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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 为何在二十年里消失无踪?

京港台:2020-6-26 12:24| 来源:阿尔法工场研究院 | 评论( 15 )  | 我来说几句


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 为何在二十年里消失无踪?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

  对美国人来说,1961年4月12日是沮丧的一天。

  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经典红色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随后是一条震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由苏联发射。

  27岁的苏联空军上尉加加林驾驶着飞船,花了1个小时48分钟,绕地球飞了一圈。全苏联的小学生、工人、和售货员都走出屋子,凝视着天空。随后,他们用20响礼炮、花海、一个广场的命名权、以及“苏联哥伦布”的称号来欢迎新英雄。

  

  但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却是咬牙切齿的美国人。

  下午四点,肯尼迪总统出席了一场群情激愤的记者招待会,他无奈承认:美国在载人航空上确实落了后。但沮丧而愤怒的美国人并不准备放过他。一位宇航局科学家握着拳头大声诅咒道,“肯尼迪下次竞选注定失败。”另一位宇航员对记者抱怨说: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把人送上去的就是我们。

  熟知历史的美国人尤其恼怒,因为他们还被自掘坟墓的耻辱感包围——四十年前,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才完成了工业化。“没有我们,他们只能生产马铃薯,应该让他们退回一事无成的废物。”一家美国新闻杂志写道。

  面对恼怒的公众,肯尼迪的态度则暧昧不清:“我们将投身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这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回到白宫后,总统对他的内阁说:“我们要发明一种在地球上进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

  一场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较量开始了。

  1/ 挑战者之始

  美国人的担忧很有必要,因为在六十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几乎没有差距。

  1960年,苏联的核潜艇下水试航,其掌握了一亿吨级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后来又有了能把卫星和人送上太空的火箭。美国的物理学家们还发现,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人的脚步跟得更紧。

  早在1946年,美国推出了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每秒能完成5000次运算,但只能连续工作20小时。四年后,苏联人发明的MESM运算能力虽然稍逊一筹,但因为减少了65%的电子管,耐用性却更好。

  

  苏联第一台计算机MESM

  1955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TRADIC。四年后,苏联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晶体管计算机M-4,它的成功,同样基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下——苏联晶体管的问世,只比美国晚了几个礼拜。

  对立阵营的追赶,让美国人在二战后再次感受到了压力。政府和学界在震惊之后开始冷静下来,研究苏联让美国黯然失色的原因。最终他们发现,美国在战前毫无保留的援助,苏联在战后以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研究,是帮助苏联跃升第二强国的关键。

  1928年的苏联,是一个站在战争废墟上的落后农业国。它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90%以上的耕种依靠畜力和人力,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是一片空白。这意味着,苏联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其领导人极度渴望实现快步追赶,但这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金积累,他们最终选择的快捷路径是——依靠本国进行资金积累,依靠外国技术实现积淀。

  为了筹集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苏联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方式,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在1928年到1938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苏联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

  但只有资金还不够,苏联还需要解决技术和设备的难题,放眼世界,美国是最先进的工业国,是苏联绝无可能绕过的外部援手。它对苏联的态度格外宝贵而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苏联经济重建的唯一机会。

  幸运的是,苏联得到了这个不能失去的良机。站在今天回望,它几乎是时势与国运的完美巧合,足以让人生出天佑苏联的感喟。

  就当时而言,苏联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孤立,但国际商贸却还可以自由流通。更为重要的是,就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世界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恰好处在旋涡中央。一侧是对于物资和技术的巨大需求,另一侧是产品、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过剩供给。这种天造地设的供需关系,让美国和苏联都看到了国家级交易的可能。

  1929年,1123家美国公司与苏联签订了供货合同,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德国。它的结果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在1931年一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卖给了苏联。在对苏援助中,美国人的输送可谓毫无保留。

  在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的建设中,450名美国工程师日夜加班,绘制了精确到每一个螺丝和螺母的建设图纸。用到的都是美国最新的观念与技术,这使得苏联马钢建成后,立即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美国源源不断的技术与设备输入,加上苏联全体民众大干快上的热情,一个又一个的纪录诞生了。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库兹涅茨、扎波罗热三大钢铁厂的全套设备与技术都来自于美国;着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其设备基本上是从美国的拖拉机厂拆运组装。构成苏联日后汽车工业框架的三大汽车厂,其蓝本完全是美国福特汽车的翻版。

