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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回忆:赵紫阳和我的交往 痛定思痛 改弦更张

京港台:2019-10-20 05:25| 来源:纽约时报 | 评论( 6 )  | 我来说几句


杜导正回忆:赵紫阳和我的交往 痛定思痛 改弦更张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97年春,赵紫阳和他的老部下们在北京。从左至右:杜星垣、赵紫阳、杜导正。后排:姚锡华(左)、萧洪达。他们参与了《改革历程》的谈话录音工作。

  一转眼,赵紫阳同志百年诞辰了。作为他的老下级、老朋友,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说话纪念他,从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他和我岁数相差不大。我们这辈人,经历得太多了,教训也太多了。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独立思考,要坚持实事求是。纪念他,也是纪念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

  我已经96岁了,写东西有困难,但我可以讲。这篇纪念文章就是我讲出来的。

  广东初识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

  1956年9月,我从马列学院(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从此与紫阳有了较多的接触。

  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专题)”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1975年,紫阳调到四川任第一书记,1977年,我也调回北京新华总社。本来以为天各一方,不成想,我们很快就又在北京见面了。

  80年代的深交

  1978年2月,赵紫阳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北京的机会多了。那时我在新华社任国内部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他每次从四川来京,就要给我电话,到中南海(专题)他的住处去聊聊天。

  紫阳住在中南海一个大房子里,很阔气。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花板和普通的不一样。一般的天花板是平的,但那个天花板是凹进去的,有好几个灯。我跟紫阳说:“咱们还没见过这样的房子。”说明中央那时候已经非常看重他了。

  当时,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信息,国内部每天出20种内部材料,还有特刊等;国内部有专门的内参组,有16个人的编制,是国内部里最大、最强的编辑组。内部材料的量很大,每天都是一大迭,我自己都看不过来。内部材料一般都是直接发出,不需要经过社长穆青的审查,最多只需经过我的阅览。所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非常活跃。当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你写的情况基本属实,不必对是非负责任。因此新华社内部参考在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紫阳很注意了解信息。他和我聊天,也是一种了解信息的方式。

  1978年,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四川也搞包产到户。六十年代紫阳在广东清远县就搞了类似的包产到户,我也去过那里。安徽和四川基本上是同时搞的。四川不比安徽落后,四川也不是参考了安徽后才搞的,因为紫阳早有这个想法了,所以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得很早。但现在的宣传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即在包产到户中,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甚至不提他。事实上四川和安徽是一块起来的。

  那段时间,每次谈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推动包产到户这个话题来的。他说:老杜,我们一辈子的努力目标,不就是让老百姓吃上饭吗?我们干了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呀!老百姓依然饿肚子。现在,可不能给老百姓的积极性泼冷水啊。

  像这样的谈话,推心置腹。他任总理前,我们还有一次谈话。面对着已经动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紫阳很清醒。他跟我说:并不是我们党的领导有多高明,中国改革开放所有好的主意都不是我们出的,好的东西,包括包产到户、真理标准讨论、特区,都是老百姓创造的。我们只是注意收集整理材料、总结经验教训、推广成功经验,共产党的功劳就是这一点。这个观点在他脑袋里是根深蒂固的。他能有这个觉悟,足见他非常优秀。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紫阳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中央要重用他了,他在北京的时间也多了一些。我们这一段时间接触频繁。1980年4月,他就担任了副总理;9月,他就接任华国锋任总理。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又任中央副主席。

  紫阳成为中央领导核心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党内的规矩,我和他只是工作关系,自然就疏远了,我也不再随便跑到他那里。他有事找我的话,要经过书记处。书记处里分管意识形态的是邓力群、胡乔木,后来是胡启立。我要经过他们才能去见他,而他也就不会找我了。但也常见面,都是在正式的会议上。比如在紫光阁召开的国务院各部长会议上。这会议每两三个礼拜开一次,有二三十个部长参加,他每次都坐老位置,我每次都坐在第二或第三排。我们就只是握握手,打打招呼而已。

  看见分歧

  1982年,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虽然仍然坚持宣传改革开放,推动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但在意识形态上,是遵从邓力群和胡乔木的。我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是衷心拥护的,对他也产生了新的迷信,并认为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

  1983年10月,由邓力群和胡乔木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是紧跟的。在中央,这场运动遭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联手抵制,搞了28天匆匆收场。那时,紫阳对我这个老部下是不满意的,这是我和紫阳共同的老朋友萧洪达后来告诉我的。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中央召开了批判他的“生活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开始喧嚣尘上。在这个大背景下,1987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我担任第一任署长。

  政治大背景是左的、保守的、反动的,出版署的成立,当然不是为了实现民主法制,而是为了加紧控制。以前是中宣部独家管理意识形态和宣传,但中宣部是党内系统,发号施令可以,但得有人去执行,这就关乎到政府系统了。出版署成立后,政府就有了一套执行系统,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媒体,控制新闻出版。当时的宣传部长王忍之跟我说:“老杜,咱们两家联合起来,你是政府,我是党委。咱们为了统一起见,我当宣传部长,你当第一副部长,这不是能更好地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那时,一些人认为,我能当署长,是沾了紫阳这位老首长的光。这是大错特错了。我能当这个署长与我跟着邓力群、胡乔木跑有关系,跟紫阳一点关系都没有。实情是,紫阳反对成立这样的机构,只是不好明说罢了。

