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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叩头中国"迷思:"中国红利"麻痺的黄金十年?

京港台:2020-7-29 09:35| 来源:转角24小时 | 评论( 12 )  | 我来说几句


德国"叩头中国"迷思:"中国红利"麻痺的黄金十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我们本来就无力和那两个超级强权作对。德国能做的选择只是——到底要让自己更受哪一边的气。」这是《明镜週刊》从梅克尔身边亲信打探来的、德国联邦总理关起门来的无奈碎唸。图/路透社

  我们本来就无力和那两个超级强权作对。德国能做的选择只是——到底要让自己更受哪一边的气。

  这是《明镜週刊》从梅克尔身边亲信打探来的、德国联邦总理关起门来的无奈碎唸。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美中两大霸权冲突急速加剧,德国两面沙包的压力陡升,朝野政党与智库舆论对此窘境也愈发不耐,对内阁团队至今在两强之间保持等距离(Äquidistanz)的外交策略批评检讨的声浪高涨。

  不过检讨的方向并非德国与盟友美国站得不够近——对于川普政府,德国朝野是众口一词不以为然。反之,批评主要聚焦在德国与中国保持的距离太过暧昧、站得不够远:梅克尔的对中政策长期以来缺乏全观的主轴,其所擅长的务实主义在没有战略大原则做指导的情况下,自新疆集中营、香港(专题)反送中与国安法、疫情究责等议题陆续浮现后,就更加突显了德国立场的暧昧软弱。

  

  批评主要聚焦:梅克尔对中政策长期缺乏全观的主轴,其所擅长的务实主义在没有战略大原则做指导的情况下,自新疆集中营、香港反送中与国安法、疫情究责等陆续浮现后,就更突显了德国立场的暧昧软弱。图/欧新社

  

  德国《明镜》在疫情期间的封面,以追踪武汉疫情爆发、全球病毒大流行以及病毒「中国製造」等为主题。图右的封面也引发中国的反弹。图/《明镜》

  梅克尔的对中政策可以用一句笼统的口号来概括:

  以商变政(Wandel durch Handel)。

  日前,梅克尔亲信的左膀右臂,国防部长克朗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与经济部长阿特迈尔(Peter Altmaier)先后公开为德国的对中政策辩护,从中可清楚看出:两位部长一方面都承认中国正展现毋须人权与民主,经济似乎也能成功运作的模式,但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透过德中贸易关係,来贯彻德国的政治价值观,并促进中国改变威权政治的现状。

  然而这样的辩护却显得相当苍白无力。

  首先,这个策略本身就隐含了矛盾:「以商变政」的策略,其理论主要涉及的是80年代以降,东欧共产国家逐步迈向经济开放与政治民主化的转型过程。该理论认为,民主化依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自由市场经济能促成中产阶级崛起成为社会中坚,并导致后者开始追求政治民主化。(但即使是主张自由民主理念之历史胜利的法兰西斯.福山,当年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裡也对这套理论提出了质疑。)

  这项历史经验无法直接套用在中国。至少在1989年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已大抵脱勾了。更不用说习近平(专题)上台至今,政治箝制严打、经济国进民退的发展。资本经济在中国终究没有动摇威权、也没有成功完成中产阶级的政治串连与公民社会的转型,反而转变为巩固党国威权的工具。

  梅克尔的对中政策可以用一句笼统的口号来概括:「以商变政(Wandel durch Handel)。」 图/欧新社

  换句话说,「以商变政」这招已被近年中国威权扩张的事实证明失灵。

  况且依照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德国再怎麽投资,恐怕都不至于改变因实体经济萎缩、正在被房市压垮的中国中产阶级现况。更关键的是,在大举运用数位科技的威权高压治理下,中产阶级也已原子化而失去政治串连的动能。关于这些实情,近年来西方专家智库们早已不缺深刻的观察分析。

  对此,梅克尔政府自然不会完全不清楚。两位部长在公开辩护中,也或多或少都承认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现实,但在檯面上他们却必须自我矛盾地继续坚持「以商变政」这个彷彿平行世界的空泛愿望。这揭露了一个檯面下众所周知的公开事实:

  德国「以商变政」的重点是「商」而不是「变」,重点不在于积极改变中国政治的现况,而是在尽量不损害德国政治价值观的前提下,维持商务往来。

  再者,关于其所要贯彻的政治价值,德国政府公开表现得并不积极。与此相对照不免也让人更加疑惑,已然严重过时的「以商变政」,如今是否只是用来为德国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事实作开脱的说辞?

