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那晚，一名人力车夫请求我：告诉全世界！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30年前的1989年春，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悬荡于自由的边缘之际，我于深夜在北京的寓所里接到了一通电话：中国军队正在入侵自己的首都。
学生和工人们此前曾设下路障，让道路无法通行，以此阻挡军队，我于是跳上自行车，奋力循着枪声骑去。我在军队到达前不久赶到了天安门广场，然后便目睹士兵用手中的自动武器朝我身处其中的人群开火。
我当时是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当晚我在北京四处奔走，手里攥着被冷汗浸湿的笔记本，记录着迄今仍深深烙印在我记忆中的恐怖景象。你永远不会忘记，看着这个国家一些最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充满热情与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勇敢地面对机枪，然后瞬间跌倒在血泊中，失去了生命。
那晚之前，数百万中国人曾在全国数百座城市自由游行了七周时间，旨在抨击腐败并寻求更多的民主。雕塑家们创作了一尊高大的“民主女神像”，一个中国版自由女神像。空气里弥漫着希望的气息。
接着士兵来了，他们向人群开枪，甚至没放过在阳台上惊恐观望的百姓。部队还朝挽救伤者的救护车开火。寒冬降临中国，就政治气候而言，寒冬迄今仍未过去。
无可置疑的是，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北京的人均寿命（82岁）如今长于华盛顿（77岁），也令我这样的批评人士感到汗颜。上海10%家境最差的15岁学生数学成绩优于美国10%家境最差的15岁学生。
中国不像昔日的苏联，让人民既贫困又受压迫。相反，中国挽救了生命，以每周一个的速度建设大学，它让大量民众摆脱贫困，其数量之巨，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做到过——但正如1989年一名抗议者所说，要吃饭和要权利同为深刻的人性。
北京那场大屠杀留给我的记忆，不仅有政府的残暴行为，也有最卑微的公民所展现的无与伦比的勇气。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人力车夫，只要枪声停顿片刻，他们就会蹬着自己的三轮车靠近部队，救起伤员，把他们拉到最近的医院。
我特别记得一名体格壮实的人力车夫。他的车上载着两名淌着血的伤者，两腿用力蹬伸，拼命往前骑。看到我后，他向我的方向骑过来，以便我能目睹他的政府的暴行。擦身而过时，他向我发出请求：告诉全世界！
泪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他可能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农民，没受过什么教育，他可能说不出什么是民主——但他正在为民主冒着生命危险。
当天晚上，在往东一些的地方，一个中年公交司机用他的车堵住道路，阻止几卡车的军人袭击学生抗议者。一名军官抽出手枪指着司机的头说：把车开走!
司机掏出车钥匙，用尽全力扔到路边的灌木丛中。
那个血腥的夜晚已经过去了30年。北京已经修复了长安街上的弹痕，修复了坦克在天安门广场上造成的损坏。中国的政治宣传把民主运动和屠杀从历史上抹去，许多中国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曾经屠杀自己的人民。
习近平主席可能会感宽慰。威权主义已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美国总统为一个俄罗斯独裁者、一个疯狂的沙特王子、一个发起肮脏战争的菲律宾统治者、一个匈牙利专制者和其他一些人物辩护。
但是，我们这些亲眼目睹那个北京之春的人相信，自由的浪潮终将不期然地再次滚滚而来。矛盾的是，共产党扶持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一来，让他们永远屈服于愚弄、欺凌和贿赂就更困难了，共产党为自己播下了最终灭亡的种子。
习近平可能觉得他已成功地埋葬了历史、镇压了香港、压制了宗教、扼杀了互联网、囚禁了律师和记者，并将我在三十年前看到的真相通通抹去，但是中国学者常常引用作家鲁迅在更早之前另一场大屠杀后说过的话：“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将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见证自由的到来。天安门广场上会为1989年的英雄们竖起纪念碑，在我心目中，它可能是一位哭泣的三轮车师傅与一个受伤学生的形象。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为时报专栏作家。他曾因对中国及达尔富尔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