  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美国的扶持。一五计划中,有两万名外国专家来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的、车间的所有领域。显然,这对于一个在1928年文盲率达50%的国家来说,是比物资和设备更宝贵的财富。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出于后来的敌对态势,它很少被美国提及,但它对于苏联的作用却难以言表——这等于手把手地教会了苏联如何搭建完备的工业体系。

  1933年1月,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斯大林发表讲话:过去我们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现在我们都有了。二战之后,他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表达更直接:“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

  2/ 通往“崛起”之路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着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因为苏联站在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特色的急进之路

  在这条急进之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转变。那就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

  这种正向循环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发展中看出端倪。进入30年代,苏联科学家开始在半导体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杰出的物理学家越飞,在那时便指出:半导体材料将是电子技术的新材料。他还在半导体的导电性研究中提出“阻挡层”的概念——这是未来集成电路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除了理论研究,苏联还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尝试。甚至在20年代后期,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在硅材料表面设置触点,用半导体建立类似三极管的三电极系统。

  这种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同时进行的研究,需要的无外乎三个因素:安定的国内环境、必要的工业积累,由高层政策重视带来的资源投入。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战后,苏联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后一条,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意愿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独具慧眼。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耗资巨大,成果莫测,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也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苏联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技术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更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在哪里——没有法拉第,爱迪生就不会发明电灯;没有爱因斯坦晦涩难懂的理论,原子弹就不会成为现实。

  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苏联表现出来的强度令美国人惊叹不已,一个名叫约翰·根室的美国学者在着作中惊叹:“美国小学生每年上课只有180天,苏联孩子却是213天。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念完10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接受的科学教育要比美国大学生还强。”

  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

  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于美国构成的压力,不仅在于单一性能的接近,更在于其依靠在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积累,使得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能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花开数朵。

  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

  

  "箭"大型计算机

  根据间谍带回的情报显示,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日后这个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

  美国的援助,在赋予苏联宝贵工业资产的同时,也让苏联省去了自我摸索的阶段。在二战后的十多年里,苏联内部虽然政治斗争频繁,领导人们却始终如一地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认识——科技是强国的武器,它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

  令人感慨的是,苏联领导人的这个认识居然是落伍的。

  3/ 戴着枷锁起舞的半导体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思想的前沿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以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相同的眼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实,更富有成果的就业机会和生活。”

  万尼瓦尔·布什针对集成电路理论的研究,是日后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基础,甚至于在1945年就提出了类似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设想。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成就与资历,确保了他的话可以得到总统认真对待。

  于是,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了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的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不断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

  万尼瓦尔·布什的想法,与苏联的科技战略几乎有着同样的认识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实操导向。在后面我们也将见识到,正是这种差别,加上美苏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苏在半导体的科技争霸上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双方得到的结果也判若云泥。

  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在度过了残酷的二战后,电冰箱、汽车和电视机才是他们更乐于追求的东西,基础研究并不必要。

  这种情绪还弥漫于政府高层中间。在1954年前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甚至认为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

  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抖动。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急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

  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

  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

  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

  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个严密又庞大的管理体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设定好全部程序的经济机器——国家在宏观上决定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又在微观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半导体与计算机工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颓势的。

  这种颓势的苗头,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增至九年。从许多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种追赶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觉的。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上改变大局。因为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

  4/ 种下恶因:从正循环走向封闭

  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女打字员,经历了她工作以来最辛苦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工作,收录一封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回电,她最后发现,这封电报有8000个单词。

  这封回电的作者是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按照正常操作,他只需要向国务院答疑,给出苏联是否会加入世界银行的判断。但自负的“苏联通”却认为,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大使不在家,应该把自己对苏联的理解、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向国务院讲清楚。

  

  凯南夹带私货的做法,酝酿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长的一封电报“凯南长电”。

  国务卿伯恩斯看到电报拍案叫绝,立即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传阅。不久之后,电报传到了白宫,凯南因此一举成名。半年后,他在国务卿隔壁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这封电报中,凯南的核心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两部分:苏联做事的逻辑根源;美国人应该怎么办。

  在凯南看来,苏联人那些看上去不可理喻、无从揣摩的行事风格,其根源既不在于其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也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极端反应。它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是爱好和平的农业居民长期被凶残游牧民包围后,产生的不安全感,在被更强大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纳粹德国进攻后,这种不安全感达到了顶峰。基于这些,凯南判断,苏联将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多年之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乔治凯南的判断,苏联果然走上了对外自我隔离,对内严格管控的道路。在不安全感的阴影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在宏观上,财政政策追求预算平衡,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在微观上,单个行业内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业分工上追求严密协作与动态平衡。