  

  德国「以商变政」的重点是「商」而不是「变」,重点不在于积极改变中国政治的现况,而是在尽量不损害德国政治价值观的前提下,维持商务往来。图/美联社

  针对联邦政府之说辞与现实上的矛盾,德国朝野各党当然不乏严词批判。例如自民党(FDP)国会党团副召集人托伊尔(Michael Theurer)便抨击道:

  联邦政府所谓的人权优先根本不值得相信,说好的对香港国安法的坚定回应呢?我们还需要和与中国分离的岛国台湾(专题)进行对话,但有哪个外交部长在关心这件事的?

  这话台湾读者听来或许会感到疗癒,但本文并不打算继续往这个方向评论。如果要刻意列举德国朝野舆论批判政府对中暧昧不一致的类似言辞,可以写好几篇凑成一个「梅克尔亲中与朝野打脸」的系列专题,顺便再加上「德国某某在野党呼吁和台湾建交」之类的暗示。但对台湾读者而言,这样做除了藉着读文章来取暖、出气之外,是没有太多实质意义的。

  况且,近来在台湾媒体与社群上,刻意片面强调所谓「德国亲中」的取材报导、对德国「见利忘义」、「遗忘纳粹教训」、「人权大国人设崩坏」的批判,一时蔚为显学,台湾读者并不缺这个面向的报导和评论。

  

  绿党的大老议员贝克(Volker Beck),在2008年4月的联邦议会议程上,呼吁梅克尔政府应该取消对北京奥运的开幕转播,并正面对当年爆发的西藏3月抗争,对中国採取更强而有力的人权压力。图/欧新社

  的确,上述的批判单就原则而论是无可厚非的。德国在应当坚持其政治价值、针对新疆与香港等议题向中国明确表态时,选择了低调与迴避,道义有亏。即使德国当局一向辩称有透过后台协商向中国施压,这也无法抵销其檯面上的反应所导致的严重负面政治象徵。

  儘管如此,上述从道德角度出发的批判,对我们理解国际局势的帮助有限。一来这样很容易变成只是反映台湾本位之好恶的观点,二来也会让我们忽视德国正尽力运用有限的外交筹码来制衡中国、且试图脱离美中夹杀之困境的种种角力。

  我们无法抽离欧美中三方角力的诡谲情势来理解德国的外交姿态,也无法完全绕过德国自身所面临的困局、其对国际情势的判断、以及其所採取之策略的得失,而直接评论德国对中政策的是非。因此本文将分成4个面向来分析并评论,德国当前对中政策的来龙去脉与背后逻辑、以及接下来可能的展望。

  这些面向分别是:德国的经济形势、德国的外交性格、中国「以疫谋霸」、以及美国的单边主义。

  

  我们无法抽离欧美中三方角力的诡谲情势来理解德国的外交姿态,也无法完全绕过德国自身所面临的困局、其对国际情势的判断、以及其所採取之策略的得失,而直接评论德国对中政策的是非。图为「梅克尔菱形」手势。图/美联社

  ▌德国的经济形势

  决定德国对中政策最直白的关键因素,当然就是经济。

  90年代末期,两德统一为联邦德国带来的经济红利耗尽,德国经济成长停顿、同时也因沉重的社福负担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当时人称「欧洲病夫」(kranker Mann Europas)的德国,随后在2001年底加入WTO的中国身上找到了救赎。但这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为德企提供廉价劳力、原料与土地的关係而已。

  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比起其他国家,德国与中国可谓一拍即合——前者急需后者的市场规模、后者则崇拜前者的技术实力,于是双方共同塑造出紧密相扣的生产模式:德国出口各式技术设备给中国,中国以此建立起生产线,成为了世界工厂,甚至这个工厂本身可以说是「Made in Germany」的。

