名演员谭鑫培、少帅张学良等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人都有过长期吸食鸦片的经历。相比较走资派篡权后的改革开放中先富的"英雄"们大部分主要靠私分私吞强行霸占人民的公共资产而得, 很少靠毒品先富的。而民国时期的毒品为什么如此盛行呢？甚至比晚清还有严重。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万斤。后来联合国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这就是根据虎门销烟结束后的第一天来定的。鸦片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民国时代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比林则徐在世时犹有过之。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是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暗中贩毒, 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一心反共内战利用贩毒赚钱充作军费来反共, 根本无心无视反毒及毒品在社会民间泛滥成灾害。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特权，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上海是他们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30年之久。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各区，销售总量，共计约100万箱(每箱1000两)。其后，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销售鸦片的主要据点。
沙逊、哈同等洋行销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两种。一种叫“大土”，潮州人称“公班”，每颗重3磅，用烟叶包裹，黄黑色，形状像足球。质地较软，主要供贵族、官僚吸用。民国初年，每两价格高达光洋3—4元。另一种叫“小土”，潮州人称“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的讹音。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故得名)。每颗重1磅，黄黑色，质地较大土坚硬，质量亦稍次。价钱最高时每两2元。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等国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其实这些都是在演戏，为了掩人耳目和宣传的需要。烟馆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巡捕的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等国，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因为毒性大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本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本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国的一些毒贩也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国的毒贩是后来者。它却利用科技优势，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美国的贩毒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国的贩毒者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民国的毒品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其实主要和当时的政治性质有关，长期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很多的军阀都和鸦片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加上当时的生产力比较低下，政府的财政收入本来就非常低，很多军阀和黑恶势力就需要靠贩卖鸦片来养活军队，也就基本上默许甚至是纵容了鸦片、色情等交易。所以民国时期中国毒品泛滥，几乎有不可收拾之势，中国民族深受其害。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无毒品存在，国家明文禁止一切毒品的生产和交易，在短短的几年内，禁绝了毒品，彻底打赢了禁毒战争，最严的年代贩卖超过50克白粉（海洛因）就会掉脑袋，成千上万铤而走险的人被判处死刑，可见新中国的禁毒手段之严。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其中规定：禁绝种烟，禁止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事情，违者从严治罪。凡吸毒者，都要游街示众! 那些吸毒烟具等等，都付之一炬，开店贩毒者也一起游街示众，有的还吃官司。一时间，就烟消云散，不见踪影。现在中国的特色政府改革开放之下毒品漫延势头强劲，正在向青少年方向扩展。许多演员、官员、老板、学生在进行吸毒贩毒，真正是触目惊心。纵观国家腐败的总规律，总是从淫秽、吸毒、贪污等开始。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湘潭铲共义勇总队部证章 藏拙居藏品】这个证章上面有文字"湘潭铲共义勇"，湘潭位于湖南省，看到“湘潭铲共义勇队总队部证章”几个字，还有【湘潭铲共义勇总队部证章细节图】这种铲共义勇队的证章是当时在革命战争年代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成立的一个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机构中成员佩戴的，其手段非常凶残。证章上部有一个国民党的党徽，下面有明确的佩戴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用（1937年）。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蒋介石国民党的铲共义勇队"到处随时随地枪杀共产党员、支持和同情共产党的平民百姓、以及铲共义勇队认为是"共党分子"、铲共义勇队想杀就杀的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在红军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要从事一些救国救民的活动是很难开展的，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国民党成立了铲共义勇队，专门对付共产党员，是极其反动的组织，专门屠杀革命同志。铲共，词义上很容易理解，就是铲除中国共产党；义勇队，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妄想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干革命谈何容易。从这个证章，大家可以窥见一斑。同时，这个证章也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
