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非典后” 中港公共防疫反应迥异(图)

经历“非典后” 中港公共防疫反应迥异(图)

　　中国上月月底爆发的“不明原因肺炎”目前已排除“非典型肺炎”（SARS，简称”非典“，又译“萨斯”或“沙士”）可能，但病因和病源仍在调查中。排除“非典”前，香港(专题)担心卷土重来，港府提升应对级别为严重，每日更新病例情况；而中国武汉只隔离疑似病人，关闭涉事海鲜市场。是香港反应过度，还是中国应对措施做得不够？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周日（1月5日）公布的官方消息显示，武汉共出现不明原因病毒肺炎59例，其中重症7例，暂无死亡案例。已经追踪到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除武汉外，暂未有中国内地其他省市公布“不明原因肺炎”案例。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患者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户。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

　　自“不明肺炎”出现以来，中国武汉共公布三次官方消息，外界关注该肺炎是否会人传人。官方的措词变化为，2019年12月31日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2020年1月3日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2020年1月5日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中国反应

　　2003年，全球多地爆发非典型肺炎，其中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专题)的疫情最严重。当时中国政府被指一度隐瞒疫情，令邻近地区疏于防范，导致疫情扩散。

　　世界各地总计确诊8096病例，744人死亡。其中中国内地死亡349人，香港死亡300人。

　　2003年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称，“敢于及时准确地报道疫情真相，这也许是非典后十年来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最大进步。”

　　2003年后，中国有了应对“不明肺炎”的基本指引。在官方13年前推出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置方案（试行）》中，提出了信息互通、及时发布的原则，要求各级业务机构建立信息交换渠道，并按规定权限，及时公布事件有关信息。但关于信息公布的时限、披露程度等，未作出明确要求。于是在本次“不明肺炎”出现初期，中国民众的反应似乎呈两极化：中国的互联网流传各种版本的病因分析和猜测。8人因散布不实信息，被中国警方依法处理。

　　香港媒体1月3日采访到的从武汉到港的中国内地旅客并未有太多担心，她强调，武汉的气氛不紧张，“这就是一个小事情，只有27人（受感染），没有其他人被传染。”

　　香港应对措施

　　截至1月6日，香港发现16例（其中6宗个案病因不明，其余皆例确诊，至少5例已出院）。“非典”后香港开始检讨和反思，“非典”策略的一大失误在于时任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未能及时把新的疫症纳入《检疫及防疫条例》的附表中，错失条例赋予卫生署署长做出紧急安排的时机。

　　2003年的“非典”，中国被指瞒报疫情，陷香港于被动地位。本次“不明肺炎”初期，港媒促港府化被动为主动。

　　1月3日开始，港府每日公布个案数字，加强出入境口岸疾病检控措施，在机场增设红外线热像仪主要检查武汉抵港航机乘客体温；高铁西九龙站亦加强检查，所有由武汉来港列车加强防控。

　　1月4日港府宣布启动应变计划，将应变级别从“戒备”提升至“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WHO）官网周日（1月5日）的通报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不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

　　香港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戴口罩的行人。香港的一家医院急诊室也向候诊者派发口罩。有部分香港市民将目标瞄向一般口罩之外的带有空气阀的专业医用N95口罩。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许树昌提醒，原本都要注意冬季流感，戴一般外科口罩都足够，“不需要去到N95”：因一般的呼吸道传播都是透过飞沫，外科口罩能阻隔到飞沫，如一般感冒、流感等。

　　许树昌指，N95通常是阻隔由空气传播的病菌，如有活跃肺结核患者，医护要入负气压病房为严重个案巡房时才需要用到。

　　一名香港中文大学的女生此前到过武汉，回港后不适送医，诊断结果显示，她没有肺炎，对腺病毒及已知的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而在确诊前，中大表示已用漂白水清洁该学生的房间、居住楼层及公众地方。中大多名学生、教职员，入校工作人士均戴上口罩预防。

　　外界一直翘首等待中国官方的定论，但正如2003年第一个分析出“非典”病毒的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表示，相信中国当局已经有初步判断，因为病原鉴定中的核酸检测大约2至3天就可以获得结果，但病因溯源需要进行血清学检测和确认，需要2至4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