  换言之,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放弃。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庞大,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又陆续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连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建模和计算能力,苏联成功地将计划经济变成了一门精密科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电子工业却自此走向衰落。苏联发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后,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竞赛太空单项中获得全胜,这离不开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助力。其电子工业走向顶峰,甚至看起来也是它走向广阔未来的起点。

  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就在苏联奔向太空的同时,一家日后名声与实力都冠绝全球的企业,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一个大计划。这家公司就是IBM。在60年代初,它做出了一项决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

  集成电路是电子管和晶体管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路线,它把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一连串电子元件全部集成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上,功耗低、体积小、性能却远超过往,是计算机工业内公认的未来方向。但这也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计划:一旦成功,IBM将会得到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跨时代计算机。根据IBM的总体方案,它将同时支持科学计算、商业应用和信息处理,可以让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从中受益。

  但困难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它的总投资将达到50亿美元,仅软件研发就需要2000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要知道,在60年代初,IBM的年营业额只有十亿美元出头,这是一场拼上性命的豪赌。

  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输掉这场赌局,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在这张赌桌面前,IBM的董事会站起又坐下,离开又回头,进退两难。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赌桌边,另一只手则源源不断地递出筹码。

  这双手背后,是决心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彻底挫败苏联的美国政府。

  5/ 苏联半导体主动投降

  1961年5月,肯尼迪发表了“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美国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90亿美元。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他面对美国知识界,留下了一段话:“许多年以前,有人问后来死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爬那座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现在有人问为什么要登月——因为月亮在那里,因为那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

  和珍珠港事件后一样,美国再次为国运觉醒。它展示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财政部流向了兰德公司、IBM、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这些大公司的创新都获得了联邦金库作为后盾,美国以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都从未进行过的科技投资。

  到60年代,美国各级联邦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25%的投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占据了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

  万尼瓦尔·布什关于“无尽前沿”的构想,在被搁置了十余年后,终成现实。

  美国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管道创新模式,在管道的一段,是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工业成果上的疯狂产出。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业保证:它既可以受委托进行创新,成为政府部门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获得广泛订单。

  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际的计算机,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远超上一代晶体管计算机。一经推出,太空总署、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商业银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为了它的客户。

  

  IBM360

  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40亿,净利润高达10亿美元,一举跃升美国十大公司行列,自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计算机行业内的霸主地位。

  大洋彼岸,拥有最好间谍组织的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有趣的是,在苏联科学家开始感到焦急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主管部门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闻,后又不以为意。

  我们很容易理解主管部门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苏联彼时战略的优先重点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作用在于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工程师们做得很令领导满意,现有的计算机完全是可信赖的,因此只要沿着现有的计划向下发展就足够了。

  另外,高层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们知道IBM搞集成电路计算机要花多少钱。和美国可以依靠商业市场自我造血不同,他们花在工业上的每一分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硬掏。依靠油田带来的收入,还可以勉强养活航天工业这头吸金巨兽。现在再加上一头,苏维埃的财政会变成什么样?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门工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下,计算机工业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财政。在这种现实面前,苏联科学家们不得不低下头。

  从这个拐点开始,苏联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曼哈顿街头,用砖头一样的设备测试公司投入1500万美元、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移动通信产品。自此,移动电话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

  但这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早在1958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就发明了更轻更小的移动电话,到1965年,该移动电话已经可以在200公里内有效工作。不幸的是,苏联政府对这项研究没有兴趣。官员们认为用400苏联卢布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或者摩托车,“人民守着线路打电话就可以了”。于是,它被叫停了。

  

  落后不止体现在研发领域,在集成电路计算机蔚然成势后,电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苏联那些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子厂的手工装配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要生产适用的器件,需要新设备,新技师和制作硅晶的真空环境。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漫长时间的耐心等待。

  彼时,苏联领导人恰好有了一个“聪明”的发现:用钱从欧洲买计算机回来仿制,要比自己研发制造更便宜。于是,按照“造船不如买船,造炮不如买炮”的清朝洋务派逻辑,一批进口货和仿制品被运进了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那些原本在研究所里做研发的技术人员,现在被赶到了车间里,变成了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对于一个拥有雄厚人才储备、尚可一战的产业来说,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无疑意味着——苏联人主动举起手投降了。