  德国一系列製造高度专精设备与零件的「隐形冠军企业」(Hidden Champions)主宰了中国的世界工厂,这才是在举世瞩目的汽车产业之外,首先将当时的德国从经济颓局拉拔出来的主力。前任经济部长加布利尔(Sigmar Gabriel)也曾直言,隐形冠军企业才是让德国经济强大的根本。

  

  1996年,德国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金克尔(Klaus Kinkel),访问北京并在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招待下,来到中南海官邸。图/美联社

  

  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比起其他国家,德国与中国一拍即合——前者急需后者的市场规模、后者则崇拜前者的技术实力,于是双方共同塑造紧密相扣的生产模式:德国出口各式技术设备给中国,中国以此建立起生产线。图为德国在西藏的投资。图/路透社

  当中国快速累积财富、庞大的市场需求成熟之后,接着才成为德国汽车产业出口的肥沃市场,撑出了德国经济的大好景气。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后,中国以庞大的内需拯救了世界经济、也再一次拯救了德国,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基本上已不可逆。加上中国2010年后逐渐产能过剩,转而对外投资,德中之间的资本流向逐渐逆转,随着大量中资投入德国本地产业,更大大加深了德中双边的经济依赖。

  就在资本于德中之间一来一往形成的完整循环裡,自2009年起,德国经济便以一枝独秀的姿态傲视欧美各国,享受了肥美到流油的黄金十年,不久前欧洲病夫的形象已恍若前世。

  过去10年以来,德国经济成长大抵维持在亮眼的2%上下,出口总值快速成长,政府税收则一路飙高,财政收支早已由赤转黑。与此相应地,失业率降至30年来最低,人民实质收入也较90年代增加了20%。同时,德国成为欧盟各国人民争先恐后涌入寻求发展机会的移民(专题)大国。中国的市场与资金、来自各国的大量高阶技术移民,便是目前德国经济的两大动力来源。

  然而黄金十年的好日子也不是没有代价的。2019年中,德国经济景气就已亮起警示灯:经济成长的预估将趋缓至0%,联邦政府也开始准备撙节财政。《经济学人》与《彭博商业週刊》当时都开始预测起德国经济的衰败,更有专家直言德国将沦为世界经济的二流国家。伴随近年德国大企业连番爆出的造假丑闻,更让德国商界高层对未来展望普遍不乐观。

  专家们认为德国经济即将衰落的理由是:

  德国过度依赖中国,早已错过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机。

  

  专家们认为德国经济即将衰落的理由是:德国过度依赖中国,早已错过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机。 图/欧新社

  面对如今科技创新迭出、各产业面临洗牌的局面,习惯吃老本的德企已难以与美中韩等国的企业竞争。根据《明镜》分析,德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局可进一步归纳为以下4点:

  首先,德国经济依赖汽车产业的比重过高。过去10年德国前50大企业的营运成长,有60%出自汽车产业的贡献,而德国的汽车产业又长期被中国市场宠坏,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严重不足。以电动车为例,BMW、戴姆勒、VW的技术实力远不如特斯拉,关键的电池技术则掌握在中韩大厂的手上,至于人工智慧驾驶,德企甚至连中企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德国汽车产业的惯性逻辑,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德国驾驶人的传统癖好上:美妙的汽柴油引擎声,雄赳赳气昂昂的排气量,而且当然要是手排的。至于智慧驾驶的电动车,那不过是给小孩子的玩具。

  依据德国金属工业公会(IG Metall)的推算,一旦电动车蔚为主流后,德国汽车产业的工作岗位到2030年将蒸发6分之1——这还只是乐观的预估,前提是德国汽车产业还能保持全球龙头的地位。VW的执行长迪斯(Herbert Diess)对此显然不乐观,他评估德国汽车产业究竟会继续领先全球、还是崩落神坛,机率大概是一半一半。

  

  首先,德国经济依赖汽车产业的比重过高。过去10年德国前50大企业的营运成长,有60%出自汽车产业的贡献,而德国的汽车产业又长期被中国市场宠坏,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严重不足。图为BMW在中国上海车展。图/美联社

  特斯拉CEO马斯克接受德国《图片报》颁发的年度汽车大奖「金色方向盘奖」。 图/路透社

  其次,当德国还沉醉在汽车产业的中国红利时,美中两国早已在创新领域大举攻城掠地。德国在软体、生技、智慧机器等关键创新领域,每年注册的专利数远远不及美中两国(2017年德176件、美526件、中1,306件),在这些领域的领头羊群中,几乎都没有德企的份(只有软体企业SAP挤入世界前50大名单),市场则大抵被美中韩三国所瓜分。