由于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的妥协退让，坚定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决心。1927年3月底，蒋介石到了上海。在得到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又得到了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势力的配合，以及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用青帮分子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武装的保证后，决定在上海“清党”，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份也相继“清党”，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8日，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粉墨登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并没有从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吸取教训，而是把维持国共合作和推动国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身上。不但对汪精卫集团可能的背叛缺乏足够的警惕，而且千方百计对其加以讨好，比如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棒也收缴了，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汪精卫等人分裂的口实，这正好使汪精卫等人看到共产党的弱点，助长了其反革命气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武汉悍然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一样，在“宁可枉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大搜捕、大屠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不但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各地的土豪劣绅也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致使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遭受重大牺牲。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杨开慧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带着孩子由武昌回到故乡长沙板仓一带开展地下活动。1930年8月，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并悬赏一千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何键密令长沙警备司令部派密探到板仓，伙同乡长范觐溪追捕杨开慧。由于当地群众及时报信掩护，杨开慧多次转移到外婆家，得到五舅向理卿一家及其他亲友的周密关照，才得以脱险。
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刚从一个秘密联络点安排完工作回来，就被特务侦悉。这天半夜，天黑如锅底，如狼似虎的清泰乡下五区铲共义勇队匪徒突然扑向板仓下屋，杨开慧不幸被捕了。杨开慧在被捕的10多天时间里，被敌人转移多个地方。最后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在狱中，清乡司令部5次提审杨开慧，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和与毛泽东秘密联络的通讯地址。
她经受了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杠子压等酷刑。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风吹过！只能吓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狡诈的敌人又把杨开慧请进有新闻记者在场的客厅诱骗说，只要她在报上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时，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上，响起了嘶哑的枪声，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了。当地亲友和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把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埋葬在青松环绕的山坡上。
1930年12月，正在中央苏区部署反“围剿”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得悉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十分悲痛，当即写信给杨家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并寄来30块银元，以杨开慧的3个儿子名义立碑，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1950年11月的一天，湖南省人民政府突然收到一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央急电：湖南省人民政府，着即查明茶陵罗克绍此人是否在？在则从速逮捕。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个亲自起草电令要求逮捕的人。罗克绍是谁？毛泽东为什么要急令逮捕他？这要从罗克绍的身世说起。罗克绍，湖南省茶陵县江口乡人，生于1883年12月，是当地客籍人，又称客家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等县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罗克绍的富有家族成员频频遭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这让他异常愤怒和仇视。为了对付共产党，他先是担任国民党茶陵县“义勇队”总队长，后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担任茶（陵）、酃（县）、宁（冈）3县团防总指挥。一时，罗克绍成了湘赣边界最大的反动武装民防头目。
1928年1月的一天，罗克绍接到当地土豪的密报，说茶陵县尧水区工农兵政府成员正在开会。他迅速召集民防团，连夜赶到尧水镇街上。他们刚走到街口，就被区农民自卫队布置的暗哨发现了。暗哨立即开火，但随即被罗克绍民防团密集的枪弹击中牺牲。枪声惊醒了正在开会的人员。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马上组织队员进行反击，掩护开会人员撤退，然而，由于自卫队人员少，手持的都是土枪，杀伤力有限，除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当场牺牲外，还有18名苏维埃干部惨遭杀害。消息传到井冈山，毛泽东心痛得吃不下饭，电令茶陵苏维埃政府一定要组织反击，狠狠打击反动民防团的嚣张气焰。
杨开慧(1901-1930)，号霞，字云锦，湖南长沙板仓人，杨昌济之女。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她拒绝退出组织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1957年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特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赞其为"骄杨"。杨开慧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何键(1887-1956)，字芸樵。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主席。他仇视农民运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汉口开会密谋策划两湖反共军事政变，指使部下余湘三串通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9日发表反共宣言，为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充当急先锋。