  6/ 红旗落地:漫长的无尽前路

  历史上的1984年,并没有小说里所写的那么恐怖。相反,那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代。在苹果的车库和IBM的写字楼里,第一批真正的个人计算机诞生了。

  在德州大学,19岁的迈克尔戴尔决定退学,用1000美元开办自己的电脑公司;旧金山(专题),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五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开始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小盒子;西雅图(专题),比尔盖茨为公司设定了着名而伟大的理想:“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

  苏联工程师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仿制苹果Apple2和独立设计Micro-80。虽然比美国同行的产品迭代速度相比,这些产品已经是过时货了,但不能掩盖苏联工程师们试图挽大厦将倾的努力。

  可惜的是,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官僚们关心的是别墅、轿车与升迁,对行业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年轻的工程师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苏联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尼古拉·格尔什科夫对“Micro-80”的设计者说:“小伙子,别再胡扯了,个人的汽车、退休金和别墅都可能有,但个人计算机不可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计算机吗?它占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个人维护,每月消耗30升酒精。”

  在美国人开始用苹果电脑玩游戏的80年代,一位主管部长说出这话的背后,不知道“每月消耗”的30升酒精,有多少流进了他脑子里。

  所谓的国运,既不是数学上的概率,也不是风水上的玄虚,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电视剧)。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趋势的把握,为目标付出的资源、韧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牺牲的勇气、选择的智慧。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一个民族度过危局,让一个国家看起来有如天佑神助。

  1991年12月25日,在经历了持续数月的骚乱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从这一天开始,苏联这个名词成为了历史。三年后,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里,77岁的巴沙尔·拉米耶夫坐在扶手椅上,目光长久地看着窗外。

  他是和苏联计算机工业一起走过来的、资历最老的专家。可以说,现存苏联计算机领域所有科学家都是拉米耶夫的后辈,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近五十年里,他看着他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各自领域里的专家,看着他们近视度数加深、头发渐渐花白。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是出现在IBM、Intel、摩托罗拉的职员名单里,就是垂垂老矣,甚至去往了天堂。

  发明“箭”计算机的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突破了电子管小型化技术的院士阿夫迪夫、主导开发MIR系列计算机的格卢什科夫、发明了便携移动电话的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这些名字都如同枯萎的花瓣,凋零在乌拉尔平原的凛冽秋风中。

  垂老的拉米耶夫想起了1977年,苏联推出的厄尔布鲁士-2计算机,它被直接用在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处理上,是苏维埃之盾的眼睛和耳朵。那时候谁不相信苏维埃电子工业会在全世界开出红色之花。

  他不会忘记苏联科学家们的自豪。

  但现在的情形却是,俄罗斯冒出了一批挂着计算机和电脑名义的企业。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从事研发与生产的。比起在研究所里一蹲十年,这些新冒出来的公司更愿意在贸易上花力气——只要把进口散件组装一下,转手就能赚钱。

  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科学家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现在,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问:70年前,苏联发明了半导体计算机,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

  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历史书里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7/ 尾声

  如今在世界半导体的战场上,我们已经听不到俄罗斯反击的声音了。

  蓝线电子市场是莫斯科最大的电脑市场,在那里,俄罗斯人可以买到最新款的苹果、Dell、IBM,甚至是联想和海尔的电脑,但却很难找到俄罗斯本土的品牌。走在市场里,可以遇到很多身穿印有铁锤镰刀T恤的年轻人。

  他们很懂计算机,但还有人记得那段苏联时代的故事吗?

  参考资料:

  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

  2、《苏联国家银行六十年》,上海经济研究

  3、《苏联半导体技术概况》,疾风

  4、《俄罗斯的电子工业》,杨建梅

  5、《苏联史》,人民日报出版社

  6、《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7、《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冯精志

  8、《苏联70年前发明了半导体,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塔斯社,亚历山大·别列津

  9、《苏联冷战期间电子工业发展》,张义潮,知乎

  10、《苏联经济核算体制与中国计划经济》,林超超

  11、《真正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的》大象公会

  12、《欧洲第一,世界第二,30年代苏联工业为何能突飞猛进》,战争艺术

  13、《美国发展计算机产业时,苏联在做什么》,刘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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