  技术创新的明显落后,也让「德国製造」这个由隐形冠军企业所打造的金字招牌,开始面临失灵的危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些座落于德国西南部黑森林山边、外观不起眼的中小型家族工厂,几代人专精在一项产品、甚至是一种零件上,然后品质做到能在一片红海中硬是挤出一条蓝海隙缝。

  但德式隐形冠军的基调主要仍是守成而非创新,他们的创新只是在传统累积的技术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到无人可及的程度。但如果遭遇产业技术转型的大洗牌,他们所建立的市场优势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一个讽刺的例子就是,德国西南部施瓦本地区(Schwaben,戴姆勒集团的总部所在)的诸多隐形冠军企业,在联邦政府于2013年提出引领世界风潮的「工业4.0」时,正是准备实现这个概念的先锋部队。但中国企业家随即涌入施瓦本取经,结果现在智慧生产线的全球亮点并不在施瓦本,而是在深圳——中国从最可亲的贸易伙伴,变成最可怕的竞争对手。

  

  当德国还沉醉在汽车产业的中国红利时,美中两国早已在创新领域大举攻城掠地。一辆宾士S500在北京清华大学进行撞击测试。图/美联社

  

  深圳组装中的中国比亚迪国产电动车。 图/路透社

  第三,在过去10年的荣景裡,德国缺乏对产业升级相关基础建设的规划与投资。德企在黄金十年裡的投资主要都挹注在国外,而梅克尔数任内阁针对德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数位化政策,先是姗姗来迟,随后则是被诟病为策略模煳、欠缺整体规划。

  联邦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的严重不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严重牛步化的网路建设。多年来德国的网路常让乡民们有穿越到拨接时代的幻觉。姑且不与东亚各国相较,德国作为传统科技大国的网路建设,甚至比肯亚这样的非洲新兴国家还落后。

  那麽这些年来联邦政府丰沛的财政收入都到哪裡去了呢?《明镜》指出的答案是「恩庇政治」(Klientelpolitik):各党为讨好选民,端出例如育儿年资(Mütterrente)、父母房屋津贴(Baukindergeld)等一系列福利政策,难免排挤了关键的基础建设。

  在过去10年的荣景裡,德国缺乏对产业升级相关基础建设的规划与投资。 图/美联社

  德国经济面临的第四个、也是最意料不到的困局就是:唐纳.川普先生。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时,当期《明镜》的封面是一颗川普大头的彗星撞向地球,标题写着「世界末日」,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表示他对德国经济所造成的震撼。

  川普为了平衡美德贸易逆差,开始与德国进行角力并祭出了手段,其中对德国最为致命的是针对欧盟进口汽车的25%惩罚性关税。这项措施如若成真,仅仅BMW、戴姆勒和VW三家企业的年营收损失总计就将达600亿欧元,德国庞大的相关产业链在连锁效应下可能蒸发的工作岗位则难以估算。

  透过把刀子架在盟友德国的脖子上,川普事实上恰好为德中经贸关係的深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国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替代市场。2016年之后,德对中出口连年大幅成长,中国已连续4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总而言之,德国经济正处于双重窘境:一方面德国长期享受中国红利、错过产业升级的副作用逐渐突显,也让其自豪的「德国模式」开始跟不上其它国际竞争者。二方面,德国当然自知现行产业模式无法长久,但在自家关键创新领域还来不及建立足够规模的欧盟内需市场以与中国脱勾、在外头又遭遇半路杀出的非典型美国总统,最后只得继续加深对中国的依赖。

  经济上的形势比人弱,决定了梅克尔当前对中政策的基调。这对德国而言,并不单纯只是要不要昧着良心多赚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德国是否有本钱甘冒步上日本(专题)大萧条的风险、去和中国撕破脸的问题。

  ——▌接续下篇 〈德意志「叩头中国」迷思(中):柏林外交的「副班长人格」?〉

  

  德国经济面临的第四个、也是最意料不到的困局就是:唐纳.川普先生。 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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