罗克绍，湖南茶陵人。生于1877年，家道富庶。少时常着马褂、持烟斗四处游玩。1927年，其岁50，5月马日事变中，组建茶陵县十八团团防局，有枪二百。1927年12月，毛泽东、袁文才带两连追陈浩部，陈浩欲带团投奔方鼎英。走小路，遭罗克绍袭。时袁文才正面接火，陈伯钧绕河直插，罗克绍退。而毛泽东深恨罗克绍误也。1928年1月，罗克绍任茶陵义勇队队长，袭尧水区工农兵政府，杀尹子斌。4月，擒刘定桂，知新龙庵防御。带200人袭新龙庵，打死苏维埃干部19人。1950年11月夜，毛泽东电湖南政府查罗克绍，时罗克绍73岁，为民办教师。1951年2月，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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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统领各路大军围剿红军长达几十年, 是剿杀共产党和穷人的高级屠手。蒋介石在"会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井岗山红色根据地的国共内战中取胜，占领了中共红军的井岗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
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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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是贪污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军顾问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艾奇逊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行为说明了国民党本性。
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中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但蒋介石得到了大资本家们的支持，开始清党运动，对共产党下手。据统计，仅江浙财团就在412前后给蒋介石提供了超过7000万元的资金支持。那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可不是说说而已。412大屠杀对国民党普通党员被屠了近40万人，共产党员被屠了5万。大批基层国民党被当做共产党被逮捕。还有大量的共产党的支持者们。那些地主资本家乡绅们看哪个国民党党员或民众不爽，就诬告他们是共产党，无需审判直接逮捕，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从此之后，国民党党内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共识：谁为基层老百姓说话，谁就是共产党；谁不贪钱，谁就是共产党。你不贪污或者你反贪，你就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的敌人，他们就会给你扣上共产党的帽子。蒋经国反贪都被人告状说他是共产党作风，要不是他的后台实在硬的没边，早被当做真共产党抓起来了。几人有蒋经国这样的后台背景？
蒋介石国民党官场的真实写照：“缺乏领导能力又无真实信仰，对于下级早已失去领导作用；对县党部负责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拥护其个人，是否自己亲近为标准，不以是否有领导全县之能力与信仰为标准。甚或对于有能力有信仰之县党部书记长加以嫉视，无故撤换。对于转发下级党之经费，多不按时转发，或藉此以谋私利，或供其个人挥霍之需。”贪污是国民政府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见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政府内的贪污腐化现象就十分猖獗，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报告，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部长张嘉、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当时重庆等城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公布出来的大案也不少如“黄金提价泄密案”。“高秉坊案”。“朱羲农案”等。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地处理了少数有关人员，大部分责任者都被层层庇护，逍遥法外。
制度建设欠缺，行政效率低下，各级机关人浮于事是蒋介石国民党腐败的另一表现。蒋一人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中央设计局总裁等多项重要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被破坏。蒋的统治基础、知识背景和性格修养能否达到“开明专制”的要求，仅就其政治能力言，就让人怀疑。基层官吏乘机大肆营私舞弊、欺压乡民。向百姓的需索是无底线的，基层官员苛剥百姓向人民要钱。权势阶层可以凭借权力牟取暴利、挥霍享受、欺压百姓，而普通百姓的权利却难以保障。普通百姓遭受权力机关及权贵、军警欺压、凌辱、讹诈、殴打、杀害的事件时有所闻，人民财产被强行征用、非法没收甚至被权贵占为己有的现象也多有发生。重庆发生特务公然枪杀工人胡世合的恶性案件，引起工人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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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郭镇的主要自然灾害有洪涝和干旱。水灾集中于每年的7~8月，最严重的发生于1982年7月29日~8月3日，造成百年不遇的大灾，5处决口，造成7个村民委员会共计170个村民小组，4898户22910人受灾。15960间房屋倒塌，20300亩庄稼被淹，近万亩岭地秋作物倒伏，大部分水利工程和水利设施被冲毁，镇村企业被迫停产，部分学校不能开学。】
yongbing1993: 回郭镇公社党委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办好人民公社、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方针政策，学习大寨、昔阳、遵化等先进单位的经验，联系社队工业几起几落、农业生
你天天吹牛毛时代的水利工程呢？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 而几千年以来历朝历代地主资本家屠杀打工人是任意的。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要对毛泽东共产党大屠杀呢? 因为毛泽东共产党代表了打工人的利益。当年蒋介石被张杨抓起来时, 毛泽东主张放蒋, 但红军官兵不答应。毛泽东说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杀害了, 要说个人恩怨早就想杀蒋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面前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而蒋介石呢?
