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吃了‘六四’人血馒头”:学运领袖忆六四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89年六四后杨军（左一）和李隽（左三）组织悉尼的中国留学生(专题)举行示威抗议活动。
3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9年6月9日，澳大利亚时任工党总理霍克在国会大厦发表了至今仍让很多人难以忘怀的演讲。
他对6月4日凌晨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发生的屠杀行动表示震惊和愤慨。
中国留学生李隽当时在澳大利亚，这位学运领袖回忆说，她在电视机前观看霍克总理的演讲，历史似乎定格在霍克涕泪交加的那一刻。
“他跟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站在了一起。而且给我们在这些在澳洲的学生一种保护，给予我们临时签证。当时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他的。”
据霍克回忆录记载，当时这个给予2.7万在澳中国留学生延长临时签证并提供人道保护的决定出自霍克本人，此前他并没有和内阁就此事展开讨论，而后很多政府官员出来反对，认为这不可行，风险太大。
另一位1989年在悉尼的留学生学运领袖之一杨军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不要忘记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善良的人民给我们的帮助”。
“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是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谢澳洲政府和澳大利亚人民。”
收到三颗子弹
澳大利亚的六四学运领袖杨军与时任工党总理霍克在一起。
杨军和李隽对那段人生中最悲伤而又难忘的日子保持缄默多年。
杨军曾经在1976年参加“四五”天安门反四人帮运动。他说从1989年四、五月间的学生和市民游行开始，他就到当时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各大语言学校组织人们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
“我是1989年3月抵达澳大利亚的。我当时其实也没有任何组织，我就是到各个学校去做讲演，希望留学生走上街头，能够支持北京的学生，支持他们的那种请愿活动。一直到‘六四’屠杀，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上了所谓的学生领袖的位置。其实我就凭着一腔热血。”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杨军说他在示威活动上喊出了“打倒中国共产党”口号。
杨军告诉ABC中文，不久之后，他收到了三颗子弹及一封信。信中写到“杨军，小心你的狗头！”。
“我多次在[当年的]集会上说，我是在明处，你们是在暗处。我今天站出来敢反对共产党，你们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我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们够胆就向我开枪，用不着给我寄子弹。”
李隽于1989年2月抵达澳大利亚，原本只是想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没想到“六四”却让她成为当年的澳大利亚学运领袖之一。
至今李隽还清晰记得她被告知解放军开枪的那一刻。
“我的一个外国朋友，他是在凌晨的时候给我打的电话。他带着哭腔告诉我说军人开枪了。我一听到这个，脑子一懵，马上眼泪就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当年四、五月间看到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在广场上绝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呼吁与中国领导人对话，李隽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希望看到一些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能进行政治改革，给人民一定的权利。
她说她之所以走到台前是因为“六四”后到中国驻悉尼领馆前游行时，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于是她站了出来。
“在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面前，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后来我自己觉得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跳出来了，我就领导了那天的活动。我出来以后，也有很多人跟着就出来了，喊口号的，临时组织一些活动，还有捐款呀。”
当时就成立了中国学生联合会。从此，李隽也走上了海外民运之路。
她说为了民运，她做出了不小的个人牺牲。
1989年离开中国时，孩子只有五岁半。
“我再次见到他都12岁了。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就是不给他发护照，不让他出国。”
“孩子很小，他是不知道的，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我错过了他最关键的成长期，而且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母子之间的感情，还有他在国内的一些遭遇，这是一生的痛。”
吃了“六四”人血馒头
在坚持数年之后，李隽和杨军都离开了海外民运，这里面有无奈，也有感到遭到背叛。
他们告诉ABC中文，海外民运队伍中也存在着不民主、只顾一己私利的机会主义者。矛盾和纠纷让民运组织不再是他们想象中的团体。
李隽开始经商，杨军开始教音乐。
杨军说：“‘六四’，那么多市民，那么多学生牺牲了，我们海外的这些人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无非就是喊了几句口号，我们做了我们良心上应该做的一点事，但是最后得利益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四万多中国留学生全部都留在了澳洲。”
他觉得他们这批得益者是“吃了‘六四’人血馒头的”。
“中国有句话叫做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杨军说。
李隽认为，当年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下来，是在用脚投票。
“他们为什么想留在澳大利亚，而不想回到中国。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比中国好。澳大利亚除了经济富足之外，它还有平等、自由和民主，”她说。
现在“六四”已经过去31年了，新的两代人都出生了。
“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遥远了，而且很多年轻人完全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日子，发生了什么，”李隽说。
“六四”后代
1999年在悉尼出生的王天地一直不知道他与“六四”会有什么联系。直到两年前。
目前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专业大学本科第四年荣誉学位的王天地在两年多前偶然听母亲提及“六四”以及与父亲参与“六四”悼念活动，自此王天地逐渐更多地了解“六四”与澳大利亚华裔(专题)移民(专题)的历史。
王天地的父亲参加六四一周年活动的一幕曾被主流媒体捕捉到。
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王天地说他的父亲Andrew和很多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在1988年从上海抵达澳大利亚学习语言。
“我后来听说我父亲悼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一周年的一张照片刊登在西澳的报纸上。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找到了这张照片。”
正是这张照片让他决定将今年的研究论文题目定位“六四”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影响之上。他计划对这所谓的“四十千”中国留学生及第二代进行采访，以了解这两代人对“六四”事件的记忆。
王天地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同龄同学中有不少澳大利亚华裔第二代，他们对“六四”知之甚少。就连他本人都是因为母亲闲聊时才听说他父亲也曾亲历了澳大利亚学运及悼念“六四”的活动。
他说虽然霍克总理在允许中国留学生留在澳大利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内阁同意给予六四前后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四年临时居留及基廷政府决定给予中国留学生永居都显示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的善良与同情心。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一个国家做出的人道主义决定。
“如果不是这个决定，我可能也不会出生。除了我在学术上的兴趣之外，我与‘六四’还有着千丝万缕的个人联系。这让我对‘六四’的认知和研究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