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施恩和全球领导力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就在多国对口罩、呼吸机等物资的需求直线上升之时，中国已经着手进行大规模对外援助。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在3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对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中国目前已经是医用口罩的主要生产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红利。而且经过抗疫期间的举国动员，医用口罩的产量已经提高了十倍以上。今年3月，中国生产的N95口罩日产能达到195万只。当本国疫情缓和，如何利用这些物资成了当局最新的考虑。
官方强调，许多国家感谢中方“千里驰援，雪中送炭”。不过似乎已经淡忘了，在疫情爆发初期因隐瞒疫情、打压“吹哨人”的行为，令本国国民尤其是湖北居民陷入火坑，也被质疑点燃了病毒在全球蔓延的火种。
多位学者对BBC中文表示，中国这次大规模对外援助和相关的外交举动，不仅仅是为了修补疫情早期失色的“大国形象”，抵消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还是为了跟美国进行战略竞争，争取更长远的全球领导力地位。
香港(专题)岭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泊汇说，这次新冠疫情大爆发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会，“让中国可以通过确切的行动，在重大问题上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如果说得多，做得少，实际效果没有那么大的话，产生的效果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美军传毒论和追责之忧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7日下午，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50万例，散布在约200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的确诊人数赶超中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伊朗的确诊病例均已数以万计。
目前中国已经对8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议援助。主要以援助医疗物资和技术为主。物资包括测试剂、口罩、防护服、额温枪、呼吸机等。
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挑起新冠病毒起源地之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称，病毒可能由美军带到武汉。随之在中美两地掀起轩然大波。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试图以阴谋论的方式转移国内外舆论焦点，扭转因疫情初期掩盖病情而失色的大国形象。
纽约(专题)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制造迷雾弹”的方式“浑水摸鱼”，企图逃脱疫情初期隐瞒病情的责任。
24日，美国有国会议员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对疫情爆发初期的不负责行为负责，并呼吁各国要求赔偿。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海洋法和政策学教授拉斯卡（James Kraska）在国际外交评论网War on Rocks上撰文称，中国没有遵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法案》（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规定的法律义务。该法案31条规定，国家应对其行为造成的物质和道德伤害做出全面赔偿。
夏明认为，“这强烈暗示中国未来会被国际社会追责，加速与中国分裂。估计中国过去40年来经营的外交面临灭顶之灾。”
“施恩式外交”
夏明说，中国在此时大力宣传对外援助，并试图制造接收国感恩的形象，不过是“以贩卖援助的方式外交，做出姿态表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
政治学博士、中国独立学者吴强也认为，中共是以“施恩”的方式进行对外援助。他说，施恩是中共传统的一种统治方式。中共从建政以来就不断塑造救世主和大恩人的形象，包括向亚、非、拉地区派出医疗队，从而加强在当地的领导地位。
他对BBC中文说，同样，“现在的对外援助仍然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影响力，而现在增加影响力是为了抵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的看法。”
追求全球领导地位
除了力图挽回蒙上阴影的“大国形象”，中国政府的援助外交似乎还有更大、更长远的战略考虑。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泊汇认为，中国试图修补形象只是“最低层次的目标”。他说，后来各国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因低估疫情、防疫不利而遭到批评，而中国强有力的措施让它成为世界上最早摆脱疫情的国家，因此“在目前阶段，中国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还通过援助来减轻所谓国际社会的压力。”
习近平(专题)治理下，中国外交不再“韬光养晦”，而是处处强调"大国崛起”。中国不断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越来越的其他国家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中国，产生联手制衡中国的意图。
2005年，中国提出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策略，诉诸为国际秩序做贡献、用本国迅速增长的国力提供公共资源等想法，试图避免陷入被制衡的陷阱。
分析指出，这次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给中国提供了新的平台，让中国可以利用有效控制国内疫情、对外输出援助物资和技术而重新推广自己提出的大国策略。
张泊汇认为，如果中国这次成功掌握话语权，并在行动上也获得被援助国家的认同，“那么将可以管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引领世界的地位。”
应对危机的全球领导者
另外，中美战略竞争也是中国外交考虑的一部分。张泊汇说，“（两国）博弈的一部分在于体系的优越性、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地位。在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大规模援助，可以体现制度优越，并能够在技术上彰显自己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这是每一个大国都非常在意的。”
前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近日在美国期刊《外交政策》上撰文称，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了全球领导者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财富和势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物资供应、有能力和意愿协调全球应对危机三个要素之上。
作者称，华府目前并未展示出这三个方面的举措。而北京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利用美国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空缺，将自己定位成应对疫情的领导者。
坎贝尔和杜如松还对比美国在2014-15年抗击埃博拉疫情期间做出的努力。当时美国召集并领导了一个由数十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来对抗疾病蔓延。而到目前为止，华府并没有采取类似领导工作来应对新冠病毒，甚至缺乏与盟国相互协调。例如，华盛顿在禁止从欧洲旅行之前似乎没有事先通知欧洲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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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之下，中国通过电视会议召集数十个国家和数百名官员，以分享有关大流行的信息以及从中国自身抗击该疾病的经验中吸取的教训。
然而援助能否真正达到中国期待的外交效果，也成为下一个问题。
张泊汇提醒，如果中国的援助真能有效缓解接收地的疫情，令当地民众和政府感受到了帮助，那么确实能够建立一部分积极形象。“如果说得多，做得少，实际效果没有那么大的话，产生的效果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援助外交到底能否助力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