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守住生意的底线？重庆棒棒与瑞幸咖啡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清明假期，看了一部豆瓣史上评分最高9.7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
13集的纪录片，每集半小时，一口气看完，百感交集。
2014到2015年间，一位名叫何苦的接近不惑之年的正团级军官，退伍后回到家乡重庆，办完转业手续后，他将工资卡交给家人，到重庆解放碑亲身做了一年的“棒棒”（注：重庆独特的类似于挑夫的苦力活行业，及其从业者的简称），并用影像方式记录了几位在重庆自力巷53号危房寄宿的“棒棒”的真实日常。
这部纪录片的制作班底只有一个导演加一个摄像，最终以每集2000元卖给爱奇艺，2015年播出后引起轰动，2018年荣获德国法兰克福国际纪录片大奖最佳短纪录片奖。
老黄、老金、老杭、河南、大石、老甘……几位平均年纪五六十岁的农民到重庆做棒棒干苦力一做就是二三十年，如果不是这部纪录片，真的难以想象在重庆最繁华的高楼大厦林立的解放碑还有如此破旧的危房，里面住着这么一群艰难谋生的社会群体。
这些“棒棒”们住在平均每月100元左右房租的极其破旧的危房里，用竹杠干着或许是当今社会性价比最低的工作，平均每单肩挑几十斤走几里路只能赚一二十元辛苦钱，日常吃饭以稀饭面条为主，平均两周吃一次肉食，一个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扣除生活成本只能存下几百元……
令人难受的是，天阴偏逢屋漏雨。65岁的老黄为了帮女儿还房贷，自己得了高血压和脑梗却舍不得去大医院看病，为了省钱，一次老黄回家花了一天时间转6次公交车，就为少花6元钱；68岁的老杭辛辛苦苦攒了1100多元被老乡骗走；59岁的老甘做棒棒的第一个五年，攒了1万块，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个五年，他又攒了两万五千块，正准备盘下一个杂货铺，破门而入的小偷又把钱偷光了；老甘在一家排挡里打工，一天工资40元，因为老板让他刷碗，老甘想要增加五元钱，被老板无情拒绝失业……
棒棒，这是个古老的行业，当然也是一门生意，重庆最多时有几十万棒棒大军，成为一道独特风景。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棒棒大军急剧萎缩，年轻人也因为这个活太辛苦而不愿加入，只剩下一部分实在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的上了年纪的老百姓坚守着这一行当。
这个生意实在太小，纪录片里看到他们背一包至少20斤的米只能赚0.5元，一次背三包赚1.5元。
可生活再艰苦，生意再小，也要守规矩、讲诚信。这才是这部纪录片对我感触最大的部分。
再小的生意也有职业尊严。导演何苦拜老黄为师，何苦和老黄在外面找工作的时候，拖着那根棒棒，老黄说，你要扛起来，拖着你就是要饭的，扛着就是棒棒，我们的棒棒是干活的工具。
人再穷也要讲良心，片中多处细节让人感动落泪。
何苦拜师老黄，他们讲好了第一个月何苦的所有收入都归老黄，但是月满后，老黄拿出那个用自己仅仅认识的几个字记录下来的这个月的账目，执意要把1000元分给何苦一半。何苦不要，老黄坚持给，但老黄算不清一叠由一毛一元钱所积攒的一堆纸钱，只能按最原始的你一张我一张的方式和何苦均分……
有次老黄和雇主走散了。扛着价值数千元的货物，辗转了一天才找到雇主。雇主拿出100元感谢老黄。老黄拿过钱，又从包里找给他70。“说好的工钱是20，但是找了一天，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所以我多收10块。”老黄一板一眼：“当棒棒，要看得起自己。”
大石夫妇在和包工头结算当日工资时，主动退还50元给包工头，理由是他们今天迟到了，不该收全款。
忠厚老实的老杭被老乡骗了1100元“巨款”后又收了一张百元假钞，但找了对方80元零钱。老杭心有不甘，于是给一位女雇主找钱时，趁她打电话，他将假钞掉包，却被当场识破。面对女雇主的数落嘲讽，老杭手足无措，或许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干“昧良心”的事，悲伤、后悔、可怜……各种表情交织在一起，让人隔着屏幕都觉得难受。后来据说老杭最终还是找到了这位女雇主当面道歉认错。
腿患残疾一直不顺的河南在最惨淡时向何苦借了600元，后来因交不起房租离开自力巷53号，何苦也不指望他能还上，没想到后来河南找了一个街头餐饮店打杂工最终归还了这600元。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经过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一边是拼尽力气只求“活着”的底层百姓，一边是身价过亿甚至百亿千亿的新富阶层，中间是抗着大量房贷和生活压力的“中产阶层”。
可惜，瑞幸咖啡的造假，让我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残忍和悲哀。
对瑞幸咖啡的创始团队、投资人、券商、会计师、律师以及多家后来继续鼓吹瑞幸咖啡的券商研究所，我已经无话可说。对瑞幸造假的套路和细节多评论一个字，我都觉得恶心。
我想探讨的是：
为什么像重庆棒棒这类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还能保有中华传统优良的商业道德底线，而这些已经功成名就过上富贵生活的“上层社会精英群体”，还要冒着身败名裂罚款判刑的风险去赚“刀口上舔血”的钱，去收购国内外的“韭菜”？
想来想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今的中国商业文明在“忘本”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这个“本”就是“诚信”。不管在哪个社会层面，只要做生意，无论生意大小，我们都应该有底线，那就是有良心、讲诚信。
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一个优秀群体是“徽商”，作为现代徽商一员，我对家乡曾经涌现的那个叱咤中国商业舞台的杰出商业群体深感敬佩及自豪。
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崛起、称雄中华商界300年，得益于徽商“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注重教育培养出来的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一些客观机缘等等，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
“诚信”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之所在。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当今中国商业文明推崇“快、狠、准”，在疯狂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助推下，中国出现一批创业明星，一批年轻人创业几年就能在获得百亿甚至千亿“估值”或“市值”，这批创业明星成为社会最闪耀的焦点，被媒体追捧，被鲜花包围，被官员簇拥，被亿万人奉为时代偶像。
当一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想着暴富发财时，各条商业跑道上都挤满了车辆，每个行业都在进行残酷的“血拼”，拼的是谁能尽快得到资本的“加油”杀死对手，谁能率先奔向资本市场套现的终点。
在这样的氛围下，跑着跑着，许多创业者就会迷失“初心”，眼里只有“融资”“上市”“暴发”“套现”几个醒目标志牌，在竞赛的途中采用了什么造假违规甚至坑蒙拐骗的手段都不当回事，“成王败寇”是他们藏于心底的激励源泉。
瑞幸咖啡案例显然是各方参与者“忘本”的结果。
忘本的根源是良心的流失，是底线的跌破，是把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名利双收”的紧密挂钩，是“只管生前荣华富贵，哪顾死后洪水滔滔”的扭曲价值观。
这次新冠疫情让全世界疯狂转动的商业车轮终于慢了下来，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有难得的机会冷静下来思考商业的底线和终极意义在哪里，这或许是这次疫情的一个极少有的“正面效应”。
重庆棒棒们的“本”是用诚信与汗水赚每一单微薄的辛苦钱养家糊口，那你的“本”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