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办”雷霆出击 习近平加速部署百年变局

“两办”雷霆出击 习近平加速部署百年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肆虐之际，中国大陆凭借不俗的抗疫成绩，已经实现所有高风险地区清零。然而率先进入“后疫情时期”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不少西方国家质疑中国防疫数据、攻击中国对其它国家的防疫援助是“趁机扩张”，甚至主张向中国索要赔款。特别是近期中国中央政府与治港机构在香港(专题)问题上的一系列做法，让一些西方政客抓住机会，说中国政府在“侵犯香港的自治权”。

　　拿香港问题攻击中国“以疫某局”，只不过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以来秉持“中国威胁论”的惯性，同时也说明它们根本没有看懂中共治港的“夏骆新局”。今年1月、2月，曾任青海、山西两省省委书记的骆惠宁和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夏宝龙，相继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简称“两办”），这一调整打破了过去多年治港人事的惯例，首次让在中国政治体系下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属于典型政治干部的封疆大吏入主治港系统，标志着中共治港思路的重大转变。

　　而近期中联办、港澳办的一系列动作，以及由此在香港本地与国际社会引发的种种争议，正是新一届治港机构遵循“积极一国两制”的思路，以期打开治港新局面的举措。无论是中联办时隔20余年重新设立新闻发言人，还是两办主动发声批评郭荣铿等泛民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运作，以及面对随之而来的合法性的质疑，主动澄清两办在中央治港体系中的定位、厘清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包括港澳办表态“坚决支持”香港警队以涉嫌非法集结罪拘捕黎智英、李柱铭、梁国雄等人，都是对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治港思路纠偏，开始敢于用法律语言“亮剑”。

　　这一系列“硬的更硬”的举措背后，或许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专题)在执政风格上强烈的“进攻型选手”有关——按照一般的思路判断，在疫情尚未彻底结束之前，中国方面应该谨慎处理香港等“敏感问题”——同时更包含着中共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统一战线智慧。

　　“夏骆新局”的出手之有力、用词之严、姿态之高，与此前的治港方式相比确实大相径庭，这既是因应于香港自身“小气候”的安排，更是中共着眼于国际“大气候”的布局。对香港而言，在各种或偶然或必然因素的裹挟下，其已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沿阵地。

　　之所以偶然，是因为香港反修例风波本身是带有偶然性的，回过头来看，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修订《逃犯条例》这个小浪花，会最终成为这样一场海啸；而之所以必然，在于香港背后是中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股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较量，所以不管香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可避免成为前沿阵地。而反修例风波的偶然发生，不过是催化剂，加速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碰撞与对抗。

　　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而且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可是处于夹缝中的香港却没有怎么变，在政治上，习惯于将那个“利维坦式”的“中国”排斥于深圳河以北，而只在观念上模糊地接受回归事实及中央政府的主权地位；在经济上，香港依然奉行着近乎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相信政府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乐此不疲地将“香港连续二十五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当做耀眼的成绩拿来炫耀，却对本是帮助其融入整个中国发展的“大湾区”规划不冷不热（也可能是根本没读懂）。

　　以中国为主场重塑全球化，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期现代化议程，但香港并不真正理解这一议程，更不愿意承认这一议程正在进行中。对“一国”的自然成长的不适应，对“两制”的片面理解，让回归的香港逐渐陷入无穷无尽的幽怨情绪和激烈冲突。

　　但这只会是适应过程中的阵痛，而不可能是常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曾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表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与利益相比，香港自治利益与地方视角必然要经历一个反思与适应的过程，“一定是香港适应国家战略调整及整体利益需要，而绝不可能是相反变化。”

　　此番“夏骆新局”的种种动作一举打破治港机构此前给人留下的“不想、不敢、不会”的印象，正体现了中央政府在大变局视角下对香港问题的新思路，以“斗争的艺术”激活政治领导力与政策创新力，实现两制之间的互动融合及共同发展。

　　事实上，近期中共所展示出的决断与执行力，又岂止单单在香港问题上。在中国内政方面，习近平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视察湖北、浙江、陕西等地，释放出的信号在防疫、复工复产、扶贫脱贫之间层层递进（考察陕西期间还专门去“秦岭别墅案”的事发地，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与此同时，中纪委书记赵乐际2020年首次地方调研的消息也于近期公开。稍早前，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一场脱贫攻坚会上约谈县委书记，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则先后赶赴广东、湖南与新疆，调研脱贫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而更早一些时候，曾在抗疫一线担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副组长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先后召开四次会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活动。

　　对内的恢复经济、扶贫、生态、扫黑等工作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在对外事务上，中国政府同样在加速布局。4月10日，中国海军辽宁舰（001型）航母编队共6艘舰船被发现通过宫古海峡，穿越第一岛链驶向西太平洋。由于新冠肺炎在美国海军内部扩散，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暂时处于无航母可用窘境，使得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成为数十年来在太平洋上唯一可用的航母作战力量。大陆舆论场上随之出现“武统台湾(专题)最佳时机论”，台湾军队更是“如临大敌”，旋即派出驻扎苏澳军港168舰队所属的军舰进行跟踪监视。

　　南海方面，除了4月以来中越发生撞船事件和“辽宁”号的南海训练，4月18日中国政府在海南省三沙市新设立了西沙和南沙两个行政区，强化南海统治的影响力，而后抢先制定南海岛礁与海底实体的命名，象征中国掌握主权。一天之后，中国又宣告制定南海总共25个岛礁、55个“海底地理实体”（即海面底下的地形地物）的正式命名，这是继1983年中国的南海岛礁命名之后，再一次的“主权正名”。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政府在“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并未放慢脚步。尤其是中国本土的疫情已经基本缓和的情况下，中共完全没有让原先制定的各种方案“原地踏步”的谨小慎微，体现出典型的“预期管理”思维。

　　当然，新冠疫情作为全球的“黑天鹅”，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不可能毫无影响，但与一些观察家认为疫情给世界“按下暂停键”的观感不同，实际上，新冠疫情是一剂“刺激剂”而非“缓和剂”，它将旧有国际秩序、地缘政治中已经发生重大问题但是尚未爆发的矛盾完全暴露出来，如全球化争议、产业链转移、中美矛盾、欧盟内部问题等等，也包括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而中共内部多年来形成的“按既定方针办事”的文化，在当下得到充分展现，有观点认为，“大变局”在提速，中央政府在治港问题上的既定计划大概率也会有所提速，目前人们看到的“夏骆新局”，大幕才刚刚拉开。

　　当香港的“不变”与世界的“大变”发生碰撞，尤其是在“大变局”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香港若仍然读不懂乃至不愿读懂“夏骆新局”背后的深意，那要么会成为中美博弈的“棋子”并最终沦为“弃子”，要么彻底丢掉以往“平台资本主义”的优势，成为一座再平常不过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