  出版署刚成立时,紫阳没有找我谈过话,找我谈的是胡启立、胡乔木、邓力群。邓力群和胡乔木的思想一贯很左,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媒体管理方面有一套系统而严厉的理论,因为当时我的政治思想比较左,跟得紧。他们跟我谈话,讲署长的使命和责任,我还接受了他们的思路。

  为了争取出版署的机构设置,我倒找过紫阳。这次私人谈话,我看出他对出版署成立的态度并不积极。我说:新闻出版署本部有260个编制,下面直属的出版社有36个,合起来有13000人。既然要成立新闻出版署,我的权力只能管这36个出版单位,那各个省市怎么办呢?应该也成立新闻出版局。紫阳同意了。

  但是他当总书记后,意见就变了。他主张各省市的出版局不要单设,放在各自的文化厅里就可以了。到后来才不得不同意设省新闻出版局(厅)这个机构,但不同意下面地委一级设置这个机构。这样,出版署在地委这个层面就没了“腿”。我又去找紫阳,要求在地委一级也有“腿”。紫阳说:“老杜,不要搞了吧,到省和市就可以了。”紫阳对新闻出版署的成立,搞这么多“腿”,层层把新闻出版控制起来,内心是不赞成的。我觉察到他不积极,而邓力群和胡乔木就很积极,找我谈过多次话。

  我当了署长不久,就到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报告,内容基本是邓小平和邓力群的讲话,以及对胡耀邦的批评。我讲了两个钟头,觉得讲得很好,但台下的两百多人反应非常冷淡,我感到莫名其妙。讲完了以后,有三四个人陪我吃了顿饭。我说:我传达的都是邓小平、邓力群的讲话和耀邦的错误嘛。他们就不以为然,他们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时,我才深感中央高层内部的分歧。但紫阳并不跟我说。这是党内的规矩,他说了会影响他的老朋友、老下级。他不方便透露,我又不了解,所以就糊里胡涂地作了那个报告。

  跟上紫阳

  1987年紫阳“五一三讲话”后,掌控了全局,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局面给扭转过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他觉得要给我这个老部下打打招呼了。

  7月18日,紫阳要我和姚锡华(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也是他的老部下)去见他。这次算是私人谈话,紫阳也说得很开。他说:改革,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谁改谁好。我们再不改革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人民还会拥护我们吗?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对的!非改不可!改,必须,但改到那儿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有个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在我党。人民盼改革,怕我们改革的政策变,我们改革阻力在掌权的领导干部,他们老怕改革“越规”。

  关于意识形态管理,他说了一大段意见:“我的看法是对自由化思想,要特别考虑知识分子中的中间人士人心的向背。我们党在这类问题上多少年的失误,造成他们一种不正常的心理:你支持我反对,你反对我支持。所以我们的政治形势应宽和、和谐。弦不要绷紧了!越紧,知识分子中间群众愈脱离我们!”

  “这牵涉到报刊、舆论的管理。我们党与国家,只整两类:一,煽动群众不满党不满社会主义的;二,毒害群众,煽动打砸抢和淫秽的。其他的,不以为然,管多了不好。我的意思,国家对出版对舆论的管理思维是:该管死的管死,其他的放开,睁一眼闭一眼!把管死与放开的关系处理好。现在要点是放开!另外,什么叫淫秽?要把它与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

  谈话中,他还说到胡乔木、邓力群、熊复。他说:小平同志也说,胡、邓在党内是读马列书最多的同志,但“左”,跟不上形势。熊复在涿县会议上的讲话很不好。粉碎“四人帮”后,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骨干人物。还提到北京市委的徐惟诚。这个同志在“文革”中很活跃,是姚文元重用的一个笔杆子,这次反自由化,他说了许多话,与“文革”时说的一样。小平同志也说,这几个人左,但老左,阻碍改革。这些人还是要用,但分工要变变。李锡铭要徐惟诚这个市委副书记管意识形态,很不恰当,我已明令让徐惟诚分工管别的,以后管财贸了。

  紫阳转而对我们说:“有人反映你们俩跟邓力群、胡乔木跟得紧了,你们对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比较积极,这不好。有人甚至说你们有点整人。”这是老首长对老部下的严厉批评了。我被猛击一掌后,豁然开朗,开始深切反思过往的历史。此后,不仅跟上了紫阳的思路,也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这次谈话后,我跟紫阳的关系,也恢复到1980年前后的状态。他有时候叫我去谈谈,大多都是老首长和老部下谈话方式。

  1987年10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应新闻出版署的邀请访问中国,并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新长征的书。11月5日,在我的陪同下,紫阳接见了他,就我国当前改革、开放问题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了重要谈话。这次谈话,时间有两个小时。谈话我作了记录,收录在我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那本书里了,这里就不说了。