《安庆惨案》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在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达安徽省会安庆。其时，安徽军阀利用青红帮头子组织御用的“安徽省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人组织的工会组织筹备处发生对抗。3月23日，蒋介石御用“安徽省总工会”经严密筹备，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大会。会后，他们组织暴徒冲进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处、安庆市总工会筹备处、安徽省农协筹备处等省市机关团体，砸碎门窗，抢劫捣毁用具，打伤多人，暴徒们还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当时在安庆力劝蒋介石派兵保护安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郭沫若，于3月31日写下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当时的郭沫若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政治教官、著名学者。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长，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军队宣传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前的郭沫若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后来号称蒋介石五虎上将的陈诚、刘峙、卫立煌等人还是营连级军官，见了郭主任是要大老远的打敬礼的，排长张灵甫恐怕连给郭主任敬礼的资格都没有。蒋介石也是极力拉拢郭沫若的。蒋介石每次接见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郭沫若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意味着什么，除了傻瓜，都清楚什么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蒋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还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郭沫若却不为所动，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后来得知，一系列大屠杀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真相大白以后，郭沫若决心摆脱蒋介石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不顾个人安危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于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写就的，声讨蒋介石反动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1927年5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作为16开单行本出版，现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1927年3月7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被杀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蒋介石到安徽安庆后，3月23日又发生了暴徒袭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民众团体的事件，打伤了六个人，剥去外衣，拖出来游街，说他们就是共产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这些事件的发生，开始时郭沫若并不知真相，后来得知，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蒋介石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刽子手的面目已彻底暴露。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详尽而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阴谋制造“赣州惨案”、“南浔事件”和“安庆惨案”的血腥罪行，撕下来蒋介石的种种伪装，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这篇文章写在“四·一二”政变以前，响亮提出来“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就郭沫若个人来说，这篇在革命的黑暗时代公开讨伐蒋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更代表了郭“旗帜鲜明”的革命态度。
《赣州惨案》赣州惨案，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制造的惨案之一。1927年初，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其亲信倪弼到江西赣州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打击革命力量，1月26日到会赣州总工会，下令通缉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6日又将陈赞贤枪杀。陈遇害后，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3月18日，南昌各界数万人举行追悼大会，反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1927年4月12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事件。12日下午，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闸北工人作出回应，从蒋中正领导的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于次日展开游行。他们的行为遭到上海当局的镇压。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开始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随后不久，汪精卫的部下就和蒋中正一样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实行大屠杀。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3]，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有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报复苏区人民。