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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泛滥 恐出新一代红卫兵义和团

京港台:2019-5-17 06:17| 来源:中央社 | 评论( 36 )  | 我来说几句


"爱国主义"泛滥 恐出新一代红卫兵义和团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高勇爬上楼梯走出北京亮马桥站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情绪正高涨起来。这群示威者—大多都是年轻人—并不是在要求自己的政府担负什麽责任,相反地,他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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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愤怒,是天安门事件的遗绪之一;1989年后,共产党藉由民族主义情怀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正当性。此后,在政府当局默许下,中国出现的大型街头示威都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包括2005年的反日本(专题)示威活动。

  这场反日示威活动是高勇参加的第一场游行。有人告知他要等待20分钟,他们在日本大使馆前面稍作停留,先对着使馆大吼大叫一阵,然后再绕回大街另一边,形成一个小型且受到严加控管的怒火迴圈。

  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的生态系统都动员起来,难怪有人会质疑幕后有个最终掌控者。直升机在头顶上嗡嗡作响,每隔15英尺就有一名身穿浅蓝色夏季制服的警察驻守,街道两旁站着数百名社区志工。

  「勿忘国耻」这四个字,正是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后,将其政权正当化的核心伎俩。六四之后,邓小平做下结论,他认为共产党最大的失败是缺乏思想教育。这席话揭开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序幕。

  在邓小平的讲话之后,教科书被重写,改变了观看过去与现在的方式。阶级斗争已经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百年来受外国欺凌与半殖民化的受害者形象,唯有依靠共产党方能从中解脱。

  高勇对过去的看法有着冲突,这显示党把历史的焦点集中在某些特定片段,刻意遗忘其他部分。提到1989年的镇压事件时,他很快地指出,「到现在我也没什麽印象。把自己生活过好了,把钱挣到手就行了。你老往回看,那还有啥意思啊?」

  然而,党的爱国教育策略要能确实执行,就必须回头引用历史,而且必须严加控管引用的方式。历史上某些时期应该要被忘记—尤其是那些由于错误的内部政策造成的创伤,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六四。

  但是,如果痛苦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这类事件的记忆则应该被保留下来,以确保中国公民一直怀着感恩之心,感谢共产党领导人将他们从过去的劫掠中解救出来。

  2012年习近平(专题)登上国家主席宝座后,中国新一届领导委员会的首次亮相就选择参观「复兴之路」,这趟朝圣之旅具有象徵意义。一行7人严肃地站定位拍照,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穿得一身黑,像是在参加丧礼一般。

  同时,习近平发表了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他宣布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的「中国梦」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共产党对政治或社会议题的关注,已经转向到民族主义。

  中国梦的定义暧昧含煳,内涵包罗万象—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军事实力以及打造整体国家复兴—但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民族主义。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被证实是一个分水岭。开幕式的内容是中国4项历史性发明: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以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

  表演者将近1万4000名,其中有近2/3的人来自解放军或者准军事部队,应证了欧威尔的名言:认真举办的体育活动是「一场不开枪的战争」。

  如今,爱国主义的教育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窜改历史书籍和大众娱乐的内容,也改变了国内的旅游业;红色旅游强调革命者为建设今日中国遭受各种苦难,藉此培养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中,对历史一直保持正面的态度,在关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仅用了一张照片和三行文字就描述完毕,关于六四的历史也是用类似隐晦的方式处理。

  但对那些曾经历过党的群众运动的人来说,刻意留白显得相当刺眼。一位游客评论:「展览几乎没有关于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黑暗的血泪史。在建设完复兴之路后,这个国家需要正视自己的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这类评论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的担忧不谋而合。2005年,他到耶鲁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在那裡目睹了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

  他发现对新到的中国学生来说,让他们看见既有历史的其他观点,并不会让这些学生变得更开放;反而会进一步加强他们既有的信仰(电视剧)。

  学生们通常会认为美国教授根本不懂中国历史,甚至认为美国教育在兜售错误资讯,是西方主导的阴谋之一,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崛起。

  这种盲目的民族主义行为的根源为何?丛日云归咎于中国要求教育和思想一致性的考试制度。大学入学考试决定每个高中生的未来,考试制度确保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纯洁性和政治正确性,学生必须坚守所谓的正确答案,才能有未来可言。

  丛日云也担心,藉由灌输仇恨来建构民族认同会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现在我们说西方帝国主义,他们如何侵略我们的,他们有多坏、多野蛮、多不讲理」,他担心这些潜在的讯息,会促进市民阶层对西方本能性地不信任,进而对上层的决策者施压。

  最让他担心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新一代的红卫兵和义和团」。丛日云认为,「首先,他们很无知,满脑子偏见。其次,这种仇恨教育把他们变得暴力。第三,他们仇外,不光是仇视外国人,同样也仇视国内的叛徒」。

  「中国人对国耻的记忆是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学者汪铮认为,网路放大了年轻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声浪,如今已经成为了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之一。

  汪铮指出,「中国政府发现它变成了自己爱国教育运动的受害者。它的选择非常有限。让步变成了弱点,甚至是一种新耻辱,所以强硬是它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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