  安排这次谈话前,我去找了紫阳。他跟我说:“老杜,你看看我们是否可搞一部新闻法,咱们这么个大国没有《新闻法》怎么行啊?你赶快抓一下这件事”。后来,我主持成立新闻立法研究小组,胡绩伟在全国人大也成立了一个新闻法研究小组,算是个半官方组织。《新闻法》书记处讨论了许多次,但对于是否允许私人办报这一条,都没有通过,大家意见都不一致。后来也就胎死腹中了。

  十三大后,紫阳全面开始主持工作。在老人们看来,让他接替胡耀邦,是希望他上来以后,纠正胡耀邦右的思想。但他一上来就干了几件耀邦搞政治民主时想搞而不敢搞的事,而且动作很大。

  第一个动作是,把以邓力群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了。这个机构是邓力群“左”的“大本营”,他靠着这个阵地直接控制所有宣传系统。在紫阳之前,耀邦就想解散它,但受到了阻力。紫阳上台没几个月就解散了。让陈云李先念、王震等非常恼火,认为他比胡耀邦还右;胡耀邦是右,他是右上加右,他安的是什么心?此外,“五一三讲话”,也激怒了一些人。

  第二个动作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意搞政治体制后,他雷厉风行,马上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这样一来,老人们就更恼火了。他的处境很艰难。在1988年的时候,他跟我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我这个总书记是怎么搞的?我才刚刚当了一年多,还没有搞什么事情,这些老人们对我就这么不高兴,这么不喜欢我。后来我想清楚了,这些老人就是希望我上来后能够纠正耀邦的‘错误’,结果我没有修正,反而发展了他的错误。所以他们不高兴,看来我不是这块材料,总书记不好当了。”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紫阳试图扭转“四二六社论”未成,他多方找老朋友谈话,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5月14日,他通知我和萧洪达去他家。当时天安门广场形势异常紧张,他屁股坐不定,电话不断。我的谈话便断断续续。我谈的要点,一是绝对维护邓小平这面旗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狠抓反腐败,高干带头。其余来不及谈,便告辞了。

  1989年5月17日,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他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他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紫阳谈话。第一次,他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紫阳又拒绝了。这样,紫阳就被软禁起来,成了“国家的囚徒”。我和他的联系,也中断了。

  记录历史,留给后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北京政治气氛稍稍好一些。对紫阳监管也相对松弛下来,我才和他恢复了来往。

  当时,我迫切有一个想法,为党为人民、为历史,紫阳应该有写出自己经历的历史,尤其是他在北京十年的经历。紫阳作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几年那种形势下,被告是不能说话的,都是另一方面的声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因此,他作为当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责任、有权利,讲一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去看他两三次后,郑重其事提出建议。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也在场。后来,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姚锡华也和我们一起劝他写。紫阳同意了,说:好吧,那你们写一个提纲,我来回答。

  我让杂志社研究党史的徐庆全草拟了一个提纲,我作了调整和补充,摆出几十个问题,供他参考。紫阳为了准确回忆,曾派秘书去中南海查资料,却被当局拒绝。这对紫阳的内心伤害很大。

  这项工作开始后,我和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频频去看他,听他讲。当时没有录音,由我笔录。我曾做过记者,有笔录的习惯。

  有一次,我去广州见广东前省委书记林若,他也是紫阳的老部下。我跟他咬耳朵说起这件事。林若觉得应该录音,免得记录不准确,被人怀疑真假。林若说,他有一台最好的录音机,让我交给赵紫阳,那天还给了我十盘录音带。那以后,紫阳的谈话就开始录音了。后来杜星垣、姚锡华身体不太好,就不参加了,只剩下我和萧洪达两人继续录音,而后萧洪达身体也不太好了,只剩下我一人坚持著,陪伴他录音。

  但是,由于政治气候的时松时紧,我和紫阳见面也常常中断。有一次,我对他说:“紫阳,反正是你讲,我们也不用陪你了,你就自己对着录音机讲吧。”于是以后都是紫阳自己讲自己录音了。

  紫阳的谈话录音,我前后复制了三套,赵那里一套,姚锡华那里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们都有了录音,讲得很清楚,逻辑很严密,叙述得很有条理。谈话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错的,给人很多启示。一次,我对萧洪达说,根据这些录音,整理成文字,马上就可以出版。当然,那时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后来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整理录音,在这一点上,姚锡华的夫人舒元璋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历程》这本书在2009年紫阳诞辰90周年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015年,是紫阳去世十周年,我在徐庆全和女儿杜星的帮助下,系统整理了我的日记,把与紫阳谈话的内容摘出来,编辑出版了《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

  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再到副总理、总理,一路干上来的。过去他读书不算多,不及胡耀邦。“六四“后有时间了,他开始大量读书,同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

  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记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古今中外从无一个完人。紫阳绝不例外。他的想法和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是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从那以后,每次我想到紫阳,我耳边就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希望这样的日子我能看到。若我真能看到,我一定写封“天堂之书”给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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