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国军在苏区屠杀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又被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是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定义，但在国民党的文件和历史叙事中被称为“清党”。所谓“清党”，是既清除共产党，也清除国民党左派。根据台湾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书中记载名录及次序 附通缉名单：鲍罗廷 陈独秀 谭平山 林祖涵 于树德 吴玉章 杨匏安 恽代英 毛泽东 许郠魂 夏曦 韩麟符 董用威 邓颖超 罗亦农 高语罕 江 浩 刘芬 邓中夏 许白昊 林育南 李汉俊 罗章龙 李硕勋 李囯瑄 李国珍 王基永 易礼容 戴晓云 郭 亮 谭影竹 熊亨瀚 李荣植 李立三 刘少奇 凌炳 罗驭雄 范鸿勂 范鸿勋 张国焘 赵 干 蔡和森 方志敏 彭述之 王景云 李伯云 汪寿华 侯绍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统 张泰来 林 钧 何 洛 张曙时 高尔柏 高尔松 王守谦 林剑臣 朱义权 刘端周 金泽宏 史鹏展 刘荣简 丁晓先 蘇兆徵 陈其瑷 周恩来 彭 湃 罗绮园 冯菊坡 彭汉垣 阮啸仙 谭植棠 杨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华 杨贤江 潘枫涂 门启衷 丁济美 杨之华 余泽宏 熊 耀 潘谷公 徐 琛 萧楚女 漆树芬 高统勋 杨眉山 王贯三 汪志青 徐白民 黄 胤 唐公宪 胡浅因 宋敬卿 黄司葵 赵世炎 刘清扬 夏秀峯 何孟雄 于国祯 江少怀 郭沫若 韩寳华 查人伟 于方舟 查猛济 宋云肜 郑恻尘 黄侠生 刘尔崧 李花白 陆沉 李汨之 王 鲲 许广武 华 翀 王松寿 邱学训 宓维琮 马东林 裘 英 梁子光 陈 东 孙炳文 王平 顾顺章 章郁菴 王根英 徐 伟 王承纬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亚章 龙大道 钱介盟 耿 舟 李春涛 鲍慧僧 黎樾庭 宛希俨 彭泽湘 杨石魂 张馀生 陈 良 孔伟虎 林 铮 赵济猛 张德钟 李侠公 严绍彭 王若飞 谢强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张秋人 刘一清 孙靖华 周邦彩 金家济 林平海 孙道济 庄劲秋 戴国鹏 蘇眉如 何葆桢 陈国咏 王竞天 杨闇公 刘伯承 李筮乘 陈达三 季外方 季达方 陈志益 张国思 刘季良 罗贡华 邓希禹 徐 谦 邓演达 彭泽民 詹大悲 柳亚子章伯钧
被撤销通缉的8人名单：邓懋修 谢 晋 郭寿华 光明甫 陈启修 邓劼刚 江仕祥 梁治文
从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 (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
1927年6月，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恒丰里104号召开的中共秘密会议场所被捕。中共党魁陈独秀的儿子、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关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监狱。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时年29岁，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的死状十分惨烈——被杨虎下令用乱刀砍死。还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借口，下令封闭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大批军警出动搜查和封闭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等团体和机关。在此后的数天中，各革命的工会组织概被查封，工人集会和罢工概被以“反革命”论罪，凡佩戴上海总工会符号的工人随时被拘捕判罪。随即将市政府在场开会的执行委员10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20余人，押乘汽车一并解往龙华司令部。上海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此次政变不久后英勇牺牲。
国民党梧州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共产党员钟云、陈漫远，共青团员李素秋、苏小芬，还有革命群众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国民党当局再次捕捉100多名进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间，国民党当局杀害了钟云、李素秋等45人。据统计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党”行动期间被捕的广西进步青年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在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数以千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捕或监禁，两千多人被杀。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广州共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包括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在内的2000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或者失踪。据说当时广州城内在大街上凡是发现工人学生打扮的，不论分说就地杀死。在蒋介石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三天，作为蒋反共大屠杀核心成员的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展了大屠杀行动，史称“四一五大屠杀”。广东的“清党”大屠杀重点和特点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的名义转发总司令部通令，称共产党为“少数奸徒，意存破坏”，要学生“不可受人挑拨”，对党国大事不可“妄有发言以及越轨行动”。宣布戒严期内，不许开会，令军校各级党部停开党员大会和小组会。“从严审查，如发现校中尚有共产党员，严为剔除。”自此，军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或被杀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个事变，逮捕之共产分子，共400余人。黄埔学生被李济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枪毙的也很多。
- 1 回复 yongbing1993
- 《极左极右都会误国的》这句话是对的。
goofegg: 极左极右都会误国的
但走资派右派分子篡权后强加给毛泽东的一大罪是"极左"。
回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是在同"极左极右"作斗争。
而那些走资派右派分子和小跟班们根本不顾事实。就是反对。
比如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人民公社、文革等都有很文章。但反对者们只看反对者的文章。讲道理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